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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代的竞争力》
父母是教育孩子的最佳人选
美国家庭教育专家萨莉·克拉克森的《母亲的使命》一书中这样说,儿女原本是上帝在婚姻中的祝福和一种托管,而现今,一旦孩子只是为满足父母的情感需求,或只是由于性行为导致的常有的麻烦的副产品,那么,在教育这项实际又艰难的工作中,父母就会推卸责任,孩子的价值观培养、智力开发、沟通和情绪调节等就会缺乏,孩子的安全感和价值感也就随之缺失。
这是我所读过并经常参考的有关母性的最好的书之一。
在我逆大众所通行的教子观念而行的亲身经历中,它给了我宝贵的帮助。
当时通行的观念认为,我选择陪孩子待在家里度过他们的早年,纯粹是浪费我在麻省理工学院所受的教育。
父母是教育孩子的最佳人选
几天前和朋友午餐,她给我讲了她一个朋友的故事。
那个朋友和她十来岁的孩子矛盾重重,于是她决定把他送往加拿大去接受优良的教育。
他根本没有学习和读大学的欲望,也不愿听他父母的建议、威胁、说理或是哄骗。
是孩子的过错吗?
我说,如果父母都是忙碌不堪的职场人士,那结果就会是这样。
我常常看到这样的悲剧。
许多忙碌而成功的父母认为,孩子成功的关键就是接受更好的教育(而更好的教育就意味着需要更多钱来支持)。
我困惑不解的是,实际上,他们自己就是抚养孩子最合格的人选,这些聪明人如何能说服自己,把他们最宝贵的资源托付给溺爱孩子的祖父母或“职业看管人”,或者干脆把孩子送往一个“更先进的文化”接受教育?
谁更爱孩子多一些?
是他们自己,还是那些保姆?
保姆可能没有什么教育背景,也没有什么家庭使命感。
把一个十来岁的孩子打发到美国或欧洲,就能给他们提供更好的教育,并突然之间就愿意听父母的话吗?
在有孩子之前,我先生和我花了许多时间帮助“太空小孩”,如为一些只身住在洛杉矶的孩子们提供咨询帮助(他们的父母在亚洲工作)。
我们看到整整一代聪明又有天分的孩子的挣扎和困惑:
为什么声称爱他们的父母,却不想花时间和他们相处?
父母对他们的要求无非就是好成绩。
我们听说有这样一位极端的母亲,她儿子自杀了,因为他没被伯克利或者斯坦福录取,在葬礼上,这位母亲站在儿子的棺材边说:
“如果他不能进入伯克利或者斯坦福,他最好还是死吧。
”她对儿子的死无动于衷。
她没有听到孩子的内心在哭号,甚至因母亲对他的拒绝而驱使他奔赴死亡时,这位母亲仍然无动于衷。
国际学校受欢迎的孩子是什么样的
凯文从待了四年的汉语教学的本地学校返回到全英语教学的国际学校,这才是头一年。
凯文是我三个孩子当中最有想法也最健谈的,在这个学期的调整期间,我就经常和他交流。
他告诉我,和他四年前刚进入汉语教学环境的最初调整相比,他这次返回这种英语教学环境的调整更加困难,虽然那时他根本就不认识一个中国字,也没从其他地方了解中国的文化。
这是因为中国本地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都很友善,乐于助人,他发现自己在适应和融入陌生环境的过程中得到了真心实意的帮助。
这之后,凯文告诉我他面临的诱惑与挣扎。
西方的中学是由受欢迎的孩子统治的地方,而那些受欢迎的孩子通常并不聪明。
在一些学校,这些人可能是“帅哥”或运动员,还有比赛中做带领、为运动员加油的漂亮的拉拉队队员。
而在凯文所在的学校,受欢迎的孩子则是乐手和重金属音乐爱好者,那些爱好者炫耀着油亮的长头发,看上去好像他们的精神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太空漂浮。
这就出现一种普遍的“降低标准”,在此影响下,那些对各种事物发表聪明看法的孩子会因为太有头脑而被别人认为很愚蠢,而装痴扮傻的风气反而大为流行。
而学校呢,只为满足最低的期待做基本的、最少量的努力。
作为学校的新生,我儿子急于和这些受欢迎的孩子打成一片,因为他自己是个吉他手,并有自己的乐队。
不过,由于打小就被教育要友善待人,因此,他特别关注那些易于被忽视的人。
