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音乐之路华之乐章》解说词.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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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音乐之路华之乐章》解说词
华之乐章
——中国古代典籍中的中华音乐
——引子——
解说:
2013年9月12日,美国宇航局太空探测器“旅行者1号”在太空飞行了30多年后,终于从太阳系跨入星际空间,成为首个进入外太空的人造物体。
陪伴这位孤独旅行者的,是一张铜制镀金唱片,它不仅录制了地球人55种语言的问候,同时还录制了90分钟的音乐集锦。
其中就有一首中国的古琴名曲《流水》,作为人类文明的信号,循环往复向外太空播放,并期待着外星文明的回应。
华之乐章
——中国古代典籍中的中华音乐
解说: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中国音乐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文字发明以前,我们的祖先便孕育了音乐。
20世纪80年代,在河南舞阳县贾湖遗址,出土了18支由猛禽腿骨制成的笛子,这些笛子开有7孔和8孔,可吹奏六声和七声音阶。
经过科学测定,它们是9000年前的造物。
贾湖骨笛,成为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乐器。
这一重大考古发现,将中华音乐史上推了4000余年,证明华夏祖先早在9000年前,就已经掌握了音律知识和乐器制作工艺。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善于使用文字的民族之一,文字出现之后,古人开始用文字记载音乐。
在卷帙浩繁的古书典籍中,那些优美的诗词与曲赋,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清晰的中华音乐之脉络,这是一条中国人几千年来不懈追求的文化创新之路。
中国国家图书馆,位于北京市海淀区长南河畔,建筑总面积超过20万平方米,分布在馆中的46个大型阅览室,为来自世界各地的求知者提供服务。
而国家图书馆的善本馆,却不是一般读者能够涉猎的宝地。
因为这里珍藏的,是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古籍善本。
国家图书馆专家采访:
善本无外乎是好的意思。
这个本,在以前没有这个意思,在刻版书以后,形成了一个版本这种词。
宋以后形成了各种各样的书,有不同的版本了。
有的书刻得好,有的书校勘得精良,大家把这一类的书称为善本。
在这些皇家珍藏的历代善本中,就有一些古典名著对当时流行的音乐,做了详细的记载和描述,为后人研究中华音乐的发展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音乐正式被载入典籍始于周朝,在国家图书馆善本馆藏中,收藏着一本成书于三千年前的音乐文献——《周礼》。
据《周礼·大司乐》记载,“如祭祀天神,舞《云门》;祭地时,舞《咸池》;祭山川,舞《大夏》;祀四望,舞《九韶》;享先妣时,要舞《大濩》;享先祖时,舞《大武》。
”这六部乐舞被合称为“六代乐舞”,周公将它们规范成一个整体,作为国家的礼制,用于祭祀、庆典等活动,并对它们的演出仪制、祭祀对象、服饰道具、乐歌宫调和舞者身份、演出场合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
这意味着,周朝建立初期,统治者就确立了严格的礼乐等级制度,音乐不仅仅作为某种仪式的需要,而是被赋予了区分社会等级的礼制。
从春秋开始,礼乐制度成为儒家学派的核心制度,深为孔子的赞许。
“礼”负责规范人的行为,“乐”则负责调和人的性情,社会才能处于平和的状态中。
《乐记》成书于西汉年间,是最早的全面表述儒家音乐美学思想的著作,它阐述了音乐的本源和特征、音乐对人的性格、情感、意志的影响,是中国最古老的系统音乐思想论著。
《周礼》最早对音乐的功能进行了严格的界定,另一部音乐文献《乐府诗集》则把历代歌曲按其曲调进行了收集和分类。
“乐府”,本是掌管音乐的机关名称,最早设立于汉武帝时,其任务是制作乐谱、收集歌词和训练音乐人才。
后来,人们将乐府机关采集的诗篇称为乐府,或乐府诗、乐府歌词,于是乐府便由官府名称变成了诗体名称。
《乐府诗集》的歌词来自二部分:
一部分为文人专著,另一部分是从汉族民间收集而得,这部分歌词代表了当时最生动的百姓生活。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
