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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边塞诗研究述评
20世纪边塞诗研究述评
张晓明
(青岛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山东青岛266071)
摘要:
20世纪20年代,学界已开始关注边塞诗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新世纪初,有必要从边塞诗的界说和源流,边塞诗性质和繁盛的原因,边塞诗人诗作研究,边塞诗歌美学特征四个方面,对20世纪边塞诗的研究进行全面的梳理和重新审视.
关键词:
边塞诗;对比研究;发展;艺术美学特征
中图分类号:
I207.2
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学人开始关注边塞诗的研究.据笔者所见,胡大浚,马兰州在2000年发表的《七十年边塞诗研究综述》是第一篇回顾20世纪边塞诗研究的成果.该文回顾了1924年至1995年以来的边塞诗研究,其着眼点在于学术史的发展界定,将七十年的边塞诗研究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研究发轫期(20年代初至40年代末);第二阶段为研究发展期(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第三阶段(80年代初以后),基于此对边塞诗的相关问题作出了论述.然而对边塞诗研究的许多问题并未做出充分评价,如对边塞诗体的界定,唐前及唐后边塞诗的发展等.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20世纪的边塞诗研究.
综观20世纪边塞诗研究成果,前半叶成果较少,因此,本文在兼及此一时期的学术成果的基础上,重点评述20世纪后半叶的学术成果.学术界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边塞诗的界说,渊源和发展,边塞诗性质和繁盛的原因,边塞诗人诗作研究,边塞诗歌美学特征四个方面.下面分而论之.
一,关于边塞诗界说,渊源和发展
(一)边塞诗界说及渊源
1924年,徐嘉瑞在《中古文学概论》中提出"边塞派"的概念,其后胡云翼,贺昌群,刘经庵,杨启高诸先生也对此类题材做出了研究,不过此时研究的对象集中在唐代诗歌,对边塞诗体未作广泛研究,但是开创之功不容抹煞.其后,关于"边塞诗"定义研究无重大突破.1984年8月在兰州举办的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二届年会上对边塞诗概念展开了热烈争论与辨析.学者对边塞诗的界定,主要从题材,时限,地域,生活经验诸方面来框定边塞诗,认为题材上必须要与边塞相关涉,但存在模糊界定的问题.其后,在边塞诗的定义上逐渐形成两种比较有代表性的意见,第一种可称为广义边塞诗概念,如有学者认为边塞诗内容应该是很宽泛的,"应该坚持时间上的无限制性(包括有边塞以来的整个古代社会),地域上的全方位性(包括历代王朝的东南西北四境之地),题材上的与边事相关(而不应仅反映边塞战争或表现爱国思想)三方面."[1]而有些学者认为边塞诗的内涵不可无限扩大,应在地域和时间上都有所限制,其地域上限制在边塞地区,即从长城一线向西北延伸到安西四镇这一广大的边塞地区,时间上不可上溯汉魏,更不能下延到宋元明清,边塞诗是盛唐特有的.在这个范围内描写边塞风光及兵营生活的诗歌为边塞诗,是为狭义边塞诗概念[2].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阎福玲对边塞诗的界定,较有代表性.论者认为边塞诗是按题材分类而产生的一种诗体概念,即边塞诗的表现范围在地理方位上应限定在边塞之地.论者列举了文献中较早出现使用"边塞"一词的现象,认为该词义指边疆设防的地带.因此,凡是表现东西南北四方边塞题材的诗皆可算为边塞诗,这样从地域上与狭义的边塞诗区别开来.在时间上,论者同样认为,边塞诗也不能局限于唐代,因为,有国家存在就有戍边守土防卫行为的存在,就可能有反映这种行为的边塞诗存在.这两点与黄刚对边塞诗的界定上是相同的,而论者的不同或者说其新意之处在于其由"塞"字的意义而对边塞诗的范畴的加以界定上.论者认为"塞"字的"险要设防"之意,就是强调边塞诗不同于边疆诗,也就是说,边塞诗无论是写边塞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还是写边地的生产生活,军事生活等等,内容都必须与边塞防卫之事有明确的联系.如此界说又与广义的边塞诗的界定上区分开来.由此作者对边塞诗下了这样一个定义:
"边塞诗是一种以历代的边塞防卫为前提和背景,集中表现边塞各类题材内容的诗歌."[3]
(二)边塞诗源流的研究
学术界对边塞诗源流的探究总体上是相近的,只是细节上略有差别.大致而言,唐代边塞诗是古代边塞诗发展的高峰,繁荣时期,这是毫无异议的,学者们大都是以唐代边塞诗为基点,或瞻前对边塞诗溯源;或顾后,观照唐后边塞诗的发展,以保持对边塞研究的完整性.
