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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文化
齐鲁文化
齐鲁文化,确切地说,不是一种单一的文化,而是齐文化和鲁文化的融合。
春秋时期的鲁国,产生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学说,而东临滨海的齐国却吸收了当地土著文化(东夷文化)并加以发展。
两种古老文化存在差异,相对来说,齐文化尚功利,鲁文化重伦理;齐文化讲求革新,鲁文化尊重传统。
两种文化在发展中逐渐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具有丰富历史内涵的齐鲁文化。
目录
齐文化与鲁文化的形成及融合
儒学的影响
山东民间方言的魅力
齐鲁庭院经济及风俗文化
祭孔大典与复兴传统文化
齐鲁文化与诚信传统
齐鲁秘籍珍宝南迁纪事
鲁文化在中国上古文化中的地位
齐文化与鲁文化的形成及融合
1982年夏,考古工作者在沂河、沭河流域发现了若干组细石器埋藏点,并命名为“沂沭细石器文化”,据考古研究,可能就是北辛文化的源头。
这一关键环节的发现,使沂沭的旧石器文化与北辛文化之间找到了联结点,并与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谱系连接起来,组成了鲁南地区的中国史前文化的完整序列。
而这一山东的史前文化,就是山东的土著居民东夷人创造的,土生土长的东夷文化。
其中大汶口文化是以泰安的大汶口遗址命名的,分布范围广泛,距今约6000年;龙山文化首先发现于章丘龙山镇,分布范围与大汶口文化大体一致,距今约3900~4400年前。
这两种文化(大汶口、龙山)的发展时期被认为是东夷文化的鼎盛时期。
西周初年,姜太公被封于齐,以治理夷人;周公被封于鲁,以拱卫周室。
分封齐、鲁,标志着东夷文化向齐文化演变,宗周文化则在鲁国完整地保存下来。
姜太公到了封地以后,实行开明的文化政策,“因其俗,简其理”促成了东夷文化向齐文化的转变。
与之相反,周公之子伯禽到鲁地后,变其俗,革其礼,推行重农抑商的周文化。
两种不同的文化使齐国和鲁国的人文经济趋于不同的发展方向:
齐国的社会风尚带有明显的工商业氛围,崇功利,轻伦理,文化风气开放,注重实用;鲁文化更多地表现出农业社会的文化特征,文化风气保守,因循周礼,不思变通。
战国时期,以孟子二度游学于齐为契机,齐文化与鲁文化开始融合。
孟子在齐国居住时间长达十几年,他的学术思想受到了齐学的熏陶。
荀子在齐、鲁文化合流中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荀子兼顾齐学,因而丰富和完善了自己的儒学思想,同时又通过学术交流,把他的儒学思想在齐国文士阶层传播开来。
在诸如此类的背景下,齐文化和鲁文化走向融合,共同构筑了山东人的齐鲁文化。
儒学的影响
作为齐鲁文化核心的儒学产生于春秋时期的鲁国,由孔子开创,孟子、荀子等继往开来,而且在孟、荀所处的时代在周边的齐、卫、燕、赵、魏等国都有不同程度的传播发展。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客观上为儒学的进一步走出山东创造了时机。
但是,儒学的重礼义,仁政爱民的思想观点并不被崇尚法制、专权的秦始皇所重视,反而制造了“焚书坑儒”的文史劫难。
直至西汉,齐鲁的儒生们才得以施展才干抱负。
汉武帝在位时采纳儒生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最终奠定了儒学的正统地位。
儒学在山东有着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基础,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山东人的性格。
