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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对现代学术思想的贡献
郭沫若对现代学术思想的贡献
郭沫若是我国现代杰出的文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一生经历了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漫长历程,在急剧变幻的社会风云中,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为祖国的富强和人民的解放而奋勇斗争。
他的光辉革命业绩,赢得了人民的尊敬。
他在文学创作、古史研究和古文字研究等方面的卓越建树,丰富了我国的文化思想宝库,确立了他在现代学术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在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上,深入研究部沫若学术思想的形成、发展及其特点.对正确认识我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发展的历史规律,指导并推动当代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将是有益的。
郭沫若在1919年9月11日上海《时事新报·学订》上首次发表新诗,是“五四”一代急瘩人中崭露头角比较晚的。
本来,他自幼就喜爱文学,并在1916年秋已开始写作白话新诗,后来收入诗集《女神》中的《死的诱惑》、《新月与白云》、《venus》、《离》四首,就是那时他和日本夫人安娜相爱后写的。
但由于他自1914年初到日本留学,长期远离祖国,对国内蓬勃兴起的“五四”文学革命,虽有所风闻,却缺少直接的了解*当时《新青年》等刊物登载的提倡新诗的文章和新诗作品,他更没有机会读到。
如果不是偶然读到1919年8月29日《时事新报·学灯》上康白情那首分行写成的白话诗《送幕韩往欧洲》,也许他还不会萌生向《学灯》投寄持稿的念头。
当他看见自己的诗作得到公开发表,感到说不出的高兴;陆续投寄的涛稿,又都很快登载出来,这就大大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
正当郭陈若开始向《学灯》投稿时,他谈到了美国诗人惠特,是的诗集《草叶集》。
他觉得“惠特经的那种把一切的旧套摆脱干净了的诗风和五四时代的狂放突进的精神十分台拍”,因而完全被惠特曼“那雄浑的豪放的宏朗的调子所动荡丁。
这就使郭沫若那开了间的作诗欲又受了一阵暴风的煽动,便在1919年冬和1920年上半年,出现了一个“诗的创作爆发期”。
在这段时间里,郭沫若几乎经常处在诗的创作的亢奋状态中,每当诗兴袭来,他便作寒作冷,有时连写都写不扇。
是什么力量使郭沫若产生如此强烈的创作激情呢?
这就是伟大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所掀起的时代风暴。
他素怀救国之志,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东波日本留学,然而他刻苦学习数年,不仅没有找到救世的良方.而且还饱尝了作为弱因国民受人歧视的滋味。
同时,由于他两耳重听,眼看学医难成;他个人在婚姻上的曲折谊遇,又常常引起良心的自责相被人误解。
这些曾使他陷入极度的苦闷之中。
正是伟大的“五四”运动驱散了他心中的苦闷,燃起了个人和民族解放纳新希望,使他创作激情喷涌。
他曾经说:
“五四运动发动的那一年,个人的郁积,民族的郁积,在这时找出了喷火口,也状出了喷火的方式,我在那时差不多是狂。
”“这是郭沫若诗歌创作的黄金时代,许多不朽的充满时代桔神的名篇,如《凤凰涅架》、《地球,我的母亲2)、《天狗》、《炉煤》、《光海》等,都是这时写成的。
正由于郭沫若的诗歌饱含强烈的时代精神和他过人的诗才,所以他一登上诗坛,就显出耀眼的光彩,引起人们助重视。
在他刚发表诗作不久,当时《学灯》的编辑宗白华就认定他“有tyrka[(抒情诗调的引者)的天才”。
是“一个东方未来的诗人”。
1921年,郭沫若将自己的诗作结集为《女神》丁同年8月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
《女神》约出版,有如响彻长空的惊雷,震动了当时的文坛。
它以其彻底勇猛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和破除一切陈规旧套的崭新诗歌形式与独特风格,为中国新诗开拓丁一个新的天地,奠定了中国新诗的基础。
自然,中国新诗的基础不是郭沫若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一下子所能奠定的。
它需要一代入的共同努力。
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最早提倡并发表白话新诗的是胡适,他的《尝试集》出版于l920年3月,比《女神》的问世早一年零五个月尽管《尝试集》尚未完全脱离旧诗的案曰,象他自己所说是缠过脚后来放大了的妇人的“放脚鞋样”,但他带头放脚、倡导和尝试新诗的功绩是不容抹杀的。
沈尹默、刘半农、周作人、刘大白、康白情、俞乎伯诸人也是率先写作新诗的,他们或模仿西介现代诗歌,或融旧诗的意境与音节入新诗,对于新诗的产生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但是.一般说来,他们的诗不是内容稍显陈旧或没有突出反映时代精神,就是形式上“传统的气味太重”,带有,“尝试”阶段的明显特点。
真正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两方面部充分展现了中国新涛的特点,进而确立了新诗的不可动摇的地位的,当然要推郭沫若的《女神》。
恩格斯曾经指出:
“任何一个人在文学上的价值都不是由他自己决定的,而只是同整体的比较当中决定的。
响第个把女神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上,与同时期的新诗进行比较,并能正确认识它的历史价值的,是著名诗人闻一多。
他在1923年写成的《<女神>之时代锗神》中开宗明义说;“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底时代精神。
”
为什么郭沫若能够后来居上,他的《女神》能够获得如此高度的评价呢?
