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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等
鼎镬尊箸间的刀光剑影
——浅析《史记》中饮食记载所体现的文化
HeatedCombatConcealedInSumptuousFeast
——AnalyseofCultureInFoodRecordsFromShiJi
作者:
司徒伽 导师:
师飚
[论文摘要]饮食,对人类而言,是一个最基本的首要问题,尤其在中国更是占据着不可取代的独特地位,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上的文明都与饮食有着紧密的关联,这一点在《史记》中表现得非常充分;因此,本文尝试从饮食文化的视角来研究《史记》这一史学巨著,通过从文、史、哲、考古、人类、文化等众多方面综合分析《史记》中所有关于饮食(主要是“食”的方面)活动、礼仪、方式、对象和器具等所有记载,得出以下结论:
粮食问题影响国家政权的稳固,食物的分配合理与否至关重要,饮食在政治活动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由饮食可以引发弑君灭国的大争斗,因此对礼仪的强调必不可少,但人类自相残杀的劣根性在饮食中也暴露无遗。
[关键词]《史记》 饮食 政治 历史
[Abstract]TheFoodisthemostimportantinwhatmankindwanttoget,especiallyinChina.ThisideawasexpressfullyintheHistoricalRecordswrotebySimaQian.ThisarticletriedtoresearchtheHistoricalRecordswiththeviewpointofthefoodculture.ByanalyzingrecordsfromtheHistoricalRecordsabouttheliterature,thehistory,thephilosophy,thearchaeology,theanthropologyandtheculture,IthinkthattheauthoroftheHistoricalRecordshadrepresentedsuchpoints:
Foodstuffwasinoftouchwithfixednessofkaiserdom,sothesupplymustbeequal.ThefoodandfoodactivityintheHistoricalRecordsplayedaveryimportantroleinpoliticalactivities.EvenitcouldcausethegreatstrugglekillingtheEmpireanddestroyingtheCountry.Generallyhumanityneededtogetconvenance,butthebigbadhabitsofHumanitythattheykilleachotherwasexposedentirelyinFoodactivity.
[Keyword]ShiJi(HistoricalRecords) Food Politics History
引言
《史记》——司马迁穷其一生写成之煌煌巨著,自有汉以降,评说论议者不下千万,他们就其文本与作者,从史学、文学、哲学、美学、语言学或心理学等各个不同方面加以阐释,众说纷纭,各异其趣,更使它身负“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盛名。
然综观各家说法,却鲜见从饮食这一角度论及。
诚然,不仅“天下无不散的筵席”——饮食活动的过程非常短暂,而且,用黑格尔的话来说,“我们闻到的东西只能存在于消耗过程中,我们只能通过毁灭来品味”;如此说来,将《史记》与饮食烹饪联系起来,不免会招致方家嗤之以鼻、付之一哂。
但正如十九世纪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所言,心中有情,首中有思,必先腹中有物,不可否认,饮食是人生经验中极重要的组成;而食物最有意义的作用不单在于满足人类的口腹之欲,更着落于社会方面——它是各种团结社会成员的活动内容之一。
人们在饮食和与之有关的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形成了一个民族的饮食文化,包括了这个民族饮食的特点和习惯,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这个民族的血统、历史和生存环境,具有自身的民族性,在发展中形成民族传统并成为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些都贯穿于人类历史的整个进程,使人们对饮食与社会的相互作用作出深广的反思,在若干饮食行为中得到某种启示或学会对饮食的思考,掌握存在于饮食现象中广泛、丰富而复杂的意义,了解纷繁而变化多端的食物和饮食世界。
饮食在华夏文明中更是占据着不可取代的独特地位,不仅中国人对吃喝具有高度的重视和极端的敏感,就连中国精神文化的许多方面都与饮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大到治国之道,小到人际交往,举凡哲学、政治学、伦理学、军事学、医学以至艺术理论、文学批评,无不向饮食烹饪学认同,自其处借用概念、词汇,甚至获取灵感,其中所包含民族文化的遗传信息十分丰裕。
饮食生活对中国人而言如此重要,事实证明,纂述了三代而下以至汉武年间史事的《史记》的作者作为中华民族血脉中之一分子,对此也投下了并不专注却也相当认真的目光。
既然如此,那么对《史记》严肃的学术研究中,饮食不仅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而且非常必要,因为这种研究可以从一个比较重要而新颖的角度真切而系统地折射出中华民族文化的传统与特点,尤其是某些隐秘而颇具价值却向来不为人们所重视的地方。
本文正是由此出发,并非流于泛泛地单纯考证《史记》的食物肴馔、加工烹调、工具、环境、习俗等各项饮食文化中之基本要素,而是条分缕析地研究书中提及的这些与人、人群的关系及其产生的社会意义,实际上也许相当于研究一个文学、历史与文化和人类学问题。
此中联系相当微妙,就事论事往往难以说清,甚至显得牵强附会,所以本文秉持严谨的态度,采取宏观归纳的方法或许更有利于说明问题。
一.民以食为天
《说文解字》:
“天,颠也,至高无上。
从一大。
”凡最高最大而可仰赖者皆曰天,这是中华民族社会心态的一个表现。
俗语云: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日常生活的第一要事就是吃喝,悠悠万事,惟此为大。
即使道德家们将仁义忠孝的理论捧得比天还高,说什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然而孟子在《告子?