比如,山东人淳朴厚道,与人为善,任劳任怨,顾大局,重实干。
但是在另一方面,山东人的性格中又包含着固步自封、循规蹈矩、偏执狭隘的特点。
山东民间方言的魅力
语言崇拜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社会现象之一,许多风俗习惯的形式与民俗故事的流传是与语言崇拜联系在一起的。
比如到了胶东,宴席一般要备“吉祥菜”——鱼和炖豆腐。
宴席到了最后,如果端上一盘整条的鱼,便表示酒宴结束,即使再贪杯的客人也应该知趣地干完杯中酒准备吃饭。
以“鱼”谐“余”,表达幸福欢快的生活没有完结,余福长久。
长岛等地过年少不了“炖豆腐”,也是取其谐音:
“炖”音近粮囤的“囤”,“豆腐”谐音“都富”,还有“幸福”的寓指,可见,这道菜所包含的社会意义远远超过它自身作为菜肴的价值,已经成为渔民心中美好祝愿的载体。
不仅如此,在山东方言中,人们有时会觉得某种说法不文雅,或是不合乎讨吉利的心理,便避而不用,用一些文雅或是吉利的说法来替代。
比如,烟台、威海等地过年蒸饽饽时,经常会由于火猛而致饽饽裂开口子,当地人叫“饽饽笑了”,不说“饽饽裂口子了”。
笑是人的动作,赋予物体,将其拟人化,饱含了人民群众烘托祥和气氛的感情色彩。
胶东地区称水饺为“姑扎”,水饺煮破了、碎了一般叫“挣了”。
其实,饺子“破了、碎了、挣了”都是一件大家不情愿的事实,但一句“姑扎挣了”则使这件不愉快的事情平添了不少喜庆的气氛。
在当地人看来,饺子“挣”得多就是预兆将来能挣好多钱。
由这一方言民俗还演绎出一个生动的小故事《挣与赔》:
有个做生意的,家里雇了个上锅的(方言词,厨师),姓裴。
商人有个讨口彩的脾气,凡事儿都想讨个吉利,逢年过节就更不例外了。
这年腊月三十晚上,商人和孩子老婆一大家子坐在炕上喜气洋洋地喝酒吃菜,上锅的伙计就在地上煮饺子,酒喝到差不多的时候,商人又上来了讨口彩的毛病,他高声问上锅的:
“伙计,姑扎怎么样了?
挣了多少?
”商人问这话的目的是希望上锅的回答挣得很多很多,哪怕一个没挣也要这样说。
在商人的脑子里就有这样的迷信,说饺子挣得多就预示着主人来年会挣更多的钱,发更大的财。
可是这位耿直但有点不开窍的上锅的偏偏就不明白主人的这层意思,况且他煮的饺子确实一个也没有破碎的,于是他高兴而且坚定地回答说:
“一个也没挣!
你放心吧,有我老裴(赔)在,一个儿也挣不了。
”
齐鲁庭院经济及风俗文化
自远古时代,以齐鲁为代表的山东地区就确立了堂室、栏厩、宅院为结构的家庭居住模式,孟子称作“五亩之宅”。
数千年来,以家庭副业、树艺木果、饲养六畜为内容的庭院经济在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中占有相当大的成份。
山东地区庭院经济的开发始于齐鲁立国,姜尚、管子、晏子、墨子、孟子的富国思想中都有发展庭院经济的主张,反映着鲜明的庭院创收的富民意识。
管子认为,“养桑麻,育六畜,则民富”,“六畜育于家,瓜瓠荤菜具备,国之富也”,“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
很显然,管仲已把庭院经济纳入他治齐的经济政策之中。
孟子把庭院经济纳入其“仁政”措施。
他向梁惠王构画了一个田宅、农桑、禽畜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小农家庭经济蓝图: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
孟子不像孔子那样不关心耕稼园圃。
孟母三迁的故事,说明孟子特别留意四邻的生业。
东邻杀猪,也要问个为什么。
孟母失口说了个“啖汝”,只好当真从东邻买肉以明不欺。
再联系孟母断织的故事,这买肉的钱应为纺织所得。
所以,上述主张来自孟子对邹鲁庭院经济的经验,带有向梁惠王交流的性质。
墨子没有孔孟那么多的人道、伦理情感,他对整个社会的批判都从尊重私有财产出发,以劳动者外在的物质功利为价值取向。