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
”——脍炙人口的《木兰诗》塑造了一个风靡十几个世纪的女英雄的形象;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伤感委婉的《孔雀东南飞》则影响了中国上千年文学创作中爱情故事的审美基调。
《木兰诗》与《孔雀东南飞》成为《乐府诗集》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作品,被称为“乐府双璧”。
正是因为这些歌词被完整地用文字记录并被世世代代地保存下来,后人才得以体会和感受一千多年前的古人们如此细腻的情感世界。
由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乐府诗集》为宋代的刻本,是存世最早的版本,书中辑录了汉魏到唐、五代的乐府歌辞及先秦至唐末的歌谣,共五千余首,是收录古代乐府歌辞最完备的诗歌总集。
《乐府诗集》的重要贡献是把历代歌曲按其曲调收集分类,共分为十二大类,每类又分为若干小类,对各类乐曲的起源、性质及演唱时所使用的乐器等都作了详细的介绍和说明。
国家图书馆专家采访
中国汉族的古典音乐大致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是三国以前的古乐,也就是所谓“雅乐”为主,第二个是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清商乐,又名清乐,第三个是唐朝初期由清商乐吸收西域音乐而兴盛的燕乐,又名宴乐。
《乐府诗集》收录的作品主要集中在上面说的第二个阶段,这本书中清晰地展现了从古乐中的宗庙歌曲到汉代流行的相和歌,再到魏晋时期的清商乐的这几种汉族的音乐形式发展演化的过程。
中国古人强调诗与歌的密不可分,同样也非常重视乐器的运用。
“琴”是中国历史最为悠久的古乐器之一,至今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
从春秋开始,古琴在中华音乐中逐渐占据了至为崇高的地位,开启了“士文化”中“琴德最优”的风气,甚至有着“士无故不撤琴瑟”和“左琴右书之说”,西汉时期更被文人们公认为“八音之中,惟弦为最,而琴为之首”。
在国家图书馆的善本馆藏中,收藏着一本薄薄的小书,书只有两卷,总共只收录了四十七首古琴曲目,然而它们绝大多数来自先秦时代,可以说是有文字记录的中国最古老的琴曲,关于《琴操》的作者,学术界众说纷纭,相对主流的观点认为,《琴操》应为东汉蔡邕所撰。
时间的久远让古书早已失去影踪,国家图书馆馆藏的善本为清代嘉庆年间由后人辑校的刻本。
“凡琴曲,和乐而作,命之为畅;忧愁而作,命之为操”,“操”就是表达哀伤的琴曲。
《琴操》对收录的每首作品的背景都作了介绍,这些故事带有浓厚的传奇色彩,往往和史书有很大的出入,《乐府解题》说:
“《琴操》纪事好与本传相违。
”其实,不拘泥于史实,根据人们的愿望加工创造,正是民间创作的特点之一。
《聂政刺韩王曲》是《琴操》收录的作品中最富传奇色彩的古琴曲之一。
聂政是战国时期韩国人,其父为韩王铸剑,因为违反了期限被韩王所杀。
聂政为父报仇行刺失败,他知道韩王好乐后,遂毁容,入深山苦学琴艺。
十余年后,聂政返韩,趁进宫为韩王弹琴时,从琴腹内抽出匕首刺死韩王,自己也壮烈身亡。
这个复仇的故事被司马迁载入《史记·刺客列传》中,并成为多种艺术形式创作的源泉。
无独有偶,在另一首经典的古琴作品《广陵散》中我们也看到了它的身影。
《广陵散》萌芽于秦、汉时期,成形于魏晋时期。
此后,《广陵散》的曲谱一度流失,直到《神奇秘谱》面世以后,人们因为在其谱中有看到关于“刺韩”、“冲冠”、“发怒”、“报剑”等内容的分段小标题,便猜测《广陵散》描述的是聂政为父报仇的故事。
《神奇秘谱》是明太祖之子朱权编纂的一部古琴谱集,成书于公元1425年,是现存最早的琴曲专集,书中收录的64首琴曲是从当时一千多首流传下来的古琴曲谱中精选而得,如脍炙人口的《梅花三弄》、《潇湘水云》、《高山》、《流水》均出自于此。
国家图书馆专家采访:
这本就是《神奇秘谱》,它不仅在每首曲目之前都写有详尽的题解,将琴曲的渊源演变情况和乐曲的表现内容作了介绍,而且还详细地标注了段落、指法、音位,古代音乐不如其它文物那样便于保存,许多古曲不是失传了,就是面目全非,所以,根据这些曲目的记谱,后人就可以将这些古代失传的音乐还原出来,
感谢这些珍贵的文字记录,使得后人们可以在音乐中与古人的精神世界相通。
《广陵散》的旋律激昂、慷慨,强烈地传达出一种不畏强暴、宁死不屈的意志,相传,魏晋文人嵇康以善弹此曲著称。
嵇康心性高傲,对教条礼法不以为然,更深恶痛绝乌烟瘴气、尔谀我诈的官场仕途。
或许嵇康也正是感受到了《广陵散》的反抗精神与战斗意志,才如此酷爱。
以至于嵇康被司马氏迫害,行刑前仍从容不迫,索琴弹奏此曲,并慨然长叹:
“《广陵散》于今绝矣!
