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讲:《汉书·食货志》研读.pp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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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讲:《汉书·食货志》研读.pp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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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讲汉书食货志研读,一、汉书食货志概说二、史记平准书与汉书食货志比较三、论积贮疏与论贵粟疏研读四、班固经济思想分析五、秦汉经济史研究参考文献,I.汉书食货志概说,“食货”释义,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
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鱼、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
二者,生民之本,兴自神农之世。
“斫木为耜煣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而食足;“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货通。
食足货通,然后国实民富,而教化成。
黄帝以下“通其变,使民不倦”。
尧命四子以“敬授民时”,舜命后稷以“黎民祖饥”,是为政首。
尚书洪范,尚书洪范提出了治理国家必须遵循的九条大法。
据说是周武王十三年(前1122)灭殷后,殷遗臣箕子在与周武王讲述天人关系时所提出的。
内容:
一曰五行,二曰敬用五事,三曰农用八政,四曰协用五纪,五曰建用皇极,六曰又用三德,七曰明用稽疑,八曰念用庶征,九曰飨用五福,威用六极。
“食”,本意食物,引申为农业生产,“货”本意布帛及货币,引申为商业贸易。
“食”与“货”为民生之本,“食货”二字是中国古代对人们生产活动和贸易交流的统称。
“食货志”是我国古代纪传体史书中专门叙述历代财政经济制度、理财思想、田亩、户口、农业生产、工商贸易、手工业发展实况的志书。
汉书食货志是汉书十志之一,分上、下两篇,上篇记“食”,系统叙述了从周代到王莽时期的农业情况,及土地制度和田赋征收制度;下篇叙“货”,记载周秦以来的货币演化和商业现象,实际是一部从远古到西汉的经济发展史。
汉书食货志总结了历代经济制度及生产发展情况,对研究西汉的财政措施和财政制度,以及西汉的财政经济改革,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历代正史中的“食货志”,二十五史中有“食货志”的有十三部即汉书、晋书、魏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辽史、金史、宋史、元史、新元史和明史。
十三史中的“食货志”,编撰体裁可分作通史和断代史两大类。
属通史体裁的,只有汉书食货志一部。
汉书食货志的编撰特色,汉书食货志采取通卷直下,毫不间断的编撰手法,展现经济现象和制度演变的历史进程。
而其他史志,则采用分篇记载或分条记事的形式。
汉书食货志关于各个时期财政经济概况的描述,往往是通过一两个国君或大臣施行的一系列财政经济的改革,来说明当时的财政经济状况,此亦与其他史志分门别类的写法不同。
【宋】曹彦約昌谷集卷二一評漢食貨志,以食為主,不必言治,而與治相偶。
以貨為主,不必言亂,而與亂相值。
上之人盍思其故乎?
欲富國必先富民,欲富民必倣井田之意而推行之,此則班孟堅两篇之意,截然不相侵紊,可以深考。
不然而日變成法,使天下民趨於愁怨,而不知悔,而未知其所底止也。
李景星:
四史评议汉书评议,食货志分为上下,志上专言食,志下专言货。
而“食足货通”四字实为全书之主宰,盖食足货通,国之所由兴;民穷财尽,国之所由亡。
盖为国者,以足食为本,而轻重其货以调剂之,是以国富民安,治化蒸蒸日上,如文、景两朝是也。
不善为国者,因纵欲而耗财,因兴利而繁刑。
民食既匮,更扰乱其货制,使之无所遵循,则上下交困,国内不得安宁,如武帝之时是也。
班氏洞悉源流,故叙述极有条理。
其论食,备录贾谊、晁错、董仲舒之议;其论货,以五铢钱为善,而详载贾谊谏除盗铸钱之疏,探原择要,尤见特识。
II.史记平準書汉书食貨志之比较,史记太史公自序:
维币之行,以通农商;其极则玩巧,并兼兹殖,争於机利,去本趋末。
作平准书以观事变,第八。
汉书叙传下:
厥初生民,食货惟先。
割制庐井,定尔土田,什一供贡,下富上尊。
商以足用,茂迁有无,货自龟贝,至此五铢。
扬榷古今,监世盈虚。
述食货志第四。
史记平准书简介,史记.平准书是史记“八书”之一,是我国古籍中最早专门论述经济史的著作。
它记述了汉初到武帝一百多年间,汉王朝财政经济的发展过程。
重点说明了商品制度的变动以及控制商品流通和物价的均输、平准政策。
通过古代货币制度的叙述,对汉武帝实行的财经政策进行某种评论,说明当时创办均输、平准制度的得失,是平准制度实行结果的科学总结。
“平准”释义,“平准”是西汉时运用市场规律稳定物价的一种制度。
即设立平准机构,掌握巨大的商品储存及相当的运输力量,在物价上涨时贱价抛售,反之,如某地物价极贱时,则大量收购,“贵则卖之,贱则买之”。
