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思想流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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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思想流变
白居易的思想流变及原因
内容摘要
孟子云: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白居易既是一个想兼济天下的政治文人,又是一个兼顾人生却侧重于艺术追求的诗人。
他的思想宛若一条江河,时而若奔马直泻,惊涛怒吼;时而淙淙流淌,平缓前进。
从为政心态和实践体现来看,基本上经历了以“兼济”为主到以"兼济,独善"相互交织,难以分清孰轻孰重,再到以“独善”为主的演进轨迹。
而究其原因则与他生活的特殊历史环境,个人性情修养,家庭出身和人生经历不无关系。
他一生的独特经历和生活感悟为后人提供了宝贵而丰富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关键词:
兼济,反思调适,独善,内省西方哲学家卡西尔曾说过:
“人是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查问和审视他的生活状况的生存物。
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恰恰就在于这种审视中,存在与这种对人类生活的批判态度中。
”但是,作为历史中的人,并不是每个人对当下生活的审视和审问以及对人类生活的批判态度都可以成为可供人们参仰的对象,历史往往只把这个戴着光环的使命,交到为数极少的知识精英手中。
我们大家所熟知的中唐伟大诗人白居易就是这样一位在历史长河中留下深深足迹的思想者和存在者。
他不仅每时每刻都在查问和审视自身的生存状况,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层面做了充分的关注和批判,而且还用他的生花妙笔,生动而完整的记录了他自身的生存状况和思想状况为我们考察其生存哲学提供了一幅十分生动而丰富的画面。
白居易(772年〜846年),汉族,字乐天,晚年又号香山居士,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是中国文学史上负有盛名且影响深远的唐代诗人和文学家,他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他的名“居易”与字“乐天”都是从儒家文本《中庸》、《周易》而来:
“君子居易以俟命”,“乐天知命故不忧”。
作为一名主体意识非常强的封建士子,也许从明白自己名字的来历和蕴涵的那刻起,白居易就时刻关注着自己的生存心理和生存状况,这使他对自己的姓名字号有一种独特的体验和感悟,而且这种体验和感悟自觉不自觉地对其思想性格的形成起着不可忽视的规约作用。
他生活在儒释道三教并行不悖的中唐社会,他的早年生活主要是在书斋中度过的,他的思想主要是来自于对传统经典文体的诵读、理解、吸纳和运用。
当他戴着儒家的帽子,穿上道家的袍子,拖着佛阐的草鞋漫步在中古社会的文化丛林时,便以特有的文化步调和人格范式,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作于元和十年的《与元九书》中白居易对自身生存哲学的理论作了高度概括:
“古人云: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仆虽不肖,常师此语……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
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
谓之‘讽喻诗',兼济之志也。
谓之‘闲适诗',独善之意也。
故览仆诗,知仆之道焉。
”而长久以来,世人对白居易思想和创作这两个时期的分界争论颇多。
比较通行的看法是将元和十年贬低江州作为前后两期的分界点:
从入世到贬江州司马以前为其“志在兼济的时期”,而自贬江州到死为其“独善其身”的时期。
实际上两个时期的转变经历了一定的时间流程,也可以划分为一个时期。
元和五年之前,白居易思想在总体上是积极的。
从卸拾遗任开始,经江州之贬,忠州之移到再为近臣,他虽有遗弃尘世,摆脱万源的想法,但待时而起的愿望尚未泯灭,建功立业的念头时有闪现,总体处于彼消此长,相互矛盾之中。
长庆二年主动请求外放表明诗人将心中残存的兼济天下的理想彻底放弃。
文宗大和三年58岁以闲置太子宾客的身份分司东都,白居易此后的人生基本上就是在诗酒中度过的。
这个时期是白居易儒家儒家为政思想的淡化消退期,即“独善其身”的时期。
—、人生早期:
志在兼济
从贞元十五年到永贞二年,白居易应科举试,取得了
“微之首登科”的良好成绩,并与四月二十八日,授予周至尉;不久改左拾遗,依前充翰林学士。
白居易对宪宗的知遇之恩感激涕零,所以“授官以来仅将十日:
食不知味,寝不遑安;唯思粉身,以答殊荣,但未获粉身之所耳。
”自此白居易抱着“志在兼济”的政治情怀,开始了他欲有大为的政治历程。
在担任左拾遗的三年里,白居易也确实做到了“粉身以答殊宠”。
这期间所发生的事情,无论巨细,只要他认为不妥,都会进谏,且言辞激切。
元和三年,朝廷以"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选拔人才,牛僧儒、皇甫混、李宗闵因为对策切直而被出为幕职,考官裴坦、杨于陵、韦贯之、王涯因此被贬,身为谏官的白居易对这场风波做了鲜明的表态,极谏不可。
除了科举考试的混乱局面外,当时官场的黑暗更是令人切齿。
据《资治通鉴》载:
“自贞元以来,以财交权幸,受方镇赂遗,愿自奉养,吏不敢诘。
”面对这种积弊,白居易针对淮南节度使王铐入朝,欲图依靠进奉,贿赂宦官而求得宰相之职,他做了《论王铐欲除官事宜状》力谏不可。
当然,白居易对权豪的抨击还表现在《论于邮所进歌舞人事宜状》、《论裴均进奉银器状》等制诰当中。
在抨击权豪的同时,白居易还“危言诋阉寺,直气忤均轴。
”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气势嚣张的宦官,对吐突承璀、俱文珍、李辅光等都给,予了公开的弹劾。
这件事甚至触怒了宪宗,差点弄个性命不保的下场。
不仅如此,在“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儿作”的诗文干政思想的指引下,白居易为了“救济人病,裨补时阙。
”,创作了一大批讽喻时政的讽喻诗。
使“凡闻仆《贺雨》诗,众口皆籍籍,以为非宜矣。
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几变色矣。
闻《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者扼腕矣。
闻《宿紫阁诗》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
”由此可知,白居易的讽喻诗创作,既触及到了社会的各个层面,也震动了社会的各个阶层,在当时社会引起了广泛的影响,从而把他的兼济情怀推向了极致。
五年的翰林学士生活是白居易政治生涯中的高峰时期,同时也带给了他太多的感触和冲击。
也恰恰就在这段时间内,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在高唱"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的同时,便看透了“正色摧强御,刚肠嫉喔咿。
常憎持禄位,不拟保妻儿……理冤多定国,切谏甚辛毗。
造次行于是,平生志在兹”的结果却是“未为明主识,已被幸臣疑。
木秀遭风折,兰芳遇霰萎。
千钧势易压,一柱力难支。
腾口因成酭,吹毛遂得疵。
忧来吟贝锦,谪去咏江篱。
”“誓酬君王宠,愿使朝廷肃。
”“只要明是非,何曾虞祸福”的结果也无非是“入世欲荣身,须臾成黜辱。
”可见,白居易对仕途风波的残酷性早有感触。
而母亲去世,退居下邺渭村丁忧期间,爱女金銮子又不幸夭折。
亲人的死亡,仕途的不畅,也是不争的事实,但这并没有对白居易“兼济天下”的政治理念产生关键影响。
因为元和九年,白居易再度入朝担任太子左善大夫,他那种刚正耿介的从政品格又完全展露出来。