对边塞诗渊源研究,多数学者认为《诗经》中表现边塞题材的作品是其渊源.有学者认为《诗经》是边塞诗的源头,表现战争,行役与怀乡,都是边塞诗的基本内容[4].也有认为《诗经》中表现征戍题材的作品才对边塞诗的产生起了重要的影响[5].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边塞诗只能产生在唐代初期,不过持此论点的学者较少.
对边塞诗史的研究,主要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对边塞诗源头---《诗经》中相关题材的研究.学界认为其最基本的主题是爱国精神,描写戍边将士战胜敌人的必胜信念和豪迈气概,是其边塞诗的重要内容和手段,亦壮亦悲的格调是其主要的美学追求[6].第二,对边塞诗的发展研究.如对汉魏边塞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建安时期,认为建安时期的边塞诗以昂扬乐观的精神改变了此前边塞诗悲凉感伤的面貌,开启了以边塞题材抒写壮志的诗风[7].而对边塞诗在南北朝时期的发展,认为对唐代边塞诗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8],也有学者关注此时边塞诗创作的高峰期作品,认为梁陈边塞诗与拟乐府的范围的扩大和武将地位上升有密切的关系,许多边塞诗有艳诗色彩,但豪情的抒发仍是这个时期鲜明的特点[9],也有注意到北朝文人的心态为唐代边塞诗派的出现做了心理上和艺术上的准备[10],也有学者注意到隋代诗歌在诗歌格律化进展方面对边塞诗歌的影响[11]等等,这些成果对边塞诗的发展做出了有益的探讨.第三,对边塞诗的高峰---唐代边塞诗的研究,是学界倾力所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众多,研究也很深入.80年代以前多集中在初,盛唐时代的诗人诗作,80年代以后,学界开始注意中晚唐诗人的边塞题材的作品.如有学者认为"初唐四杰"和陈子昂等人开辟了诗歌从台阁走向塞漠的通途,拓展了诗歌的题材,同时形成了刚健清新的艺术风格,奠定了边塞诗的基本体制[12].也有学者从初盛唐和中晚唐两个阶段的边塞诗的主要倾向进行总结分析,并且结合时代政治风气和诗人创作目的的变化探讨唐代边塞诗在中唐以后不再振兴的原因[13].有学者从中唐战争的性质,诗歌的内容,形象鲜明,节奏流畅,语言精炼的艺术成就三个方面讨论了中唐边塞诗歌的成就[14].还有学者从中唐时期的诗人人数和文学创作规模超迈盛唐,内容上真实记录了当时重大历史变乱,题材上继承并开拓了盛唐边塞诗的描写且写出了时代的风貌,在创作精神上呈现出现实主义的深刻化等四个方面研讨了中唐边塞诗的发展[15].也有学者从中唐边塞诗的产生,烽火戎马的人生写照,苍凉凄迷的时代风貌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唐边塞诗的实际情况[16].对晚唐边塞诗的发展,葛培岭从审美主调对晚唐边塞诗歌做了整体观照[17].从研究现状而言,唐代边塞诗歌的研究仍集中在盛唐和中唐两个时期,对晚唐边塞诗人诗作的和唐代边塞大家之外的研究尚显不足.第四,对边塞诗流播和变化---宋,元,明,清等代边塞诗研究也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绩.