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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络政治研究进程与争鸣
中国网络政治研究:
进程与争鸣
陈潭罗晓俊
2013-02-2818:
12:
30 来源:
《政治学研究》(京)2011年4期第85~100页
【作者简介】陈潭,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广州,510006);罗晓俊,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南京,210093)
【内容提要】当下的网络是科学技术和现代化进程共同催生的时代新媒体,成为公共政治函数中不可小视的重要变量。
直面网络时代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成为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诸多学科共同探讨的学术话题。
通过对1994—2010年间CNKI文献与主要论著的检索、阅读和分析,历时性地梳理中国网络政治的研究成果,检视学术历程、主要论题和发展趋势,对于深化中国网络政治研究,建构和培育新的学术生长点和增长点不无裨益。
毫无疑问,网络政治研究的深入将对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产生积极而又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网络政治/CNKI检索/文献研究
网络政治是互联网上客观存在的、与社会政治生活密切相关的关于政治权力、政治意识、政治体系、政治行为、政治管理、政治参与、政治发展等内容的政治现象。
①显然,网络政治学是关于网络政治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是网络政治研究的理性演绎和科学归纳。
本文以1994—2010年间CNKI检索文献及主要论著为分析对象,对网络政治研究在中国的发展阶段、基本内容、主要特点进行历时性梳理,检视中国网络政治学的学术景观,并对未来网络政治研究的发展趋势进行学术展望,从而不断推动网络政治学研究走向深入。
一、网络政治研究的发展阶段
1994年,中国开通第一个互联网节点,被国际上正式承认为真正拥有全功能Internet的国家,此后,许多政府工作人员及专家学者纷纷把目光投向了这股新兴的力量。
通过对CNKI进行主题词检索发现,中国网络政治研究的相关文献数量自1994年至今在整体上呈上升趋势(见图1),根据1994—2010年检索文献数量及主要内容的变化,可以粗略地把中国网络政治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
图1网络政治研究的主题关注度
数据来源:
CNKI检索。
关键词分别为“网络共同体”、“电子政府”、“网络权力/网络权利”、“网络管制”、“网络参与/网络参政”、“网络思想政治”、“网络民主/电子民主/网上民主”等;范围“核心期刊”;时间“1994—2010”;匹配度“模糊”。
因CNKI2008年数据未完全入库,为使分析具备连续性,取2006、2007、2009、2010年的均值作为2008年数据。
数据统计截止时间为2010年9月26日。
起步阶段(1994—1998):
这个时期,互联网研究刚刚起步,CNKI核心期刊上与网络政治相关的论文数量每年都有增长,但增长速度较慢,1998年达到历年中文章数量的顶点,却也仅有64篇。
从文献内容上看,这些文献多是对国外互联网建设状况的介绍,讨论本国互联网建设状况的不多,文献风格多为评议型,如《政府上网了大众要跟上》②等,表明学术界对于互联网这一新兴事物仍保持着好奇而又谨慎的态度。
而互联网研究的系统化和技术化要归功于政府的推动,1997年,国务院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授权中国科学院组建和管理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这是中国第一个互联网研究机构。
此后,CNNIC每年对中国互联网发展情况进行了两次统计,其统计数据为学者们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权威的参考资料。
此外,在这一时期,一些经典的外国文献被陆续引入国内,如《数字化生存》、《未来之路》等,成为中国迈入网络时代之际影响较大的启蒙读物。
