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献与-诗经-研究-陈良武.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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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1期摘%要: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在其两千多年的传承过程中,虽有无数的学者倾尽心力于它,却依然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
解决此类问题,既要有新的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的指导,更需要有新材料的支持。
与诗经相关的出土文献可以为其文本校释、文本流传、儒家诗说等问题的研究提供较多有说服力的新证,有助于推进诗经研究的不断开拓与深入。
关键词:
出土文献;诗经;文本校释;文本流传;儒家诗说中图分类号:
I202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18402(2012)11011805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更是儒家最重要的典籍之一,其对于中国文化的重要性自是无法用语言表达。
就是这样一部经典,在其两千多年的传承过程中,虽有无数的学者倾尽心力于它,但依然有许多问题难以解决。
解决此类问题,既要有新的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的指导,更需要有新材料的支持。
作为一类新材料,出土文献因其保留了较多的原始信息特别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笔者所知,与诗经相关的出土文献大体可以分为两类:
一是诗经的写本,二是引诗、论诗的材料。
出土的诗经写本主要包括阜阳汉简诗经、敦煌诗经卷子、吐鲁番毛诗残卷等,其中阜阳简本诗经是今天可以见到的最早的古抄本,尤为人注意。
出土文献引诗、论诗的则更多,其中比较重要的包括郭店楚简、上博竹简、“平山三器”、鲁诗镜等,而尤以上博竹简孔子诗论最为集中,也最为重要。
本文拟围绕诗经研究中的几个主要专题,在检讨学界利用出土文献开展诗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求有所发明,以期给学界提供相关的研究线索,引发对这些问题的更多关注。
一、出土文献与诗经文本校释同其他儒家经典一样,诗经文本在辗转流传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
这类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文字的讹误,二是诗意的误读。
诗经学史上的许多争议皆因此而起。
所以,整理诗经文本,释读诗经文义,提供一可靠的文本和尽可能合乎其本义的解说,就成为诗经研究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造成古代典籍文本问题频出的原因主要有二:
其一,古人得书不易,多靠口述手写,但在转写锓刻、递相传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极多,或无意讹误,或有意篡改,鲁鱼亥豕,各种典籍错误百出。
根据如此文本来释读文义,其结果可想而知;有时甚至一字之误,题旨迥异。
其二,古代经师传经严于师法、家法之防,“师所不言,则一字不敢更”。
这当是导致经籍解说以讹传讹,歧义迭出乃至离本意渐行渐远的又一原因。
皮锡瑞论及师法、家法之弊时云:
“师法别出家法,而家法又各分颛家;如干既分枝,枝又分枝,枝叶繁滋,浸失其本;又如子既生孙,孙基金项目:
教育部社科基金资助项目(05JA750.1144031)、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资助项目(CXZZ11_0964)、漳州师范学院人文社科重点项目(SS1100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陈良武,男,安徽和县人,扬州大学文学院博士,漳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出土文献与诗经研究陈良武118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1期又生孙,云礽旷远,渐忘其祖。
是末师而非往古,用后说而舍先传;微言大义之乖,即自源远末分始矣。
”如此,则“浸失其本”,“微言大义之乖”,真相渐渐模糊,最后几乎无法知晓其真相了。
诗经亦是如此。
两千多年的诗经学史上,从事这两方面工作的学者殚精竭虑,取得了许多成果,但往往在解决旧问题的同时,又留下了些新问题。
细加分析,不难发现,单纯以传世文献为依据来校读诗经应该是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
就传世文献材料解读诗经固然可以解决某些问题,但谁能够保证传世材料的真实性与准确性呢?
以这种材料为凭借去解说诗经,怎能使人心悦诚服,怎能止住人言人殊的境况?
此种情况,颇像史记志疑校订者在其点校说明中所言:
“如以现传古籍来校史记,固然可以证明史记的错误,但是又有什么证据足以证明现传古书的必定正确呢?