关于宋代边塞诗,张廷杰从抒心系边塞的报国之志,述战事失利的伤痛之情,写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三个方面评价了梅尧臣诗的思想价值,同时评述了其艺术价值[18].关于元代边塞诗,阎福玲从元代边塞诗两大格局---西征和扈从,题材新变与重点转移,风格特异,形式创新三个方面,分析了元代边塞诗的特点[19].曾宪森从元代边塞诗兴盛的原因,题材,艺术风格及独特成就四个方面更加系统地论述了元代少数民族的边塞诗成就[20].对元代的边塞诗研究,学界关注其新变的两个特征,即少数民族诗人的出现和抒情重点的转移.关于明代边塞诗,杨富学以其在甘肃省图书馆所见陈诚诗集为据,从奇丽的西域风光,多彩的乡土民情,悲壮的爱国主义诗篇三个方面研讨了其明代边塞诗发展史上的地位,认为其在边塞诗继承了比兴传统,运用独特的眼光观察奇异的梦境般的边塞风物,自成境界,是唐后边塞诗的佳作[21].对清代边塞诗的发展,黄刚《论清代西域边塞诗之特色》中有所论述[22].其论述清代边塞诗的系列论文中,讨论了纪昀,郑观应等诗人诗作[23].薛宗正更是评述了以纪昀为代表的清代西域边塞诗人,篇幅占其书的二分之一强[24].学术界对唐后边塞诗的研究,主要突出新变的特征.
要之,学术界对于边塞诗的发展分期大致如下:
先秦是萌芽期,特别是《诗经》中已经有不少可称之为边塞诗的作品,如《小雅·采薇》;汉朝是发展定型期;魏晋是其过渡期;到了唐代则达到了高峰,成熟期.宋后,边塞诗得以继续发展,并且在清代又形成了另一个高峰.
二,关于边塞诗的性质,繁荣原因
(一)边塞战争性质的研究
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对于边塞诗的性质研究就开始了.不过此时所关注的仅是唐代边塞诗的性质.初期学者认为唐代边塞诗是"征战文学"(胡云翼,罗根泽),40年代后期,苏雪林《唐诗概论》中认为唐代边塞诗是唐王朝抗击外族侵略中所谱写的民族自卫诗.解放后,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第一次提出,天宝战争属于侵略性质,高适等人歌颂侵略之作应予否定,但是对边塞诗的整体未作负面评价.沈玉成在1957年发表的《论盛唐边塞诗》一文中,针对范文澜的观点,从唐初到唐玄宗百年边战的主流属于唐王朝保护商路的角度而言否定了范说[25].同年,赖寒吹,林楠发表了《岑参诗是歌颂武功吗》,批评了黄兰坡对岑参诗歌的"歌颂武功"的观点.对唐代边塞战争性质的讨论,以1961年3月15日《光明日报》刊发了《唐代边塞诗评价问题》的学术简报为标志而达到高峰.该文援引了《扬州师院学报》1960年第9期上李廷先和赵继武的文章,开始大力鞭挞反战诗,认为"反战诗都是腐朽没落的世界观的集中体现",这类诗歌"以虚伪的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假象出现,而实际上是害怕战争的思想感情的流露".在《光明日报》刊发李,赵二位先生的文章之前,《解放日报》(1961年1月22日)登载了易朝志执笔的华东师大57级学生讨论成果《试论边塞诗与战争的评价问题》,全文明显抬高主战诗,集中批判了"否定战争的倾向",即使是"有原则的非战"也持不满态度.以官方舆论的性质对反战诗做出评价,是与当时的社会和政治条件紧密联系的,而完全忽视了古代文学发展实际.
