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农村污染治理的思考与建议.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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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农村污染治理的思考与建议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农村污染治理的思考与建议
[摘要]:
以悠久传统农业文明历史著称的中国,本来拥有最古老的农耕文化和最美的乡村。
但进入21世纪后,经济开发如火如荼,城镇化的大拆大建,房地产高歌猛进,加之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治理方式,使得广大农村环境污染一直未得到有效治理。
农村日益衰败。
数千年延续下来的民俗和文化不断消失,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有两方面内涵:
从时间角度看,是要求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实现与旧环境的契合,避免大拆大建将农村的记忆拆除,保留地域的历史感;从空间角度讲,则意味着在人口自由迁徙和流动的基础上,通过新型城镇化弥合城乡差别、地域差别,让居民能够就地择业发展,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关键词]乡愁;城镇化;污染物;治理
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也是最大的农业国之一,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创造、积累了极其丰富的农业实践经验和科学技术知识,构筑了上下5000年辉煌灿烂的中华农耕文明。
而农耕文明的地域多样性、民族多元性、历史传承性和乡土民间性,不仅赋予中华文化重要特征,也是中华文化之所以绵延不断、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
中国的农耕文明集合了儒家文化,及各类宗教文化为一体,形成了自己独特文化农业在其中起着决定作用。
聚族而居、精耕细作的农业文明孕育了内敛式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农政思想、乡村管理制度等等,与今天提倡的和谐、环保、低碳的理念不谋而合。
所体现的哲学精髓正是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精神资源。
农耕文明推崇自然和谐,契合中华文化对于人生最高修养的乐天知命原则。
崇尚耕读生涯,提倡合作包容,而不是掠夺式利用自然资源。
在有文字记载的几千年中华农耕文明发展历程中,虽经无数次大大小小天灾人祸的考验,仍然一直蓬勃兴旺,绵延不断。
中华诗词文牍中颇多赠别忆往、羁旅怀乡之作,恰恰是祖辈安土重迁观念的折映。
乡愁和爱情一样,是中国历代文人墨客笔下一个长盛不衰的主题,乡愁曾是我们祖辈心灵深处宁静温馨的港湾,落叶归根仍是中国人颇为重视的人生归宿。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民众生活节奏的加快和观念的转变,对外开放带来的西方文化流行的影响,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出生的大量的农民工长期外出打工,如候鸟一样只在逢年过节才返回农村做短暂停留生活方式,使得如今广大农村成为老、弱、病、残留守的荒凉家园,加之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治理方式,使得农村本来就落后于城市的各种基础设施缺失、破败的矛盾更加突出。
特别是在生活垃圾处理方面,几乎一直处于空白。
几十年来,国家财政体系对农村环境保护的投入十分有限,农村普遍性缺乏生活性垃圾收集处理的工具和手段,农民的环保意识一直较为淡漠。
目前的农村,包括众多的城乡结合部,成为环境污染的藏污纳垢之地,到处都是污染物、垃圾存留地,农村各种污染源汇集叠加状况触目惊心,塑料袋垃圾填充满的水沟、池塘臭不可闻比比皆是,已是不争的客观事实。
“浮云游子意,落日故园情。
”我们本来拥有最美的乡村和最古老的文化,每个人都有一个对故乡的美好回忆,但近年来,在城镇化的大拆大建和农村日益衰败过程中,许多古村落和传统文化被随意丢弃了,祖先留下的古村落已经到了消亡的关头,延续下来的民俗和邻里文化消失了,“千城一面"、“万镇一面”正在向农村蔓延,甚至可能变为“万村一面”。
到那时,家乡的记忆越来越淡,“回不去的故乡”成为很多人的共同“乡愁”。