乾嘉考据学家大多持此方法以论经史,梁式考订史记也是这种态度。
”历代考订诗经者大体也是如此。
可见,掌握确信的原始材料何等重要。
传世文献多经改动,埋于地下的简帛材料历经千年保存了当时的原样,这正是其具有巨大学术价值的重要原因之一。
利用出土材料校读文字、解说诗句,前辈时贤做过许多工作。
晚清起,一批学者开始利用金石、甲骨新材料校读诗经,取得了许多突破。
于省吾先生利用金文材料作为解决诗经字句释读争议的新证就是其中的一个典范。
阜阳汉简诗经(以下简称阜诗)发现后,其对于校读诗经的作用更为当代学者所称道。
洪湛侯先生引述饶宗颐先生读阜阳汉简诗经大意,讨论了阜阳汉简诗经对于今本诗经文字学上的意义:
(1)“帮助了解左传引诗的古本”;
(2)“为说文古文提供佐证”;(3)“解决诗经异文的疑难”;(4)“关于增形假借和音读”。
同时,通过阜诗“兮”字作“呵”及“旖”,说明阜诗属楚声系统,这证明了阜诗确系楚地流传的本子。
从语音角度判读阜诗的流传区域,确有道理。
当时经师传经,多系口耳相授,分属各地的经师都以本地方言传经,而弟子则自然依音记录,差别由此产生。
这种差别虽然导致诗经异文的大量出现,却为今人了解其流传及性质归属提供了线索。
不仅甲骨、金文、阜诗有助于诗经文本校读,敦煌诗经卷子在这方面亦颇有贡献。
潘重规先生是一位对敦煌学有着杰出贡献的著名学者,他曾三赴英、法,尽读其所藏敦煌诗经卷子,其研究成果后结集成敦煌诗经卷子研究论文集。
潘先生在文中高度肯定了敦煌诗经卷子对今本毛诗文本整理的作用。
他认为虽然“敦煌卷子坏烂不全”,但“远过于宋元传本,其独善绝佳处,亦迥非宋元传本所能及”,“六朝唐人讲习之诗经卷子,佚存于世者,其萃于斯。
取与释文、正义相校,多可印证发明,良由释文、正义即取材于此等卷子也。
”洪湛侯先生亦曾在其著述中列举数例,说明敦煌诗经卷子对考订今本诗经经传文字的作用,摘录一例如下:
凯风“凯风自南,吹彼棘心”,传:
“南风谓之凯风,乐夏之长养者。
”巴黎藏伯二五三八号毛诗诂训传国风残卷传文作“南风谓之凯风,乐夏之长养也。
棘,难长养者也。
”文义最为完善。
意谓母性宽仁似凯风,己难长养似棘。
今宋以下各本皆有脱文,益见敦煌卷子本之可贵。
罗振玉曾论述敦煌诗经写卷的文献价值,以为“撮其大要,得四事焉:
一曰异文,二曰语助,三曰章句,四曰卷数。
”罗氏所言“四事”,不仅是敦煌诗经写卷的价值,阜诗同样具有这种价值。
今本毛诗,人多以为其包括风、雅、颂三个部分,但当论及国风究竟为多少时,则出现了分歧。
这种分歧是诗经学史上又一争议。
“十五国风”虽是最流行的说法,但持异议者亦不乏其人。
顾炎武日知录“邶鄘卫”条中认为,邶、鄘、卫“分而为三者,汉儒之误”。
清代学者王先谦在其诗三家义集疏中根据左传提供的材料认为三家诗中的邶、鄘、卫原本不分,实际应该是合而为一。
今人高亨亦主张今本毛诗邶、鄘、卫之分实是汉人任意划分的结果。
孰是孰非,仅仅依靠传世史书记载无法决断。
阜诗残简中“北(邶)国”与“郑国”相并列,正表明“在西汉初年,即使在非毛诗系统的诗经里,邶、鄘、卫三国也是分立的,并没有合称为卫风或卫诗。
这也是阜诗残简澄清历史事实的一大贡献。
”輥輯訛二、出土文献与诗经的流传关于诗经在汉代的传承情况,治文学史者依据史记儒林列传和汉书艺文志的记载,将历秦火之劫的诗经在汉代的流传概括为鲁、齐、韩、毛四家,诸多文学史教材亦采纳这种观点,“四家119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1期诗”说遂流行开来,几乎成为定论。
但是,当我们考诸汉代经学的实际时,有些问题并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汉代经学向有师法、家法之说,皮锡瑞云:
“前汉重师法,后汉重家法。
先有师法,而后能成一家之言。