文化大革命期间,百业俱废,学术荒驰.文革后,吴学恒,王绶青发表了《边塞诗派评价质疑》一文,犹如巨石破冰,引起了轰动.该文认为,唐代的边塞诗是压迫侵凌少数民族的不义的罪恶战争,歌颂边战的诗是侵略者的赞歌,仅有少数诗作幸免[26].该文引起了广泛的反应.周祖谟先生对该文治学方法做出了批判,认为"撇开艺术形式只从政治角度对文艺作品进行评价显然是片面的,这就是所谓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这一文艺批评原则在实际批评中的具体应用"呼吁学界注重艺术反映现实的特殊品性,重视边塞诗美学价值,重视文本,正确看待"诗本事"[27].胡大浚从边塞诗的内容着眼,通过对全部近2000首边塞诗的考察指出边塞诗虽围绕边战而发,但绝非战争所能涵盖[2].其后,战争性质和诗歌价值之间人为的简单逻辑关系被抛弃,学者在重视文本的同时,尝试了各种文学批评理论阐发边塞诗的文学价值和涵义.
(二)对边塞诗歌性质的评价问题
建国前,学界对边塞诗评价很高,较少异议.胡云翼认为边塞诗人"替诗坛开辟了一块新的描写境界"[28].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将高,岑归为浪漫派,称其痛饮狂歌,无暮年之消沉,无隐士高人之味,有现实的人生观,其诗跳动,活跃.这些评价都充分肯定了边塞诗的创造性及为唐诗开辟新路的功绩.
建国后,由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被普遍运用于文学研究领域,阶级分析的观点大行于世.学者往往从诗人与统治阶级,人民关系上入手,对诗人,诗作进行价值判断,人民性成为评价诗人思想是否进步的测金石.因此,对边塞诗歌的思想价值的评价出现了片面强调阶级性和人民性的倾向,文本的分析简单而线条.同时,夸大主战诗而否定非战诗.上文中提到的1961年关于边塞战争的讨论,即是范例.
文革后,对边塞诗歌性质的讨论,广泛而深入.胡大浚先生认为"举凡从军出塞,保土卫边;民族交往,塞上风情;或抒报国壮志;或发反战呼声;或者借咏史以寄意;或记现世之事件;上至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下及朋友之情,夫妇之爱,死别之悲,只要是与边塞生活有直接间接联系的统统都归入边塞诗之列."[2]面对内蕴如此丰富的边塞诗歌,诗歌的性质也就变得多样而多彩.此时,建国后边塞诗歌是爱国主义的论调,再一次被明确的肯定.大多数学者认为爱国主义是边塞诗的灵魂,战争性质是判定有无爱国主义的前提,讴歌正义战争,揭露不义之战就表现了爱国主义,反之则无.胡大浚进一步指出,"边塞诗不等于爱国诗","边塞诗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关系,既有统一的方面,又有不一致的方面".汉族边塞诗人对战争,异族的态度不尽相同,不同诗人,诗作对统一战争看法持截然相反的观点也是客观存在的,同时,边塞诗内容多姿多彩,仅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评判之,是不符合文学发展实际.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不能片面理解古为今用[2].其后,相关论题也在进一步深入,徐万平认为,唐代边塞诗所表现的建功立业的思想和昂扬向上,富有创造性的民族精神是边塞诗的主调[29].徐晓敬在解读唐人诗作的基础上,认为唐人对战争的态度是:
初唐人渴望从军边塞,盛唐人充满着勇赴疆场,视死如归的斗志,中唐人有着心念家园却不得不守边戍防的无奈,晚唐人有着反战的心理,此论较有新意[30].
(三)对边塞诗兴盛的原因的研究
学术界不仅关注唐代边塞诗,也对古代各个历史时期边塞诗的兴盛原因作了全方位的研究.
第一,对唐前及唐后边塞诗,其中,对南北朝和清朝边塞诗歌兴盛原因的研究,成果较多.如有学者认为追求"情灵摇荡"的悲怨情感强度带来了梁陈边塞诗的兴盛,而形成此种审美心理的基础在于民族审美心理的积淀,同时时代的"趋新求变"的风气也感召了诗人.而"北歌南传"和"北伐战争"也起了促进作用[31].而对于清代边塞诗兴盛的原因,黄刚认为疆域的辽阔,国力的强大和边塞经济的发展,多民族构成的社会现实,大量流放边地人员的存在以及边患严重的历史现实,是清代边塞诗兴盛的外部条件;千年诗歌创作的传统和清代整体诗歌创作成就现实,是清代边塞诗兴盛的内部条件[1].
