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南海区社会治理模式及其发展方向研究报告2稿.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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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南海区社会治理模式及其发展方向研究报告2稿
南海区社会治理模式及其发展方向
一、导论:
创新社会治理2
(一)研究背景:
社会治理的难题2
(二)研究对象:
南海区经验的重要性3
(三)研究内容5
二、社会治理的南海模式与经验7
(一)社会治理的南海模式7
(二)社会治理的南海经验12
三、南海区社会治理模式的提升空间16
(一)社会治理的主体构建16
(二)社会治理的内容覆盖17
(三)社会治理的配套保障19
四、南海区社会治理模式的发展蓝图22
(一)社会治理的四种模式22
(二)协同型社会治理模式24
(三)利用现有平台,打造南海的协同型社会治理模式28
一、导论:
创新社会治理
(一)研究背景:
社会治理的难题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体制转换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里,社会阶层和利益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矛盾日益突出,社会问题渐趋复杂,社会风险逐步加剧。
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深入推进,失业、贫富分化、生产事故、劳资冲突、刑事犯罪和群体性事件等社会问题不断涌现;与此同时,由于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趋于解体,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尚待完善,现代化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进一步被扩大化,造成了系统性、普遍性的社会关系失衡、社会行为失范、社会公正不够、社会安全不足、社会信用沦陷等严重问题。
这些社会问题和矛盾给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也对政府的社会治理职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面对这些新的问题和挑战,改变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建立新型的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已经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战略任务。
中共十六大首次将“社会管理”列为政府的四大职能之一,凸显了社会管理在转型时期的战略意义。
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
十八大报告又进一步提出,“要创新社会管理,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
刚刚闭幕不久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社会管理”改为“社会治理”,更加突出了“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重要性,并要求“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根据《决定》,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包括了“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等四个方面的内容。
所谓的社会治理,就是政府出于回应社会诉求、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的需要,通过发挥主导性作用,构建起制度化、系统化、平等化的协商与沟通平台,引导和支持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社会事务治理的过程,最终孕育出一个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社会。
与以往的社会管理相比,社会治理具有以下几个比较突出的特点:
其一,主体的多元化,即社会管理偏重于政府对社会的管理,而社会治理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任何单一主体均不能主宰社会治理的过程;其二,方式的多样化,即社会管理更多地依靠政府运用行政权力来推动,而社会治理则更希望综合利用行政权力、市场机制、法律手段、社会资本、文化习俗等多种方法和技术;其三,政府角色的转变,即社会管理容易表现为政府凌驾于社会之上,政府从自身主观意愿出发来管控社会,而社会治理要求政府在始终保护并尊重社会组织的主体地位和社会自身的运作规律的同时,积极发挥自身独特优势,为社会治理搭建一个政府与社会互动、互促、互利的良性运转平台。
从中共十六大算起,我国在社会治理领域的有意识、系统性的探索和建设已有十多年的时间。
在这期间,中央政府在不同的时期提出过表述不同但内容明晰的指导思想,各个地方政府也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多元化的积极尝试。
然而,与经济发展领域的“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不同,大部分的地方政府在处理复杂性社会问题和培育社会自治力量之时总是会暴露出了一些结构性、制度性、普遍性的缺陷和脆弱。