上》到底还是要以欲食鱼与熊掌为喻才能论明“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的道理,此亦足可证美食在人们心目中地位如何了。
究竟何谓食?
较原始的解释是米、饭、谷,《货殖列传》:
“食太阴在卯穰。
”《索隐》:
“谓谷也。
”据考,远在一百七十万年以前的元谋人已经结束了“茹毛饮血”的状态,学会用火和熟食;经过漫长的岁月,中国人又根据蒸气加热的原理制造出一种最早的蒸锅——陶甑,把谷物食品用水蒸煮熟,“蒸谷为饭,烹谷为粥”,产生了“吃饭”的概念。
中国是世界上农业起源最早的地区之一,进入种植和养殖经济为主的农业社会以后,人们的一次定时进餐以谷类食物为主、辅以蔬菜、加上少量肉食,这就是一餐饭,这种饮食构成一直延续至今。
其中,南方以稻米为主食,《货殖列传》上“楚越之地……饭稻羹鱼”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就中国传统社会形态而言,中国始终是一个农业社会,为国民饮食服务的农业是社会最主要的生产部门,供给着社会物质财富的绝大部分,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占绝对优势。
因此,人民把粮食看作生命的根本,“民以食为天”的观念源远流长,可以说是中国饮食文化观念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核心,反映了中国几千年文明史和农业关系至为密切,粮食至关重要,人们对于吃的重要性的认识始终贯穿于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以致于古代以“社稷”代表国家,还把禾谷看作是一种可保国泰民安的极良瑞的吉祥物,《鲁周公世家》就记载了周代时出现嘉禾之事:
“天降祉福,唐叔得禾,异母同颖,献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馈周公于东土,作《馈禾》。
周公既受命禾,嘉天子命,作《嘉禾》。
”可见,百姓的饮食与国家稳定、政权巩固之间的关系密切至极,于是有学者认为“中原地区的古代帝王能够统治天下,是农业发展的结果,这与游牧民族的酋长靠硬弓骏马制御诸部大异其趣”。
即使仅仅停留在个人层面上,谷物在中国人心目中还是宁神安气、延年益寿的最佳食品,《扁鹊仓公列传》载太仓公淳于意为阳虚侯相看病,诊断他得了迵风,“五日死”,但过了十日才死,原来“其人嗜粥,故中藏实;中藏实,故过期”,因为“安谷者过期,不安谷者不及期”。
另一方面,有待之身口腹尤累,“切身经济是加餐”一语洞达情理。
百姓觉得“山高皇帝远”,一般不愿太多地关心朝廷大事,只希望像上古《击壤歌》唱的那样“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凿井而饮,耕田而食。
帝力与我何有哉!