而国内研究成果则略显单薄,1997年出版的《网络为王》③成为国内首部全面介绍互联网的著作,但该书中对网络政治现象的专门探讨不多。
成长阶段(1999—2005):
1999年,中国发起了“政府上网工程”,随后两年内“企业上网工程”和“家庭上网工程”亦陆续启动,互联网在中国的迅速普及预示着网络研究大潮的来临。
从CNKI检索情况看,自1999年起,网络政治相关文献数量成几何次方增长,到2001年实现突破300篇,是3年前的5倍。
2002年增速稍缓,2003年又进入第2轮急速增长期,2004年突破500篇。
由于刚刚起步不久,研究主题仍较为单一,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对“电子政府”的讨论,该领域的论文占了论文总量的一半,国内信息化专家围绕电子政务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全面分析了电子政府的建设环境、建设意义、基本模式、现有困难和社会影响等,并自2004年伊始对电子政府的发展趋势进行年度性预测,为电子政府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④;另一方面,互联网发展欣欣向荣的同时,网络黑客、网络诈骗、网络侵权的现象开始进入公众视野,因此“互联网安全”成为政府部门关心的第二大课题。
从2001年至2005年,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指南政治学方向共发布过4个与互联网相关的主题,其中3个为“互联网条件下的国家安全问题研究”,这从一个侧面表现出国家对互联网小心谨慎的提防态度。
也是出于维护网络秩序的需要,“思想政治教育”与“网络管制”成为仅次于“电子政府”的两大主题(见图1)。
从著作出版情况上看,更多国外经典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如我们耳熟能详的曼纽尔·卡斯特(MnuelCastells)的“信息时代三部曲”、米切尔(WilliamJ.Mitchell)的《比特之城》等⑤。
与此同时,国内学者也在不断地探索和总结中成长,并发表了一系列优秀的成果:
1999年,论文《网络政治学解读》中首次明确提出了“网络政治学”的概念,对网络政治学的基本要素和内涵进行了介绍;2002年,《网络政治:
网络社会与国家治理》出版,该书从网络政治的研究范畴、网络政治的基础理论、网络空间的虚拟政治现象、网络对政治生活的影响、网络社会的国家治理及网络政治的发展趋势六个方面对“网络政治”的概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探讨。
⑥有学者看到了20世纪的政治学在回答由网络引起的政治问题时产生的危机,纷纷呼吁国内开辟网络政治研究领域,他们分别在自己的论文中对网络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基本任务和关键问题进行了阐释。
⑦这段时期内,一些挂靠在省社科院及地方高校的互联网专门研究机构也陆续成立,这其中包括天津市社会科学院舆情研究所、北京大学网络经济研究中心等⑧。
发展阶段(2006—):
由于网络政治权力、网络政治参与、网络政治民主等主题的关注度不断提升,文章数量大幅度上涨,历年来处于一枝独秀地位的电子政府研究在总体研究热度不断攀升的情况下,论文所占比重相对减少。
在新兴的话题中,网络政治参与相关文章数量的增幅最大,这表明随着互联网覆盖范围的拓宽和深度的推进,网络政治研究者们开始真正关注起互联网的草根特性以及网络主体的行为价值和政治意义。
这种学术视野的拓展在国家社科课题基金项目分布情况中也反映出来:
具体表现为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门类下中标课题的比重逐渐上升,并逐渐与传播学和图书馆情报学课题数量持平(见图2)。
而政治学近4年来的课题指南,分别为“数字城市与城市管理研究”(2006)、“互联网与廉政建设研究”(2009)、“互联网与公民权益保护的关系研究”(2009)以及“网民政治心理与网络治理研究”(2010),这表明“网络政治”走出了以“国家安全”为唯一命题的阶段,而进入多主题繁荣并存阶段。
这一时期,国内推出了一系列网络政治与治理的优秀著作,例如,《网络政治学导论》、《众声喧哗》、《我们的防火墙》等⑨。