从“入人园圃,窃其桃李”,“攘人犬豕鸡豚”,到“入人栏厩,取人马牛”;从“小为非”到“大为非”,通过非道德数值的递加、积累,来论证自己的思想主张。
可以说,墨子是第一个阐明齐鲁人庭院保护意识的思想家。
魏晋时期,士族官僚掀起一股聚敛财富的潮流,领导这场新潮流的是山东琅邪(今临沂)人王戎。
王戎身为朝廷三公,其聚敛财富的方式,一不贪污受贿,二不盘剥吏民,而是以山东庭院经济的方式经营田园。
他亲执牙筹,昼夜忙碌,虽失三公身分,却显示了山东人劳动致富的本色。
北魏青州人贾思勰的《齐民要术》,除农业知识外,详细记载了树果的培植嫁接,禽畜的饲养医治,农业副产品的加工等,可以说是庭院经济的总结和指导性著作。
其体例和创意来自山东人独特的经济眼光。
北齐琅邪人颜之推还把庭院富家的经验作为家训告诫子孙,“稼穑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以蓄,园场之所产,鸡豚之善埘,圈之所生”,“能守业者,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
“筑室村果,生则获其利,死则遗其泽”。
琅邪颜氏以文学传家,却以树艺木果,饲养六畜为治家守业之本,显然是来之于山东庭院富家的传统。
司马迁讲,邹鲁“颇有桑麻之业”。
“齐鲁千亩桑麻”,“与千户侯等”。
桑麻滋养出无与伦比的齐鲁“女工”。
姜太公到齐,即“劝其女工之业”。
到春秋时,齐地女工率先使用铁制的刀针。
《管子•海王》载:
“一女必有一刀一针”。
《论衡•程材》讲:
“齐部世刺绣,恒女无不能。
”当时,齐地制做的精美丝织品有“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冠带衣履天下”。
到汉代,临淄、定陶、亢父(今济宁)成为丝织业的三大中心。
唐代诗人杜甫“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织不相失”的诗句,足以反映齐鲁家庭纺织业的领先地位和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
除桑麻外,齐鲁庭院内外的经济树种还有漆树。
孔子弟子有漆#开、漆雕哆、漆雕徒父;宋国蒙(今山东曹县南)人庄子做过漆园小吏。
《汉书•地理志》讲,兖州“厥贡漆丝”。
说明春秋战国时期山东已有漆树、漆园,汉代兖州的漆产量、质量已很可观,并成为朝廷贡品。
现代常见的树类,大都已在古代扎根于齐鲁宅院。
《诗•齐风•东方之日》有“折柳樊圃”的诗句。
榆树春生榆荚,可良用救荒。
<齐民要术>称“能种(榆)千顷,岁收千匹”。
古人称槐树为三宫槐或守宫槐。
北宋莘县人王#亲植三株槐树于庭院,说:
“吾之后世必有为三公者。
”其子王旦果然在宋真宗时拜相,成为一代名臣。
直到今天,山东仍多柳、榆、槐等树,各地还有以此命名的村庄。
“瓜桃李枣”是山东人对庭院百果的概称。
管仲治齐,大力提倡种植瓜瓠百果。
值得一提的是齐鲁的吊瓜和葫芦,几千年来一直生长在庭院,至今也没移植到田间。
中国传统的六畜是马、牛、羊、猪、狗、鸡,其广义应包括骡、驴、猫、鸭、鹅等所有的家畜和家禽。
从春秋发明牛耕开始,牛就和农家结下了不解之缘。
齐人宁戚是个喂牛的,他以《饭牛歌》说齐桓公,其中有“从昏饭牛薄夜半,长夜漫漫何时旦”的词句。
农谚讲:
“蚕无夜食不长,马无夜草不肥”,大牲畜要在夜里添刍料,宁戚的歌反映了齐地所积累的养牛经验。
战国时,齐将田单被困在即墨(今平度市东南),竟能在久困的城内收得千余头牛,以火牛阵大破燕军。
唐代登州东牟郡(今蓬莱)、莱州东莱郡(今莱州)、密州高密郡,“土贡牛黄”。
牛黄是牛的胆结石,十分稀少,上述地区又非牧区,主要来之家畜,可知山东庭院养牛之多。
古人以车代步,马多为有车的富家所养。
孔子讲:
“有马者借人乘之。
”冯谖说孟尝君“狗马实外厩”。
直到民国,山东的富户门前都竖有拴马桩,有的用穿鼻石直接砌在墙壁上。
高大豪华的宅院,再拴上几匹马,显得十分气派。