通过平准以“平物价而便百姓”,即现在所说的运用市场规律以稳定物价。
史记平准书记载了西汉初期的财政制度:
“量史禄,废官用,以鲜人民”,即根据国家支出的需要,来制定收入数额的“量出制入”的财政原则,它简化了税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贪官污吏的巧取豪夺,也给百姓带来了一些好处。
司马贞史记索隐:
太司农属官有平准令垂者,以均天下郡国转贩,贵则卖之,贱则买之,贵贱相权输,归于京师,故命曰“平准”。
李景星:
史记评议平准书,“传曰:
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
一篇平准书,即是发明此意。
盖平准之法,乃当时理财尽头之想、最后之著。
自此法兴而闾阎之搜括无遗,亦自此法兴而朝廷之体统全失。
太史公深恶痛绝,故不惮原原本本缕悉言之。
赞语自历代说到秦,更不提汉事,正与篇首接秦之弊遥应,其意若曰务财用至于此极,是乃亡秦之续耳。
刘咸炘:
汉书知意食货志,“改平准之名者,史公本止记武帝事,今通武帝之前之后,固不能以平准该之矣。
加详三代食货之制,亦以补史公之阙也。
【明】茅坤:
“班掾所次食货志,文甚详而畅,与史记平准书相上下。
”,刘咸炘:
汉书知意食货志篇首撮述古者居民、养民、教民之大要,甚简而精,故叙述三代,密于马迁。
志乃其全书擅美之处,所谓“旁贯五经,上下洽通”者,食货志、刑法志尤可见。
学生提问:
本周您在课上讲解了班固的经济思想,能否对班马的经济思想做一个具体的对比,因为一般都认为司马迁肯定重视物质利益,强调经济的基础性作用,并且主张农、工、商、虞四者并重,反对秦朝以来统治者一贯推行的“重本抑末”政策,批判这种政策对生产发展的阻碍。
而班固评价司马迁“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他的经济思想与司马迁有很大区别,同样是两汉的史学家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分歧呢?
原因何在?
平准书与食货志之异同,范畴界定之异与内容体系之别撰述旨趣之异与行文格调之别经济史识之异与传世影响之别,范畴界定之异与内容体系之别,史记平准书以“平准”命名,泛指西汉时期“敛散之以时、贵贱相权输”的经济活动和经济政策。
所记述的内容侧重于历史上、特别是汉代与“平准”相关的货币、物价情况和相关经济政策。
汉书食货志以“食货”名篇,可视为“经济”的代名词。
对历史上的手工业、商业有着全面的记载,而且在首要位置以近一半的篇幅对农业作了详尽的记载,内容涉及土地制度、赋税制度、水利、耕作技术、粮食价格以及农业政策等方面。
史记平准书只能称得上半部经济史,在记述时限上仅限于汉兴至武帝时期,而汉书食货志“自三代至王莽之诛,网罗前载,其文详悉”;史记平准书在内容上对于经济领域侧重于工商业,对于经济活动过程侧重于流通过程,仅相当于汉书食货志中“货”的部分。
撰述旨趣之异与行文格调之别,史记平准书主旨在于揭示事物“承敝通变”的规律性,“以观事变”,即通过对历史上经济活动的记述来揭示事物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重点在于揭示各个历史时期各种经济活动之事物的弊端。
是故全篇多用否定语气记述历史上的经济活动,表现出一种鲜明的批判色彩。
汉书食货志主旨在于“扬榷古今,监世盈虚”,,即通过记述历史上的经济活动来揭示经济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反映古往今来历史盛衰的规律。
对于各个历史时期的经济活动的评价持辩证态度,凡利于社会发展的均持肯定态度,反之则予以否定,态度更趋客观、公允。
经济史识之异与传世影响之别,放任与干涉:
自由主义与干涉主义养欲与制欲:
“使欲不穷于物,物不屈于欲”和“欲寡而事节,财足而不争”无种与有分:
“巧者有余,拙者不足”和“四民食力,罔有兼业”;求富与求均: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和“上争王者之利,下锢齐民之业,皆陷不轨奢僭之恶。
又况掘冢搏掩,犯奸成富,伤化败俗,大乱之道也”;各业并重与崇本抑末:
“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和“士相与言仁谊于闲宴,工相与议技巧于官府,商相与语财利于市井,农相与谋稼穑于田埜。
各安其居而乐其业”。
朱枝富:
司马迁、班固经济思想之异旨,人文杂志1990年第4期,撰书志,迁讥耗财兴利而固申食足货通作货殖,迁详治生要诀而固宣贵谊贱利叙民生,迁主因欲奔富而固重寡欲守贫传巨富,迁彰贤德才能而固斥败俗伤化,唐任伍:
司马迁与班固经济思想之比较,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司马迁和班固的经济思想尽管在某种程度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例如,他们都重视经济问题、农田水利等。
但是,二人的经济思想完全是两种不同的类型。
二者的区别是自先秦以来中国两种不同类型的经济总想的总结,即自由经济思想和国家干涉经济思想的总结。
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是前者的典型代表,而班固经济思想则是后者的代表。
宋叙五:
从司马迁到班固论中国经济思想的转折,,国史探微2004年第5期作者分析了西汉前期中国读书人的文章与思想,如司马迁、贾谊和晁错,认为“这些人不但文章好,而且讨论社会经济民生之大事,并且充份表露了作者们的经济思想。
