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建设科创中心的路径探讨.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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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建设科创中心的路径探讨.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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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建设科创中心的路径探讨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简称科创中心),不仅是上海加快创新驱动战略的现实要求,也是利用上海优势带动全国创新发展的要求。
2021年5月,_______总书记在上海视察工作时,希望上海努力在推进科技创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方面走在全国前头,走到世界前列,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进军。
一、上海离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有多远
科创中心是指主要依靠科技、知识、人力、文化、体制等创新要素驱动发展,对其它区域具有明显的集聚与辐射作用。
科创中心具有创新精神突出、创新要素聚集、创新成果丰富、创新产业发达和创新环境优越等特征。
具体地说,全球科创中心具有以下特征,一是持续地产生对人类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具有重大影响的原创技术。
二是持续引领新兴产业发展的潮流。
三是每若干年就要产生一家对全球产业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甚至是颠覆性影响的企业。
四是原创思想的发源地和汇聚地。
由于经济基础不同,历史文化各异,以及评判标准不同,科技创新中心有不同发展模式。
依据规模和地位不同,科创中心可分为世界级科创中心城市(如伦敦、纽约、巴黎)、区域科创中心城市(赫尔辛基、斯德哥尔摩、墨尔本)和非中心科创城市群(日本关西创新城市群);依据主导产业不同,科创中心可为高技术制造创新中心城市(美国硅谷、波士顿-128号公路地区)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创新中心城市(美国西雅图、日本大阪);依据文化背景不同,可以分为单元文化下的创新型城市(日本东京)和多元文化下的创新型城市(新加坡、香港)等。
2021年12月startupgenome公司调查全球5万家创新公司,从公司生产、资金、企业表现、创办人态度、技术发展趋势、后援网络、人才等元素,找出全球最热门的新创公司群聚的20个城市,分别是硅谷、特拉维夫、洛杉矶、西雅图、纽约、波士顿、伦敦、多伦多、温哥华、芝加哥、巴黎、雪梨(澳洲)、圣保罗、莫斯科、柏林、滑铁卢(加拿大)、新加坡、墨尔本、班加罗尔(印度)、圣地牙哥(智利)。
上海要建科创中心,而且是国际领先、有全球影响的,任务将是非常艰巨的。
与世界科创中心相比上海差距主要有:
一是缺乏世界一流的科创企业;二是缺乏以人才为核心的科研经费投入机制,难以吸引国际一流人才;三是缺乏世界一流的国立科研机构和研究型大学;四是缺乏引领世界科技发展方向的能力;五是缺乏持续不断产生重大科学发现和变革性技术成果的能力;六是缺乏学术传承和有效的产学研结合机制。
二、上海建设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路径探讨
路径之一,调整发展指导思想。
上海正在做面向未来30年的城市发展战略研究和新一轮城市规划的编制,应把科创中心作为一个重要的功能定位,和“四个中心”建设并行。
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四个中心”都是产业中心。
从城市发展趋势看,从“产业中心”必然走向“产业中心+创新中心”。
上海要调整政府科技管理职能,更加突出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
政府职责是制定政策、改革体制、增加投入、完善法治、培育资本市场。
政府要从抓大项目转向抓科技公共服务,从重项目审批转向重市场培育;从重研发投入转向重政府采购,加快推动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由重前期立项转向重全过程管理,提高科技管理公正性、科学性和有效性;由重经费分配转向重使用绩效,努力提高科技经费使用绩效。