”谁又能说,嵇康的感叹不是乱世中文人们无所适从而发出的悲叹呢?
文化总是随着历史的演变而不断变化。
中华音乐在隋唐之前以汉族音乐为主体,经过魏晋南北朝的纷繁乱世,中国在唐代实现了统一,强大的国力让中华文化展现出空前的自信,外来文化纷纷传入,琵琶等乐器就是在这个时候传入中国的。
少数民族音乐和中原音乐相互融合,构成了一种新的音乐样式——宫廷燕乐。
宫廷燕乐的主体部分是歌舞大曲,大曲结构多变,精美细致,其巅峰之作,是在许多文学作品中都出现过的《霓裳羽衣曲》。
说到《霓裳羽衣曲》,就不得不提到中国历史上一位特殊的皇帝——唐玄宗李隆基。
据唐代的南卓所撰《羯鼓录》中记载,李隆基“洞晓音律”,“凡是丝管,必造其妙”,又能“制作调曲”,“随意即成”,就连古代大音乐家夔和师旷“也不能过也”。
《霓裳羽衣曲》正是李隆基根据自己的梦境亲自创作而成,并指派爱妃杨玉环担任编舞和主演。
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所著的《霓裳羽衣舞歌和微之》一书记载:
《霓裳羽衣曲》共分三十六段,融歌、舞、器乐演奏为一体。
表演者的舞姿曼妙婆娑,个个宛若仙女下凡。
其中,大量运用了印度佛曲音乐的元素来营造一种神幻莫测的意境。
白居易用一句诗,高度概括了对这部作品的喜爱:
“千歌万舞不可数,就中最爱霓裳舞。
”
可惜,安史之乱后,《霓裳羽衣曲》的乐谱失传,直到南宋年间,姜夔发现商调霓裳曲的乐谱十八段,并将这些片段,记录在他的《白石道人歌曲》里。
国家图书馆收藏了《白石道人歌曲》这部珍贵的善本,通过这些片段,后人们既可领略《霓裳羽衣曲》的风采,又可以展开丰富的想象。
国家图书馆专家采访:
唐代是宫廷音乐最繁盛的时期,以李隆基为代表的几代帝王都酷爱音乐,他们不仅是欣赏者,自己本身也是高水平的创作者。
那么音乐的管理上,唐朝政府设立了很多机构来担负不同的职责,可见唐代对音乐的重视程度。
其中教坊和梨园就是最重要的两个音乐管理机构。
教坊主要管理雅乐以外的音乐,最重要职能就是为宫廷培养职业的歌舞演员,即乐伎。
在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善本《教坊记》中,详细地记载了乐伎的组织方式。
“坊中诸女,以气类相似,约为香火兄弟,每多至十四五人,少不下八九辈。
有儿郎聘之者,辄被以妇人称呼,即所聘者,兄见呼为新妇,弟见呼为嫂也。
”
梨园,是唐玄宗在内廷设置的音乐歌舞教习场所,因地点设在宫廷禁苑果木园圃“梨园”而得其名。
唐玄宗从乐伎中选调300人到梨园教习,亲自担任音乐教练,凡“声有误者”,“必觉而正之”,这些艺人也因此而被称为“皇帝梨园弟子”。
唐代的教坊和梨园造就出了一批优秀的音乐舞蹈表演人材,不仅为盛唐各民族乐舞的发展和繁荣注入了新鲜血液,同时因为优秀艺人交替代谢流散民间,对中国世俗音乐的发展也起到了不可低估的推动作用。
随着宋代商品流通的活跃,市民阶层逐渐壮大。
中华音乐发展的中心开始从宫廷转向城市。
城市中娱乐场所纷纷建立,职业的艺人们云集于瓦舍勾栏。
宫廷的歌舞大曲逐渐被一种新的音乐形式——戏曲所取代。
在国家图书馆馆藏善本中,有一本有趣的藏本,名为《录鬼簿》。
国家图书馆专家采访:
所谓鬼,实际就是指戏子。
《录鬼簿》是历史上第一部为戏子立传的书籍,为什么叫《录鬼簿》呢?