尤其的元和十年宰相武元衡遇刺后,在"合朝震粟,不知所云"、"凶徒侧耳潜惬心,悍臣破胆皆杜口”之际,白居易挺身而出,“武相之气平明绝,仆文书奏日迁入”,最先上奏极论武元衡冤枉,请求紧急捕杀罪犯,以雪国耻。
终于因为“道将心共直,言与行并危”、“未为明主识,已被幸臣疑”,而被出贬江州司马,迎来了他仕宦生涯中最为灰暗的时期,这种切身的诬枉而冤、忠而被谤、正义被扭曲的苦痛,才真正构成了白居易从政思想、心态和精神最大的震撼和冲击。
出仕是每一个读书人都梦寐以求的事情,“学而优则
仕”,本来就是中国士人的悠久传统。
而出仕就意味着加入一个特殊团体,适应这个特殊群体的生活习惯,这就是必要改变自己独有的东西,要逐渐放弃原有的不被大多数人所理解和不被社会所许可的某些偏激的性格倾向和一些言行举止,不得不向社会集体的统一意志去靠近,从而逐渐被社会同化。
社会又有阶层的划分,各个阶层又有着不同的道德要求、行为规范和生活风尚。
如果一个人原来的出身、经历、性格等比较特殊,他的适应过程就要慢一些,可能要遭到多次碰壁甚至最后以失败而告终,退出那个群体,回到原来的生活环境。
我们知道人的改变特别是性格的改变是很难的,人与人相比总是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不同,所以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白居易在通过科举考试进入统治阶层以后,长期沉迹下僚;再加上出身庶族,对于当时的官僚阶层十分陌生。
起初,他只是按照自己的性格倾向和爱好来处理面临的一切。
尽职尽责,极言规谏。
同时又把当时社会存在的诸多弊病写进诗歌。
对于世俗社会和圆滑官场的不适应,或者说不习惯、不了解,也由于自然性的内在要求促使他要与别人不一样,期望能够做一些符合自己心性、满足自己意愿的事情。
他的个性表现得很明显,大胆进谏,抨击权贵、弹劾宦官,创作大量的讽喻现实、干预现实的新乐府诗,因之与当时的世俗社会格格不入,白居易得罪了许多人,甚至得罪了那个社会,那个官场,于是社会性的力量就利用各种手段给予有力的回击。
终于在宰相被刺事件中败下阵来,这对于白居易而言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从此以后,白居易就不得不正视这种社会性的存在,慢慢抛弃原有的个性,强迫自己能够适应世俗的行为规范,道德标准和生活风尚的要求。
二、人生中期:
兼济与独善并存白居易在“出贬江州”之前主要是“志在兼济”,而出贬江州之后,则进入了政治理念的主动反思和调适期,即“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交织期。
这一时段可以元和十年(公元815年)江州之贬,到大和三年(公元829年)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
而江州之贬这一在其政治履历中影响最为深刻的事件本身,给白居易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危机和精神信仰危机。
这是因为“去应缘直道,哭不为穷途”、“通川诚有咎,湓口定无辜”。
使白居易不再只是对周边现象兔死狐悲是的感触,而是真真切切地体验到了“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这种丧家辱身的落魄和诸多无奈。
因此白居易的痛彻之情在诗文中表现得尤为集中和深刻;“壮心徒许国,薄命不如人。
才展凌云翅,俄成失水鳞”,如《江州司马厅壁记》、《与杨虞卿书》、《与无九书》、《自诲》、《放言五首》等作品中,都是对自己诬冤之屈的深刻反省。
至于“若有精灵应笑我,
不成一事谪江州”、“逢时弃置从不才,为老衰羸为何事”、“早年薄有烟霞志,晚岁深暗世俗情”等这样的诗句,则更是表明了白居易对现实政治“日近恩虽重,云高视如孤。
翻身落霄汉,失脚倒泥涂。
”的畏惧和无耐心理。
这种畏惧无奈心理即使在除为忠州刺史之后还心有余悸。
如《郡斋暇印忆庐山草堂兼济二林僧社三十韵皆叙贬官以来除处之意》云:
“谏浄知无补,迁移分所当。
不堪臣圣主,只合事空亡。
龙象投新社,宛鸾失故行;沉吟辞被阙,诱引向西方吾道寻
知止,君恩偶未忘。
忽蒙颁风诏,兼谢剖鱼章
唯拟捐尘事,将何答宠光?