造成目前广大农村出现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21世纪之交的财税改革削弱了基层公共治理与服务能力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国家曾在乡镇基层设立一套分工细致的党政体系,各种对等对口的党政机构,还根据专业化分工的方式设立了“七站八所”;村干部也成为拿固定报酬的“准官员”;但“上层建筑”这一系列的行政化、专业化的改革,恰恰与乡村社会小农经济的“经济基础”不匹配。
因为城市与乡村长期存在着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政府职能的“缺位”现象表现在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基础教育、环境保护等典型的公共事业,由于资金不足而严重滞后。
根源在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存在着城市偏向的公共政策,如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户籍制度壁垒等,甚至不惜牺牲农村、农民利益发展城市,导致发达城市与凋敝的乡村并存的格局。
1990年代以后,市场化的因素全面而深度地渗透进广大乡村,加速地改变了原先的农村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系统,由于乡镇工作人员完全靠国家在农村“三提五统”税费来养活,从而加剧了农民与国家对立与认同的紧张关系。
在国家取消了“三提五统”税费,力图通过加强政府间转移支付来实现基层政府财政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将国家与农民的“汲取型”关系转变成一种“服务型”关系。
想通过规范基层政府的财政运作来达到对农村社会的有效治理。
但事实上,税费改革后基层政府不仅没有转变为政府服务农村的行动主体,而且正在和农民脱离旧有的联系,成为无关紧要,可有可无的一级政府组织而“悬浮于乡村社会之上”。
虽然从2005年起,国家在乡村兴起了声势浩大的“新农村建设”,但从各地的实际状况来看,大多只是在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并未同步进行组织建设和文化建设,基层政权的“悬浮”状态并没有得到改变。
因为农民对国家认同感的下降、社会的多元化趋势大大增加了国家对乡村的控制成本,乡镇的吃饭财政根本无力顾及乡村公共事业。
国家有限的财政转移根本就不能支撑一个庞大的服务型基层组织。
在国家权力后撤、市场化浪潮冲击、意识形态领域的世俗化三重作用下,乡村的基层组织整合能力不断削弱,呈现出松弛、低效的状态,村庄共同体已趋于解体,进入世纪之交,“三农问题”已成为举国上下关注的焦点问题。
[1]这深刻揭示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所面临的两难境地。
从对农村走访调查的结果来看,无论是从政治层面对国家的责任着眼,还是从经济层面公民依法纳税义务考量,抑或是从法律层面规定的义务关系,或者从社会伦理道德责任与义务思考,农民这种国家与社会责任义务观念的普遍缺失,不仅表现为农民群体对国家观念、国家意识、国家利益观的薄弱,而且日益成为当前国家(政府)与农民(乡村)间权利义务关系中制度性关联的最显性的障碍。
没有经济利益诱导的手段,在农村任何建设公共事业、环保卫生治理的政策的实施都会事倍功半、成效低下。
二、农业污染长期缺乏有效治理,导致农村环境卫生治理的混乱无序和脏、乱、差的境地。
由于我国人口对环境的压力过大,经济增长较快,加之技术与管理水平较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现象特别严重。
随着乡镇工业的迅猛发展,农村的环境污染呈急剧蔓延之势,2014年4月18日环境保护部和国土资源部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自2005年到2013年进行的研究,对中国63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调查,全国2/3的河流近五分之一的耕地遭到污染。
全国土壤总的污染超标率为16.1%,而耕地的超标率为19.4%。
报告中写道,“工矿业、农业等人为活动是造成土壤污染或超标的主要原因。
”更确切地说,工业废弃物、污水灌溉、滥用农药化肥、农药残留污染、畜禽养殖场废弃物污染四大类。
我国是世界上化肥、农药使用量最大的国家,而利用率仅为30%-35%,流失的化肥、农药造成了水体和土壤污染。
农业种植业伴随蔬菜、水果产业化以及大棚单产量的增加,更是依赖于大量施用化肥、农药,直接导致了耕地污染。
农业污染量占全国总污染量的1/3—1/2,已成为水体、土壤、大气污染的重要来源。
农业污染还导致地下饮用水水质日益变差。