这种缺陷和脆弱体现为“在面临诸多压力和挑战的情况下,很容易形成对社会管理的误解,即将社会管理片面地理解为一种消极的、防范性的手段,将加强社会管理理解为加强权力对社会的全面控制”。
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传统解构与现代建制之间的断裂造成社会问题异常复杂、对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传统社会管理体制的路径依赖、对社会治理的认知偏颇,等等。
在大部分的地方探索未能取得预期成效的情况下,总结和提炼成功的地方经验显得尤为必要。
(二)研究对象:
南海区经验的重要性
佛山市南海区地处中国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地区,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其综合实力在2013年位列中国市辖区百强的第四位。
由于南海区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比其他大部分的地区都要先行一步,所以这里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不仅爆发比较早,而且积累得较多。
比较突出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包括:
集体资产的利益分配、征地拆迁矛盾、劳资纠纷、异地务工群体难以融入当地社会,等等。
面对这些严峻的问题,南海区政府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来解决,但是效果总是不尽理想。
这种“花钱办实事,却得不到人民群众的认可”的状况迫使南海区政府重新审思旧有的社会管理方式。
作为上述反思的结果,南海区在2012年初成立了专门的“社会工作委员会”,以统筹、协调、指导全区社会治理创新各项工作的开展,包括整合理论资源、政府各职能部门资源、镇(街道)和社区的基层资源以及社会资源。
2012年8月,南海区下辖各镇(街道)也均成立了社会工作委员会,并全部实现了工作人员专职化。
经过近两年的经验积累,南海区社会工作委员会摸索出了一个兼具理论研究价值和实践推广意义的社会治理模式。
该社会治理模式以“社会创益”为基本理念,以“金字塔模式”和“四基模式”为支柱,拓宽社会治理参与渠道、创新社会工作手法、优化社会服务,确保社会工作始终服务于群众利益、社会公益和公众效益。
利用“一个理念”和“两大支柱”为核心内容的社会治理模式,南海区在社会治理领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可以说,佛山市南海区不仅是社会治理的区域先行者,更可为广东省或全国其他地方的社会治理提供很多可供借鉴的经验。
南海区的社会治理模式之所以值得研究,其原因有三:
第一,南海区的社会治理是一种系统治理。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南海区以“社会创益”的基本理念为指导,构建起“金字塔模式”的社会治理主体框架来有意识的搜集社情民意和有针对性的提供社会服务,建立起“四基模式”的社会治理辅助框架来激活社会力量,使之成为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合作伙伴。
依靠这一治理模式,南海区成功地将政府和社会的各种资源和力量有效地整合起来,形成一个衔接紧密、协同有力的社会治理网络。
第二,南海区的社会治理成功地将政府从一个“全能型政府”转型为一个“能促型政府”(theenablingstate)。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
不同于传统政府在社会管理中所扮演的全能型角色,南海区社会工作委员会主要扮演了一个能促型角色,其在推动社会治理上所发挥的作用被限定在以下四个方面:
激活,即确认相关的社会治理主体及其资源和技能;动员,即促使社会治理主体之间建立共同的目标和愿景,帮助各个社会治理主体认清自己的角色;规范,即建立社会治理主体相互作用的运行框架和行为规则;整合,即增进社会治理主体之间的有效互动,使之协同获益。
第三,南海区的社会治理开拓了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的新模式。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
通过“金字塔模式”,南海区在以下三个方面开拓了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首先,建立“社案”制度,使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的利益诉求可以通过提案的方式进入党委政府的决策视野,打破了“拍脑袋”式的社会政策决策方式;其次,构建了“社区自治组织、民间社会组织、政府社会政策观测员、专家学者”四大观测主体,使之成为了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最后,建起了社会政策观测体系,推动了党委政策的决策接地气、连民心。
第四,南海区的社会治理致力于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的政策目标。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激发社会组织活力”。
通过“四基模式”,南海区在以下三个方面有效激发了社会组织活力:
其一,通过各种途径,引进和培育了大量的社会组织;其二,为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社会事务治理提供了多样化的载体和平台,逐渐培养他们的主体意识和治理能力;其三,利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让社会组织参与到公共服务的提供,改变了公共服务的政府垄断供给模式。