至于其它家畜,更是山东人的家常生业。
曾参家养猪,曾父烹猪以存教,与孟母如出一辙。
齐鲁人民同树果六畜在庭院内共处了几千年,对它们倾注了太多的辛劳和感情,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他们用人的情感去挖掘树果六畜的文化意蕴,体味出人生哲理、社会人伦和道德价值观念,使树果六畜成为人的文化载体和符号,并以此显示人的主动立场和主体地位。
这种思维方式及全部内容,也反映了齐鲁文化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其一,“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中国人往往为树果披上生命的灵光,为禽畜赋以人的名分。
桃李为弟子、槐树为三公、石榴为多子房,桃子、李子、杏子均以“子”命名。
人兽之别本来有强烈的道德界定,可自古中国人就人与禽畜互名。
先秦时的狗就有名字,山东、河北人呼猫为男猫、女猫。
龙的传人称儿子为“犬子”,山东人名多“禽”,孔子名儿曰“鲤”,弟子名司马牛。
颜之推讲,“北土多有名儿为驴、驹、豚子者”。
这种以人度物的现象,反映了树果六畜已是庭院中不可分割的一员,是中国人热恋故土家园心态的折射。
远离家乡的人,望见家中的老槐树,家中的鸡狗,都会倍感亲切,它们就是家园的代表和象征。
其二,庭院经济培养了山东人民勤劳致富的自觉意识和正义感,增强了对亏人自利、不劳而获行为的鄙视。
农夫“蚤出暮入,强乎耕稼树艺”,妇女“夙兴夜寐,强乎纺绩织#”,是齐鲁人民的优良传统。
鲁相公仪休家道富足,其妻因职业癖好而纺织不停,由此可知齐鲁妇女对家庭纺织的热衷和专一,对勤劳致富的自觉意识。
直到今天,山东人对房前屋后、庭院栏圈都要精心规划,从不闲置。
这种劳动致富的自觉意识,使山东人对“非机杼之物”从不起非分之想。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普通百姓或许不熟悉孔夫子的这段话,但他们懂得“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墨子反对窃人牛马桃李的主张与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偷鸡摸狗的“小为非”被山东人所不齿,轰轰烈烈的“江洋大盗”的胆气则为人们所钦服。
其三,古代山东人从树果六畜中引发和体味出为人处世的哲理和原则,并将其纳入日常生活的吉凶祸福之中。
像“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取其所长,弃其所短”,“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尊客面前不叱狗”等成语,都是各阶层人们体味出的处世哲理。
山东人从远古就有着逢凶化吉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
招凤之桐,三公之槐特别受人青睐;桑与“丧”谐音,一般不栽在门前;男女婚姻,要看属相是否相和;梨不分着吃。
这些都反映了脆弱的小生产者对“凶祸”的恐惧,对吉祥、美好生活的向往,并在被动、命定意识的背后,透露出一种以自己的智慧、进取来主宰生活的主动意识。
祭孔大典与复兴传统文化
孔子故里曲阜迎来了一个重大的庆典————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官方祭祀孔子大典。
曲阜市市长江成在大典上宣读了祭文,300多名身穿汉代文士服装的学生按照古礼祭拜孔子。
之后,孔子第77代嫡孙孔德班率孔氏后裔在大成殿前举行了家祭,海内外孟子、颜子、曾子后裔,来自美国、日本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祭孔参礼团以及曲阜市民等近万人,先后在大成殿前祭拜孔子,盛况空前。