原因自然很多G比如,他故乡四川乐山那雄奇秀丽充满诗情画意的自然环境,从小所受的良好教育,个人的气质凛赋与独特经历,都与他诗歌创作的成就有关。
但就诗而论.则主要有两点;一、形式上完全摆脱了旧诗的锻拷,成功地创造了不拘一格的自由诗体;二、内容上表现了勇猛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和社会主义的思想因素,这是旧诗词中所没有,同时代的新诗中所缺乏或表现不突出的。
著名诗人、学者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说:
郭沫若“的诗有两样新东西,都是我们传统里没有的;不但诗里没有泛神论,与二十世纪的动的和反抗的精神。
不过这些也都是外国影响。
有人说浪漫主义与感伤主义是创造社的持色,郭氏的诗正是一个代表。
”这分桥是中肯的。
我以为,从学术思想史的角度来考察,郭沫若和他的《女神》获得重要成功的原因,主要有两条:
一是他所接受井经他独特解释的泛神论;二是他的浪漫主义文学主张。
这是我们下面要侧重加以分析的。
二、经过改装的泛钟论早在1920年元月,郭沫若就表示赞同好友宗白华的意见:
“诗人底宇宙观以泛神论为最适宜”。
”同时,在《三个泛神论者》一诗中,他热情赞颂自己认定的泛神论者庄子、斯宾诺莎和加皮尔.并宣称“爱他们的泛神论”。
在稍后写成的《<少年维持之烦恼>序引》中,公开承认歇镕此书中的“泛神思想”引起了他的“共鸣”。
自此以后,郭沫若一直认为自己早期是泛神论者,曾“醉心泛神论”。
而且评论界也大都相信他的自白,于是所谓郭沫若早期是个泛神论者,《女神》的基本思想是泛神论,便几乎成了人们普遍的看法。
但是,这种带普遍性的看法,并不完全符合郭沫若早期的思想实际。
诚然,在“五四”前后,郭沫若是受到泛神论思想的影响的。
但郭陈若自称是一个偏于主观的人,他往往凭自己的主观印象和需要去理解、闻择前人的某种学说、思想,因而他所理解、闭释和表现的泛神沦,就不是真正的泛神论,或是不完全的泛神论,而是经过他主观解释的,是郭沫若式的“泛种论”。
请看,郭沫若对泛神论的解释:
泛神便是无神。
一切的自然只是神的表现,自我也只是神的表现,残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自我的表观。
这解释初看似是泛神论,实际上后一半却是他的随意发挥。
我们知道,所谓泛神论,是指十六、十七世纪流行于西欧的一种唯物主义哲学学说.其代表人物是意大利的布鲁诺和荷兰的斯宾诺莎。
这种学说认为神是非人格的本原,这个神或本原不在自然界以外,而是和自然界等同。
本体即神,神即自然。
这样,泛神论便把神融化在自然界中,否认神是自然界的创造主。
用这种公认的泛神论哲学观点去对照郭沫若的上述解释,我们就会发现:
他的解释的前半部分,即认为泛神便是无神,一切自然及自我只是神的表现,是符合泛神论的本意的,是唯物的*后半部分即所谓“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自我的表现”,则是主观唯心主义的,是郭沫若对泛神论的待殊解释或随意发挥,它不是泛神论,而是“泛我论”。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调和唯物与唯心酌混乱状态呢?
