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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经济报道微博
文刘玉海
京津冀地区的暗战,已被人称道多年。
改革开放30年来,从“京津冀一体化”,到“大北京地区”、“京津冀都市圈”,再到“首都经济圈”,无论概念如何变迁,人们对京津冀一省两市合作的期待始终如一。
从呼吁平级协商到呼吁中央协调,从建议区分各自功能定位到京津合并、津冀合并,各种方案层出不穷。
然而时至今日,京津冀依旧是“京”、“津”、“冀”,使这一切努力最终沦为“在闲人和闲组织之间干的一件事”,尽管据称“共识不少、呼声挺高”。
京津冀合作究竟卡壳在哪里?
难道这是一个无解的命题?
在今年12月1日国新办的发布会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表示:
“现在看来,京津冀地区的规划工作还没有完全做到位,接下来还要进一步研究首都经济圈的问题和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问题。
这让之前外界预期即将出台的“首都经济圈规划”的面世,再次变得有点遥遥无期。
7年之前的2004年2月,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在河北省廊坊召开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达成了加强区域合作的所谓“廊坊共识”,舆论一片欢欣鼓舞。
2004年11月,国家发改委正式启动“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编制。
但时至今日,这一等待了7年之久的规划,名称从最初的“京津冀都市圈”变成“首都经济圈”,具体内容至今未能与公众见面,而此前曾有媒体言之凿凿的报道称:
规划上报国务院已久,2011年初即可获批。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期间,国家发改委编制出台的包括跨区域协作在内的区域发展规划已不下20个。
京津冀都市圈区域发展规划,成了“最难编制的区域规划”。
编制规划只是推进京津冀协作的一个体现。
如果再往前追溯,推动三地合作的努力则可以上溯至上世纪80年代。
1982年,北京做城市总体规划时首次提出京津冀地区合作发展的问题。
1986年,在时任天津市市长李瑞环的倡导下,环渤海地区15个城市共同发起成立了环渤海地区市长联席会。
上世纪90年代,京津冀地区成立了一个环京经济协作办公室——这个机构的职能主要是“经济协作和合作”。
之后由于职能所限,收效甚微,遂不了了之。
本世纪初,吴良镛院士领衔编制的“大北京规划”于2001年10月12日通过建设部审定,对京津冀地区发展的方向性问题进行了探索:
以京津双核为主轴,以唐(山)保(定)为两翼,疏解大城市功能,调整产业布局,发展中等城市,增加城市密度,构建大北京地区组合城市。
报告公布后,受到舆论及有关各方的高度重视,京津两市在此思想指导下重新修编了城市总体规划,京津冀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思路更加深入人心。
2005年6月,国家发改委在河北唐山市召开“京津冀区域规划工作座谈会”。
2008年2月,由天津市发改委倡议和发起,经过京津冀发改委共同协商、酝酿的“第一次京津冀发改委区域工作联席会”在天津召开。
京津冀发改委共同签署了《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发改委建立“促进京津冀都市圈发展协调沟通机制”的意见》。
今年5月,又在廊坊召开了首届京津冀区域合作高端会议。
但所有这些动作的结果是,京津冀合作依然停留在开会和较小的项目合作上,甚至连定期开会也都无法保证——2004年达成的“廊坊共识”就包含定期会议机制,但这次会后便再无下文。
破除行政主导是关键
与这一地区暗战同时发生的是,这一区域在中国经济版图中的分量渐趋下滑。
改革开放之初,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实力根本无法与京津冀北地区相比,但到2004年,京津冀的生产总值只有珠三角的1/2强,尚不及长三角的一半。
更令人沮丧的是,上海之于长三角、广州之于珠三角都产生了显著的“正拉动”效能,而京津对于环渤海则是“负拉动”——从这一地区抽取资源与资金,却没有反哺区域经济。
2008年,京津冀区域中GDP突破3000亿元的只有北京、天津和唐山3座城市。
与之相对照,长三角区域有上海、苏州、杭州、无锡、宁波、南京等6座城市,珠三角区域有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等4座城市。
且在后二者繁荣的中小城市面前,环京津贫困带更是相形见绌。
但合作进展依然缓慢。
这从今年5月18日在廊坊召开的“2011京津冀区域合作高端会议”上即可见一斑。