师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也。
师法、家法所以分者:
如易有施、孟、梁丘之学,是师法;施家有张、彭之学,孟有翟、孟、白之学,梁丘有士孙、邓、衡之学,是家法。
”輥輰訛依皮氏所言,传授易之家数达八家之多。
易之古奥深涩,家数尚且如此之多,而在重视礼乐文化制度建设的汉代,以诗经之与礼乐制度的密切程度及其易于记诵的特点,仅有四家之传似乎不尽合于情理。
这种推测,事实究竟如何,尚待新证据的发现。
但是,在经历了两千多年的诗经研究史后,再想在传世文献中觅得一条新材料,只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一种奢望。
幸运的是,大批出土材料满足了我们这种奢望。
阜诗整理发表后,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认为阜诗不属“四家诗”中的任何一家,可能是楚国流传下来的另一种本子。
李学勤先生在其新发现简帛与秦汉文化史中认为,这些残诗“肯定不属于齐、鲁、韩三家诗”,“它不属于传统上习知的经学系统”,“阜阳双古堆在原楚国境内,有可能是楚地经学的孓遗,入汉后渐归亡佚。
”輥輱訛持此观点的不止一人,前述饶宗颐先生据阜诗语气词的使用推断其为楚地流传的另一个本子,阜阳汉简诗经主要整理者之一的韩自强先生亦认可这种说法。
洪湛侯先生则在其诗经学史中辟专节比较了阜诗与“四家诗”的异文,联系汉书楚元王传考察了与阜诗差不多同时的元王诗,详细论述了“阜阳汉简诗经疑为四家以外的另外一家”。
輥輲訛阜诗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此。
结合论语在汉代的传授情况,輥輳訛我们对皮锡瑞经学历史中称汉代为“经学昌明时代”就会有新的体会。
汉代经学昌明,绝不是每种经典只有那么几家就可以形成这种盛大气象的。
诗经亦当如此。
不仅异文提示我们阜诗可能是“四家诗”之外的另一家,而且诗序也给出了诸多类似的信息。
鲁诗、齐诗、韩诗三家诗原来都有诗序,且与毛诗序大同而小异,这已经为许多学者的努力所证明。
輥輴訛从阜诗的文本看,其附录二有三篇残简,论者据其句式论定其为诗序的残文,其说诗体例和大意与学界熟知的毛诗序相近。
如此,则可以推知,“四家诗”与阜诗都有诗序且内容接近,说明传授诗经的各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源头,来自相同师门的传授。
前引皮锡瑞曾云:
“先有师法,而后能成一家之言,师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也。
”輥輵訛史记儒林列传亦云:
“韩生推诗之意而为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闲殊,然其归一也。
”阜诗与“四家诗”同源而异流的情况,恰好地印证了传世文献中关于汉代经学中师法、家法的记载。
如此,今天文学史教材中关于诗经在汉代流传的部分就有必要作出新的修订了。
吐鲁番毛诗残卷则从另一个角度显示出诗经在六朝唐代的流传及其当时的诗学风气。
潘重规先生在敦煌诗经卷子研究论文集自序中指出,“综观敦煌所遗诗经卷子,得论列者,有数端焉。
一曰可觇六朝唐代诗学之风气”,“二曰可觇六朝唐代传本之旧式”,“三曰可觇六朝唐人抄写字体之情况”。
潘先生认为“敦煌所遗诗经卷子,有可确知为六朝人写本,有可确知为唐代人写本,且有可推知为出于南朝或北朝旧本者,要皆传写毛传笺。
其中独有一疏本,即孔氏之正义。
间有注音,亦皆附丽于诂训传本,是则六朝唐人之诗学实毛郑大一统时期。
吾人由敦煌诗经卷子可觇六朝唐代诗学之风气。