有期追永远,无政继龚黄、、、、、、身老同丘井,心空是道场。
觅僧为去伴,留俸作归粮。
”所有这些,都是与卸任拾遗时的心态和表现不可同日而语的。
但是,即使在出贬江州,思想斗争最为激烈,信仰危机最为严重的时候,白居易的横溢之风虽然有所收敛,反映现实政治、民生的诗文创作急剧减少,并且"闲官"形象初步形成。
但是他切切实实为民办事,忧国忧民的从政品格却没有滑落。
元和十四年,当白居易接到转任忠州刺史的敕书时,尽管对仕途风波心存畏惧,但因感觉到仕途有望而带来的喜出望外之情。
在《自江州司马授忠州刺史仰荷圣泽卿书鄙诚》中还是不能自拻抑地表达出来:
"炎瘴抛身远,泥途索脚难;网出鳞拔刺,笼久翅摧残。
雷电颁敕令,阳和变岁寒,移簪承旧念,剖竹授新官。
乡觉前程近,心随外事宽。
生还应有分,西笑问长安。
”而在忠州的种种举措,则正是对其担任江州司马这样的闲职而有所消磨的那份“兼济天下”情怀的反弹。
元和十五年,穆宗刚刚登基,就急急地把白居易召回长安,除尚书司门员外郎,旋即改授主客郎中、知制诰。
为报答穆宗知遇之恩,白居易儒家理念再次得到张扬,虽然“兼济天下”口号已经不是那么响亮,但“兼济天下”的实践却更加充分。
长庆元年(公元821年)肇始于这一年的明党之争的科场案,白居易秉公办事,不避亲贤,黜退礼部侍郎钱徽主试下及第进士郑朗等十人,钱徽等皆被远贬。
对科举的公正处理,表明白居易在政治上欲有所作为的心态是十分明显的。
长庆二年,上述多次讨论河北用兵的情况,穆宗不纳;又因朋党倾轧、国政日非,所以在“性疏岂合承恩久,命薄元知济事难”的自嘲心境下请求外任。
任苏州刺史期间,白居易“独善其身”的思想确实有有了明显加强,表达其现实生活情趣的诗文创作占了绝对优势。
而且在对自己从政历程的进一步反思中,白居易全身远害、消尽是非的心态表露得更加充分。
在《咏怀》中:
“昔为凤阁郎,今为二千石;自觉不如今,人言不如昔。
昔虽居近密,终日多忧惕:
有诗不敢吟,有酒不敢吃。
今虽在疏远,竟虽无牵役。
饱食坐终朝,长歌醉通夕。
”在《郡中即事》中有云:
“宠者防悔尤,权者坏有畏。
为报高车盖,恐非真富贵。
”在《食饱》中更是表明自己的心志:
“谁知名利尽,无复长安心。
”但是,并没有想象的那样。
对白居易来说,自己是士大夫,属于朝廷一员,不是普通的老百姓,身份的不同昭示着要忠于皇权,所以无论社会如何黑暗,自己的追求和理想受到多大挫折,无论自己是“达”或者“穷”,无论表面是怎样的逍遥,在内心深处,都或多或少的存在着为朝廷和老百姓着想的一面,心理从没有放弃传统文人的社会责任感。
在出任杭州刺史时,虽然白居易是抱着怨愤无奈的心情离开长安的,但出于对穆宗的知遇之恩的感激,在去往杭州的途中,白居易还是自励自己:
“尚想到郡日,且称守土臣;犹须副忧寄,恤隐安疲民。
”在任期间,他积极施惠于民,修筑钱塘湖堤,为民贮水以防天旱,均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离开杭州时,作诗云:
“税重多贫户,农饥足旱田。
唯留一湖水,与汝救凶年。
”。
同样,在《去岁罢杭州今春领吴郡惭无善政聊写鄙怀兼寄三相公》一中,虽有“为问三丞相,如何秉国钧?
那将最剧郡,付与苦慵人?
岂有吟诗客,堪为持节臣?