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从郭沫若式的“泛神论”的形成经过看,其思想来源是相当复杂的。
部沫若曾多次谈到自己接受“泛神论”影响的经过,最早的一次是1924年。
他在同年为《阳明全书》写的序《伟大的精神生活者王阳明》中说,他最初思考哲学问题是从1915年阅读《王文成公全书》开始的。
著者王阳明是明代的一位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认为“心外无理,心外无物”“意之所在便是物”,万物皆由主观产生。
但他的学说以“反传统”的姿态出现,提倡个人“良知”的扩展和稻神自由,因而在中园乃至日本部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尽管郭沫若阅读王氏著作主观上不象哲学史家那佯去探讨其哲学体系,而是“以彻底的同情去求身心的受用”寻找精神的慰藉和解脱,但在实际上王氏著作中的哲学思想却“深深烙印”在他的“脑里”,给了他以重大而深刻的影响。
郭沫若正是在受到王阳明主观唯心主义的影响以后,才看透了自己京来喜爱的《庄子》的哲学含义,“知道贺是甚么,化是甚么了”。
并说:
我从此更被导引到老子,导引到孔门哲学,导引到印度哲学,导引到近世初期欧洲大陆唯心派谐暂学家,尤其是斯皮诺若。
我就这样发现一个八面玲我的形而上的这里虽然没有宜接提列泛神论,但是对于了解郭沫若式“泛神论”形成的经过及其主要倾向却极为重要。
它说明,郭沫若是在受了王阳明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影响以后,并用这种哲学思想去认识者庄哲学和儒家学说,去理解6p度哲学和欧洲唯心派谙家、尤其是斯宾诺莎的哲学,从而达列了所谓豁然贯通的程度,发现了一般唯心论者所说的超物质的形而上的世界。
这样,他在解释泛神论的时候,就必然要夹杂着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
邹沫若在此将唯物主义泛神论哲学的代表所宾诺莎定性为“唯心派”,就是一大明证。
后来,在1931年和1936年,郭沫若又先后两次回忆自己接受泛神论影响的经过。
前者说他是因为喜欢泰戈尔相歌德,才认识印度哲学和斯宾诺莎,才接近哲学亡的泛神论的;或者是自己本有泛神论的倾向,所以才喜欢这些诗人利哲学家的,而且一旦接近了国外的泛神论,又发现了《庄子》呻的泛神论思想。
后者说他因喜爱庄子相亲戈尔,“对于泛神论的思想感受着莫大的李引”,因此便和斯宾诺秒、歌德接近了。
以上几次自述虽然各次的侧望点有所万同,细节也多有出入,但有两点是明确的:
一、郭沫若最早思考哲学问题虽从阅读王阳明著作开始,王氏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也给厂他深刻的影响,但就泛神论哲学而言,他首先还是从斯宾诺秒的著作巾获得的,是由西而呻,由今及古的,尽管仪对斯宾诺莎的泛神论思想作了多种随意的甚至相反的解释。
二、翱沫若的“泛神论”的思想来源十分宽广、复杂,包括了歌德、斯宾诺莎、泰戈尔、加皮尔、王阳明、庄子、老子、孔子等古今中外多种倾向的诗人相哲学家的著作。
如果我们把郭沫若论及“泛神论”的文字加以考察,那么就会发现,他几乎把当时所能接触到的各种学说思想,无论是唯心还是唯物,都膘合进了他所谓的“泛神论”。
因此,郭氏“泛神论”的思想来源远出他自己叙述的更为庞杂,除上举诸人外,康镕、尼采、惠特曼、严夏、李白、陶渊明等也对他的“泛神论”思想产生过影响。
其次,再看看郎沫若是怎样调和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将多种倾向不同甚至相反的思想学说探合进他的”泛神论”的。
就思想方法来说,除了郭沫若个人气质的偏于主观,感情丰富且容易冲动.观察、评价事物常带着强烈主观色彩的原因外,主要是借助于庄子的相对主义。
郎沫若从十三四岁起就爱读《庄子》;起先是玩赏它汪洋您肆的文辞,后来在日本留学因王阳明学说诱发,使他看清了它的哲学含义。
更后“因为和国外的泛神论的思想一接近,便又把年少时分所喜欢的《庄子》发现了。
”有时他甚至说,他在“五四”时期讴歌泛神论,是从《庄子》“这儿滥筋出来的”。