含有农药化肥的农田水以及被污染的水塘的水通过地表渗入井中,广大农村村民长期饮用含有农药化肥的井水,健康受到影响,癌症高发。
目前我国广大农村的饮水主要来自打的土井水、泉水、地面水。
我国首次农村饮用水与环境卫生现状调查结果显示,44.36%的农村饮用水未达到基本卫生安全。
这就是淮河两岸有那么多癌症村的重要原因之一。
越是靠近河,癌症发病率越是高,而且大多是胃癌、食道癌等消化系统癌症。
不仅如此,从淮河流域的“上游、中游到下游,消化系统肿瘤的死亡率呈现出梯度上升趋势,下游一些地区又比上中游地区高出很大一截”。
显然,在淮河流域的一些地区,环境污染加剧了癌症发病的增长势头。
伴随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生活污染也在增多,尤其是现在生产的各种包装、废旧电器、电池、塑料制品,人畜排污等等。
我国大部分农村没有垃圾、污水处理设施,生活垃圾70%左右没经过无害化处理,生活污水绝大多数是随意排放,严重影响农村人居环境。
[2]
环境保护部、国家统计局和农业部发布的《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给人一种印象:
农村对中国环境污染的贡献超过了城市。
2011年3月28日,环境保护部召开全国农村污染防治工作会议,称:
农业源主要污染物如化学需氧量、总氮、总磷分别达到1324.09万吨、270.46万吨、28.47万吨,分别占全国总排放量的43.7%、57.2%和67.3%。
全国农村每年产生90多亿吨生活污水、2.8亿吨生活垃圾,其中,大部分未经处理随意排放;化肥年施用量达到4700多万吨,有效利用率不到35%;全国4万多个乡镇约60万行政村绝大多数没有环保基础设施。
副部长李干杰在讲话承认:
长期以来,“重城市、轻农村,重工业、轻农业,重点源,轻面源”的环保城乡差距十分突出,农村环保欠账过多。
在近年环境保护部处理的来信中,反映农村环境问题的占70%,来访中,占80%[3]
三、广大传统农村主要存在如下几个方面的严重环境污染
(一)养殖业污染,农民养猪、养鸭、养鸡等养殖处于自由散乱状态,污染一直没有得到有效治理,大部分畜禽养殖粪污、废弃物的排放未经过无害化处理。
主要原因在于:
受工业化的生产模式的影响,过量人工添加剂饲料的投放,农药、畜药、催生剂的广泛使用,一些农村散养户的环境卫生意识不强,畜牧业污染监管的不力;屠宰场(户)污水处理设施投资较大,大部分屠宰场(户)无力负担高额的污水处理投资;部分养殖户、养殖场所场缺乏资金,不能综合利用,没有能力筹建的沼气池;一座养猪场臭半个村庄的现象比比皆是。
大棚式养鸡、养鸭、养奶牛粪便露天污水横流、臭气空气污染严重等问题十分突出。
(二)种植业农药污染一直未得到有效治理。
随着各种病虫害抗药性不断增强,目前农业种植几乎没有不依赖农药的作物品种。
在各种农药的投入使用上,相当一部分农民还存在违规使用高毒、高残留农药的问题;病虫害防治难度大,目前推广应用的生物农药、植物源农药防治效果不够好、成本高、持效期短,有相当一部分病虫害仍需用化学农药防治,高效低毒的植物源农药、生物农药缺乏;无论是种植或养殖,毒性较强的化学农药使用还必不可少,农民对农药的依赖程度居高不下。
2008到2009年,绿色和平组织曾对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城市中多家大型超市的17种蔬菜、水果进行过抽样检测,结果显示,农药残留量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
黄瓜,含有4—13种不同农药残留;草莓,含有1—13种;油菜,含有1—12种。
疏菜中农药残留量如此之多,农药对土壤的污染就可想而知。
直接向土壤或植物表面喷撒农药,是使用农药最常见的一种方式,也是造成土壤污染的重要原因。
另外,农民在选择用农药上普遍存在侥幸心理,即自家吃的不打药或少用药,到农贸市场出售的大量用药的现象普遍存在。
县乡食品卫生监管部门对农贸市场出售农副产品交易的监管大部分仍是空白点,农民的环保质量安全意识急待加强。
(三)自上世纪80年代起,“五小”乡镇企业——小煤矿、小炼油、小水泥、小化工、小制革遍地开花,加上土法上马的炼铁、造纸、印染、炼砷、铅锌采选等私营企业迅速发展,迅速地污染河流、土地,破坏生态环境。
还有不少原处城市的污染企业,由于城市环境治理日趋严厉,这些企业为了生存降低成本,而大规模地迁往乡镇农村或选址农村。
这些企业普遍存在不依法保有和周围农村生产、生活区域的法定距离,有的废水、废气、粉尘处理设施备而不用,只应对检查,有的违法排污,严重的直接危害周边农村人的生命、健康,其次,则造成水流、土地污染,进而污染到农产品、畜产品、水产品等。
(四)劣质塑料制品生产与使用泛滥成灾。
近年来,随着塑料薄膜、塑料袋、塑料制品的广泛应用,广大农村已呈现出无村不塑、无地不塑的局面。
塑料制品成为最主要的污染源、污染物。
这些塑料制品生产厂家,大都落户于乡镇驻地或村居。
随处可见的塑料袋及制品大量使用,随意丢弃,到处都是花花绿绿塑料袋在飞舞,只在雨季才存贮水的河流、沟壑、池塘里,漂浮、盛满着各种塑料袋、塑料制品,经长年累月浸泡散发着难闻臭气。