上海市财政科技投入占财政支出比例并不低,但带动社会投入不够。
2021年上海市财政科技支出占财政支出达到5.9%,北京市财政科技支出占财政支出为4.2%,而北京全社会科技支出量远超上海。
2021年国家财政科技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为4.4%。
同时,要防止把科创中心建设当成是“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速度工程,当成是重大工程与项目的叠加;防止在体制机制未有根本性变革的情况下,传统的分钱分物的模式再度重演;防止把科创中心建设理解为是要在与兄弟省市争资源抢项目中胜出一筹的招商引资大战;防止在风起云涌的创客中心建设成为房地产商、资本玩家的概念资源;防止政府忽视对存量资源的结构改造而一味上新的项目。
路径之二,创新科研体制,提高科研投入效率。
深圳过去数十年,在一个建市之初只有两个工程师的城市实现了高科技产业的整体跃进,诞生了华为、腾讯、中兴、迈瑞、比亚迪等一大批蜚声中外的明星企业,pct国际专利数量连续9年居国内城市之首。
过去几十年,中国创新的制度设计基本上采用了“成果转化”的路径模式,深圳依靠“需求拉动”的模式,创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在人们推崇深圳模式时候,深圳开始了新一轮的探索:
布局源头创新,实现“需求拉动”和“成果转化”并举的双引擎创新驱动战略。
利用“民办非企”的公益性组织作为源头创新的组织实施主体,选择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针对性的布局,很快形成了一批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的新型科研机构。
如华大基因研究院、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国创新能源研究院以及大疆科技、超多维等公司等,并在短短几年内迸发出巨大能量的典型。
2021年华大基因研究院在深圳成立,现在已成为全球生命科技领域具备引领作用的科研机构,连骄狂的美国人也关注着华大的一举一动;华大基因是基因测序能力和基因组学研究全球最强的科研机构。
2021年成立的光启研究院,已在超材料领域,掌握全球的85%基础核心专利。
光启团队在4年时间内,在国家重大工程中实现了一系列具有战略意义的创新成果,他们在空间科技、光子技术领域的颠覆式创新开启了全新的产业空间。
华大、光启的快速发展得到深圳市政府的高强度投入。
这种投入在深圳政府内部也出现过很多议论,政府对华大、光启的支持方式是“养事不养人”,而养事的方式也是竞争性项目申报,拿的钱多说明事情做得有成效。
民办科研机构经过一段时间孵化后,市场回报将成为科研投入的主要来源,而传统科研机构会一辈子由政府养着。
对民办源头创新机构的资助关键在于以下三点:
第一,团队从事的领域是不是国家创新的战略制高点,是否能够拉动起战略性新兴产业;第二,团队是否用正确的方式高效率工作;第三,团队自身是否具备国际一流团队的能力。
民办科研“养事不养人”。
民办科研机构自主经营,科研规划尊重市场规律和科研规律,不用看政府脸色;员工全员聘用,优胜劣汰,不沉淀庸员;立足于把产品做出来、卖出去是其基本生存之道,不搞论文导向,形式主义。
路径之三,强化企业创新主体职责,防止创新主体错位。
企业的职责是研发技术、创新产品,特别是注重原创性产品开发。
目前,一方面是企业重视研发不够,上海企业自主创新能力非常弱。
另一方面,大学和科研院所里,大量人员不在做基础研究,而在做一些横向研究,做企业应该做的事,或者只能产生大量的论文和论证会。
综合性大学职责是基础研究,生产知识、传播知识、培养创新人才。
上海综合性大学办了过多的校办企业。
一流教授不上课,忙于做课题,培养的学生找工作都很困难,更不用说创新创业能力。
全国只有深圳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自主创新体系。
90%以上研发机构设立在企业,90%以上研发人员集中在企业,90%以上研发资金来源于企业,90%以上职务发明专利出自于企业。
上海本土企业没有成为研发投入主体。
2021年上海市开展r&d活动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661个,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17%。
r&d经费528.3亿元,其中国企35.48亿,占6.7%;有限责任公司86.77亿,占16.4%;股份公司73.5亿,占13.9%,港、澳、台企业48.94亿元,占9.3%;外资企业232.66亿,占44%。