可见,在郭沫若的“泛神论”形成过程中,《庄子》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庄子是战目时期一位特异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其学无所不窥”.他虽然继承老于“道法自然”的观点,否认有神的主宰,但认为“道”是“先天地生”的,主张等齐物我、是非、大小、生死、贵贱,幻想一种“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主观精神境界,超尘脱俗,退迢自乐,宣扬相对主义和宿命论,世界观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由于他的著作文字新奇桔美,想象葱笼,寓深刻的哲理于优美的寓言故事中,因而在中国文化史上影响深远,人们对其哲学思想的认识却不尽一致。
1923年,郭沫若在《惠施的性格与思想》一文中,曾对庄子的哲学思想作了如下的概述;
道是一切的本体,一切都是道的表相,表相虽有时空的限制,而本体则超绝一切。
故自本体而言,毫末虽小而它的本体不小;然自表相而言,则泰山虽大终为空间所限。
自本体而言,荡子虽天而他的本体不灭;然自表相而育,则彭祖虽寿终为时间所限。
万汇是道的表相,我也是道的表相。
体相一抄,我与递体非二。
本体不灭故我也不灭,本体无穷故我也无穷。
故自时间上说:
我与天地是并生,自空间上说:
万物与我是一体了。
郭沫若显然是用自己当时所独特理解的“泛神论”来闲释庄子的思想,虽然与斯宾诺莎的泛神论相去甚远,但与庄子的思想倒是比较接近的。
不过,郊沫若在这里首先回避了庄子的“道”的“先天地生”的唯心主义实质,将庄子的“道”和斯宾诺莎的“神”等同起来,得出了与泛神论相一致的结论:
“万汇是道的表相,我也是道的表相。
”然而郭沫若这样做并不是要把庄子哲学唯物化,而是要把泛神论唯心化,于是他进一步借助庄子齐大小、齐寿天的相对主义,抹杀客观事物的质的差别,将物与我、是与非、成与毁、美与丑乃至整体与部分、本体与表相完全混淆、等同起来,得出了同王闯明的“心即理”、“万物一体的宇宙观”相一致的结论:
“体相一如,我与道体非二。
”这样,郭沫若就把作为神的表现的自然整体之一部分的“自我”变成了与神或自然整体等同的“自我”,将“本体即神,神即自然”的唯物主义泛神论转换到了“我即是神”、“我与道体非二”的主观唯心主义。
从此郭沫若便达到了他所谓的“一旦豁然而贯通”的地步,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将自己接触到的有用思想解释为“臣神论”。
因此,郭沫若对泛神论所作的解释便多种多样,有时还自相矛盾。
除以上引述过的解释外,他时而说:
哲学中的泛神论“是以理智为父以感俏为母的宁馨儿”,“要把宇宙全体重新看作个有生命有活动性的有钉体”。
时而又说;泰戈尔主张的“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以及印度古哲学中“梵我一如”、“我即梵”的双点,都是“一种泛神论的思想”。
有时干脆把泛神论思想解释;“所谓个性的发展,所谓自由,所谓表现”。
由上可知,郭沫若在多数情况下是从唯心主义的角度解释泛神论的,虽然他在“五四”时期接受了斯宾诺莎的泛神论的影响、并自许为泛神论者,但他常常是以泛神论为前提,利用相对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消除客观事物及主客观之间的一切差别,最终导致丁主观唯心主义。
因而他的“泛神论”是经过改造或改装的,其中虽具有唯物主义的重要成分,但主导面则是唯心主义或主观唯心主义。
其三,郭沫若如此调和唯物与唯心的矛盾,将多种不同甚至相反的学说思想棵合进他所谓的“泛神论”,从某种意义说,正反映厂“五四”时代的特点。
五四运动是一次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思想大解放运动,西方数百年甚至数千年间出现的各种学说思潮都一齐涌入中国,与传统文化思想发生碰撞,它们相互斗争、渗透、融合,从而形成了一次中西文化大交汇。
郭沫若当时虽然在日本留学,但日本自明治维新开始就输入了大量的西学,在意识形态领域早巳形成东西文化交汇多无思想混杂的局面,这就为他学习西方学说思想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不过,郭抹若和其他“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一样,是抱着救亡固存的目的而寻求真理的,挽救祖国危亡的案迫感不容许他象哲学史家那样坐进书斋,从容地对所接触到的学说思潮一一加以深入细致的研究,认清它们各自的体系和本质,再决定取告,现实战斗的需要迫使他急速找寻可供使用的思想武器,因而只要是他认为适用的,能够帮助他冲破封建思想束缚,张扬个性,获取个人和民族解放的学说思想,都欣然接受,并立即按照主观理解和需要加以提倡或鼓吹。