如果学术环境不变,在西汉中、后期,中国就会产生自己的经济学、货币学、财政学(当然是中国特色的),或者会令中国走上资本主义社会(当然是中国特色的)。
但,非常不幸由于学术、环境的转变,中国的经济思想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从司马迁到班固,作为两个样本来观察,很明显地看到:
中国经济思想,由乐观、自由开放的性格,转折入封闭、保守的方向;由肯定人类求利致富的本性,转折入压抑人类本性的方向;由重视百业转折入农本主义的方向;由文人学者热心讨论经济民生,转折入避谈经济民生、耻谈百工技艺的方向。
”,在史记平准书中,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等多种行业,并强调工商业对于发展经济、促进流通的巨大作用。
而汉书食货志称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将农业缩小到只限于粮食种植的范围。
此后的史书,大体都依照汉书体例,在食货志中,记载农业、户口、赋税等情况,很少提及工商业。
以清史稿食货志为例,其项目为:
食货一、户口、田制,食货二、赋役、仓库,食货三、漕运,食货四、盐法,食货五,钱法、茶法、矿政,食货六、征榷、会计。
完全没有工商业的地位。
是故有学者称:
“经济观念的改变,直接影响到后世中国人的经济行为。
东汉之后,一直到明、清,到近代,中国国民生产,只剩下农业,抑制工商。
而农业又缩窄其范围只限于粮食种植,国民经济的偏枯,达到极点”,III、论积贮疏与论贵粟疏研读,“奏疏”释义,“疏”为中国古代文书中的一种。
因为上书陈述事情必须有条有理,因此“疏”即分条陈述、逐项记载之意。
臣下对皇帝上书提建议叫“奏”,所以上书又称为“疏”或“奏疏”。
文帝时贾谊上陈政事疏之后,始有“上疏”、“奏事”的名称,而且开始注意文彩和辞藻。
论积贮疏与论贵粟疏为西汉前期两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贾谊与晁错所作,所论述的内容均涉及到封建王朝的立国之本发展农业生产、保障粮食供应、鼓励以农兴利、巩固统治秩序,表达了重本(农)抑末(商)的经济思想,因此被班固收入汉书食货志之中,标题是后加的。
二疏文采斐然、说理精辟、极富气势,体现了贾、晁二人高赡远瞩的政治智慧与出类拔萃的学识才华,是西汉政论散文的经典之作。
诚如鲁迅所赞:
“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
汉书食货志所描述的“上古盛世”:
理民之道,地著为本。
故必建,步立亩,正其经界。
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亩,公田十亩,是为八百八十亩,余二十亩以为庐舍。
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齐同,力役生产可得而平也。
有赋有税。
税谓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人也。
赋共车马、兵甲、士徒之役,充实府库、赐予之用。
税给郊、社、宗庙、百神之祀,天子奉养、百官禄食庶事之费。
民年二十受田,六十归田。
七十以上,上所养也;十岁以下,上所长也;十一以上,上所强也。
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
田中不得有树,用妨五谷。
力耕数耘,收获如寇盗之至。
还庐树桑,菜茹有畦,瓜瓠、果殖于疆易。
鸡、豚、狗、彘毋失其时,女修蚕织,则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
在野曰庐,在邑曰里。
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族,五族为常,五常为州,五州为乡。
于是里有序而乡有庠。
序以明教,庠则行礼而视化焉。
春令民毕出在野,冬则毕入于邑。
所以顺阴阳,备寇贼,习礼文也。
春将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邻长坐于左塾,毕出然后归,夕亦如之。
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
必相从者,所以省费燎火,同巧拙而合习俗也。
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与歌咏,各言其伤。
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
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
此先王制土处民,富而教之之大略也。
故民皆劝功乐业,先公而后私。
民三年耕,则余一年之畜。
衣食足而知荣辱,廉让生而争讼息,故三载考绩。
繇此道也。
周室既衰,暴君污吏慢其经界,徭役横作,政令不信,上下相诈,公田不治。
故鲁宣公“初税亩”,春秋讥焉。
于是上贪民怨,灾害生而祸乱作。
陵夷至于战国,贵诈力而贱仁谊,先富有而后礼让。
是时,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又曰:
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