”就心满意足了。
然而,现实却是一般平民百姓的饮食与统治者生活有着霄壤之别,张仪说韩王时提及:
“韩地险恶山居,五谷所生非菽而麦,民之食大抵菽饭藿羹。
一岁不收,民不餍糟糠。
”(《张仪列传》)《秦始皇本纪》引贾谊《过秦论》“夫寒者利褐而饥者甘糟糠”一语也表明,平民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含哺而嬉,鼓腹而游”,穷人用来充饥的差不多只有糟糠等粗劣食物,还甘之如饴。
尽管当时集市上的食物多不胜数(《货殖列传》),但有能力购买的多数还是有钱人。
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集团占据优势地位,他们维持着高标准的生活而不与社会其他成员特别是被统治集团分享,通过政治权力的运作来控制下属并使其臣服,利用手中的权力尽量占据着更多的生活资料,社会存在着强烈的不公平。
这种情况下,老百姓即使已经摆脱了饥饿,对饥饿的恐惧仍时刻萦绕心头,对这种不公平怀有深深的愤懑,对惯于挥霍纵欲的统治者极其厌恶。
此时如果发生饥荒,人民得不到赖以生存的饮食,失去了生的希望,对死亡的恐惧便高涨膨胀到达极点,这些愤怒不满强烈到了极至,必然就会引发反抗压迫者的行动,行动升级演变成起义或暴乱,危及统治者“一统江山”的稳固。
这就是“兽穷即触,鸟穷即啄,人穷即诈”,“皆自卫其生命而免于祸难也”的道理,历史上之所以这么多农民为争取生存权、只求一线生机而效陈胜吴广揭竿而起(《陈涉世家》),也是这个原因。
恐极反而无恐生勇智,这种陷入死地而后生的理论常为兵家所运用,《孙子》论此最为周匝。
项羽少时喜读兵书,这些道理深入其心,因此到了渡漳河、救巨鹿时,效《孙子?
九地篇》之“焚舟破釜”和太公《六韬?
必出》之“先半吾辎重,烧吾粮食”等法,过河以后“皆沉船,破釜甑,持三日粮,用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全军果然勇气百倍,以一当十,拼死战斗,大破秦军(《项羽本纪》)。
所以每朝统治者不论是为国还是为己,施政纲领都把农业粮食问题放在重要的位置上,通过满足人民的肚子来归顺他们的心。
直至今天,不管翻阅孙中山还是毛泽东的政文,都会发现关心民生、解决人们的吃饭问题是其中不可忽视的关键。
到现在,对历代民食政策史、农村粮食调查、中长期食物发展战略、粮食生产区的农业产业化、人口粮食与生态、粮食经济地理、各地粮食志等等一切有关于粮食的课题研究都摆在有相当分量的位置上。
因此,《史记》对农业之论述实为表现这一点。
而历代皆以重视稼穑与否为评判统治者功绩和分析治乱原因的主要依据,《史记》的观点也不例外:
“《周书》曰:
‘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
’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
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
原大则饶,原小则鲜。
上则富国,下则富家。
”(《货殖列传》)
在其记载中,黄帝“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五帝本纪》);周后稷儿时游戏就“好种树麻、菽,麻、菽美。
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鄜畤则之。
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周本纪》);汉文帝认为“农,天下之本,其开籍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孝文本纪》)——他们都是司马迁笔下明君的典范。
中国素称“以农立国”,列朝帝王不管英明伟大还是昏庸无道,都有耕籍田、祀社稷、祷求雨、下劝农令等仪式和措施,《史记》当然不乏对此之记述。
单单从周人始祖的称号“后稷”来看,他本名“弃”,因稼穑有法,“帝舜曰:
‘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谷。
’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周本纪》),无论史实究竟如何,这一传说毕竟表明了重农对于统治者的要义。