第二,对唐代边塞诗兴盛原因的讨论,呈现逐渐深入的态势.20世纪30年代初期,胡云翼从创作群体的心理解释之,他认为文人既已著儒冠,但却无施展余地,于是一团豪壮之气,只有倾泻于诗歌,进而促成盛唐边塞诗的发展[28].但大多数学者仍从国家强盛,国威远播,交通畅达,民族交流,政治制度,文人入幕等方面,关注其兴盛的社会因素.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游国恩《中国文学史》和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编著《中国文学史》相继问世,其中对盛唐边塞诗兴盛的原因强调了边战频发,交通发达,文人赴边求取功名诸方面,由于这两部著作长期作为高校教材,影响巨大.80年代以后,该论题的研究逐渐深入.胡大浚从文化心理的角度对唐代边塞诗繁荣的原因作了分析,指出"深沉的历史意识和特定现实条件造就的时代精神,独特的社会文化心理,是唐代边塞诗盛极一时的根本原因,也是边塞诗的基本内容和深刻美学价值所在."[2]胡论从创作主体的美学趣味,艺术情感等与作品体裁,内容,风格更直接相关的层面论述,深化了边塞诗兴盛原因的研究.
之后,黄刚在《边塞诗论稿》里,从盛唐经济的发达和国力的强盛,时代精神和社会风尚,言路的开通和思想的活跃,边地外患的严重和边塞战争的繁荣,得体的民族政策和比较密切的民族交流,唐代诗歌整体的繁荣和边塞诗长期自身发展成熟六个方面对盛唐边塞诗的诸多因素做了全面详尽的阐述.其中,对政治因素,民族政策和诗歌自身发展三个方面对唐代边塞诗影响,学界取得了共识.如有学者指出,"唐代崇尚武力,重视边功,故时有'高官皆武臣'之说,从而激发起文人士大夫从军的热潮."[32]而关于民族政策方面,也有学者指出"边塞诗是唐代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促进民族友好交往,造成民族大融合时代的产物."[32]关于诗歌自身发展的因素,郑德开也称:
"从先秦的《诗经》到两汉魏晋南北朝初唐,写边塞诗的题材古已有之.而到了盛唐时期才最为繁盛.其原因在于:
这一时代的边塞诗,诗人们乐观高亢的基调和浑雄壮美的意境,典型地反映了中华民族全盛时期的精神风貌."[33]
正是基于以上原因,边塞诗才会成为古典诗坛上一支长盛不衰的流派.
三,边塞诗人诗作的研究
学术界对六朝以降的边塞诗人及其诗作的研究,是20世纪边塞诗研究的亮点之一.边塞诗人,诗作研究在经过了80年代古典文学研究方法和观念的大讨论的背景下,90年代的边塞诗人,诗作研究已经完全摒弃了50年代以来通行的从时代背景,思想内容,艺术成就三方面入手的机械单一的研究模式,更加注意文学与相关学科的联系,将研究的视野延伸到社会学,文化学,哲学,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神话学,宗教学,心理学,语言学等领域,使边塞诗研究向着宏观,整体的方向发展.其中,特别是文化学研究视角的确立,使边塞诗的整体人文背景渐渐得到清晰而深刻的揭示,带来了新的气象.例如唐代社会制度与边塞诗的关系,儒,道,佛三家思想与边塞诗创作的关系,文人群体,政治集团等社会关系及隐逸,交游,干谒等生活方式对文人思想和心态的影响,音乐,舞蹈,绘画,书法,园林等艺术以及世俗文化与唐代文学的关系等课题,相继成为研究的热点,并不断得到开拓与深化.研究视野的拓宽,不仅大大加深了对边塞诗文学特征的认识与把握,同时为学科发展开拓了许多边缘性的研究课题.