这些努力表明,南海区在社会治理的探索中始终坚持发现和发挥社会自身的力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致力于使社会具有自我良性运行的能力。
因此,系统地梳理和研究南海区在社会治理领域的改革创新实践,总结和提炼其成功的经验,并发现其不足之处,不仅有利于南海区社会治理的进一步探索,而且有利于全国各地借鉴南海区经验。
(三)研究内容
本研究有两个主要目的:
其一,总结南海区社会治理的基本情况,提炼南海区社会治理的模式及其主要经验,并论述这些经验对广东省和全国其他地方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其二,深入挖掘南海区社会治理模式的提升空间,进而给出完善和深化南海区社会治理模式的政策建议。
围绕上述两个问题,本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部分:
1.社会治理的南海模式与经验。
围绕“社会创益”的社会治理理念、“金字塔模式”和“四基模式”,提炼南海区的社会治理模式,进而概括出若干可供其他地方比较、参考或借鉴的基本经验。
南海区已经在社会治理上取得了初步成效,虽然南海区社会治理模式是基于该区现实而展开的,但是从中提炼出来的一些重要经验,无论对南海区进一步推进社会治理,还是对广东省或全国其他地方进行比较、参考和借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南海区社会治理模式的提升空间。
在肯定南海区社会治理模式的同时,正视其经验的局限性和不足之处。
南海区现有的社会治理模式在创新社会治理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效,但也不可避免地暴露出一些问题,如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协同程度有待进一步提升、社会组织发展不平衡,等等。
该部分将对南海区现有的社会治理模式的一些问题及原因进行深入分析。
3.南海区社会治理模式的发展蓝图。
在前面几部分,特别是第三部分内容的基础上,提出完善和深化南海区社会治理模式的发展蓝图。
这些政策建议将以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指导,以深化南海区社会治理模式为依归,最终指向一个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社会治理格局。
二、社会治理的南海模式与经验
近些年来,南海区在社会治理领域中勤于思考,勇于尝试,牢牢秉持“社会创益”的基本理念,紧紧围绕“金字塔模式”和“四基模式”两大支柱,进行改革和创新,在培育合理的社会治理结构、激发有益的社会组织活力、化解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回应基础性的社会诉求、维护社会稳定、增值社会资本等方面获得了积极的成效。
南海区的社会治理实践并没有像我国其他地区那样呈现的是一种零散性的、碎片化的局面,而展现出了一种系统化的、全面性的模式。
这套脱胎于南海区社会治理实践的社会治理模式及其蕴含的社会治理经验对于我国其他地区无疑具有比较、参考或借鉴的实践意义,同时对于学者来说也具有非同寻常的理论价值。
(一)社会治理的南海模式
社会治理的南海模式是在社会治理领域,南海区充分发挥党委的领导作用和政府的主导作用,逐步探索出了一种“一个理念”和“两大支柱”为核心内容的社会治理模式,从而形成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实现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社会治理目标。
所谓的“一个理念”即是“社会创益”;所谓的“两大支柱”包括“金字塔模式”和“四基模式”。
图2-1社会治理的南海区模式
◆“社会创益”就是,强调政府的社会治理工作要为特定的群众创造“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要为普遍的公众创造具有“正外部性”的效益,要为整个的社会创造“和谐、文明”的公益。
◆“金字塔模式”就是,以“社案”为载体和纽带,通过以社会自治体系构建为核心内容的社区基础改革、以社会创益体系构建为核心内容的服务枢纽改革和以社会政策观测体系构建为核心内容的顶层设计改革,将提炼社会诉求、上传社会诉求、回应社会诉求、安排社会服务、输送社会服务、落实社会服务等功能融于一体,以政社互动的形式创新了公共服务供给方式,从而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
◆“四基模式”就是,在区、镇两个层面设置集社会治理策源、社会政策观察、社会组织联合等功能于一体的“社会创益园”和“社会创益中心”,统一运用“基地、机构、基金、机制”相配套的培育和支持形式来支持社工发展,进而有效地激发社会活力,为政府在创新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培育了可靠的合作伙伴。
◆就上述三者的关系而言,“社会创益”理念是南海区社会治理创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设定了“金字塔模式”和“四基模式”的发展方向;“金字塔模式”“四基模式”都是南海区社会治理创新的主要内容,但“金字塔模式”是南海区社会治理创新的主体框架,而“四基模式”则是南海区社会治理创新的辅助框架。
具体来说,社会治理的南海模式由以下几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1.以“社会创益”为理念,凝聚社会治理的目标
在社会治理领域,政府和社会拥有一个相同的目标,那就是创建一个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社会。
在这一目标的达成,由于社会问题和矛盾的处理成本异常高昂,而不可能单单依赖政府的一己之力;由于我国社会组织的力量极为薄弱,而不可能完全依靠社会的自我组织、自我管理;因而,必须有赖于政府和社会的通力合作、协作共赢。
但是,合作是有前提条件的,这个前提条件就是合作双方存在某种具体而非抽象的共识。