”这种略带调侃的语言中,表明了自己对官场勾心斗角的厌倦和对现实政治的失望,但“不才空饱暖”的愧疚感和“无惠及饥贫”的明本思想,又鞭策白居易不得不勤政为民。
在人苏州刺史期间,他“无轻一日醉,用犒九日勤。
微彼九日勤,何以治吾民?
微此一日醉,何以乐吾身?
”在为政期间,同样取得了良好政绩。
刘禹锡作了形象的描述:
"闻有白太守,抛官归旧溪。
苏州十万户,尽作婴儿啼。
”可见,经过世事的打磨,主体自我的反思与调适。
此时的白居易,已不像早年那样锋芒毕露,遇事即发。
受"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逊。
”、"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思想的规约,在《遇物感兴因示子弟》一诗中,就和盘托出了自己的从政策略:
“吾观器用中,剑锐锋多伤。
吾观形骸内,骨劲齿先亡。
寄言处世者,不可苦刚强。
龟性愚且善,鸠心钝无恶。
人贱拾支床,鹘欺擒暖脚。
寄言立身者,不得全柔弱。
彼固罹祸难,此未免忧患。
于和报终吉,强弱刚柔间。
”很明显,这一劝世之言,实际上就是白居易自己一生政治经验的总结,白居易晚年之所以在政坛上再也没有进退失据,举步维艰,而是左右逢源,玲珑八面,很大程度上即得力于这种强弱相持、刚柔
相济的处世哲学三、人生晚期:
行在独善在白居易的人身历程中,从文宗大和三年(公元829年)58年以闲职太子宾客的身份分司东都,白居易此后的人生,基本上就是在东都洛阳的诗酒风流中度过的。
这个阶段,白居易的儒家的政治思想淡化消退,基本上是“独善其身”。
白居易退出官场角逐的想法很早就有,作于元和十一年的《岁暮》云:
“名宦意已矣,林泉计何如?
拟近东林寺,溪边结一庐。
”接着在元和十二年诗人又重申云:
“早年薄有烟霞志,岁晚深谙世俗请。
已许虎溪云里卧,不争龙尾道前行。
从兹耳界应清净,免见啾啾毁誉声。
”这就表明了白居易在元和初便有休退的打算,而且,这种想法并非偶尔有之。
像元和四年作的《晚秋有怀郑中旧隐》云:
“天高风袅袅,乡思绕关河。
寥落归山梦,殷勤《采蕨歌》”及元和五年作的《自题写真》“何事赤樨上,五年为侍臣。
况多刚烈性,难与世同尘。
不为非贵相,但恐生祸因。
宜当早罢去,收取云泉身。
”等都是如此。
尽管这些诗歌所表达的休退之心如此明确,但仔细想来,应该可以说,这些诗歌只是一时兴到之音或仕途受到打击后的激愤之言。
不过,值得强调的是,作于长庆四年的《洛下寓居》以及《求分司东都寄中相公十韵》,则是经历了仕途荣辱后,使这种退闲的心态得到了进一步的加深,前一首表达了诗人由于看破官场的污浊而失去了对官场应有的激情,因而产生急流勇退的想法。
后一首则是失去这种激情后,向曾是自己门生当时担任同平章事的牛僧儒提出的要求。
此后几年,白居易退出官场的心思更是日甚一日,因此表达此类想法的诗句也不绝如缕。
但即便如此,由于诸多因素的制约,白居易的归退之志仍一直“犹盘中走丸,丸之走盘,横斜园直,计于临时,不可尽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不能出于盘也。
”但是,大和二年,白居易经过一系列思想斗争之后,终于决定打破“盘子”,让“丸”散落出来,从而在为政心态上真正彻底地告别官场。
这一年,白居易由裴度、韦处厚等推荐,由秘书监并迁刑部侍郎,正当仕途得意、欲求相位之际,朝廷的人事关系却越来越复杂,朋党之争愈演愈烈,更关键的是,韦处厚又于这年年末暴卒于位,裴度也在政敌的排挤下行将出镇,所以白居易不得不急流勇退,并于大和二年年底赋诗三章《戊申岁暮咏怀三首》如实记录自己对权力斗争的畏惧心理和打算长归洛下的心境。