尽管整个仪式的组织尚有待改进之处,但是通过仪式本身传递出的一种独特的文化意义却发人深思。
祭孔作为一种崇敬思想先贤和传统文化的仪式,在古代被称做“国之大典”。
自唐玄宗封孔子为文宣王后,祭孔活动开始升格。
宋代后祭祀制度扶摇直上,明代已达帝王规格。
至清代,祭孔更至巅峰。
但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孔子及其所代表的儒学已成旧思想,不再受到尊崇,公祭典礼便随之终止。
发展至“文革”的“批林批孔”运动,孔子更遭遇前所未有的践踏,这段惨痛的民族记忆,不仅毁灭了不计其数的文物古籍,更对当代的文化生态造成了致命的破坏。
几十年后的今天,这一历史恶果开始显现:
如今的年轻学子大多可以历数出各国明星的星座、血型、化妆品名,甚至早餐食谱,惟独对中国浩瀚的文化古籍、精深的思想遗产了无兴趣;就连号称国之瑰宝的唐诗宋词,现在被国人传诵的,也多半只剩下收录到中学课本里有限的几首;至于汉语表达和汉语写作的能力,更是今非昔比了……
一个有着自己伟大“文统”和“道统”的国度,一个向世界贡献了孔子、孟子、老子、庄子、李白、杜甫、曹雪芹等无数杰出人士的国度,会出现今天这种自身文化贫瘠的局面,个中原因自然是出在我们缺乏对自己的历史和传统的尊奉。
历史的遗祸,当由今人理性面对历史的方式来清理和纠正;文明的中兴,则该以尊重传统为重新出发的起点———而在中国,尊重传统的核心之一,即是尊孔,孔子以前,中国历史文化已有2500年以上的积累,孔子集其大成;孔子以后,中国历史文化又有2500年以上的演进,孔子开其新统。
“在此五千多年,中国历史进程之指示,中国文化理想之建立,具有最深影响最大贡献者,殆无人堪与孔子相比伦。
”因此,新中国首次公祭孔子,表面上看,只是一种传统仪式的重现,但在这种仪式的背后,我们不难看出一个民族内部正在悄然复活的对思想先贤、古代文明的那分感情和热望。
中国以尊奉外来思想为时髦,已达一个多世纪,这给中国带来了现代化成果的同时,也日益使中国失去思想个性和精神创造力。
如果连一些新生国家都不忘在自己的教育课程中宣扬本国的文化和哲学,那么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为何就不能在自己的大学、中学课堂开设一门<中国思想>或<中国哲学>的基础课程,以尽早培养国人对传统文化的感情?
曲阜先行一步,以祭孔表达炎黄子孙接续传统的心声,殊为可贵。
但祭孔只是复兴中华文化的第一步,更多的作为,尚需中央政府倡导,全体国民响应,方能取得明显的实绩。
尽管尊孔并非为了复古,重传统也不能成为拒绝吸收世界先进文明成果的理由,但忘记历史就是背叛将来———任何民族要想实现新的辉煌,总要从正视自身历史、感念自身文明开始。
齐鲁文化与诚信传统
一、正统的山东人
山东人是一群很招人喜爱的国民,到过山东的,与山东人打过交道的,无不啧啧称赞。
山东人何以如此招人喜爱?
是山东大汉那伟岸的体貌?
不错,这确曾引起国人的青睐。
小说家写山东人,总免不了要描绘山东大汉的阳刚之美,他们笔下的秦琼、程咬金、武松……,个个虎背熊腰,端的一副豪迈神威。
考古学家也曾对山东人的体质产生过浓厚的兴趣。
吴金鼎,一位蜚声中外的考古学家,龙山文化第一遗址就是他在章丘城子崖发现的。
他还曾花了两年零九个月的时间调查研究山东人的体质,写出了《山东人体质之研究》一书。
山东人也博得了外国人的极大兴趣。
有名坂元宇一郎者,乃日本著名的“面相学”大家,他对中国人的面相作了系统的研究后指出,最标准的中国人的相貌就是山东人那种类型。
近年有两本关于河南人的书,一本是张向持的《解读中原》,一本是马说的《河南人惹谁了》。
这两本书都围绕一个现象:
河南人被视为骗子,在民间故事、小说、网络上广为传播。
他们认为河南人被丑化了,他们为之愤怒。
他们又发现,人们在贬低河南人的同时,常常赞誉山东人。
《河南人惹谁了》很不服气地说:
“山东人有什么好,不是和河南人一样土里土气吗?