从研究机构的成长上看,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是2008年“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的成立,该室建立了一套较完整的网络舆情监测体系,并编辑发行了第一本有国家正式刊号的网络内参《网络舆情》,在舆论压力指数测试、网络人文地图绘制以及网络突发事件案例库建设上做出了显著贡献。
图2网络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
数据来源: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http:
//www.npopss-
二、网络政治研究的主要论域
通过对CNKI的相关文献及国内外主要著作的阅读和分析,网络政治研究的主要论题和内容表现在网络政治主体、网络政治权力、网络政治行为、网络政治文化及网络政治民主等五个方面:
(一)网络政治主体
网络政治主体主要包括网民、网络社群和网络政府(电子政府)三者,根据互联网史研究专家迈克尔·豪本(MichaelHauben)最早提出的概念,“网民”是指非以地理区域为依据所形成的,具有社区意识的、相互发生行为联系并愿意为网络建设付出时间和精力的一群网络使用者⑩。
国内目前对网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总体特征(包括总体数量、性别构成、文化程度、分布区域等)及心理肖像两个层次上。
对中国网民的总体特征,CNNIC的历年报告进行了详细而及时的描述,而对网民的心理肖像描写则分散于对网民思想政治教育、政治行为表现等文章中,作为集合概念出现,至于对单个网民的研究并不多见。
网络政治主体中研究较多的是电子政府和网络社群,前者往往以管理者身份出现,后者则主要处于参与和从属的地位。
电子政府是互联网上最主要的行为主体和管理主体,也是网络政治最热门的研究对象。
它的概念于1993年由前美国总统克林顿(BillClinton)率先提出,根据世界经合组织(OECD)的定义,它是指“政府将新的信息和通信技术运用到政府的全部职能中,特别是利用因特网及相关技术的网络化潜能来改革政府的结构和运作”(11)。
中国电子政府建设始于1999年的“政府上网”工程。
此后,根据其建设目标的不同可以被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始于2000年,以“十五”为标志。
以网站建设与信息建设为中心任务,文件明确提到要整合网络资源,建设统一的电子政务网络,构建政务信息网络平台、数据交换中心、数字认证中心,推动部门间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
第二阶段起步于2004年,温家宝在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三次和第四次会议上反复强调“要把推进信息化与改进政府管理结合起来,着眼于转变政府职能”(12),标志着电子政府的建设目标转移到推进政府转型和公共服务上来。
这引发了学术界对电子政府研究兴趣的集体转型。
如果说2004年以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电子政府内部建设(包括政府信息共享管理、信息安全保障等问题),那么2004年以后,伴随着建设服务型政府理念的发展,学界对电子政府的外部功能(包括在线服务、互动交流等)的关注明显增多。
例如,有学者从需求面、供给面、结构面考察了电子服务的流程特性,并从低到高依次确定三个级别的电子服务:
即“低复杂—服务度”的基本信息服务(如信息公开等)、“中复杂—服务度”的信息交流以及“复杂—服务度”的事务处理,为电子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实现步骤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意见。
(13)还有学者对此三个层次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通过网站测评与综合调查,指出中国电子政府发展出现低水平“拥塞”现象,即在电子政府测评成绩年年进步的背后隐藏着严重的缺陷——中国电子政府职能重“信息公开”,轻“互动交流”和“在线办理”;公共服务功能的进展始终处于“量变范畴”,没有实现突破。
(14)学者们对电子政府研究重点的转变恰恰反映了在新信息技术认识上的学术分野。
对于新信息技术及互联网的兴起,学术界一直保持着两种不尽相同的态度。