郎沛若从不照搬莱一西方学说,他往往是依据个人的独特体认,从接触到的多种西方思潮中广泛吸取营养,这就使他的早期思想虽缺少严密纳逻辑体系,却充满战斗的活力。
同时,郭沫若也和其他五四新文化战士一样,青少年时代曾受到过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在接受西方新思潮后.中西文化思想的矛盾必然要在他们身上反映出来。
如问解决这种矛盾,郭沛若与鲁迅等先进入物的方式有所不同:
鲁迅是用西方的进步思想批判中国的封建文化思想,揭露其吃人的反动本质;郭沫若则是用自己所信奉的西方学说改装巾国传统思想的一些代表人物,使他们的思想现代化。
比如,他在1923年初写的《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一文中说:
孔子“认本体即神”,是“一个泛神论者”。
又说;孔于“认本体在无意识地进化”,“以善为进化之目的”,在这一点上“又与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异趣”,是一位进化论者。
还说:
孔子所主张的“克己复礼”的“礼”,“决不是形式的既成道德”,而是“在吾人本性内存的道德律”,即康德的“良心之最高命令”,出此“可以看出康惩孔子之一致”;孔子的“自强不息”亦与歌德视人生乃“业与业之连锁”的积极进取梢押相同。
这样,经过郭沫若的改装,就使我国2100余年前代表没落奴隶主贵族利益的孔子学说具有近世欧洲的新思想,所以在“五四”时期一片猛烈的反孔声中,作为“五四”新文化战士的郭沫若却公开宣称:
“我们崇拜孔子。
”并说:
“我们所见约孔子,是兼有康德与歌德那样的伟大的天才,圆满的人格,永远有生命的巨人。
他把自己的个性发展到了极度在深度如在广·度。
”“孔子的人生哲学是由他那动的泛神的宇宙观出发,而高唱精神之独立自主与人格之自律。
”老实说,郭沫若所见到的孔子,并不是历史上真实的孔子,而是他自己思想的传声简。
稍后.当郭沫若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时,他更把孔于附会成马克思主义者,说;马克思和孔子两人的“见解完全是一致的”,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和孔子的大同世界“竞是不谋而台”尸“孔于是王道的国家主义者,也就是共产主义者”。
。
郭沫若这样着意将孔于思想现代化,在方法上显然是受了近代维新派领袖康有为的影响。
庚有为在所著《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中,把西方的进化论、人性论、自由、民主等新思想,硬塞进孔于学说中,曾引起思想界的极大震动。
不过,两人的目的却有所不同:
原有为是以孔圣人作挡箭脾,宣传西方学说,提倡“托古改制”,借此推动变法维新,又可“避祸”;郭沫若则是以西方思想比险素所尊崇的孔子学说,重新解释传统思想,寻求中西文化思想的一致点,以便充分利用西方的“科学文明而不受资本主义的毒害”。
沫若曾说:
他“在王阳明学说中与近世欧西的社会主义寻出一致点了”。
并说:
“王阳明主张去人欲而存天理,这从社会上说来,便是废去私有制度而一秉大公了。
在这儿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才可能握手,在这儿西方文化才能生出眼睛,东方文化也才能英归正宅呢。
所以在我自己是信仰孔教,信仰王阳明,而同时也是信仰社会主义的。
”
很明显,郭沫若找到的并不是什么中西文化的一致点,而是他主观臆断的产物。
王阳明主张“去人欲存天理”的意思分明是压制人民生存欲望,维护封建统治,与社会主义理论毫无共同之处,孔子的儒家学说(即使是郭沫若所谓被案汉学者篡改以前的)与马克思主义又哪能一致。
不管郎沫若改装孔子、王阳明的主观用心多么良好,对冲破传统思想统治起了多少作用,但是他把西方学说,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和孔子、王阳明的学说硬性捏合在一起,并在它们之间划上等号,无疑是不科学的,没有说服力的。
其实,对这种将古人现代化的做法,郭沫若也不是一概赞同的。
他当时曾批评梁启超、胡适用西方的“民约论”、“人道主义”和“实利主义的逻辑”来附会墨于,认为他们是“苦心孤虑想用无数的近代色彩”来粉饰里于,“把墨子的根本观念抽掉了,顺手拾一木一石来和自己脑筋中酌西洋木石的观念相比较,觉其切然而吻合”,于是便“把墨子粉饰成霍布士、陆克、卢梭了。
叫应该说,郭陈若的批评是符合实际的,然而拿它去衡量他自己对孔于、王阳明的态度不是同样适合么?
为什么对已对人采取完全相反的标准呢?