南海区社会工作委员会在建立之初就提出,将“社会创益”作为其推动社会治理的基本理念。
所谓的“社会创益”就是强调政府的社会治理工作要为特定的群众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要为普遍的公众带来具有“正外部性”的效益,要为整个的社会带来“和谐、文明”的公益。
“社会创益”的理念在南海区被广泛的接受,它之所以能够成为政府与社会的一种共识,是因为它突破了两种根深蒂固的旧有观念:
其一,超越了唯GDP的发展观,即不再将经济增长视为提高群众福祉的唯一途径,而认为社会治理水平也直接关乎群众福祉;其二,超越了消极的社会治理模式,即不再将社会治理片面地理解为一种消极性的、防范性、控制性的针对社会的“维稳”式管控,而是认为社会治理是为了给社会带来更多的利益;其三,超越了单向度的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即不再让“拍脑袋”来决定公共服务的供给,而是更多地采信于民,体现政府与社会的互动。
2.以“金字塔模式”为支柱,改进社会治理的方式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专门将“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列为一节,可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对于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性。
传统的社会治理方式存在以下两个重要的缺陷:
其一,缺乏政社互动的理念,即习惯于单独依靠政府的资源和能量来发现、思考和解决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而忽视了发挥社会的积极力量;其二,缺乏常规化的机制,即习惯于运用“运动式”的方式来处理社会事务和解决社会问题,例如只有遇到威胁社会稳定的大事件,才会集中资源和力量集中处理。
这两个缺陷无疑不利于社会治理的深入推进,因此,《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既非常强调“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也异常重视“源头治理,标本兼治、重在治本”。
南海区的“金字塔模式”通过创新政社互动方式实现了社会治理的长效机制。
“金字塔模式”突出了社会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公民参与和社会协同的作用,强调社会政策要反映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的利益诉求。
在“金字塔模式”(见图2-1)中,反映人民利益诉求和创新政社互动方式是以“社案”为载体和纽带的,所谓的“社案”就是特定社会主体通过特定渠道向党委政府提交的根据社情民意提炼而成的政策建议。
“社案”的有效运行依赖于一个系统化的制度设计,包括了组织结构的改革和政策流程的构建。
图2-2南海区社会治理的“金字塔模式”
(1)组织结构的改革
在“金字塔模式”中,组织结构的改革包括了三个方面:
以社会自治体系构建为核心内容的社区基础改革、以社会创益体系构建为核心内容的服务枢纽改革和以社会政策观测体系构建为核心内容的顶层设计改革。
●以社会自治体系构建为核心内容的社区基础改革:
加快社区党组织、自治组织、集体经济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等基层组织职能归位,成为有权向政府提交“社案”的主体。
引导农村基层组织坚持以党组织为核心,明确自治组织的基本职能,将经济组织从政经混合型体制中分离出来,使自治组织职能全面发挥,经济组织逐步市场化,实现城乡社会组织形态的一体化;探索社会管理从农村管理型向城市社区型转变,引导农村从原来的多头管理向城市社区管理过渡,实现城乡市政、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均等化,逐步形成城市管理的新格局。
●以社会创益体系构建为核心内容的服务枢纽改革:
科学布局“1+8+N”社会创益体系,打造“四基”社工支持体系,构建公共服务和社会服务输送枢纽,上传“社案”,创造社会服务回归由社会自治主体主办的公众效益。
“1+8+N”系指1个全区性社会建设总部基地“南海社会创益园”,8个镇级的区域性社会创益中心,“N”是遍布南海城乡社区的各类公共服务、社会服务载体,包括社区服务中心、新南海人梦家圆、职工家、亲青家园、小候鸟驿站、邻里中心、街坊会、互助社等,负责把政府社会福利、社会政策输送到社区群众之中,是群众享受和策划服务的平台。
●以社会政策观测体系构建为核心内容的顶层设计改革:
选取创益主题基地及社区,逐步在社会管理13大领域建设22个“社会政策观测站”,让社会公众通过社区自治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社会政策观测员、专家学者四大观测主体,搜集社情民意,展开民主协商,形成“社案”,有序发声,向党委政府建言献策,改善政府运行模式,公共服务供给方式更多采信于民间,促进决策顶端回归对“社会政策”发展与推动的政府本源。
(2)政策流程的构建
在“金字塔模式”中,政策流程的构建包括了6个主要环节:
提炼社会诉求、上传社会诉求、回应社会诉求、安排社会服务、输送社会服务、落实社会服务。
其中,社会自治体系主要负责提炼社会诉求和落实社会服务,社会创益体系主要负责上传社会诉求和输送社会服务,社会政策观测体系主要负责回应社会诉求和安排社会服务。
3.以“四基模式”为支柱,培育社会治理的伙伴
社会治理不是社会管理,政府想要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决不能只依靠自身力量,而必须让社会真正成为一个有责任、有活力、有能力的合作伙伴。
良好的社会治理有赖于一股充满活力的社会力量。
但是,在我国,一个基本的事实是,社会力量发展严重不足,特别表现在社会组织发展比较滞后。