不过是一个爱吃葱,一个爱吃蒜而已。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山东人招人喜爱?
《河南人惹谁了》说原因就在山东快书:
有一段山东快书,名曰"武松打虎",开门见山头一句就是“铛力咯铛铛力咯铛,说一说山东好汉武二郎”。
又有一则评书《秦琼卖马》,开篇第一句就是:
“今天咱们要说的是山东好汉秦琼秦叔定卖马的故事。
诸位记住了,不论卖马还是打虎,不论武松还是秦琼,惊堂木一拍铜铁板一打都咚咚咚铛铛铛的立地有声,山东!
山东!
”这定位绝对明确。
久而久之传来传去,立马给人一种感觉,天下好汉尽出山东。
通过民间艺术的表达方式,推销地域的特色及优势,山东人确实是一大发明。
这种观点也只能是<河南人惹谁了>的“一大发明”而已。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山东人招人喜爱的地方不在他们的外表——至少主要不是,更非山东快书的脍炙人口所为,而在于他们的品德、性格。
山东人是最正统的中国人。
如是说决无夸张。
中国号为“礼义之邦”——当然,也有个别人不承认这个称号,日本人福泽谕吉就说这是中国人的“自夸”,他说:
“中国不能叫做礼义之邦,而只能说是礼义人士所居住的国家。
”这位日本启蒙思想家玩了一个文字游戏。
而礼义之邦这顶桂冠又堂而皇之地落在了山东人的头上。
至少从元代于钦的《齐乘》起,“齐鲁礼义之邦”的名号就叫响了。
山东若非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地”,山东人若非最正统的中国人,岂能膺此称号!
张天麟,一位荣获德国土平根大学博士学位的著名教育学家,说山东人乃中华民族的“长子”:
我们知道凡是父亲的长子多数厚道而幼子则多数聪明。
唯其他是长子,所以他不免失之于过于厚道。
他看到他底老子创业不易,所以多俭朴而吃苦。
因此,他也不免失之过于守成。
然而,如果没有他的秉性忠厚,担当一切;如果没有他的吃苦耐劳,保守祖业;以及如果没有他底卓识远见(往往弟子们看他的卓识远见是迂腐)乃可任重道远,那么这个家庭早支持不住了。
于钦是益都(今山东青州)人,张天麟乃济南人。
如果说这两位山东人的话有自夸之嫌,那么就再请读者诸君看一下外地人的评论。
江苏无锡人钱穆,一位鼎鼎大名的国学大师,以擅长考据而著称。
他的高足美国著名哈佛大学博士、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说,钱先生不是为考据而考据,而是为了一个更高的目的:
从历史上去寻找中国文化的精神。
而在地域上,他则着眼于山东:
若把代表中国正统文化的,譬之于西方的希腊般,则在中国首先要推山东人。
自古迄今,山东人比较上最有做中国标准人的资格。
一言以蔽之,中国传统文化之代表齐鲁文化,造就了正统的山东人。
齐鲁文化的精华之一,山东人的优秀品德之一,是诚信。
二、以诚信为本的齐鲁文化
鲁是西周初年周公姬旦的封地。
周公是周礼的制定者,他为鲁国制定了以礼治国的方针。
周公的儿子伯禽,秉承父训,在鲁国全力推行周礼。
嗣后各位君主,也不遗余力。
于是,茫茫神州,数百诸侯,鲁国成为礼治的样板。
外地人到了鲁国,不去观看鲁国的礼乐典籍,就不算真正到过鲁国。
与礼治相呼应的,是经济上的男耕女织。
鲁国地处内陆,土地比较肥沃,洙、泗等河流又足资灌溉。
另一方面,农耕与礼治是相适应的。
男耕女织,自给自足,人与人之间没有什么经济上的利益往来,联结人际关系的,就只有伦理这一条纽带了。
礼治与农耕,造就了以崇尚伦理道德为特征的鲁国文化。
而诚信是其最基本的内容之一。
这在《论语》中有充足的反映。
《论语》一书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是研究孔子思想最重要的资料。
《论语》对中华民族有着持久而深远的影响,有人将其比作基督教的《圣经》。
在<论语>一书中,孔子与弟子屡屡谈及诚信问题。
如:
子曰: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
子夏曰:
“与朋友交,言而有信。
”
曾子曰:
“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传不习乎?