原因很简单:
郭沫若当时是崇拜孔子、王阳明而否定墨子的本来,“六经注我”是我们的一种传统,不过郭沫若比别人更具现代色彩,更多主观随意性罢了。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郭沫若的“泛种论”是经过改装的,是“五四”时期的独特产物。
它充分反映了郭沫若当时的思想特点:
一、郭沫若是一位拿来主义者,对接触到的西方学说和传统思想他都一格拿来,并加以大胆地改造或改装,使之成为自己战斗的武器,表现出“五四”时代持有的宏大气魄和广阔胸襟。
在中西文化大交汇中,郭沫若既不照搬西方学说,也不全盘否定传统思想,用成仿吾的话说他是“从吞吐西方学说进而应用于我们古来的思想,求为更确的观察与更新的解泽。
”他的观察与解释虽不尽准确,但他的探索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二、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杰出战士,郭沫若虽然能够将各种经过自己改造或改装的中外思想当作战斗的武器,但他当时却还不是一位思想家。
他的思想还缺乏严密的逻辑和完整的体系。
对此郭沫若自己也是承认的,他曾经说;在“五四”前后,他的“思想相当混乱,各种各样的见解都沾染了一些,但缺乏有机的统一”,从哲学思想来说,他当时还“在唯心与唯物之间摇摆”。
郭沫若对泛神沦所作的种种不同甚至矛盾的解释就证明了这一点。
歇德曾说;“可能有广采各家之言的哲学家,可是却没有采纳各家之言的哲学。
咽所以,郭沫若虽然可以广采各家之言来解释泛神论,但经他这样解释的却不是公认的泛神论哲学。
事实上,泛神论在郭沫若的思想上始终没有构成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也没有成为他观察社会政治经济请种问题的哲学基础。
三、如前所述,郭沫若的“泛神论”是从“本体即钟,神即自然”的唯物主义前提出发,借助相对主义而走向“我即神”的主观唯心主义的。
这虽然违背了泛冲论的本旨,却符合他当时战斗的主观需要。
郭沫若从自身生活与战斗的经历中,跺感战害个人自由幸福的封建势力的凶残与强固,要彻底推翻封建主义的统治和打败帝国主义的侵略,单靠个人的力量是不行的,而他当时又尚未认清群众的力量,因而便幻想用相对主义从主观k去混灭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差别,达到所渭“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使自己能和本体或神等同,具有与本仲或神相同的属性和力量。
于是,无限0,张自我,极力夸大主观精神的作用,就成了郭沫苦的“泛神论”的突出特点G而这一特点是与中国近代先进思想家如龚自珍提出“我造”天地万物、康有为、梁启超推崇“心学”、谭嗣同高杨“心力”等夸大人的主观作用的思想相通的,有其相同的社会历史原因。
同时,它又和郭沫若提倡的浪漫主义文学主张的要求十分吻合,所以他曾多次声称;“诗人底宇宙观以泛神论为最适宜”。
三、浪漫主义的文学主张
中国文学虽然自古就有一些作品具有浪漫主义的因素和特色,但浪漫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则是在西方文化思想大量涌入的“五四”时期出现的,被称为“异军突起”的创造社便是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主要代表。
郭沫若是创造社的中坚,“五四”浪漫主义文学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他不仅提出了系统的浪漫主义文学主张,而且在所写的诗歇、戏剧、小说中表现出强烈的浪漫主义的艺术特色。
尽管他在二十年代中期田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曾声称“浪漫主义的文学早已成为反革命的文学”,并提倡“表同情于无产阶级而且同时是反抗浪漫主义”的革命文学,o将无产阶级和浪漫主义敌对起来;但从他整个创作的主要倾向看,他始终都是一位浪漫主义考。
不过,直到1958年毛泽东提出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以后,郭沫若才“特别感着心情舒畅”,并“敢于坦白地承认我是一个浪漫主义者”。
”
“五四”前后,郭沫若广泛接受西方根漫主义文学的影响,尤以德国浪湿派的影响最深。
这是因为:
一、当时日本的医学以德国为师,德语便成为医学专业的第一外语,而教师又多是文学士,常拿德国文学名著做教材,因而郭沫若在冈六高时期就学习了歌德的自传《诗与真》等原作,二、由于郎沫若感到“我们的“五四”运动很有点象青年酞镕时代的狂飘突起运动”,“所以和青年歌德的心弦起了共鸣”。
“于是他便在一种类似崇拜的心情中,翻译了歌德的长诗《浮士德》第一部和书信体小说《少年维持之烦恼》。
郭沫若在《<少年维持之烦恼)序引》中说:
此书的思想有五种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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