一部分学者站在“工具论”的立场上看待信息技术,认为信息技术“对于政府的效率、服务及民主标准这三方面的产出所产生的作用可能也只是功能性的、间接的。
因为相对于信息技术的影响而言,政府管理自身的发展逻辑和制度变迁,对于政府管理活动的三个产出的影响更为直接和必然”。
而另一部分学者将信息技术视为“革命性”的力量,认为对于传统的官僚体制而言,电子政府不仅是一种管理工具,而且将是一种全新的治理模式。
在他们看来,“电子化政府的本质,并不是单纯地把信息科技应用于政府和公共事务的处理问题,也不是如何应用信息技术来提供信息和电子服务,增进行政的效率问题,而是政府面对信息技术所带来的新的社会规范的挑战,如何进行政府的再造,促进政府的转型,建立适应信息社会需要的新的政府治理典范,促进善治,实现善政的问题”。
(15)中国学术界之所以对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寄予如此厚望,原因在于电子政府这一极具草根性质的治理形态的诞生,不但为中国的民主进程撞开了一条通道,更可贵的是它体现了中国政府改革治道的强大决心、勇气和智慧。
当网络上的BBS、聊天室为网民提供了“群居”的条件时,网络空间开始出现了虚拟社群(VirtualCommunity)。
它们是“围绕着共享利益或目的而组织起来的,自我界定的互动式沟通之电子网络”(16),是互联网上的另一支行为主体。
如果电子政府代表的是官方的力量,网络社群则主要是来自民间的声音。
对网络社群的早期研究总是与网络空间(虚拟社区)的特性紧密相连。
研究者们认为,由于网络聊天室、BBS等网络空间具有高度开放性、自治性和流动性的特点,网络社群便无可避免的具备了成员身份的非现实性、人际关系的“似真性”(verisimilitude)、交流互动的平等性等特殊形态。
(17)研究者对网络社群最初的兴趣集中在其自助和共享功能上,例如对英国的网络学习共同体(NLCS)系统的研究(18),学者们认为,要实现此类学习型共同体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需要一些基本的技巧,包括“协调人”的存在、成员“个性信息”的展现、充分的信息交流、成员的价值感、成员的责任意识、匿名的消除、宽容的态度和公私信息的结合等。
(19)这些技巧其实适用于所有类型的网络社群。
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入,有人开始关注网络社群在公共领域的作用与价值,建构了“网络共同体”的概念。
网络共同体是指“网络”与网民“共同体”合成的产物,是网民在网络上基于主观或客观上的共同特征所结成的一种“团体”或“组织”,它具有民间性、松散性、一定程度的政治性。
(20)网络共同体在网络社会无处不在,在人们耳熟能详的“孙志刚案”、“反击CNN”、为农民工“讨工钱”、反腐倡廉等事件中,它们都展现出了强大的舆论力量。
鉴于“网络共同体”在公共事件中的舆论角色地位日益凸现,学者们对其重视程度,尤其对共同体中意见领袖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
一般认为:
意见领袖的存在对共同体内部关系的协调、情感的维系和共同体品牌形象的塑造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但也有学者指出,正因为意见领袖的存在,共同体内的信息传播不再是完全平等的,陷入了拉扎菲尔德(PaulF.Lazarafeld)所谓的从媒体到意见领袖再到不活跃人群的“两级流动传播”状态。
(21)网络共同体中的意见领袖的政治参与,既可能出于社会责任感,出于自身利益,也可能出于非法企图;既可以推动共同体发展为理性而活跃的政治助力,也可能将共同体塑造成冲动而具有破坏性的反动力量。
因此,有学者提出必须对意见领袖进行相应的引导,或从三类人(行业领导者、专家学者和事件积极参与者)中扶植符合要求的意见领袖,以把握网络共同体的意见走向。
(22)那么,网络共同体究竟以什么方式获取网络权力?
它们能否超越网络对现实政治格局起到更深远的影响?
这些问题在网络政治权力、政治参与和政治民主方面都有涉及。
自2008年至今,随着微博的发展,“微生物”成为新媒体时代最活跃的网络群体。
“微生物”是微博用户通过微博这一共识的行为方式和采用独特的微博语言为自己建构的身份。
基于web3.0技术的微博在进行信息传播时,因自身跨媒介传播的特点而导致传播阶段和模式呈现出多极化状态,从而使微博的传播形态从最初的分众传播逐渐升级为大众传播。
新的传播形态使“微生物”表现出新的群体特征。
有学者研究微博时代的粉丝传播,将微博粉丝群体的新形态总结为三点——“微信息”、“微距离”和“微革命”。