作者元代的杂剧家钟嗣成在其“序”中说:
“人之生斯世也,但以已死者为鬼,而不知未死者亦鬼也,酒罂饭囊,或醉或梦,块然泥土者,则其人与已死之鬼何异?
”作者之所以将从事戏曲行业的人比喻成鬼,是和当时的时代背景分不开的。
元朝以来,汉族知识分子的地位极其卑微,元代有“九儒十丐”之说,许多人没有用才华抱负于天下的途径,只能以为戏曲创作话本为生。
这些人中,多数又是文化的精英,身怀技艺,自成一家,一旦故去,许多技艺就失传了,不仅史上无名,而且文化流失严重。
所以,同病相怜的钟嗣成才想到为这些戏曲家们著书立传。
《录鬼簿》以分类形式记载了戏曲家及其创作的情况,以北曲作家为主,共分为七类,开创了“文以纪传、曲以吊古”的纪传和戏曲批评方式。
虽然钟嗣成创作《录鬼簿》的初衷是为知识分子不公正的待遇鸣不平,然而从侧面上,也说明了正因为大量正统文人的参与创作,戏曲才在剧本结构和音乐结构等方面逐渐走上精密化、规范化的道路。
戏曲,滥觞于原始社会民间祭祀神灵的歌舞。
宋代之后,词调音乐与当时的说唱体裁“诸宫调”相结合,并且强化了戏剧创作的成分,形成了新的综合性的艺术表现形式,从北宋的南戏到元末的杂居,戏曲在不断吸收各门类艺术养分的过程中走向成熟。
戏曲音乐与各地的地方语音、民歌及说唱音乐密切联系,构成了中国地方剧种的百花园,在这个百花园中,昆曲无疑是一朵美丽的“兰花”。
昆曲原名“昆山腔”,产生于苏州昆山一带。
昆曲唱腔华丽婉转、念白儒雅、表演细腻、舞蹈飘逸,加上完美的舞台置景,可以说在戏曲表演的各个方面,都达到了最高境界。
国家图书馆收藏着一本清代乾隆年间的刻本《牡丹亭曲谱》,《牡丹亭》是昆曲的经典剧目,是明代剧作家汤显祖对原来的话本《杜丽娘慕色还魂》进行了改编和再加工而成。
清诗人代石韫玉在这本曲谱的序中说到:
“然而年来舞榭歌台,工同曲异,而卒无人引其商而刻其羽,致使燕筑赵瑟妙处不传,亦词人之恨事也。
”为何石韫玉会有“工同曲异”的评论呢?