三方出席人员的身份和表态颇耐人寻味:
河北表现得相当积极,北京中立,天津则显得动力不足。
天津市发改委副主任侯一民说:
“天津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地区,我们会竭尽全力做好我们的工作,拥护中央的决策。
同时我们觉得首都经济圈是空间上的部署,天津滨海新区的开放,作为这个地区的重要引擎,我们把它做好,就是对首都经济圈最大的贡献,也是重大的推动。
天津的表态表面看上去无懈可击,但仔细再回味,似乎也不算什么表态。
“天津和北京争之间,实质就是争夺‘北方经济中心’。
”河北省社科院原副院长杨连云说,改革开放后,中央批准的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中从没有“经济中心”,但北京实际上一直在把自己打造成经济中心;
天津虽然在2006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北方经济中心,但其经济总量与北京相比有较大差距,且后边大连、沈阳、青岛追得很紧,“也不怎么服它”。
京冀之间,虽有一系列的合作,但主要是在农副产品、能源、水供应等方面,且二者关系在根本上并不平等。
这从河北省领导与北京市领导谈事情时使用“汇报”一词即可看出。
而津冀之间是,“河北有的,天津都有,天津对河北除了水没有需要。
”杨连云说,“这就成了两条平行线”。
在2007年于北京举行的一次京津冀三地研究界人士参加的内部会议上,各方对京津冀一体化程度低、进展慢的主要制约因素曾做过深入分析:
一是观念和心态——京津是中央直辖市,发展
水平高,长期以“不跟你玩”的心态自居;
二是行政主导型经济,存在各种行政性限制,产业调整没有跳出行政区划界线;
三是要素市场发育滞后,生产要素在区域内的流动不畅,区域合作还没有上升到产业融合的高度和层次;
四是国有企业比重大,市场化进程缓慢,民营经济薄弱;
五是产业配套能力差——如北京电子产业规模大,但配套基地大都选在广东,因周边的配套能力远不如广东。
国家发改委城市与小城镇研究中心主任李铁则认为,不仅是京津冀之间,中国各个行政区之间都是竞争关系。
“这是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不太一样的地方。
依然无解的区域一体化
为破解京津冀合作这局棋,上世纪80年代以来,各种建议、方案层出不穷,然而无一得以实现。
比较温和的一种方案是明确区分京津冀三地各自的功能定位。
但在河边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于刃刚看来,这根本做不到。
“只要是财政分灶吃饭,你给他确定功能定位,他会听你的吗?
也因此,于刃刚呼吁必须进行财政体制改革。
“分税制下一步怎么走?
转移支付按什么标准?
这是全国区域协调的要害。
于刃刚所在的河北,多数时候采取的做法是,呼吁在中央层面建立京津冀合作的协调机制,但中央始终未有明确态度。
“不要说京津冀协调涉及高层领导的介入,就是京津两市的市长打个电话,国家发改委还怎么往下协调?
”一位多次参加会议的人士表示。
于刃刚的看法是:
“还是要指望中央——在政策支持、产业项目布局上适当协调分工;
但不要指望由中央出面来压制京津。
而另一种看似最直接的思路——打破行政区划,却也是最富争议性的。
农工民主党北京市参政议政委员会曾提出一个非常前卫的设想——仿照巴黎大区和东京都,创建“大首都特区”(或北京大区、国务院华北行政直属管理区),泛华北地区全部资源重组,产业结构布局重新整合。
其目的不仅是为京津合并而合并,而是将京津一体作为“泛华北五环绕复合同心圆圈区”的核心圈,逐层外向辐射拉动,最终形成一个强势的所谓“泛大华北区域经济协作地带”。
但是,这份报告过于强调深化区域内的政治体制革新,所以它可能永远只是一个假说。
而实际上,一直与北京暗中较劲的天津,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有人跑出过京津合并的方案。
时任民进天津市委副主委、天津市规划局副总工程师穆学明当时曾向一位北京市政府高官谈到京津合并,但回敬他的却是一番揶揄:
“把北京的火葬场搬到天津还可以!
”以致很多年以后,穆学明还清晰地记得那位官员一脸的不屑与傲慢。
穆学明郁闷不已,但也没有气馁,2001年3月,他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向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议提案:
将京津合并列入国家“十五”计划,用5至10年时间建设成为世界级国际大都市。
而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前身)则认为,行政区划变更须由国务院作出决策,他们无此职能。
河北也同样做过合并的梦。
1971年的时候河北曾向中央提出,把省会重新迁回天津,再不济,也得迁回保定。
但在当时的局势下,中央根本无暇顾及此事。
40年后,于刃刚仍未排除这个选项,“京津冀合并难度太大,把河北、天津合并起来行不行?
