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校本《红楼梦》是阉割篡改本上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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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红楼梦》(按:
指坊间流行本,包括上述‘程乙本'
等),还要搞什么版本?
!
”这时他偶然看了影印的“庚辰本”(脂批抄本),拍案大惊,对我说:
“原来俗本子这么坏,与真本这么不同,一直被它骗了!
”我见他悟了,遂有了“共同语言”,乘机与他商量:
“我们应出一部好本子了。
”
他很同意,且很积极,马上要与社科院文研所联系,要
他们校注一本新本。
当时社方临时领导人也点头了,我自不便再提我的大汇校的事情。
文研所很高兴,很快由邓绍基等二人持函,到社办理手
续。
但此事垂成之际,忽因社外某位同志得知后激烈反对所
邀之人,不容关系当时杜维沫新回社担任古典部的主任,他须向文研所“打退堂鼓”;
那天晚上他到我家诉详风波内情,表示十分为难:
“约请了人家,又要变挂食言,这多么尴尬!
此事又成了泡影。
[2]
这样叙述道:
遂又决心二次上书——这次就是正面陈述流行本
子之伪劣,建议从速整校出一部近真的好版本。
文化大革命时期,整天抓“革命”,哪可能顾及校注《红
全国性评《红楼梦》运动,但到年底便停止了。
刚成立没有几个月的各市的评“红”小组就都要解散,回原单位。
而原单位也是闲呆着没事干。
恰在这时,周汝昌的“上书”转到国务院文化小组(代理文化部工作)那里。
经研究认为此事可行。
于是就由袁水拍负责筹办。
首要的是选定校注小组的负责人。
此事是由周汝昌提议的,按一般做法,理应征求周汝昌意见,他对组织校勘小组还有哪些建议,校注小组由哪些人组成较为适宜等等。
但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讲的是“政治”上可靠。
哪些人政治上最可靠呢?
自然是在评“红”运动中的表现,得到“四人帮”垂青者,也就是《阶级斗争的形象历史评〈红楼梦〉》的写作小组负责人冯其庸。
袁水拍与冯其庸谈后,冯其庸乐不可支,于是便拟将来由他组织人马。
此时已是1975年秋。
日周汝昌“接到通知,要开校理《红楼梦》版本的会议”。
回忆其时已入秋季,地点在北京市委第三招待所。
到会
这次会议由袁水拍主持,副主持为李希凡。
周汝昌回忆
道:
袁讲话,宣布开会的目的,说“上边十分重视”,成立校
勘小组,冯(其庸)为组长[4],周(汝昌)、吴(世昌、恩
对于此事周汝昌还写了这样一段:
为了说话负责,以昭信实,特为请询了当日开会在座、
后任此新校本的责任编辑的王恩宇老同仁,他热情地提供了所忆细节,与我记忆完全符合。
他连我女儿在场一事都记得……[6]
周汝昌非常强调自己的回忆才是可靠的,一是周汝昌的
女儿周丽苓作了记录,记录尚在,二是有其他人可以作证。
重新校勘《红楼梦》的提出者是周汝昌——“新红学”代
表人物,而领导与组织校勘小组的任务却交给“小说评论派”的代表人物冯其庸去做。
从“小说评论派”的历史已可说明:
“小说评论派”如果搞点
随意的,没有是非的评论,还是可以的。
新中国成立以前,
小说评论”也曾出现一些评论大家,如王国维、鲁迅、李辰冬、王昆仑等。
但是“小说评论”形成“派”以后,假若交给他们带点学术性的任务,可以料定必砸锅无疑。
因为“小说评论派的基础是“假语村言”,评论“假”的事物,当然形成不了是非观念。
现在将探讨涉及“背面”“真事隐”的问题,交由“小说评论派”去做,它哪里有分出真与假,是与非的本事?