2021年华为销售收入2882亿,净利润279亿元。
研发投入408亿元,占2021年销售收入的14.2%。
过去十年,华为研发投入累计超1900亿元人民币。
2021年华为以3442件的申请数超越日本松下公司,又一次成为全球申请专利最多的公司。
华为一年的研发经费超过上海国资委系统数十家企业的总和。
华为的专利申请数超过上海所有高校和科研单位。
同时,要防止企业创新功能错位。
上海规模以上企业发表的科研论文中,80%来自本地企业研发机构,外资企业只占20%,科研实力强劲的跨国公司在沪研发中心更是凤毛麟角。
科学论文,是大专院校、科研院所教授研究员们的分内事。
为什么上海企业搞科技创新,也在不断发论文,因为企业拿的不少是政府科研项目和资金,坐在工厂里绞尽脑汁“搞创新”,申请项目。
最终,企业论文一厚摞、专利申请一大堆,项目验收通过后,文章束之高阁,专利在市场上无人问津。
上海缺少像华为、中兴这样的科技民营企业。
路径之四,上海应继续开放,欢迎更多跨国公司的研发总部进入上海。
截至2021年6月,跨国公司在沪设立研发中心375家,占全国约1/4,其中来自世界500强企业的研发中心占比达全国1/3左右,上述两比例在全国最高。
上海应建全球研发总部,吸引更多的境外资本在上海投资研发。
将跨国公司的研发纳入城市创新体系中。
美国有大型可再生能源实验室,欧盟有大型光伏实验室,2021年10月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脑科学计划在瑞士洛桑启动。
该项目由来自全球135个人脑研究机构的科学家共同进行,并得到了欧盟12亿欧元预算的资助。
上海也应有这类开放型技术研发平台。
如果在申城涌现出几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研发中心,那么“全球科创中心”就有实实在在的支撑点。
建议高校和企业建立更多的联合实验室。
建立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产品发布平台,吸引全球企业在上海发布他们的最新产品。
纽约是国际上经济最开放的城市之一,美国2021年通过的《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案》规定,外国资本可以像美国本国资本一样自由进入投资领域,但针对通信、交通运输、金融及国防工业等领域,有一定限制。
上海在鼓励外商投资同时,对威胁到沪上本土科技产业发展的外资企业要进行特定阶段、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的限制,为本土科技企业技术进步提供必要的保护。
路径之五,切实解决中小企业和社会资本的创新创业环境短板。
上海本土企业创新薄弱,尤其是“草根”的创新。
2021年纽约科技企业24163个,上海2109个。
上海要扭转科技企业以外资为主导的局面,从体制、机制上加大对本土科技企业的扶持力度,从人才供给、专利申请、技术创新等方面给予本土科技企业更多政策优惠,帮助企业树立自主品牌、深入开展自主研发,打造本土科技品牌。
深圳已是国际公认的创客中心。
“创客”一词,是“长尾理论”的提出者克里斯。
安德森2021年出版著作《创客:
新工业革命》中创造的英文单词“maker”,意指出于兴趣爱好,把各种创意转变为现实产品的人。
创客是以用户创新为核心理念,是创新2.0模式在设计制造领域的典型表现。
深圳每年要举办全球性创客大会,创客之所以聚集在深圳,除了强大的硬件产业链可以满足绝大部分的需求以外,更因为包括深圳对创新的保护以及深圳年轻人口结构和创新文化组成的生态系统,已经将创新的成本拉得极低。
李克强指出,全民创新,万众创业,深圳能不能起一个表率作用。
2021年1月,李克强来到深圳的第一站,就造访“柴火创客空间”,柴火创客空间发起人潘昊,同时也掌管着全球第三大开源硬件制造企业(深圳矽递科技有限公司)。
过去几年,这家创办于2021年的深圳公司已经服务了全球约200万创客,其中95%的客户来自国外。
路径之六,必须在人才、企业、市场、开放、平台等方面进行改革试点,破除一切束缚创新驱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形成新的动力、活力和合力。
关键是要让创新人才在上海快乐生活,快意创业。
进一步提高人才的国际化水平和程度,上海的高校、科研院所应拿出更多的岗位,全球招聘国际一流的教师和研究人员。
在国外科研经费60%-70%都是用在人身上的,所以大家觉得做教授不仅是光荣的职业,收入也是非常高的,这样才能真正鼓励科技创新。
上海应将陆家嘴金融区实行的人才所得税减免政策推广到科技创新领域。
对认定的国际性高科技人才,所得税就是应该大幅度减免,对去临港工作的人才引入政策应更为精准化。
政府对创新人才要提供必要住房保障,提供更多的人才公寓和住房补贴,切实解决创新人员的后顾之忧。
上海过高的生活成本对上海科技创新人员带来巨大压力。