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
善为国者,使民毋伤而农益劝。
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
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
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
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
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
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而令籴至于甚贵者也。
是故善平籴者,必谨观岁有上、中、下孰(通“熟”)。
上孰其收自四,余四百石;中孰自三,余三百石;下孰自倍,余百石。
小饥则收百石,中饥七十石,大饥三十石,故大孰则上籴三而舍一,中孰则籴二,下孰则籴一,使民适足,贾平则止。
小饥则发小孰之所敛、中饥则发中孰之所敛、大饥则发大孰之所敛而粜之。
故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也。
行之魏国,国以富强。
及秦孝公用商君,坏井田,开阡陌,急耕战之赏,虽非古道,犹以务本之故,倾邻国而雄诸侯。
然王制遂灭,僭差亡度。
庶人之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有国强者兼州域,而弱者丧社稷。
至于始皇,遂并天下,内兴功作,外攘夷狄,收泰(通“太”)半之赋,发闾左之戍。
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
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澹其欲也。
海内愁怨,遂用溃畔。
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
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
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
天下既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
上于是约法省禁,轻田租,十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
而山川、园池、市肆租税之人,自天子以至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不领于天子之经费。
漕转关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
孝惠、高后之间,衣食滋殖。
文帝即位,躬修俭节,思安百姓。
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贾谊说上曰:
管子曰:
“仓廪实而知礼节。
”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
古之人曰:
“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
”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
古之治天下,至悉也,故其畜积足恃。
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
残贼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将泛,莫之振救。
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蹶!
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
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
既闻耳矣,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
世之有饥穰,天之行也,禹、汤被之矣。
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国胡以相恤?
卒然边境有急,数十百万之众,国胡以馈之?
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击,罢夫赢老易子而咬其骨。
政治未毕通也,远方之能疑者并举而争起矣,乃骇而图之,岂将有及乎?
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
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
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
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
今殴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
可以为富安天下,而直为此廪廪也,窃为陛下惜之!