你就是反复告诫它:
较早的,曹雪芹在世时就已形成的本子为“真”,被后人校订的版本属“假”。
它绝对拒绝接受这种正确意见的,因为它同“真”与“是”格格不入确。
定真、假、是、非属于“学”、
于“学”
学术”,“小说评论派”是与研究小说背面的新、旧“红学”(属“、学术”)完全是两股道行驶的车。
现在非让它走充满危险的荆棘之路,必定走一次翻一次车无疑。
不幸的是有关单位将校订“新版本”的任务交给“小说评论派”,真是选错了对象,其结果只会成为后人的笑柄,给学术带来危害。
二)重新校勘曹雪芹著作的目的,是以一部带脂砚斋
1、1975年时有两套曹雪芹著作版本系统:
程高本百
回《红楼梦》版本系统和带脂砚斋批语,最多只有八
回的《石头记》抄本系统
到20世纪70年代为什么会提出重新校勘《红楼梦》呢?
这是由于当时已形成两套《红楼梦》版本系统。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刷印程甲本《红楼梦》,乾隆
五十七年(1792年)刷印程乙本《红楼梦》。
长时期以来,社会上流行的《红楼梦》主要是这两个本子。
20世纪50年代,选定程乙本《红楼梦》,在此基础上稍作校订后,添加注释,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此本成为20世纪50—70
年代在国内流行之本。
但是到20世纪70年代,除流行于世的程高本《红楼梦》
外,已发现数部曹雪芹著作手抄本,计有:
民国元年(1912年)有正书局石版印刷的一部手抄本
——戚蓼生序本《石头记》
1927年胡适买到手抄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为甲戌年(乾隆十九年,1754年)评定,简称“甲戌本”,为二评本,只有
16回。
此后,又发现手抄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年(乾
五年,1760年)评定,简称“庚辰本”,为四评本。
之
后又发现手抄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己卯年(乾隆四年,1759年)评定,简称“己卯本”,亦为四评本。
这几部手抄本与流行于社会上的程高本《红楼梦》有许
多不同:
第一,这些手抄本的书名叫做《石头记》,而非《红楼
梦》;
第二,这些手抄本全书只有八十回,不像流行的《红楼
梦》那样有百二十回;
第三,这些手抄本各回都带有名为“脂砚斋”的批语。
而
程高本《红楼梦》正文中没有这些脂批。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20世纪70年代曹雪芹著作已形
成两套版本系统——一套是带有脂砚斋批语的最多只有八
回本的《石头记》手抄本系统(简称“脂评本”);
另一种则是1791年由程伟元、高鹗修订出版的,不带任何脂砚斋批语的百二十回本《红楼梦》版本系统。
2、政府决定重新校勘曹雪芹著作的目的是校勘出一套
接近曹雪芹本意的版本,代替流行于社会上的“程高本”版本系统
在出现两套完全不同的曹雪芹著作的版本系统后,人们
便将这两种版本系统进行了比较,发现手抄本《石头记》系统,各方面都强于程高本《红楼梦》版本系统。
当时尽管还没有认识到“程高本”是在乾隆指示下阉割、篡改之本,但有两种情况却是铁定的事实:
第一,手抄本《石头记》均是曹雪芹在世时就已存在的
本子,而程高本(1791、1792年)是在曹雪芹逝世(1764
年2月1日)27、28年后才出现的本子。
因而无疑手抄本
石头记》属原本、真本,程高本《红楼梦》是经过后人之手作了大量篡改而成的本子。
第二,尽管脂砚斋是谁尚未定论,但有个事实不容忽视:
在晚期的《石头记》本子中,脂砚斋批语(特别是正文中间的夹批,即双行小字批)已与正文紧密结合在一起,成为正文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基于一些红学家认为脂评本系统优于程高本版本系统,
以及上述两点事实,便提出依据脂本系统,重新校勘一部曹雪芹著作版本的建议,以便将来以新校本代替当时社会上流行的“程高本”版本系统。
这样一部新校本,将是一部十分接近曹雪芹本意的版本。
出版这部新的版本,必将大大促进我国对曹雪芹著作的研究。
3、在筹备新校本的“校勘小组”的会议上三位老红学家提
在成立校勘《红楼梦》新版本小组的筹备会议上,袁水
拍宣布了顾问名单,共有三人:
周汝昌、吴世昌、吴恩裕。
其中第二、三项决定便是:
二)听顾问意见。
我等三人(注:
指周汝昌、吴世昌、
吴恩裕)一致认为,流行“程乙本”很糟,亟应出好本新本。
三人也一致认为,此次彻底排斥“程乙本”,而在古抄本中应
推“庚辰本”为校勘底本,因它现存回数最多,较为完整。
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废弃旧本,改出新校本,保证
质量。
[7]
当时文化小组(相当于文化部)决定设立几名“顾问”,
是由于冯其庸在1974年评“红”之前,从未涉足过“红学”,对版本缺乏起码的常识。
周汝昌曾回忆道:
冯组长(注:
指冯其庸)与我邻座,曾问我“甲辰本”是
这件事说明冯其庸当时“红学”知识少得可怜。
袁水拍尽管当时还不具备“小说评论派”的代表人物冯其
以便
庸定将把这项工作搞砸的“火眼金睛”,但却了解冯其庸不懂
红学”于,是便在校勘小组之上设立“顾问团”来制约他,在校勘当中遇到的一些重大问题时,冯其庸可求教三位顾问。
但冯其庸所想的是如何由自己发号施令,怎可能容得下
顾问”?