这就要提到中华音乐的记谱方式。
在传统中国音乐里,乐谱只是一个记载的媒体,表演者并不会完全依据乐谱演奏,至于如何演奏才是合适的手法,往往是约定俗成的,以师父传徒弟的口授心传的方式继承,因此不同的流派会有不同的演绎风格。
即便是同一经典的剧目,也会因表演者的不同而在唱腔曲调上有着明显的差异,因此,才会有“工同曲异”之说,可见当时的《牡丹亭》并无统一曲谱。
《牡丹亭曲谱》的作者冯起凤以文人度曲,从清唱角度出发,用工尺谱的记谱方式,明确了标注了《牡丹亭》的曲调和节拍,规范了记谱与表演之间的关系。
国家图书馆专家采访
中国传统音乐大部分采用的是工尺谱的记谱方式。
工尺谱因用工、尺等字记写唱名而得名,它起源于唐朝后期。
昆曲的记谱继承了唐代的燕乐半字谱和宋代的俗字谱,又结合昆曲水磨调的特点,与笛子、檀板、堂鼓等民族乐器的指法和宫调系统紧密相连,形成中国特有的一种传统记谱法,可以说昆曲的繁荣也促进了戏曲的记谱体系的完善。
这是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昆曲曲谱的清代抄本《昆曲工尺谱》,抄写者已不可考证。
谱中收录有《烂柯山•痴梦》《邯郸梦•出梦》《牡丹亭•惊梦》《琵琶记•吃糠》等经典曲目。
曲谱采用了流行的侧式工尺谱记录,谱字和板眼倾斜记写在每个唱词之后,抄写工整,每折均不记科白,只留唱词,唱词部分工谱板眼俱全,并有部分红笔校改的痕迹。
今天,工尺谱已经被简谱所取代,这些抄本为音乐史学研究者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
中华古乐的记谱和音乐理论的发展密不可分。
在湖北省博物馆中,展出着一组巨大的青铜乐器——曾侯乙编钟。
曾侯乙编钟由六十五件青铜编钟组成,总跨度达到7.48米。
1978年,当这些新发掘的文物刚刚被清理干净,文化部的音乐家们就怀着激动的心情匆匆赶到现场,对全套编钟逐个测音。
检测结果显示:
曾侯乙编钟音域跨越5个八度,只比现代钢琴少一个八度,中心音域12个半音齐全,在鼓中部和左面标出不同音高如宫、羽、宫曾等22个名称,另一面铸有律名、调式和高音名称以及曾、楚、周、齐、晋国的律名和音阶名称的对应关系。
这一发现令考古学界为之震惊,曾侯乙墓的墓主是战国早期的国君,两千多年前就有如此精美的乐器、如此恢宏的乐队,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极为罕见的,它表明了中国古代乐律学的发达程度。
国家图书馆专家采访
中国古代乐律学分为两个部分——乐学和律学,乐学主要是从音乐实践出发,大体相当于现代的音乐基础理论和作曲技术理论;律学主要是从音响的自然规律出发,大体相当于现代音乐声学中侧近于生律法与律制方面的研究。
公元前8世纪,古代乐律学因古乐的兴盛而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春秋时期的著作《管子·地员篇》中,记载有通过数学运算获得“宫、商、角、徵、羽”五个音的科学方法,这就是中国音乐史上著名的“三分损益法”,从理论上奠定了我国古代乐律学的基础。
这是收藏于国家图书馆的清光绪年间的善本《乐书要录》,《乐书要录》成书于唐代,是一部汇集了武周之前的乐律学论著。
在这本书中,收录了一张经典的图谱——十二律相生图。
十二律又叫十二调,是中国古代的定音方法,即用三分损益法将一个八度分为十二个不完全相同的半音的律制,各律从低到高依次为:
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
十二律产生于春秋时期,此后中国古代乐律学不断发展,但都以十二律为基础,对十二律的研究构成了古代音乐的理论核心。
由于早期数学上的局限,十二律始终无法实现完全相同的等差音高。
南朝宋的何承天、隋代的刘焯、五代的王朴,都曾试图加以调节,但没有人能从理论上提出使所有音程可以达到均匀的科学方法。
明朝是中国古代自然科学发展的黄金时期,十二律终于迎来了实质性的突破。
这是收藏于国家图书馆善本库的的明万历年间的刻本《乐律全书》,由明代的朱载堉撰写。
朱载堉是明宗室之子,他凭借着精深的数学和律学造诣,改用开方的方法来计算律管的长度,才使十二律间的音程达到严格的均匀性;并亲自进行计算,得出了精密的数据,他把这套数据称为“新法密率”。
“新法密率”是人类文化史上最早出现的十二平均律数学理论,西方威尔-克迈斯特的《音乐的调和律》建立于1691年,比朱氏“新法密率”的提出还要晚一百年左右。
此后,中国的乐律学逐渐吸纳西方的音乐理论,由清朝乾隆皇帝敕撰的音乐百科全书《律吕正义》中有一卷续编,就记述葡萄牙人徐日升与意大利人德理格所传的西洋乐理、五线谱、音阶唱名等。
近代中国的音乐创作者,开始运用西方的音乐创作理念和方法,用新的旋律谱写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中华音乐宏大而悠远,这种转瞬即逝的艺术因为文字的记载而产生永恒的魅力。
中国国家图书馆,一座中华民族灵魂的宝库,在汗牛充栋的文字中,后人们总能找到一条回古望今的途径,中华文化因此生生不息、延绵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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