环保、食品行业监管的缺失,使农村传统的集市贸易集结地,遍布农村的门市部、超市、快餐小吃店、街道露天的餐饮点,成为各种劣质塑料袋生产、滥用的滋生地、重灾区。
劣质塑料制品造成的污染状况令人触目惊心。
(五)应用型电池、节能灯污染问题突出。
近年来,农村随着各种家用电器的普及和应用,各种小型号电池的应用十分普及,国家连年大力推广节能灯的基本普及。
但由于国家一直没有实行强制性集中回收处理的相关政策,使得废弃电池与节能灯污染问题日益突出。
小型电池用完后,节能灯坏后,被随意扔掉。
据相关资料证实,一节小小的5号电池造成的污染能使1平方米的土壤绝收;一粒纽扣电池可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中央电视台曾连续报道过普通节能灯含汞污染专题,虽然一只节能灯含汞只有0.5毫克,但是它污染环境的威力却大的惊人,可能会污染到1000升水。
一个节能灯管可污染90-180吨地下水与土壤,0.5毫克汞挥发可污染300立方米空气。
一次吸入2.5克汞蒸气即致人死,如果这些节能灯最后都被作为普通垃圾处理,就会成为可怕的生态杀手。
如果按每只节能灯平均污染1000升水来计算的话,中国每年至少有6000亿升水遭到汞污染。
当1毫克汞渗入地下,可造成大约360吨水受污染,由此计算一只废弃节能灯如处置不当,可能污染90吨至180吨水及周围土壤。
水资源遭到汞污染后,就会污染到植物、农作物,人类和其它动物饮用后将会产生慢性中毒,医学界称之为水俣病。
[4]废弃塑料制品、废电池、废弃电器等所造成的污染更甚于城市。
还有城市垃圾(包括医疗废物和建筑垃圾)、工业固体废弃物、矿业废料,以至是国外废物(包括危险废物)等,也都置于农村、运往农村堆放、填埋、拆解、处理,加剧了农村空气、水体和土壤污染状况。
(六)大拆大建、撤村并居的城镇化导致乡村衰败,传统文化急剧消失。
广大传统的乡村,本拥有最美的乡村和最古老的文化。
近年来,随着撤村并居城镇化大拆大建,乡村传统文化的快速消失现状令人痛心。
许多古村落和传统文化这些年在大拆大建过程中消失了。
祖先延续下来的民俗文化和邻里亲情、乡情越来越淡漠。
以临沂市莒南县大店镇庄氏庄园彻底被毁坏消失为例。
据史料记载,大店镇庄氏地主庄园曾繁盛于明清两代达400余年之久,绵延至20世纪30年代。
从史料保留至今的遗迹看,原庄园规模宏大,建筑精致考究,既具有北方浑厚端庄的建筑特色,又包容了齐鲁建筑儒雅清秀的风韵,曾是我国北方地区著名的以堂号为特色的庄园式古镇,不失为中原建筑文化的瑰宝。
庄氏家族自明朝万历年间始兴,经过400多年的风雨历程,官员上至明代巡抚、清代道台,下至民国的国会议员等任职者百余人,成为鲁南苏北最大的名门望族,到民国年间,其势力延伸到鲁、苏、豫、皖四省。
庄氏庄园堂号是为标志其家族尊贵显赫而别名的,堂号从清中期开始兴起,其中实力雄厚的有72个,这是庄氏庄园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
1941-1945年间,八路军115师司令部在庄氏庄园驻扎,刘少奇、罗荣桓、陈毅、肖华、谷牧等老一辈革命家都在这里工作、战斗过。
1945年8月,山东省临参会、省政委会在莒南大店镇召开第联席会议,决定将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改为山东省政府,大店镇庄氏庄园由此成为山东省政府驻地,遂有“山东小延安”之称。
至文革开始后庄园虽部分被破坏,但那些建筑群址大致保存基本完整。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由于当地政府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招商引资和拓宽街道,对庄氏庄园进行多次彻底撤除,使这个今天本可与四川大邑刘文彩庄园媲美的庄园和弥足珍贵的历史、民俗、文化遗址彻底片瓦无存、毁于一旦,教训令人痛心。
中国文联副主席、著名作家冯骥才先生近年来一直不断发出呼吁,他援引官方公布的数字,过去十年,中国总共消失了90万个自然村。
相当于每天有将近300个自然村落消失,而这些自然村中包括众多文化历史悠久的古村落。
“农耕文明的最大特点在于多样性,而文化的多样性是我们深厚的资源。
保护文化的多样性是我们的主要目的。
”冯骥才说:
“传统古村落的消失,是我们文化巨大的损失。
每个村庄我们都不知道它的历史、风俗、文化,历史上我们从来没有盘点过。
很多村庄没有村落史志,有的村庄可能有一部非常久远的历史,但是我们不知道。
如果文化消失了,民族也就没了。
这对于整个民族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文化的消亡,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而一个没有自身文化、没有自己的特色,没有自己的个性,这样的民族,很难说它会有着极强的生命力。
”[5]
(七)农村生活方式改变造成的污染。