儒家亚圣“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的观点也是由此而来。
《史记》所记录的先秦哲学家们,尽管政治主张、社会理想不尽相同、甚至存在极大分歧,但出发点都执著于现实的衣食饱暖。
为秦孝公所大加赏识的商鞅变法,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关于耕织粟帛的(《商君列传》)。
即使是孔子绝粮于陈蔡间时曰“君子固穷,小人斯滥矣”(《孔子世家》),又大赞颜回“贤哉回也!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仲尼弟子列传》),这些“安贫乐道”、“忧道不忧贫”中追求的理想,说到底也是不能离开实实在在吃饱穿暖的大同社会,决不会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光怪陆离的奇思异想。
不仅米谷的重要性受到中国人的瞩目,就连火这种熟食烹饪最早开始使用的能源,虽然烧过书(《秦始皇本纪》)、焚过楼(《项羽本纪》),但它还是令人为其带来如许恩惠而对其不胜感激与崇拜。
火与火神在人类有了较稳定的居所以后登堂入室,人们对灶火的重视使火神兼作或转化为灶神——在锅灶边供奉的认为代表上天监视各户、能掌管一家祸福的主要家神,祭灶的灶神崇拜则是中国人火崇拜的一个分支。
《楚世家》记载颛顼高阳是黄帝之孙、昌意之子,“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举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融字本义在《说文解字》中就是“炊气上出”;《五帝本纪》中出现的炎帝在某些古人看来也是灶神。
祭灶是吉礼中祭地祇衍生出的项目,属于历朝列入国家祀典的比较重要的祭祀。
《封禅书》记晋地所祀神中有“先炊”,这就是灶神;郑定公六年郑国发生火灾,定公想举行禳大祭以祭灶神(《郑世家》);鲁迅说“中国人的对付鬼神,凶恶的是奉承,如瘟神和火神之类,老实一点的就要欺侮,例如对于土地或灶君”,其实何只是欺侮,更有甚者拿它作升官发财的青云梯——汉武帝时“李少君亦以祠灶、谷道、却方老见上,上尊之”,他对武帝说祠灶是长生、遇仙的第一个步骤(《孝武本纪》),灶神信仰被李少君辈的方士纳入了化金遇仙的轨道(炼丹术的源头还是拜火),成为献媚君主以求私利的手段和工具。
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意义重大的历法记时,也体现了饮食活动不可忽视的影响。
据有关学者整理统计,《史记》中有关西汉初期的记时材料有十四个时称,其中“蚤食”、“食时”、“餔时”、“下餔”、“莫食”与人们的饮食习惯有关。
《天官书》中记述太白星出现时间的“莫食”是古人一日内记时的一个点,属于秦代十六时制的时称之一,紧跟“食时”(早上7点左右)之后。
而十六个时称中与饮食有关的还有“餔时”、“舂日”等,竟占了四分之一强,可见古人的饮食习惯中习以为常的生活用语,已被用作代表相应时间的记时专词了。
古人一日两餐,第一餐称“朝食”或“饔”,在食时进行,莫食的时候就不能再进餐了。
齐晋鞌之战,齐顷公鼓励麾下曰:
“驰之,破晋军会食!
”(《齐太公世家》)这一“会食”指的应该就是朝食,因为《左传?
成公二年》中记齐侯说:
“余姑翦灭此而朝食!
”他对于大败敌军自信十足,认为天亮后交战灭了晋军也误不了朝食,还可以此为胜利聚餐呢。
项羽听闻刘邦要霸占关中而怒曰:
“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
”(《项羽本纪》)旦大约在清晨3—5点左右,本非进餐时间,可他急不可耐,宁愿提早开饭好尽快进军,一个遇事急躁、勇而寡谋的人物形象通过这短短一句关于吃饭的话活脱脱地跃然纸上。
中国实不愧为极其推崇饮食的农业大国,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人们还以“食顷”、“熟五斗米顷”作为刮风的持续时间来测庄稼受损的程度(《天官书》)。
就连水果成熟,在中国人习惯里也是一个记时的标志:
《诗?
豳风?