大和三年,经过一年的集中心理准备,白居易不仅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表明自己归洛的决心,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作于这年的《中隐》诗,白居易对自己所向往的生存哲学“中隐”即“吏隐”作了理性总结。
从此,白居易真真切切、清醒地开始了他的“中隐”生活,“富贵闲人”的形象进一步凸现出来。
不过,作为一个真正的、曾经对现实政治倾注了满腔热血的士大夫,白居易在他的诗歌创作中还是不是的抨击、讽刺时政,但笔法已经十分幽暗阴晦,心态平淡稳定,基本上是以“请君休说长安事,膝上风琴玉调”这样一个局外人的姿态;冷眼旁观或对当时的政局进行映射。
如作干此期的《禽虫十二章》、《山中五绝句》、《闲卧有所思二首》等便是如此。
尽管当时白居易已“我心与世两相忘,时事虽闻如不闻”,但发生于大和九年(公元835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的甘露事变,还是对他造成了很大影响,使其平静已久的心灵掀起一阵狂澜。
因为甘露事之变的发生,宦官对科举士大夫肆虐摧残;“壬戌;中尉仇士良率兵诛宰相王涯、贾铼、舒无舆、李训,新除太原节度王播、郭行余、郑注、罗立言、李孝本、韩约等十余家,皆族诛。
”宦官事后更是气焰嚣张、飞扬跋扈,甚至扬言:
“我入城,凡汝服者,无贵贱当尽杀之!
”不仅如此,连一向支持宦官诛杀朝官的文宗,也受宦官挟持,旋即下诏,不仅言辞尖锐地指责了甘露事变罹难的朝官,而且还承认自己为朝官浮言所获的过失。
这种情形,迫使所有科举官僚都为之心寒,中星之梦随之化为泡影。
白居易作为伴随宪宗开创中兴之局而成长起来的科举官僚,世事洞明的他已经充分认识到"大厦将倾,非一绳所系”的残酷现实,敏锐的预感到了大唐帝国气数将尽的历史命运。
当日便赋诗云:
"祸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
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
顾索素琴应不暇,忆牵黄犬定难道。
麒麟作脯龙作和,何似泥中曳尾鱼?
”甘露事变不仅完全摧垮了白居易一直憧憬的竟是理想,而且也摧毁了他所有的为政热情和激情,所以不得不米取一种玩世不恭的姿态,更加放纵于世俗享乐,沉浸于种种迷狂的宗教活动中来消解这种政治理想完全破灭带来的精神痛苦。
生活在这样特殊的时代,怀有报国之志的政治文人屡屡受挫,甚至遭到沉重的打击,他们积极进取的精神与社会使命感在接踵而至的打击中消磨殆尽。
许多文人士大夫的处世态度和人生观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一部分文人不是在马上、边塞中寻找,不是外向型的,而是逐渐内敛,走向心理,进一步寻找和确认自己的存在方式。
他们知道,单凭少数人的力量已经无法扭转乾坤,所以许多文人士大夫醉心与园林的营造,奇石的把玩。
他们在自己的园林中欣赏有自己人格精神的"自然山水"或品味佳茗,唱和诗酒。
为自己筑造一片属于自我人格价值的心灵乐园。
他们不仅从失意里解读出苦涩和痛楚,也渐渐的悟出了人生中的诗兴和诗趣。
他们在对人生种种失意的吟赏里,完成了对苦痛的超越,在失意的解脱中,为中唐文人原本苍凉的人生添上了一种生存的意趣。
这种远离政治的转变职能是被迫的,是不得已的选择。
大多数士大夫们在踏入政治的初期,大都怀有兼济天下的理想,但由于生不逢时,身处残酷而险恶的社会环境,缺乏建功立业的环境和条件。
许多士大夫们虽然表面上是闲适自在,悠然自得,但实际上内心是不情愿的,一旦遇到合适的触媒就要暴露出自己的本相。