不过,激进的观点永远只是属于少数者,更多的人开始寄希望于通过市场规律,自然形成京津冀差异化的分工。
“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
”杨连云说,“不能太着急。
京津冀一体化协调发展
中国网|时间:
2011-12-01
|文章来源:
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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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最显著的形式,通过区域分工优化资源配置,带动商品、资本、技术、信息、服务等生产要素跨国界、跨区域流动,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
发挥毗邻京津的区位优势,加快推进京津冀经济一体化,是河北顺应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又好又快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
立足于环京津经济圈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本文分析了京津冀经济一体化程度和发展落差,提出了打造河北与京津融合发展新格局的思路和突破口,以及借力京津、实现互利共赢的对策建议。
一、一体化进程与现状
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区域内各地区经济技术发展水平由高到低,依次分期逐步开发,形成了发展梯度。
近年来,京津冀经济一体化进程逐步推进,但河北与京津梯度大,融合程度低,区域竞争合力尚未有效发挥。
(一)市场投资环境一体化程度低,基本呈现内循环式发展,尚未充分融入京津开放市场。
市场一体化是区域一体化的基础,只有开放的市场才能实现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
京津冀是中国投资较集中、开放创新水平较高的地区。
2009年京津冀全社会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占全国的9.9%和20.8%;
河北每平方公里土地投资额仅为京津的22.2%和15.4%,且主要依赖自筹资金,国内贷款、利用外资和其他资金来源较少,所占比重比京津低30个百分点以上;
2008年注册登记的外商投资企业比京津少53.1%和27.5%,到位外资仅占京津冀的1/5。
京津是全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河北却为空白。
按照“集聚呼唤集聚”的自增强累积循环机制,河北主要依靠自我积累发展,尚未充分共享京津开放市场,影响一体化进程。
图1冀与京津融合处于低级阶段
(二)跨区域发展一体化程度低,彼此相对封闭,尚未真正形成融合互动发展格局。
纵观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历程,首先是从江浙企业向上海跨区域发展、上海向江浙输出技术的途径启动并逐步深化实现的,实践证明,只有企业主动融合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一体化,才是区域振兴的根本。
京津冀企业跨区域发展还处于低水平,包括环绕京津地区的市县,互设总部和营销、研发、生产部门的企业较少,京津向河北跨区域发展企业也不多,而且行业布局较为分散,未形成企业跨区域融合发展的示范带动效应和规模优势。
(三)产业一体化程度低,区域专业化分工相对独立,尚未有效利用京津优势促进发展方式转变。
区域一体化理论认为,产业同构并存在合理梯度,有利于在区域内部形成产业转移,发挥辐射带动效应;
而产业异构且存在产业链纽带关系,有利于形成水平一体化分工模式,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
京津冀区域呈现产业异构和转移两种趋势。
一方面,产业异构明显,但未能建立紧密的内在联系。
北京经济服务化、高端化趋势明显,2009年生产性服务业、高技术产业和文化创意等产业增加值占全市的49.5%、7.7%和12.6%;
天津加强高端化、高新化产业,航空航天、石化、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国防科技、纺织等八大优势产业总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的90%以上。
河北优势产业中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的传统产业居多,钢铁、装备制造、石化、医药、建材、食品、纺织服装等重点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的81.8%。
但产业异构未能依托企业建立紧密的产业链联系,从而形成各自为政、相对独立的产业分工体系。
另一方面,京津出现了产业转移趋势。
产业转移也是优势资源辐射,带动产业升级的过程。
近年来,京津冀区域制造业在全国的市场份额下降,表明京津产业正在逐步转移。
根据2005-2008年资料测算,30个主要制造业行业中,京津转移而河北有效承接的仅有11个行业[①],且大多是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资源消耗型行业;
有14个行业京津比重下降的同时河北也在下降,表明河北未能发挥区位优势,有效承接这些转移的行业,更未能利用京津市场、信息、技术和资源优势,获取自身发展资源,带动发展模式转型。
图3京津产业转移及河北承接情况