例如,每万人拥有的社会组织数量通常是衡量社会组织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
截止2011年底,我国在民政部门注册登记的社会组织总数仅为45.75万,而同期的总人口却为13.4735亿,这意味着,我国每万人拥有的社会组织数量仅为3.4家。
比较而言,法国为110家,美国为52家,甚至于同为发展中国家的阿根廷和巴西也远远高于中国,前者为25家,后者为13家。
在我国社会力量异常薄弱的条件下,任何试图单独依靠社会力量独自推动社会治理的设想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想法,而比较可行和合理的办法是,让政府在社会治理中发挥更为基础的作用,策划社会治理的蓝图,培育和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过程,以此促进社会组织的发展和成长,使之成为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合作伙伴
南海区之所以探索出支持社工发展的“四基模式”就在于认识到了当前我国社会组织力量异常薄弱的实际情况,并认清了政府应该在培育和支持社会力量发展中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四基模式”包括了四个相互配套、相互依存、相互衔接的培育和支持形式——“基地、机构、基金、机制”。
所谓的基地是指区级的“社会创益园”和镇级的“社会创益中心”,以及通过它们开发出来的各种社会治理载体。
所谓的机构是指涉及社会治理的所有利益相关者,通常包括政府机构、自治组织、社会组织等。
所谓的基金是指区镇两级政府为推动社会治理和培育社会组织而专门设置的财政保障。
所谓的机制是指各种串联起基地、机构、基金的一系列保障制度,主要包括社会组织的培育和支持机制、公共服务或公益服务的购买机制、公益资金的投入机制、政策观测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等等。
正是由于上述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及其相互之间的联动,南海区激发了社会活力,使社会在参与社会服务、协同社会治理等方面发挥了有责任、有活力、有能力的重要作用,并最终有效地促使南海区的社会治理格局不断地朝着“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方向发展,从而越来越接近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社会治理目标。
(二)社会治理的南海经验
经验不同于模式,后者侧重于抽象和概括,前者偏重于具体和细节。
根据前文的分析,南海区在社会治理领域的思路非常符合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因而在对南海区的社会治理模式进行总结之后,还有必要对南海区在社会治理方面的具体经验进行提炼,以供我国其他地区比较、参考或借鉴。
1.转变政府职能:
从全能到能促
强调“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并不是让政府弱化自身的责任,而是要政府回归本来属性。
传统中,并没有社会治理的概念,只有社会管理的理念,这就是说,传统上政府凌驾于社会之上,喜欢对社会事务大包大揽,不习惯采用与社会协商的方式进行社会治理。
这一传统的方式在利益格局多元化、社会矛盾复杂化、民主法治深入人心的转型时期无力从根本上解决社会治理中纷繁复杂的各式难题。
新的社会治理则要求,“公务员的首要作用乃是帮助公民明确阐述并实现他们的公共利益,而不是试图去控制或驾驭社会”。
南海区社会治理的首要经验便是,转变政府职能,使政府从全能型转变为能促型,从社会能自行解决的社会治理领域彻底退出,对于社会不能完全自行解决的社会治理领域给予帮扶,由此,政府在社会治理领域承担的主要职能是使社会治理网络有效地自我运作起来。
(1)成立社会工作委员会,统筹社会治理创新
2012年初,南海区成立了专门的“社会工作委员会”,同年8月,南海区下辖各镇(街道)也均成立了社会工作委员会,并全部实现了工作人员专职化。
按照南海区委、区政府的部署,这些社会工作委员会的职责在于统筹、协调、指导全区社会治理创新各项工作的开展,整合理论资源、政府各职能部门资源、镇(街道)和社区的基层资源以及社会资源来推动社会治理的发展。
社会工作委员会的成立让社会治理领域从“一盘散沙”逐步过渡到“一盘棋”,也使社会治理工作有了跨越式的发展。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工作委员会摒弃了传统的“管理”作风,致力于为社会治理搭建一个充满活力的框架和平台,其主要职能包括了建立和维护社会治理的基本规则,构建社会治理主体协商对话的渠道,建立社会治理主体之间的学习网络,解决社会治理主体之间的纠纷冲突,等等。
(2)向社会购买公共服务,发挥社会组织优势
单一依靠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无法满足公民的非规模化、个性化服务的需要。
让社会参与公共服务提供,既可以增加公共服务的可及性,也可以促进社会力量的成长。
南海区先后出台《南海区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实施办法》、《2012年南海区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目录(第一批)》、《南海区具备承接政府职能转移和购买服务资质的社会组织名录》等文件,初步搭建政府职能转移和购买社会组织服务规范体系。
根据南海区社会工作委员会的统计,2012年和2013年,各镇(街道)合计分别投入1541.2万和2767.9万用于购买公共服务。
2.激发社会活力:
从附庸到自力
积极培育社会组织,充分开发社会力量,让社会活力源源不断地输送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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