以煤、气代柴草秸秆等为燃料,生活中大量日用工业品的使用,这些工业化生活方式的改变,使传统的农耕文明中原本自然的循环被打断,在没有配套的垃圾处理的情况下,使农村兼有了环境污染的城市和发展滞后的农村的双重环境和生态问题。
上述各类农村点、面污染交织,工矿污染凸显,污染与生态恶化并行,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影响了生活在农村中人的包括“饮水安全”在内的“生存安全”和所有生活在中国的人的“食品安全”。
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和政府的责任,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要求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指导方针: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总体要求。
这五句话20个字描绘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美好蓝图。
党的十八大以来,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呵护碧水蓝天、建设美丽中国,成为党和政府的紧迫任务及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责任。
十八大报告首次单篇论述生态文明,首次把“美丽中国”作为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五位一体的高度来论述,表明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认识的深化,也彰显出中华民族对子孙、对世界负责的精神。
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
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
将生态环境质量纳入基本公共产品范畴,从理论上明确了生态环境的显性价值。
同时,明确提供生态产品是政府的职责,是公共财政保障的重点,是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补助的考量因素;也要求党和政府从实践上按照统筹城乡、梯度推进的原则解决农村、农民的环境污染问题,要因地制宜、创造性地解决农村、农业领域小而分散的污染问题,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
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指出: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
“坚决治理餐桌上的污染,切实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努力建设生态文明的美好家园。
实施清洁水行动计划,加强饮用水源保护,推进重点流域污染治理。
实施土壤修复工程。
整治农业面源污染,建设美丽乡村。
我们要像对贫困宣战一样,坚决向污染宣战。
”。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建设生态山东的决定》也在2012年出台,这是我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经济文化强省建设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出台的一份纲领性文件。
《决定》提出了“到2020年,山东省基本形成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适应的生态经济发展格局,可持续发展能力显著增强,城乡环境质量全面改善,自然生态系统得到有效保护,生态文明观念更加牢固,人民群众富裕文明程度明显提高,率先建成让江河湖泊休养生息的示范省,努力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的奋斗目标。
通过过去8年生态省建设的探索与实践,山东在保持经济较快增长的同时,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实现了协调健康和谐发展。
全省水环境质量连续8年持续改善,省控59条重点污染河流全部恢复鱼类生长。
2011年《中国环境竞争力发展报告》评价,山东环境竞争力在全国排名第一。
这些实践探索和经验表明,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本身就是生产力。