对边塞诗人诗作的研究涉及边塞诗人个体研究,边塞诗人间的比较研究,边塞诗人之间的承继关系以及边塞诗文化研究等方面,涌现出一批有分量的学术成果.
(一)边塞诗人的个体研究
在这个方面,唐代边塞诗人的个体研究取得了较高的成绩.除此之外,对六朝,唐以后各代边塞诗人的个体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
唐代边塞诗人的个体研究,主要集中在陈子昂,岑参,高适,王昌龄,崔颢,李颀,李益等以创作边塞诗体为主的诗人.不仅如此,对唐代创作过边塞题材的诗人也作了相关的研究,如对"初唐四杰",对杜审言为代表的"文章四友",刘希夷,王维,李白,杜甫的边塞诗歌研究.而对唐前边塞诗人研究主要是对曹植,鲍照,萧纲,隋炀帝杨广等,对唐后的边塞诗人研究主要集中在宋代梅尧臣,苏舜钦,元代耶律铸,明代翁方达,陈诚,清末郑观应等.
建国前,徐嘉瑞,胡云翼,贺昌群,刘师培,杨启高,罗根泽,苏雪林,刘大杰诸先生对盛唐边塞诗人诗作做出了初步的研究,关注的焦点仍是高岑辈,涉及边塞诗人在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和贡献,边塞诗作的艺术特征探究,边塞诗兴盛原因的探究等.建国后,五,六十年代仍多所关注高岑.但是,出现了扬高抑岑的倾向.这一时期的主流文学史著作中对其他边塞诗人也作了相关研究.
80年代后,对边塞诗人的研究逐步深入,主要体现在个体诗人研究的扩展,多维研究角度的出现和深入,边塞诗的文献整理等.
边塞诗个体诗人的研究,不仅表现在对唐代边塞诗人的观照以及唐代诗人诗作中边塞题材诗作的观照,而且对唐前及唐后边塞诗人的观照上.特别是对唐前和唐后边塞诗人的研究方面,不仅体现了学科研究的深入,也体现了较为科学的研究态度.因为边塞诗的产生不是无源之水,它的发展也不会嘎然而止.
多维研究角度的出现和深化,主要表现在美学批评理论和文化心理学理论的出现.在美学批评理论出现后,对边塞诗人诗作的研究,才真正体现了文本的内涵.关于美学研究的综述,见下文.文化心理理论主要观照诗人诗作文化和心理内涵.如有从文人入幕的文化心理研究盛唐高岑诗作[34].也从边塞诗的内涵关照时代精神和其历史作用[35].吴宗渊则从岑参歌行体的节奏,用韵,叠字,语词的对称,语义的均齐美和字形的建筑美等方面,论述了岑参歌行体的音乐文化因素[36].李炳海认为,古代边塞诗人的共同感受是地尽天低之感,故城瀚海是边塞诗常见境界,这种感受和境界反映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和民族融合中的相互碰撞,表现的是自然和战争的崇高.在艺术手法上,边地风光体现了熟悉与陌生的互补,诗人对许多事物赋予了战争色彩,景物的描写采用多种手法呈现军事化的特色.而这些战地风光从不同侧面体现了民族融合的文化积淀[37].王开元,薛松华从题材,形式两方面讨论了西域的音乐歌舞对唐边塞的影响[38].崔岳以记述唐诗宋词中的古代琵琶艺术的发展盛况为线索,评述了盛唐边塞诗的音乐因素[39].