(四)经济对接程度低,区域联系呈垂直一体化,总体尚处于低级阶段。
由于京津紧密的地缘关系以及经济差异性,京津冀区域呈现以服务京津需求为纽带、以垂直分工为主的经济关系,表明目前尚处于区域一体化低级阶段,这有助于各地发挥资源禀赋优势,互补发展;
但随着要素结构的动态变化,不可避免地产生边际效益递减,阻碍区域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居民福利的改善。
目前,河北仅在服务京津的领域实现局部对接。
一是重要物资供应基地。
河北农业优势突出,区位商为1.92,是全国粮棉油集中产区和重要畜禽产品生产基地,以钢铁为标志的资源型基础工业实力雄厚,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居全国前列,在京津有较高市场占有率。
二是京津重要物流腹地。
河北人口密度比京津分别低69.5%和68.8%,具有明显的土地成本和腹地空间优势;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合作加深,环京津高速公路网规划建设、客运班线对接等加快推进,一体化综合交通运输保障体系逐步形成。
三是京津城市功能压力的疏解地。
环京津地区已建成一批服务京津需求、具有产业链延伸性质的工农业产品加工配套供应基地、连锁市场,已成为京津房地产市场重要的客源。
四是以项目为载体的主动对接趋于活跃。
河北面向京津招商,新首钢将建成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精品板材生产基地、循环经济和自主创新的示范基地;
京南地区高新技术、休闲旅游、现代服务、高端食品制造等产业对接步伐加快,成功引进一批国字号、京字头的战略合作者。
五是旅游开发合作加深。
河北旅游资源丰富,与京津互补性强。
通过加强旅游市场合作开发,推动旅游规划衔接,联合举办旅游项目招商、宣传促销、景区联票、旅游饭店英语等级证书互认等活动,旅游市场一体化进程加快。
同时,河北还是京津重要的劳务输出地、建筑装饰材料等工业产品供应地,对京津发展有积极作用。
综上所述,在推进京津冀一体化进程中,京津聚集力强而对河北辐射带动力弱,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资源被“空吸”,河北尚未有效将京津聚集辐射优势,以及区位优势转化为自身发展优势,造成产业链内在联系缺失,承接转移能力偏弱,形成不合理的产业地域经济关系和垂直的低水平一体化融合,京津冀经济尚处于一体化的低级阶段。
二、机遇与突破口
多年来,京津冀合作有了一定基础,但更加深入、更高层次的合作仍有巨大潜力。
与长三角、珠三角相比,京津冀具有独特的优势,珠三角发挥了开放前沿体制的活力,长三角形成了江浙沪比肩互补与角逐,而京津冀应是区域合作的共赢。
京津冀在发展阶段上存在梯度差,而梯度差就是能量源,为进一步合作提供了良好机遇。
一是工业化阶段加速发展,为产业承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按照工业化阶段的划分标准,目前北京已基本跨入后工业化阶段,天津处在工业化后期阶段,河北仍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
这种区域发展阶段的不同,使得京津市场对农产品需求大,也带给我省服务业发展的巨大潜力与空间。
二是加快结构调整和转变发展方式,为振兴装备制造业和发展战略新兴产业提供重要基础。
北京产业结构是第三产业增加值、就业比重在70%以上;
天津的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超过40%;
河北的第三产业增加值仅占三分之一强。
钢铁工业是河北的优势产业,京津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制造业等大企业集团的成功运营模式,为河北承接京津转移,进一步做大做强装备制造业和战略新兴产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三是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为城乡一体化提供了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支撑。
近年来,河北城镇化建设稳步推进,在城镇面貌三年大变样建设后实施城镇建设三年上水平重大决策,城镇化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城市环境质量、城市聚集能力、综合承载能力不断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显著。
同时京津是高度发达的都市经济,必然对劳动力提出了更大的需求,而这也恰恰是河北的优势。
四是加快科技创新,为河北借力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智力和技术支持。
自主创新是提高区域核心竞争力的“引擎”,随着一体化推进,科学技术的作用已经从后台推动发展为前台引领。
北京科技创新能力强,科技实力居全国首位,技术溢出效应明显;
天津科技水平居全国前列,科技优势和成果转化能力较强。
河北应借力京津,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
在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加快发展的大趋势下,无论是地理上邻近的国家或地区之间,还是区域内各地之间,以行政区划为界线的行政区域竞争正在加快向以产业联系为基础的区域竞争转变。
为占领未来竞争制高点的主动权,河北必须紧紧抓住战略机遇期,确立在京津冀一体化中的目标定位和突破口,打造与京津融合发展的新格局。
(一)发展定位及思路。