有学者认为不同于前微博时代的“两级流动传播”,微博时代的来临使“从粉丝团首领到普通成员,从粉丝贴吧的管理员到一般的注册会员……找到了近似于乌托邦的全新社会关系”(23)。
还有学者以“嵌套性”理论解释微博的传播机制及由此引起的网络社会关系变化,乐观地认为通过微博的“加关注”功能实现微博用户圈子的嵌套,地球上的任何两个人之间都有可能直接对话……麦克卢汉(MarshallMcLuhan)在半个世纪前所预言的“地球村”将会被实质性推进,“所有的地球人重新部落化为村落里的一员,彼此成为消弭了地理障碍的邻居”。
(24)但对于微博的发展将推进网络社群的团结化、平等化和民主化的观点,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
有学者认为微博通过自身文字规则形成的独特的碎片化语言和信息快速传递导致的快捷生活方式共同构建了微博的社会文化现实,这种现实最终导致了微博群体的分割。
(25)还有人指出,微博时代的来临并不意味着网络意见领袖功能的终结,恰恰相反,微博传播“强辐射化”、“高到达率”以及“个性化”、“私人化”、“碎片化”等特点将有助于“意见领袖”影响面、影响度及亲和力的提升。
还有学者直接指出微博传播的负面影响,认为“微博看似无限自由、无穷边界,可以接受无数信息,但实际上却有意无意地屏蔽了许多真实的信息,加之带有激烈的言辞和过分情绪化的渲染,往往容易形成‘圈子化’的、‘群起而攻之’的、‘多数人暴政’的现象……在人们普遍缺乏自我审思习惯和整个体制缺乏同步协调的情况下,微博等新媒体所建构的民主努力还只是一个虚幻的乌托邦神话。
微博的出现仅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加多元化和碎片化的意见论坛,而不是民主政治的裁判所”。
(26)微博技术发展至今不过短短几年,对微博时代网络社群的新变化以及如何对其进行有益引导都是值得持续深入探讨和关注的话题。
(二)网络政治权力
权力的存在及其运行方式是政治现象中最核心的问题,因此网络权力是研究网络政治的人绕不开的话题。
网络政治权力结构是由网民的政治权力、网络共同体的政治权力和网络政府的政治权力所构成的有机统一体。
(27)在目前的研究中,网络政治权力也常作为“网络政治权利”,学者们大多将此两个概念混用。
有学者认为网络政治权力和权利的区别仅在于:
前者在后者的基础上更多地表现出对他人的影响力。
以资源掌握数量及行为的公共影响程度为标准进行分类,网民的政治权力主要表现为政治权利,包括自主权、自决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技术权力等等。
网络政府与现实政府类似,拥有网络立法权、信息监督权、资格审查权等等。
是具有强制性和广泛性的影响力。
而网络共同体的权力既包括普通网民的基本政治权利,又通过公共契约和集体表达而对其他网络共同体、网络政府甚至对现实生活产生一定影响,因此我们将网络共同体的权力视为个人权利与公共权力的融合。
另一种更为普遍的研究思路是以网上和网下两个维度进行划分,一是研究网络中的权力,二是研究网络与现实权力的关系。
前者主要讨论的是:
互联网中是否能生产出新的权力?
而后者主要关注的是:
互联网如何改变传统权力的分布格局及运行状况?
沿着第一种路向,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西方学者就以演讲或撰文的形式预言:
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信息技术将在经济、政治和其他领域实现全面渗透,并在不久的将来形成一支影响主权国家及世界政治格局的重要力量,这种力量以一种“言说”的方式表现出来,网络政治权力首先表现为网络话语权。
由于网络具备开放性、广容性、互动性、匿名性等特点,一般认为,相较于传统媒体,网络话语权具有更明显的社会性——其权力形态更具分散性、参与性、平等化与循环性,(28)这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网络言论更自由化,互联网的匿名性和广容性削弱了政府对舆论的控制能力,使公众在网上可以真正做到畅所欲言,唇枪舌剑;其次,网络言论更多元化,网络对参与群体无差别的接纳,解构了社会传统媒体对“新闻”和“重大事件”解释的权威地位,从而打破传统媒体时代的一言堂格局;最后,网络言论更平民化,网络打破了现实中以财富、职业等为标尺的社会等级,使网民更轻松地与其他主体进行信息沟通,网民更看重话语中的观点、态度,而不再像现实生活中那么依赖权威,这使网络话语权的平民化特征表现得极其鲜明。