相比之下,印度吸引了大量欧美非常有才华的印度人,不是57岁的人,而是
27、
37、47的人。
因为印度有一个吸引他们同胞的计划,即使以前没有印度国籍,但只要父母曾经是印度人就可享受,比如不用签证可以回印度,可以成立公司,可以进行任何经济运作。
子女上学有大量英语学校。
而上海去一家国际学校读书非常贵,很多在欧美工作的中国人希望回国,子女读书成为最大问题。
上海要借助自贸区文化开放的机遇,积极扩大义务教育国际化办学规模,降低办学成本。
上海基础教育有良好的基础,近年来上海学生在pisa考试中屡获佳绩,上海已有吸引国际学校办学的教育基础和市场前景。
上海城市老龄化程度是全国最高的,这对科创中心建设是非常不利的。
路径之七,上海要切实解决创新企业融资难问题。
近年来上海新募集的资金额度全国最高,但在风险投资支持的企业数量、资金额度等方面均少于北京。
中关村的成功,一部分原因是与硅谷的人脉无缝连接。
上海也必须与本行业世界最高端的地区创建快速链接。
积极发展政府或国有资本参股、外资或民资控股、市场运作的创业投资引导基金。
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基金管理公司导演,政府的资金要投基金的基金。
政府的作用主要是营造环境,让好的创业能够与好的资本结合起来,让有钱的人愿意投资,让优秀的人愿意来管理风险投资。
政府支持而不控制,引导而不干涉。
上海现有的国有风投公司应改造为投资管理公司,定位于风险投资者(lp),履行出资人的职责,而非风险管理运作者(gp)。
然后组建与市场接轨的项目管理公司,按照“分散风险、专家管理、规范运作”要求,选聘优秀的风投人才来运作项目。
最后,综合运用技术预见,提出科技创新的重点领域,布局一批体现21世纪最新理念的前沿技术。
考虑上海原来的科技基础,至少有几个方面上海在国内是靠前的:
生命科学和医学、高端制造业、基础材料等。
上海应重点支持在这些领域里面成立有代表性的、开放的、面向产业的技术平台。
北京有发达的物联网,深圳有通讯产业支撑,上海可以先从自主品牌汽车和大飞机等产业着手,打造科创型重点企业,寻求世界影响力。
这些年上海在生物技术研发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但是由于生物技术培育期过长,目前还不能对上海经济产生足够的影响,目前应更多依靠对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网络技术研发,着重研究各种传感器产业、微创医疗产业、大数据分析、云计算、智能家居、门户/搜索、物联网、智能移动投影机、智能医疗器械、新能源汽车和3d打印技术等,形成新的产业增长点。
(作者:
陈勇鸣,上海市委党校经济学教授;胡雨斌,上海市委党校硕士研究生)
第二篇:
上海科创中心莅临园区调研孵化器建设情况上海市科创中心莅临园区调研孵化器建设情况
3月11日上午,上海市科创中心主任林旭伟、上海科技企业孵化协会秘书长姚福根、上海市科创中心交流合作部部长严雄、副部长张国忠莅临园区,对园区内动漫产业孵化器的的建设情况开展调研,并希望推行园区孵化器的运营模式。
上海宝山区科委副主任杨物华、上海宝山科技园总经理郭军、副总经理顾瑾莹,上海动漫衍生产业园总裁周勇、副总经理史芸参与接待。
周总向市科创中心的几位领导对园区孵化器建设的情况进行了工作汇报,郭总对于孵化器下一阶段的工作进行了陈述,特别提出建设国家级孵化器的工作目标,并将近期启动的孵化器工作进行了阐述。
听取汇报后,姚书记对于园区孵化器的发展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希望孵化器成为上海市“苗圃—孵化器—加速器—产业集群”的模范试点孵化器,建议园区孵化器以“产业功能为目标、产业要素为抓手”,积极并努力的筹备下阶段孵化器工作。
调研结束后,林主任与姚书记等人一同参观了上海动漫游戏创业苗圃和动漫大场展示厅。
第三篇:
上海“路线图”:
走向全球科创中心上海“路线图”:
走向全球科创中心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对于“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的中央点题,上海给出了“可操作管用”的路线图,并强调能落实落地。
集聚创新人才、激活创研院所、扶持创投机构、搭建创业平台„„黄浦江畔,新一轮浪潮正在涌动。
5月25日,中共上海十届市委八次全会召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意见》(下称《意见》)。
科技创新成为上海未来应该依傍的“主动力”。
“一切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摒弃,一切制约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都要大胆革除,一切束缚创新创业创造手脚的政府管理方式都要彻底改变。