七月》:
“七月食瓜,八月断壶(壶通瓠,瓠瓜;断壶即摘下葫芦)。
”七月是瓜熟时节,齐襄公“使连称、管至父戍葵丘,瓜时而往”,说好“及瓜而代”,谁料一年后“足瓜时而公弗为发代。
或为请代,公弗许”,由此竟引发了一场曲折离奇的弑君政变(《齐太公世家》),直到后世人们仍把任期已满换人接替叫做瓜代。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的文化知识主要掌握在统治者政治权威下的史官手中,这些史官所负责管理的文化资料无不与统治者的政治权威有关,即使是第一个在野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自命为继承文武周公的道统,所强调的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目的是要在衰世恢复成康之治,所谓“我其为东周乎”。
因此,中国的文化传统一直是史官文化,这种文化的对象几乎是唯一的、关于当世统治者的政治权威的问题,一切皆服从于此并为其服务,不曾独立过。
因此,生于这种史官文化中的《史记》更注重历史人物与政治的关联,大多以王位更迭、官爵迁谪、战争攻伐、政治婚媾等各种权利斗争的表现形式为注视统治者的焦点;因此,除了《平准书》、《货殖列传》二章对粮食问题的记载略为集中,较为系统地介绍汉代以前的食货情况以外,再加上礼乐志中记载的饮食礼仪,就只在《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等地理志对当地种植、畜牧情况有所记述;至于更为广阔的饮食文化,则仅散见于各章节中的片言只语,关于统治者关心农耕的记载除了上述几条以外,更是极为鲜见。
司马迁作《货殖列传》是出于对“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兴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太史公自序》)的考虑,他很有可能认为,国家和统治者对农业的重视应该是基本的、恒常的,所以习惯性导致模糊一致性,对其功用的描述也渐趋于大同小异,很少将其作为值得一提的事而突出;而在另一方面,上古时代的社会较为简单,人际关系也没有后世那般纠缠难理,而在越来越纷纭复杂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争权夺利更加激烈,矛盾更加尖锐,冲突更加紧张,只有对这些花样繁复迭出、变化日新月异进行翔实记载,才能以最好的方式反映风云变幻、瞬息万千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
饮食对于中华民族的重要性,除了体现于实实在在的物质需求上,也体现在精神意识中。
《殷本纪》记述商朝先祖契的母亲简狄“行浴,见玄鸟堕其卵”,“取吞之,因孕,生契”,此事在《诗?
商颂?
玄鸟》表现为: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
”郑笺:
“降,下也。
天使鳦下而生商者,谓鳦遗卵,娀氏之女简狄吞之而生契。
”不少典籍都以不同方式记载了这个故事;而《秦本纪》中也有跟简狄生契故事完全同型的祖先—推源传说:
帝颛顼之苗裔孙女脩是秦的祖先,织补时“玄鸟陨卵”,于是“吞之,生子大业”。
这其实是两个典型的吞卵生子型感生神话,其共同点是玄鸟与高贵女子交合而生英雄神,顾颉刚先生认为两者之间大有关联。
为什么要选玄鸟作祖先呢?
经过一番细考,原来不仅玄鸟与这些部族的农业生产关系密切,而且玄鸟所衔之卵是内涵胚胎的圆形物,原始初民的类比思维往往不仅把植物、动物与人类的繁殖行为比附为一事,更将“饮食”与“男女”混同,郑振铎先生就曾指出,原始人有时把怀孕当成吞食了某种含有胚芽或“生命”的“种子”的结果,所以食卵、吞果(甚至“吃”了外表与之相似的石头、冰雹、球形闪电、气团等)都会致孕生子。
有意思的是,司马迁在记述时以正史之笔书之,并没有像写荆轲称太子丹之命时那样,认为“天雨粟,马生角”一语“太过”(《刺客列传》)。
现在很难了解到底一直以实录精神直接记录的司马迁为何于此不着一字评说,仿佛此系信史一般;但有一点不容忽视:
以“吃”为达至沟通目的的手段,把天神变成食物进入女子腹中以获取人形,这种对祖先来历的推想有力地证明了饮食的意义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实在非同小可,对中国人来说,它是人、神、天地万物之间相互沟通、相互传递生命力和生殖力的重要手段和方式,兼具生殖含义。
二.食节事时,民咸安其居
《诗?
小雅?
天保》:
“民之质也,日用饮食。
”人民质常不变的只有日用饮食,因而只有合理分配,让人民依按时节正常生活,满足其基本的饮食需求,安居乐业,社稷才会稳固一统。
但是,不可否认,社会两极分化非常严重。
单就饮食方面而言,统治者的食物种类十分丰富,可供食用的肉类不计其数,不期然还可以吃上美味的龙肉,《夏本纪》中就记载了夏后飨龙一事,《左传》也有相似的文字。
张光直先生在《濮阳三矫与中国美术史上的人兽母题》中摘引了此段文字,认为“这两氏(御龙氏、豢龙氏)很可能是专业的巫师,豢龙御龙以从事天地之事”;韩非子《说难》亦云“夫龙之为虫也,可扰狎而骑也”(《老子韩非列传》)——由此可见,《史记》所言之龙是真实的动物,不是被神化以后虚幻的的龙。
而广大的百姓呢?