然而也有人认为,网络话语权同样具有严格的等级特征:
从宏观层次上看,“数字鸿沟”的存在使网络话语权力的核心依然牢牢把握在掌控着优势信息及技术的国家或集团手中;从微观层次上看,即使是在某一网络社区的内部,依然存在话语权力的分层。
有人以BBS为例探讨了网络话语权的等级特征:
网管作为网站从业人员掌握最终的生杀大权;斑竹(版主)通过删帖、改帖、置顶等权限引导BBS的趣味和方向,是BBS上的显性掌权者;资深网民是BBS上说话影响力较大的一群人;而普通网民构成了BBS上数量最多却最没有影响力的“沉默者”。
(29)
无论平等与否,互联网已在一定程度上以它独立的意志建构了一个权力系统并与现实权力系统并行或交叉运动着,最终改变了现实政治的权力格局和运行状态。
网络对现实权力的影响,这是研究网络权力的第二种路向。
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
互联网的发展削弱了现实世界中的权力。
首先,网络传播促进了现实社会的分权化进程。
在信息化的知识经济中,社会信息资源不再仅仅来自于官方,BBS、博客、即时通信已经成为了公众间最常用的信息发布及获取渠道,掌握了社会问题关键信息的公众随时具有参政议政的资格和条件,进而在政务信息公开、政治参与扩大等方面加速了政治权力的社会化进程。
(30)伴随着分权的现实,“分权心态正逐渐弥漫于整个社会之中,这是由于数字化世界的年轻公民的影响所致。
传统的中央集权的生活观念将成为明日黄花”。
(31)公民权利,特别是以对抗公权力为主要功能的宪法权利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32)其次,网络还引发了权力中心的转移。
有学者通过对2008年中国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大新闻事件进行统计与分类整理,指出媒介权力正逐渐从大众媒介向公用媒介转移,而公用媒介的广泛使用“建立起了一个以网络化数字媒介为载体,有机混合了社会精英与普通大众的中间化信息使用及传播群体。
这个迅速壮大中的媒介新社群主张不再以物质财富、地位、权力等传统标准来划分自己的阶层归属,而是将信息传播力与影响力作为更重要的价值尺度,其中主要包括信息沟通、意见表达及舆论整合的能力”,这一过程催化着社会结构沿着“金字塔型—离尖型—离端型—多元混合型—多元融合型”演变,(33)而“揭露政治”是对公权力发起的最猛烈挑战。
(34)网络传播的草根特性不仅增大了个人权力的表达空间,也为网络群体提供了更宽广的活动平台。
有学者认为:
我们进入了网络结社时代,网络结社的出现适时地改变了结社问题上权利和权力的分布状态和力量对比,原有以严格登记为特征的立法模式不仅不能控制结社,反而会使网络结社游离于法律监管之外,主观目的和客观效果严重背离。
而预防网络结社负面影响的理性选择却要从现实层面上着手,包括正视公民结社权、制定法律层面的结社法、降低成立社团的门槛、加强对社团的事后监督等。
(35)
(三)网络政治行为
由于网络上存在着两种主要的政治主体——电子政府和网络社群,网络政治行为也同样被主要划分为两类——网络管制和网络参与。
根据互联网发展史及网络政治研究的总趋势判断,中国网络政治行为是先有管制后有参与,或者说公民的网络政治参与是在政府划定的框架下展开的。
互联网的匿名性、便捷性、全球互联性决定了它生而具备成为最自由、最草根的传播媒介的潜力。
因此,对于“互联网是否应该管制”是学术界早期争论的焦点。
(36)近年来,学术界逐渐形成了一种共识:
针对互联网管制,要回答的已不再是要不要管制?
管制多少?
而是对互联网的什么进行管制、怎样进行管制。
人类社会从未存在无限的自由,自由的保障从来都存在于其对规则的让步之中。
网络管制的研究始终以保护国家及个人信息安全,维护网络秩序为目的。
从2001年到2004年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指南中每年都将“互联网信息安全”和“互联网条件下的国家安全”单独开列,可见国家对网络安全立足于宏观层面。
例如有学者围绕“信息安全、网络监管与中国的信息立法研究”课题撰写了一系列论文,重点讨论了信息时代宏观战略环境的变化并提出了信息立法的原则和内容框架。
(37)同时,学者们对个人隐私权问题也给予了一定关注,相关文献认为:
网络时代的来临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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