通过一幕幕鲜活的事实,白居易像许多中唐时期的文人士大夫一样有了自己的看法,“开始在穷与达、兼济与独善之间寻求调节与平衡。
这种调节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学会了保存自己的生存方式,不再为那个理想的
'道’如屈原那样,殉身殒命;也不再刚毅峻切如嵇康那样,招致杀身之祸”,士大夫们不能在不顾一切地汲汲追求,要远离是非纷扰,保持一种边缘化的状态,才能全身远祸;在大多数情况下尽量多作外官,这样既能满足物质方面的要求,又可以远离是非,保持自由舒适安全的生活。
白居易虽然身在江州,但并非对于朝廷的纷争漠不关心。
甘露事变后,白居易感觉有点庆幸,庆幸自己的选择是对的。
《咏史》云:
“秦磨利剑斩李斯,齐烧沸鼎烹那期。
可怜黄绮入商洛,闲卧白云歌紫芝。
彼为范酿机上尽,此作鸯皇天外飞。
去者逍遥来者死,乃知祸福非天为。
”由此,更加放纵于世俗的享乐之中,但毕竟,白居易还是一个饱读诗书的政治文人。
虽然政治失意,但在艺术追求中,白居易有他独特的视觉,在“独善情怀”中,既有对诗酒风流的流连,如“今日北窗下,自问和所为?
欣然得之友,之友者为谁?
琴罢则举酒,酒罢则吟诗。
之友递相引,循环无已时。
”也有对自然万物以及流连山水的讴歌与赞颂:
“杏花结子春深后,谁解多情有独来。
”、“不道江南春不好,年年衰病减心情。
”、“闲游竟未足,春尽有余情。
”又有对释理道趣的热情探讨甚至是虔诚信仰。
如:
“回念入座忘,转悠坐禅悦。
”、“外身宗老氏,齐物学蒙庄。
”还有对前贤闲适情怀的追踪与效仿,“醉者多欢情,欢情信独善。
”“常爱陶彭泽,文思何高玄。
又怪江州诗情亦清闲。
”但最富独特的一面,是他对儒、释道之教思想的兼容并包,但他对三教思想的接纳和关注,又不是以哲人的身份;站在形而上学的层面上,对其加以理论的探讨和追捕,而是作为一位诗兴直觉特别强的诗人,看这些理论资源对自己当下的生存境况有没有用,是不是值得自己投入虔诚的信仰。
正是因为这一特点,导致了其思想具有混杂性和跳跃性的特点,因此在书法自我闲适情怀时,总表现很强的不稳定性和兼容性。
犹如一团星云。
宋代苏辙说:
“乐天知读佛书,习禅定,既涉世,履忧患,胸中了然照诸幻之空也。
故其还朝为从官,小不和,即舍去,分司东洛,优游终老。
盖唐世大夫达者如乐天寡矣。
”白居易如何对待人生进退的做法为我们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参照,人们匆匆来到这个世界,又要匆匆的离去。
每个人的生命都是脆弱和渺小的,将自己的精力放到了对于名利的攫取上面,在追求的过程中实质上变成了外物的附庸,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剧,当所有的一切都实现和满足了的时候,死亡之神已经在向他们招手了。
白居易的生活成为伟大的典范,重视自我,这是对汉代以来的人本主义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在不损害别人的前提下关心自己,从物质上来说,白居易与其他大官贵族想必是贫穷的,但就精神上来说,他却是富足的。
白居易尽享天年,这的确是与“居易”、“乐天”之人的生涯相称的终结。
参考文献:
1、《白居易集》第一、四册:
中华书局,1979
2、隋唐史,岑仲勉,中华书局,1982
3、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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