”
在孔子看来,诚信是做人的基本准则之一。
《论语》说:
“子以四教:
文,行,忠,信。
”“文”指文献典籍,“行”制社会生活实践,“忠”即忠诚,“信”即诚信。
在孔子教育学生的四项内容中,诚信占了两项。
孔子思想是鲁国传统文化的产物。
传统造就了孔子,孔子继扬了传统。
不独孔子,鲁国其他人也以诚信为本。
《庄子•盗跖》讲了一个故事:
有个叫尾生的人,一日与某女子相约在桥下见面。
大雨瓢泼,桥下涨水,却不见那女子来。
尾生坚守信约,在桥下苦等。
水越来越大了,他抱着桥桩,不忍离去,直至淹死。
这个尾生,据考证是鲁地人。
古人把尾生誉为诚信的楷模。
与鲁国隔泰山相望的齐国,实行了一条与鲁国不同的建国方针。
齐国滨海,那时营丘往北不远便是滩平水浅、汪洋一片的渤海,海中鱼、贝繁多。
海水可以煮盐,发明煮海水为盐的夙沙氏就是山东半岛上的一个古老的部族。
齐国开国之君姜尚因地制宜,把致富的希望寄托在大海上,大力发展渔业、盐业。
对脚下那片盐碱地,则大量栽种桑树。
桑树的一个特点,是对土壤的适应性强,盐碱地上也可以生长。
种桑是为了养蚕,发展丝织业。
此外,种桑还可以起到改良土壤的作用。
大力发展渔、盐、纺织,同列国诸侯贸易,赚取利润。
齐国的经济方针,是以工商立国。
在政治上,则是尊贤上功。
尊贤,就是唯才是举;上功,就是崇尚功业。
鲁国搞的是礼治,讲伦理,重尊卑;齐国不讲这一套,唯才是举,崇尚功业,以此来激励民人奋力进取,博得功名富贵。
齐国的建国方针带有极强的功利性。
齐国的经济、政治方针造就了独特的齐文化。
《汉书•地理志》记述齐地民俗云:
初太公治齐,修道术,尊贤智,赏有功,故至今其土多好经术,矜功名,舒缓阔达而足智。
其失夸奢朋党,言与行缪,虚诈不情,急之则离散,缓之则放纵。
从“言与行缪,虚诈不情”来看,齐人不讲诚信。
实际不然。
秦汉时民谚云:
“齐楚多辩智。
”中国人向来推崇讷言力行,看不起“嘴上功夫”。
孔子曰:
“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齐人能言善辩,给人以华而不实之感。
实际上,齐人也特别讲诚信。
兹举一例,以为谈资。
齐国人鲍叔牙有个朋友叫管仲,是颍上(今属安徽)人。
两人一块儿做些小本生意,管仲出力不多,分钱的时候却常常多要多占,鲍叔牙也不和他计较,还向人解释说,管仲不是贪财,因他家中有老母,需要赡养。
管仲给鲍叔牙出生意,鲍叔牙照着去干,都失败了,他也不认为是管仲的主意不好,而是时机不到……
鲍叔牙待管仲,一片真诚。
管仲后来成为齐国名臣,鲍叔牙的信任、推荐是其成功的原因之一。
“管鲍之交”被誉为交友的楷模。
而确立“管鲍之交”的,是齐人鲍叔牙。
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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