”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强调。
明确“由谁创新”“动力哪里来”“成果如何用”
曾经,上海为何出不了马云的讨论火热一时。
互联网席卷下的这些年,“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三巨头都不在上海,这令很多人耿耿于怀,甚至因此唱衰上海未来。
上海自己也曾受困于“bat之问”。
昔日错过bat,的确是上海的遗憾。
但今天的上海必须跳出这个框架。
上海的转型迫在眉睫。
进入21世纪以来,上海发展的土地、环境、人才约束日益加大,经济增长“减速换挡”。
2021年,上海的gdp增速回落到9.7%,延续16年的两位数增长就此终结。
而到2021年,这个数字,变成了7%。
没有改革创新就不能前进,上海用“壮士断腕”来释放出转型空间,重构城市发展动力、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
何谓“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
韩正解释说,一要具有全球影响力,二要聚焦科技创新,突出创新驱动发展,三要充分体现中心城市的集聚辐射功
1能。
这份历时一年形成的《意见》,经历了前期调研、专题研究、制订方案三个阶段。
要解决的问题,聚焦在“由谁创新”“动力哪里来”“成果如何用”三个基本问题上。
《意见》提出“两步走”规划:
到2021年前,要形成科技创新中心基本框架体系;到2021年,要形成科技创新中心城市的核心功能,走出一条具有时代特征、中国特色、上海特点的创新驱动发展新路。
上海市社科院副院长王振认为,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最大的优势在于,这是国家战略,由上海代表中国参与全球市场的创新竞争。
“上海有比较好的科技创新基地,有资金又有院校,还有人才,同时可以向长三角腹地辐射,这都是其他城市不具备的优势。
”王振说。
承担国家战略,对创新有前端引导,这让上海建设全球“科创中心”的使命格外特殊。
上海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只有实现重大科技创新工程和项目的前瞻布局,才能赢得主动。
《意见》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区域布局三方面提出了具体任务。
也提出,要优化重大科技创新布局,加快建设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若干重大创新功能型平台,实施一批重大战略项目,布局一批重大基础工程,建设各具特色的科技创新集聚区。
从300毫米硅片集成电路到燃气轮机,从“脑科学与类脑人工智能”到“干细胞与组织功能修复”,从“北斗导航”到量子通信,从“大飞机”到深海科学„„这一年间,上海承担着数量空前的国家级重大项目,逐一剑指科技前沿。
细加分析,这些专项既有面向基础前沿开展的超前部署,也有面向产业建立的自主创新体系,立足的都是上海有基础、有优势、有能力突破的领域。
除了老牌的科研院所、大型国企,民企联影医疗自主研发的48通道射频接收系统,
2已经超越国际市场普遍使用的32通道系统,在素为西方垄断的核磁共振领域分得一杯羹;把中国研发中心放在上海的外企霍尼韦尔则研发出数百项产品在世界热卖,一次次上演“东方服务世界”的好戏。
各类主体都在创新,上海的许多方面都在与“核心技术”发生关联。
剑指一切制约创新的制度藩篱,体制机制改革将是重头戏
“开放就有活力,放开就是支持”,体制机制改革是重头戏。
关于创新生态,《意见》着力破解制约创新环境建设的四个难题:
创新成果转化难、创新企业融资难、草根创业难、知识产权保护难。
这些都是“干货”,为打通科技成果产业化“最后一公里”进行体制机制的突破。
从“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到知识产权证券化、技术转移交易平台,《意见》提出不少具有经济概念的关键词。
而这些名词均指向“转化”二字,力图用各种“经济杠杆”撬动科技转化。
此前,科研单位形成的科技成果,需要从市一级往上逐级报备,使用、处置、收益的自主权范围只有“30万元”以内。
面对繁琐程序,科研单位的成果耽误不起;面对报批责任,相关部门也有点负担不起。
现在,“三权”自主也紧随着分配比例的再造,《意见》提出“允许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归属研发团队所得比例不低于70%”。
上海市科委体改法规处处长吴寿仁表示,《意见》其实不仅是向科研单位放权,也是强化科研团队在实施转化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将科研人员作为转化的“主人翁”。