于是上感谊言,始开籍田,躬耕以劝百姓。
论积贮疏针对西汉初年社会生产力尚未恢复、百姓弃农而从事工商业者日多的现实,向文帝条陈重农抑商、积贮粮食的建议。
作者围绕积贮粮食的重要性这个中心问题,深刻分析了积贮不足的原因和危害,说明了积贮富足的好处,并提出了积贮的办法,体现了以“重农”、“节约”、“积贮”为基本内容的农本思想。
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
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亡捐瘠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
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
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
民贫,则奸邪生。
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
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
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
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父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
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择也。
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
其为物轻微易臧(通“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亡饥寒之患。
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
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
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
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
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当具。
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
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
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佰之得。
因其富厚,交通王侯,为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
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
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
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
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
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
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
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
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
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
顺于民心,所补者三:
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
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
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
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亡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
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
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于是文帝从错之言,令民入粟边,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万二千石为大庶长,各以多少级数为差。
错复奏言:
“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
窃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
边食足以支五岁,可令入粟郡、县矣;足支一岁以上,可时赦,勿收农民租。
如此,德泽加于万民,民俞(通“愈”)勤农。
时有军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宁,岁孰且美,则民大富乐矣。
”上复从其言,乃下诏赐民十二年租税之半。
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税。
后十三岁,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也。
始造苑马以广用,宫室、列馆、车马益增修矣。
然娄敕有司以农为务,民遂乐业。
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
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
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
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牝者摈而不得会聚。
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
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谊而黜愧辱焉。
于是罔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并兼;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
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车服僭上亡限。
物盛而衰,固其变也。
高鹏:
古已“贵粟”,今亦“贵,粟”略谈晁错的论贵粟疏,晁错重农贵粟的政治主张,是为了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但在客观上符合人民的愿望。
汉文帝接受了他的建议,实施了他的办法,从而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可以说,我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盛世”“文景盛世”的形成,与晁错其人其文密切相关。
在粮食问题又重新出现的当今,读读晁错的论贵粟疏,对我们仍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张立环:
晁错论贵粟疏所折射出的经济思想及其启示,现代财经2008年第5期“晁错的论贵栗疏至少给予我们今人以这样,的启示:
合理解决农商关系,是任何时代社会稳定、和谐、快速发展的重要保证。
今天,我们重读晁错论贵粟疏,不难发现,充分考虑人情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需求,特别是占人口比重最大的农民的根本利益;制定合理的农产品价格机制,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广大农民安心致力于农业生产,让粮食等稀缺物品的生产得到保证;做好必要的物资储备,防患于未然;考虑新政策推行时,各个阶层的利益增损平衡,处理好农商关系,是制定新经济政策的前提条件。
这,就是我们重读晁错论贵粟疏的现实意义。
”,成都羊子山漢畫像磚,綏德漢畫像石,德陽漢畫像磚,靖邊寨山漢畫像石,彭州漢畫像磚,睢寧雙溝漢畫像石,綏德王得元墓漢畫像石,新都漢畫像磚,新都漢畫像磚,IV.班固经济思想解析,巫寶三中國經濟思想史資料選輯(兩漢部分)班固的經濟思想主要集中於漢書中的食貨志、貨殖傳等篇。
黄蕾:
由汉书食货志看两汉农业问题,,重庆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从战国至秦再到西汉,农业税从十取其一到十五税一再到三十税一(至少理论上有过三十税一)变化。
而十取其一的农业税是上古中国的常例。
“汉朝全盛时期耕地为八百二十七万五百三十六,顷,即八亿二千七百零五万三千六百亩;而当时人口是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
如果按一个农民种一百亩田计算,全国分到足额耕地的农民为八百二十七万五百三十六人,“一夫挟五口”,则当时的农业人口有四千一百三十五万二千六百八十。
这和当时全国人口相差一千八百二十四万二千二百九十八人。
这一部分就是不与农业直接有关的人,换句话说,他们就是吃“商品粮”的人,这中间包括商人、手工业者、官吏、皇室成员、分封到各地的同姓诸侯,以及开国元勋的后代中仍保有爵位的人。
这些人都得靠农业税(当时以粮食而不是货币的形式存在)来养活,工商业者可以购买,其他人就是政府分派。
当时的全国粮食总产量为十二亿四千零五十八万四百石。
按上面说的人均年消费粮食十八石,则这部分“城镇人口”共需三亿二千八百三十六万一千二百二十石粮食。
这样算起来,农民一年收获的粮食有四分之一多一点要交给政府,来养活非农业人口,这还不包括国家为了赈灾等应急措施而储备的粮食。
此已经高于十取其一的税率。
如果说井田制下公田与农民总的耕地相比约为9.1%,接近于十分之一,符合“税谓公田什一”的说法的话,那么在实际操作中非农业人口需要依赖的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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