他们盘中餐的主题仿佛终日只能是单调的素食。
在人类的文明史上,食物分配是初民社会建立族群关系的基础,吃喝的行为所包含的意义除了个体的生理性以外,还有十分明显的族群利益秩序的社会性、伦理性和政治性。
所以,当食物分配不均的时候,饮食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现实生存的权力关系更加突显——一部分社会成员的感官享乐建立在剥夺另一部分成员的需求上,这个无法隐藏的现实逼着那些挣扎在渴望中的人们不得不为求得最低程度的满足而作出反抗斗争。
这种情况下,统治者将采取什么措施缓和矛盾呢?
在《史记》中,有大量赏赐牛酒的事例——
魏昭王派须贾、范雎出使齐国,齐襄王慕范之辩才而赐其金十斤和牛酒,只是想不到虽范不受但须贾怒以为范出卖国家机密,使魏相国对其百般折磨而致其出走秦国(《范雎蔡泽列传》)。
秦始皇二十五年战无不胜,“五月,天下大酺”,初并天下后“更名民为‘黔首’,大酺”;把腊祭改名为嘉平,赐人民每里六石米二只羊(《秦始皇本纪》)。
汉文帝“夜下诏书曰:
‘……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酺五日。
’”《集解》中文颖说明了当时赏赐的背景:
“汉律三人已上无故髃饮,罚金四两。
今诏横赐得令会聚饮食五日。
”他巡行太原时以里为单位赐所有民众牛和酒,改元为后元元年时又下令天下民众大举聚钱饮酒(《孝文本纪》)。
汉景帝后二年正月一日三次地震,又要攻打匈奴,下令许民众宴饮五日(《孝景本纪》)。
汉武帝封禅后于明堂之上制诏御史:
“赐民百户牛一酒十石。
”(《孝武本纪》)。
公孙弘病而上书天子希望归还侯位退休回家,天子赐其文告牛酒和布帛,最后竟死于任上(《平津侯主父列传》)。
统治者如是成功获得被赏赐者的好感和人心,下面的人自然也上行下效地学会了这一套,冯驩替孟尝君到薛国收债后,买下美酒肥牛请借债人吃喝,使百姓彰扬孟尝君的声誉(《孟尝君列传》);司马相如被天子委以重任,其岳父卓王孙和乡亲父老亲自登门,献上牛酒以攀交情(《司马相如列传》)。
其实,这些在统治者主动而有导向的引领和严格控制下的低层社会聚食群饮,作用不仅是“以礼属民而饮酒于序,以正齿位”,“教之尊长、养老、见孝悌之道”。
粉饰太平和显现统治者的“德政”只是其中的一面,更应引人注意的是,这些赐酒食的记载从反面证明平民对牛肉和酒液的得之不易和无限渴求,以致统治者不能长期独霸,在适当时候也得“颐养天下”,划分一些出来,给百姓一点有限的聚食群饮机会以安抚其心,使其社会底层心生感激,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内苟安于一时的快乐满足,继续死心塌地或克制欲望受其役使,令皇图永固。
《汉书?
食货志》:
“酒者,天之美禄,帝王所以颐养天下,享祀祈福,扶衰养病。
百礼之会,非酒不行。
”“天之美禄”并不能让人人共享,它在中国被统治者十分实际、具体地操控着,具有特殊的政治作用,再者,粮食酿成的酒哪里是口腹不果者所能有闲暇奢求的?
《殷本纪》言商末王纣嗜酒,“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
《正义》引《太公六韬》云:
“纣为酒池,迴船糟丘而牛饮者三千余人为辈。
”有商一代统治集团里外上下成员极其崇尚酒食醉饱的生活,这种情况愈演愈烈,统治者沉湎于芳醪而为政荒怠,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的降临当然也就不可避免,最终蔚为政权败亡的大气候。
前车可鉴,为了缓和上下矛盾,营造和乐景象,彰显功绩,维护统治地位,后世帝王都学会了不少笼络下层的好法子,赐牛酒就是其中较为大型而公开的一种。
但民间百姓在允许的范围内也可以饮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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