三)冯其庸在校勘小组中,既完全排斥顾问团,又不
听取小组成员的正确意见,遇到问题都自以为是,刚愎自用,玩弄手腕
1、排斥顾问团,自以为是,自己说了算
筹备小组中虽然设立了“顾问团”,但是在实际工作中,
冯其庸却完全排斥顾问,从来没有召开过“顾问”会议,也不让他们了解校注工作。
甚至有一次校注人员找到周汝昌,希望他能将校勘小组争论激烈情况反映上级,周汝昌却表示:
我未敢如彼其冒昧,因第一我并不了解争论细情实况,
第二我已是“局外人”,讲话要特别慎重的,不然必会发生误会或纠纷,背上嫌疑。
[9]
周汝昌有“局外人”的感觉,是因冯其庸将“顾问”看成了
局外人”。
2、在校勘小组的具体工作中,冯其庸独断专行
关于冯其庸是怎样领导校勘小组工作的,周汝昌作过
点透露:
只记得当时校勘成员骨干有胡文彬、周雷二位,他
们来问过几个定字待决的难题。
其后,周雷一次专来诉说,他与冯组长为校勘取舍争论激烈,且表示要我秉公向有关方面反映此一事态。
[10]
周雷在大学时,主攻中国文学,毕业后有红学专著及论
文,文学功底较好,而冯其庸对于中国文学是半路出家,功
了表明此书为“权威版本”而玩弄的手腕
前面已说明校勘小组的“顾问团”如同虚设,从来既不“顾”,
更不“问”。
然而当1982年冯其庸领导的《红楼梦》校注本出版后,人们发现在《前言》中却这样写道:
吴世昌、吴恩裕、吴组缃、周汝昌、启功等几位老红学
家担任本书校注工作的顾问。
[11]
这是怎么回事?
在筹备校勘小组时,宣布的顾问只有三
人——吴世昌、吴恩裕和周汝昌,而实际上此“顾问团”已如
同虚设,既不召开顾问会议,也不让他们了解校勘的具体情仅恭恭敬敬地写明“几位老红学家担任本书校注工作的顾问”,而且“顾问团”突然“扩大”了在,原三名顾问基础上,又增添了吴组缃、启功等人?
中强调校勘小组的顾问团,不过是冯其庸
玩弄的一个手腕,以这种虚假的事实向世人表明:
这是一个
权威性”的版本。
待续)[1]见《红楼无限情——周汝昌自传》第230页。
[3]
见《红楼无限情——周汝昌自传》第230—232页。
是要为他所办的一些坏事推卸责任。
但不管名义上谁是组长,实权落在了冯其庸手中,一切由他说了算,这才是谁也否定不了的事实。
[5]
见《红楼无限情——周汝昌自传》第
232
页。
[6]
233
[7]
[8]
[9]见《红楼无限情——周汝昌自传》第233页。
[10]《红楼无限情——周汝昌自传》第233页。
[11]见《红楼梦•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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