”輥輶訛这里,我们不仅可以知道“六朝唐人之诗学实毛郑大一统时期”,推而广之,亦可以进一步知道经学由汉至唐的传承情况今文经没落,古文经昌明。
这些材料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隋书经籍志的所记非虚:
“齐诗魏代已亡,鲁诗亡于西晋,韩诗虽存,无传之者。
惟毛诗、郑笺,至今独立。
”胡平生先生通过将吐鲁番毛诗残卷与今本毛诗郑笺对读后认为,吐鲁番写本是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经传合一的古写本,不仅比敦煌的唐写本早几百年,而且比熹平石经残文留下的文字多。
其意义至少有二:
一方面,这一发现向我们展示了公元6世纪人们所读诗经传本的面貌;另一方面,其在吐鲁番高昌旧址出土的事实,说明儒学经典在当时当地的广泛传授。
輥輷訛所有这些,对我们今天研究诗经乃至儒学的传播均有极大的启示。
三、出土文献与儒家说诗诗经与儒家的关系至为密切,这自是无须多言。
但是,遍检论语、孟子、荀子等儒家文献,其中说诗的文字并不多,且不成系统。
这种境况,让人觉得先秦儒家的诗学思想似乎原来就是那么浅陋,既不能与先秦时期繁盛的学术活动相匹配,120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1期更不能与同处于人类文化发展“轴心时代”的古希腊的诗学成就同日而语。
真实情况是否如此?
新出材料作出了回答。
2001年11月,上博简孔子诗论甫一发表,姚小欧先生就撰文高度评价了其在中国学术史尤其是中国诗学史研究中的特殊意义,认为孔子诗论使我们看到先秦不仅有赋诗、引诗,还有以诗论为代表的论诗。
先秦的诗学远不是我们长期以来想象的那么简单,孔子诗论“反映了中国先秦时期诗学繁荣与发达的程度,给了一个使人们在哲学层面重新认识先秦诗学的切入口,并预示着当代先秦诗学研究在整个学科领域的学术进展中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不仅如此,“孔子诗论作为先秦诗学繁荣发达的标尺对古代诗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輦輮訛姚氏这种预言很快为学术界掀起的“诗论热”所证实。
仅以“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收录的文章为例,通过“篇名”检索,在从19982008的十年时间中,就有相关论文近150篇,硕士论文4篇;以“关键词”检索,有相关论文300多篇,硕士论文9篇,博士论文5篇。
2008年12月,在由漳州师范学院中文系主办的“第二届全国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史学术研讨会”上,也有知名学者提交论文,与大会代表交流、分享其孔子诗论的研究心得。
輦輯訛此外,尚有陈桐生的孔子诗论研究,輦輰訛刘信芳的孔子诗论述学,萧兵孔子诗论的文化推绎等专著三部。
这些论著以孔子诗论为“切入口”,从多角度展开论述,其论述对象不仅涉及诗论作者身份、文字考释、诗意解读等考证性内容,而且能够就其美学价值、情感特征、价值取向以及与毛诗序的比较研究等方面从理论上加以探讨,为解决诗经学史上的一些公案提供了很好的经验。
陈桐生先生认为,孔子诗论的论诗特色有四:
“一是它突破了此前断章取义的说诗方法,但并未形成统一的稳定的说诗形式,在说诗方法上处于由先秦向汉代过渡的形态;二是高举孔子旗帜,继承孔子诗学思想;三是以思孟学派的性情学说论诗,具有浓厚的哲学色彩;四是它从作品本身出发,而不是像汉代四家诗那样以史论诗。
”輦輱訛李会玲通过比较孔子诗论与毛诗序用诗观的不同,分析了二者说诗方式的差异,认为这种差异主要表现为两点:
一是“言诗之内”与“言诗之外”,二是诗中所抒发情、志的“显”与“隐”。
李氏认为,正是因为历代学者将毛诗序“言诗之外”的材料误读为是在“言诗之内”,造成了诗经学史上的诗序的尊废之争。
輦輲訛当学术界都在积极挖掘新材料中的新信息的时候,傅道彬先生一方面肯定孔子诗论出现的意义,另一方面冷静地指出,“尽管孔子诗论丰富了我们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艺思想发展的认识,扩大了我们了解诗经学产生的理论视野,但是孔子诗论还是与左传、国语、论语等传世文献中的诗学观点相一致的,其精神脉络也与整个春秋时代的用诗风气紧密联系的”,其用诗的原则也与整个春秋时代对诗的应用原则一样是实用的功利的,“告诸往而知来”成为孔子论诗的一般原则。
从这种原则出发,孔子论诗的主要方法包括:
启发式的论诗方法、领悟式的论诗方法、断章式的取义手段。
孔子诗论证明了中国古代诗学理论的悠久传统。
輦輳訛不仅孔子诗论有助于重新认识先秦儒家的诗学理论,其他出土简帛中的引诗材料同样具有启发意义。
廖名春先生研究了郭店楚简引诗、论诗的几种情况,高度肯定了这些引诗、论诗对诗经乃至先秦儒家诗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廖氏分析了性自命出、六德、语丛诸篇的诗论,层层深入地揭示出其中所蕴涵的先秦儒家诗学思想。
首先,廖氏指出,性自命出篇所云“诗,有为为之也”“即诗言志,是诗言志的另一种表达”,并引语丛一第38、39简之“诗,所以会古今之志也者”句说明郭店楚简已将“志”的时域扩充到“古今”,是对“诗言志”说的发展;接着,结合语丛三第48、49简进一步论述了郭店楚简所赋予诗的儒家价值理性“思无不由义”,而这正与孔子所言之“思无邪”相契合,因而有助于正确理解孔子的诗论;最后,引六德篇第23至25简说明诗所言之“志”的具体内涵就是儒家所提倡的“六德”“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之理,从而赋予了“言志”的诗以丰富的儒家思想内涵。
这样,廖名春先生利用郭店楚简引诗、说诗的材料对中国传统诗学中“诗言志”这一古老命题作出了符合儒家思想体系的解释。
輦輴訛四、余论出土文献对于诗经研究的贡献是多方面的,除了以上所论诸方面外,其对解决诗经学史上毛诗序、孔子删诗、逸诗诸公案也有极大的启示。
正因为如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注意运用出土文献开121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1期展诗经研究。
学者们一方面利用新材料对许多历史问题作了更深入的探讨,另一方面,在利用新材料解决旧问题的过程中又不断提出新的亟需解决的问题,从而使“诗经学”研究显示出蓬勃的生命力,推动了“诗经学”研究的健康发展。
这正是学术魅力之所在。
2010年12月,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整理出版了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包括尹至尹诰程寤保训耆夜金縢皇门祭公楚居等九篇文献。
其中,(耆)夜篇关于“武王八年,征伐(耆),大(戡)之,还,乃饮至于文大室”赋诗的记录,一方面为我们形象地展示了周人赋诗的生动场景,另一方面又因其中提及“蟋蟀”而使我们产生联想:
唐风蟋蟀与这则材料之间有何关联,这里会不会蕴藏着我们未曾发现的重要信息?
可以相信,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诗经学史上的更多真相将会日趋清晰。
我们拭目以待!