此前即使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试点的股权激励改革,研发团队在“饼图”中的占比也是不高于50%的,可见如今经济上的激励力度非常之大。
开放是创新的源头,国际化更是上海最大的优势。
这一年,上海市领导反复强调,科创中心是一个国际化大平台,需在开放的理念下予以推进。
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总裁、上海杨浦科技创业中心总经理谢吉华表示,《意见》“完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制”中的一些提法,如“知识产证券化+技术交易制”很新,将上海定位为辐射全球网络的一个中心,体现了“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化视野。
今年1月,科技部和上海市政府在杨浦区共同设立“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
它打出的口号,是打造“各类技术转移服务机构汇聚的平台”。
这里没有级别、没有编制,一切以专业和市场为导向。
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已与美国yet
2、德国史太白等国际知名技术交易机构建立合作关系,正打造辐射全球的技术转移网络平台。
在上海,这样的开放平台正在日趋普遍。
毋宁说,这也是一种新标杆。
择天下英才而用之。
《意见》聚焦引进培养、使用评价、分配激励三个环节。
近期上海已经出台创业大学生获得首轮融资就可以获得上海户口,又出台了外国优秀留学生落户上海的优惠政策,预计一系列先行先试的举措还会出台。
此外,刚刚被划入自贸试验区的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正在开始一场前所未有的“双自联动”,将为创新领域的规则探索提供宝贵的试验田,形成真正的“创新红利”。
破除一切制约创新的制度藩篱,上海开始踏上了建立市场导向的创新型体制机制、推进管理创新之路。
上海市科委主任寿子琪认为:
“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最重要的是坚持需求导向和产业化方向,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完善资金链,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和突出难题。
围绕这一目标,关键是要依靠体制机制改革,让创新主体、创新要素、创新人才充分地活跃起来,推动科技成果高效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
第四篇:
科创中心建设心得体会科创中心建设心得体会
今天的专题讲座,使我对上海当前的发展有了更深的认识,也对上海的历史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今天的上海更需要的是理性反思存在的问题。
我们应该承认:
上海科技创新资源的优势并没有得到有效发挥。
同样,我们也可以借用吉姆·柯林斯的理论解释上海尚未卓越的原因。
为什么拥有更多优势资源的优秀组织难以卓越呢。
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是拥有较多优势资源的组织可以有更多选择或诱惑,难以心无旁骛地做一件事;二是优势组织容易恃势而骄,在竞争中产生轻敌心态,看不到别人的长处和成绩;三是优秀组织难以像劣势组织那样珍惜机遇,难以为把握机遇进行感性探索和冒险创新。
反思上海在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上表现,存在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战略执行上的摇摆和迟疑。
创新驱动、科技兴市等都是上海既定的战略抉择,而且有些已经写入立法机构的决定。
然而,在建设国际化研发中心等战略执行上,上海一直存在摇摆和迟疑。
造成摇摆和迟疑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一是在具体发展目标上有多种选择,即需要确定到底建设什么样的国际化研发中心。
是以原始创新为基本定位,还是以应用技术为主要追求。
二是在发展模式上有多条路径,即需要明晰以什么样的模式建设国际化研发中心。
是以引进外资研发中心为抓手,还是以建设本土企业技术能力为核心。
第二,危机意识不足、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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