建设生态山东是山东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要求,是山东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和美好期待。
山东省卫计委在2010年4月30日发布的《山东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中指出:
山东作为一个农业大省,农业人口6900万,占总人口的70%以上。
山东城镇化率在全国处于中下水平。
目前山东省的城镇化率是50.9%,半城镇化现象突出。
为提升山东省农村社区建设水平,加速城镇化进程,山东省首次出台《农村新型社区纳入城镇化管理标准(试行)》。
该标准规定,人口超过3000人,70%以上从业人员从事二三产业的农村社区,将被纳入城镇管理。
这为新农村城镇化开启了希望之门[7],但为数众多偏远达不到上述标准规定的大部分纯农业村仍然被忽略,使生态山东建设受到一定影响。
改善广大农民的生存环境,保障他们的健康生活,这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结合生态山东《决定》具体实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尽快治理广大农村环境污染局面,必须切实抓好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大力宣传生态文明生态山东的建设
目前我们国家仍是农业大国,农业人口比重大,农民文化素质整体较。
山东也不例外。
2010年4月30日发布的《山东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表明,山东人口文化素质还存在一定差距,全省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在全国排名第18位。
建设生态文明、生态山东的关键,应着眼于广大农村。
农业的污染传递主要是通过化肥、农药落入土壤中以后,通过各种途径挥发、扩散、迁移而转入大气、水体和生物体中。
因而土壤的农药污染又转化为大气污染、地表水与地下水污染、农产品污染等环境问题。
换言之,只要农村土壤污染源不解决,中国人饮食、果蔬污染问题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
在治理农业环境污染上,目前对农民进行集中阶段性强化普及性地宣传教育、示范操作就显得尤为重要。
要对过去十几年来农村环境污染源治理的欠账、短板进行补救式还债。
2014年5月6日,在山东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副厅长耿庆海说,我省将出台用地、用电、税收优惠,激励社会资本参与解决农村污水垃圾。
对于现在很多地方存在的“垃圾围村”现象,耿庆海表示,将分两步解决。
对于存量垃圾,我省将组织开展全方位、大规模的农村存量垃圾集中整治活动,彻底清除卫生死角。
对于未来垃圾的处理,要通过环卫体系的建设,达到“日产日清”、不再积累。
耿庆海说,在村镇垃圾转运设施方面,要建立“户集、村收、镇运、县处理”的村镇垃圾收运体系,积极推动城市环卫服务向村镇延伸。
原则上要求每个乡镇建设一个以上垃圾中转站(场),每个村庄要因地制宜建设若干垃圾收集点;距县(市)现有垃圾处理场超过20公里的乡镇,可依据规划合理选址建设新的垃圾处理场。
鼓励使用垃圾桶收集生活垃圾,原则上按10—15户配备1个。
逐步取缔露天垃圾池、垃圾房等非密闭式垃圾收集设施。
这项规定如能如期实施,将是山东广大农村环境治理与保护的福音。
能否见到成效,取决于省政府对该规定的监督执行力如何。
2014年3月,山东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山东启动实施“乡村记忆工程”。
该工程由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住建厅、省农业厅、省文化厅等九个部门联合发起。
九部门联合开展的乡村记忆工程,规定在不新建场馆的情况下,建设一批别具特色的民俗生态博物馆、社区博物馆、乡村博物馆,收集和展览富有地域特色、活态文化特色和集体记忆的文化遗产,实现对文化遗产的整体性和真实性保护。
这无疑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和创新[8]。
这也意味着,山东保护“乡村记忆”已经进入到加速环节。
在乡村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过程中,在此节点上,山东实施乡村记忆工程,也就颇为引人关注。
对新型城镇化建设会起到示范带动作用。
生态山东环境的建设,关键是人的意识和行动。
提升农村村民的生态文明意识是生态山东建设的立足点。
要力争通过数年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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