注释:
上述材料除了相应的发掘报告外,夏传才诗经出土文献和古籍整理(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一文有较全面的梳理和说明,提供了较为全面而又系统的资料查阅线索,可资研究者参考。
纪昀等:
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66页。
亦可参见李华:
韩婴诗学的宗孟倾向论韩诗外传对孟子诗学的接受,东岳论丛2010年第9期。
皮锡瑞:
经学历史,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92页。
梁玉绳:
史记志疑,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页。
参阅于省吾:
泽螺居诗经新证泽螺居楚辞新证,中华书局2003年版。
参阅胡平生、韩自强:
阜阳汉简诗经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洪湛侯:
诗经学史,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48-151页。
该论文集收录了巴黎藏伯二六六九号敦煌毛诗诂训传残卷题记、巴黎伦敦所藏敦煌诗经卷子题记、王重民题敦煌卷子徐邈毛诗音新考、伦敦斯三七三九号暨列宁格勒藏一五一七号敦煌毛诗残卷缀合为定题记、伦敦斯一0号敦煌毛诗传笺残卷校勘记等篇目,由香港九龙新亚研究所1970年出版。
此处引文转引自郑阿财潘重规先生与二十世纪敦煌学,(http/www.zinbun.kyoto-u.ac.jp/takata/ILCDS/index.ch.html,2003.05.15-16)。
洪湛侯:
诗经学史,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54页。
引自伏俊琏敦煌诗经残卷的文献价值,敦煌研究2004年第4期。
輥輯訛洪湛侯:
诗经学史,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52-153页。
輥輰訛皮锡瑞:
经学历史,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91页。
輥輱訛转引自骈宇骞出土简帛书籍分类述略(六艺略),中国典籍与文化2005年第2期。
輥輲訛洪湛侯:
诗经学史,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45-148页。
輥輳訛1973年,定州简本论语问世后,学界围绕简本论语的性质展开讨论,或认为简本论语属于治文学史者通常所谓古论语、齐论语、鲁论语三种本子之一种,或认为其属汉初今文隶书论语,是三家论语外的新的一家。
如此,汉代论语的流传应该至少是四家古论语、齐论语、鲁论语、简本论语(参见陈良武:
出土文献与论语研究,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輥輴訛洪湛侯诗经学史梳理了这方面的成果,并作了发挥,参看该书第137139页。
輥輵訛皮锡瑞:
经学历史,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91页。
輥輶訛此处引文转引自郑阿财潘重规先生与二十世纪敦煌学,(http/www.zinbun.kyoto-u.ac.jp/takata/ILCDS/index.ch.html,2003.05.15-16)。
輥輷訛胡平生:
吐鲁番出土义熙写本毛诗郑笺小雅残卷的复原与考证,河北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
輦輮訛姚小欧:
孔子诗论与先秦诗学,文艺研究2002年第2期。
輦輯訛“第二届全国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史学术研讨会”的具体情况参看陈良武“第二届全国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史学术研讨会”综述,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輦輰訛陈桐生孔子诗论研究(中华书局,2004年版)将战国诗学分为南北两派,认为孔子诗论是南方诗学的代表作,其成书时间在思孟之间。
作者从孔子诗论的学术思想渊源、理论创新及其与汉代诗学的关系诸方面较为全面地探讨了孔子诗论的内涵及其学术价值。
书后附有孔子诗论简注、孔子诗论与先秦两汉说诗文献对照表、孔子诗论研究论著目录索引三篇附录,具有较高的资料价值。
輦輱訛陈桐生:
孔子诗论的论诗特色,文艺理论研究2003年第5期。
輦輲訛李会玲:
孔子诗论与毛诗序说诗方式之比较兼论孔子诗论在诗经学史上的意义,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3年第9期。
輦輳訛傅道彬:
孔子诗论与春秋时代的用诗风气,文艺研究2002年第2期。
輦輴訛廖名春:
郭店楚简与诗经,载姚小欧主编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
(作者单位:
扬州大学文学院,江苏%扬州%225000)(责任编辑:
陈建宁)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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