着眼于提升区域发展合力、竞争力和创新力,打造中国经济增长“第三极”,京津冀必须发挥政府推动和市场驱动功能,建立多层次对接机制,以利益为纽带加强互利合作,强化重点领域共建共享,形成合理梯度,实现错位发展。
河北应增强对接京津的水平和实力,成为平等融合、互利共赢的次级区域。
发展思路及定位应是:
本着立足京津“双核”腹地,发挥优势,借力自强的原则,以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形成竞争新优势,以培育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占领未来经济制高点,以振兴服务业打开融合突破口,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竞争力,以打造城市群带动区域融合,努力实现平衡梯度,产业领先,市场占领,要素吸引,互利共赢的融合发展新格局。
图6京津冀区域一体化中河北的发展定位及思路
第一,打造承接京津产业转移的制造业基地、京津先进制造业的配套生产基地,着力平衡梯度。
平衡产业梯度是缩小区域梯度的关键,提升河北经济实力,必须主动接受京津辐射,做优传统优势产业,壮大高新技术产业,打造环京津制造业基地和先进制造业配套生产基地,主动对接京津产业转移。
第二,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竞争制高点,力争产业领先。
把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点,实现新兴科技与新兴产业深度结合,形成战略性支柱产业,增强加快发展的新优势,抢占新一轮发展制高点。
第三,打造与京津“双核”城市协调发展的多极城市群,强化城市群带动。
深化区域合作,巩固城镇面貌三年大变样成果,强力推进城镇建设三年上水平,加快城镇化进程,壮大城市规模和实力,优化城市结构,积极构筑梯度合理、协调发展的多极城市群。
第四,打造优势产业聚集带和优势产品供应基地,推进市场占领。
发挥比较优势,加快传统优势产业改造升级,推进产业聚集,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形成规模竞争优势;
发挥要素梯度差优势,使劳务和优势产品等最大限度打入京津市场。
第五,打造河北生产要素“蓄水池”,实现借力发展。
借助北京科技开发和综合配套能力、天津科研成果转化条件优势,发挥腹地纵深与资源优势,打造机制、体制和政策环境梯度差,提高服务水平,吸引京津优势生产要素向河北转移。
(二)融合发展新格局的突破口
加快京津冀融合发展,河北应在现代装备制造业、现代服务业、自主创新、区域增长极四个方面实现突破。
第一,做强制造业,把现代装备制造业打造成为提升全省实力、推动产业升级的战略支撑产业。
通过模型测算结果显示,1亿元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可带动全省生产总值实现12.7亿元,应将装备制造业打造成为提升河北实力的战略支撑产业,形成环京津现代装备制造业基地。
发展重点:
一是做强优势产业。
保持大型输变电设备、风电设备、动车组、皮卡车、冶金轧辊、工程机械、管道装备制造方面的领先水平和竞争优势。
二是提升基础产业。
用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基础产业,优化采矿设备、金属冶炼设备、轨道交通设备等制造业品种和质量。
三是发展钢延产业。
开发大型铸锻件、大型结构件、金属索具、精密轴承、高精齿轮传动装置、高强度紧固件等钢铁产业链延伸产品,打造环京津零部件生产聚集区。
四是培育制造服务业。
延伸研发、设计、营销、信息化等业务,有效联接京津,提供配套服务。
第二,振兴服务业,将现代服务业打造成为京津冀经济一体化和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推动力。
目前,河北服务业优势行业主要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房地产等3个行业。
发展重点应依托铁路、公路、海运、航空和管道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创新金融体系,加快发展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形成以信息网络为平台的物流、信息流、资金流三者相统一的环京津现代物流聚集区。
完善旅游服务体系,加快咨询服务中心建设,开发海洋、避暑、草原、温泉、冰雪、运动、皇家、狩猎等旅游特色资源,打造环京津休闲旅游产业带。
第三,依托自主创新,将高新技术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打造成为抢占未来经济竞争高地的先导与核心产业。
医药制造和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是河北的优势产业,区位商分别为3.49和1.29,其中医药制造业聚集度显著,增加值占全省高技术产业的66.8%,企业个数占京津冀区域的1/3强,企业增加值平均规模比京津冀区域高5.6%;
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比较效益高,企业增加值平均规模比京津冀区域高25.5%,应发挥聚集效应,实现错位发展。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整体发展水平仍处于起步阶段,抢占先机意味着拥有主动权、话语权。
河北应抢抓机遇,抢占新一轮发展制高点。
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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