边塞诗文献整理和研究专著.首先,对边塞诗文本的训诂呈现出比较繁盛的局面.柴剑虹对岑参边塞诗作的文字,地名的训释较有代表性,如对《与孤独渐道别长句兼呈严八侍御》中"桂林"和"武城"地名的训释.其次,对边塞诗人诗作的整理和研究.如刘开扬1981年编注了《高适集编年笺注》(中华书局),同年八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陈铁民,侯忠义校注《岑参集校注》.其后,孙钦善从文献角度对高适集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涉及版本,年谱,辑佚等方面[40].这些学者的研究为进一步研究边塞诗人诗作提供了可信的文献基础.再次,出现了边塞诗作专集.胡大浚《唐代边塞诗选注》是我国第一部唐代边塞诗选本,精选边塞诗四百余首[41].最后,出现了观照边塞诗整体发展研究的专著.薛宗正的《历代西陲边塞诗研究》是一部系统研究西北地区古诗的著作,而黄刚的《边塞诗论稿》是一部较为全面研究边塞诗历史发展的著作.
(二)边塞诗人间的比较研究
综观20世纪边塞诗人对比研究,其中,唐代边塞诗人的对比研究是一大热点.学者们纷纷从不同的角度对唐代边塞诗人的写作风格,艺术特征,形成原因等各个角度加以对比研究.
第一,对高适,岑参的比较研究.高适,岑参是盛唐边塞诗最有代表性的两位诗人,正是由于他们的创作才把边塞诗创作推向了高峰,故而,边塞诗派也有"高岑"诗派之称.因此,20世纪对边塞诗人的对比研究也就很自然地集中于高岑的身上.学者们在对两者艺术风格形成的不同原因作对比探讨时,大都从两者的生活背景,个性心态,成长经历等方面加以揭示.王伟康认为高,岑边塞诗风具有不同的创作风格,高诗富有深沉浑厚的现实主义气息,岑诗饶有豪放飘逸的浪漫主义色彩,而形成二者的差异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的生活基础(出身,经济条件,教养等),人生阅历,所处地域,性格,气质,创作心态等方面的差异所决定的,并详举了两人在这方面所表现出的差异性,分析了这些差异对形成两人不同的艺术风格的影响[42].王玉梅也指出,高诗夹叙夹议直抒胸臆,岑诗擅长描绘寓情于景;高诗语言沉实质朴,岑诗用语俊逸奇丽[43].刘洁则从两人的个性心态入手对高适的"悲壮"与岑参的"雄奇"形成的原因做出了分析,是从两人的成长背景,投笔从戎的矛盾心态,对两人的风格形成做出了分析研究[44].
第二,其他边塞诗人的比较研究.集中于某两位诗人的思想内容及艺术风格,表现手法的差异以及形成原因上.对王昌龄和李益的边塞诗,有学者认为二人都曾出佐戎幕,从军塞外疆场,经受了战火洗礼与考验,都以独树一帜的边塞诗闻名于世,成为边塞诗派的杰出代表;都以擅长七绝诗体并做出了重要艺术贡献而享誉诗坛;都表现出一种激昂慷慨的鲜明诗歌风格和基调,这是他们诗歌创作的相同之处,但也存在着同中之异,如虽都以"慷慨悲壮"的诗歌风格著称,但王是壮而悲,李则悲而壮;虽都擅长情景交融的表现手法,但王以言情见长,李则写景入胜;在七绝诗体的构思,结构方面,王诗偏爱转折,李诗多为递进,这当中既有不同时代,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深刻影响,也有诗人思想,性格,审美趣味等不同方面的原因[45].王宇可,姚桂玲也持类似观点[46].
(三)对边塞诗人的承继关系的研究
有学者认为建安诗歌昂扬乐观的精神带给唐边塞诗精神风貌上正视现实,积极进取,进而带来了内容和形式上的影响[7].王步高从词章,艺术手法方面谈论了隋代边塞诗人诗作对盛唐边塞诗人的影响[11].聂永华认为"文章四友"的边塞诗描写边塞风物,抒发建功立业豪情,立足现实而充满憧憬,偶有惆怅而仍明快,已见盛唐端倪[47].王志清在继承和发展的角度讨论了鲍照和王维二者边塞诗的关系,认为王维在思想上的民族意识,主体精神,风格上遒丽俊逸,沉雄峭健,而且在具体技法上对鲍照都有师承,并且探究了形成这种现象的两个因素,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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