很快,凯文发现自己既和那些受欢迎的人交上了朋友,也和那些不受欢迎的人交上了朋友。
无论是他和那些受欢迎的朋友在一起,还是那些不在这个受欢迎圈子的朋友走过来和他聊天,他都能感受到内心这种不断的挣扎。
实际上,凯文的数学和英语这两门功课在班里都是出类拔萃的,这样,他被列入有天分的学生行列,学校会给他提供足够具有挑战性的事做。
通过不断和凯文谈话,他的老师对我们能够教凯文为人处世的方法感到欣慰。
凯文是一个能和来自不同圈子的人交朋友的乐手,那些朋友拥有音乐之外的其他兴趣。
实际上,凯文还酷爱科学,因为他的梦想是,从事替代性能源方面的工作。
假如那还不够,在每周几次和校网球队的课后练习后,他还会写作,拍摄和剪辑电影。
这也就是说,他还不能轻易被贴上标签定型,他还需要不断地找到新的方式来界定他自己。
挑战同伴压力
更复杂的是,凯文所有的朋友都有稳定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而他不太知道他到底想要什么样的女朋友,他对如何对待女孩子有近乎完美的高标准。
凯文很挣扎,他要抵抗这种影响:
仅仅为了避免被贴上“不正常”(变态)的标签就把自己和某个女孩连在一起。
他回家告诉我,他有时真怀念在中国本土学校时的那种简单天真。
在那里,种种事情规划明确,界定清晰,也没有彼此不相往来的朋友圈。
正如凯文所说,诱惑和挑战现在更加微妙。
对一个学生来说,迷失自我更为容易,屈服于同伴的压力,变成他们本不该成为的某种人更为容易。
上学期的尾声,凯文在做设计科技课上的最后一个设计方案,他决定设计一个简单的机器帮他捡网球,而不用自己弯腰用手去捡每个球。
其他人都挑了容易的方案,他却用了大量时间设计他的机器,试过各种不同的材料,建了许多模型。
虽然还没有完成机器的建造,他在全班就已经得了A这样的好成绩。
但他决定为他的方案申请延期两周,因为他想完成它。
当他的同学嘲笑他已经得到成绩还浪费时间和精力时,凯文则沉浸于解决问题的乐趣,想要完成整个程序的世界中。
他发现他有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和发明新事物的天分,并乐于用自己的双手去探索。
他以前从没有在本土的中国学校系统中获得过这种鼓励,在那个系统里,他只被要求把注意力放在书本学习上,在某一科获得某种成绩,而不是放在动手学习和发现的过程。
可在这时,另一些缺乏来自家庭的指导和鼓励的孩子,则在电脑上打游戏或周末上三里屯喝酒浪费多余的时间。
所以,自由是一把双刃剑,孩子需要得到帮助才能明智地使用它。
我的求学经历和儿子的求学经历
我自己是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里长大的,我的祖母认为我和两个妹妹不值得受教育。
父亲作为家里的长子,注定要继承一个庞大的商业王国。
他的想法不像祖母,他把我们送到加拿大读书,那时我们身边没有其他中国人。
我父亲一再告诉我们,不要盲目崇拜西方文化,但要汲取两种文化的精髓,并化为己有。
我在对有色人种存有偏见的英国文化中长大,逐步形成以批判的眼光看待中西方文化,也没有认为哪一种文化是“高级文化”的错误观念。
现在我住在北京,在这里我反倒发现了一种让我自己烦恼的大众倾向——认为一种文化比另一种文化好。
父母在为孩子的教育问题面临各种选择时,这种倾向尤其显得真真切切。
在嘈杂声中,他们或者支持这种教育体制或是支持那种教育体制。
但最好的教育体制是由父母和孩子一起选择的,如此一来,父母和孩子在这个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就成了伙伴。
不要将问题两极化为东方和西方,我相信不管一个孩子是在哪种教育系统中长大的,他都可以成功。
在此,我引用吉姆·柯林斯在《基业长青》中的一段话:
在本书以下部分,我们会持续运用中国二元哲学里的阴阳太极图。
我们特意选择这个象征符号代表高瞻远瞩公司的一个关键要素。
这些公司不用我们所谓的“非此即彼”来框限自己——那是一种不能轻易接受矛盾的理性观点,认定两种表面冲突的力量或理念不能同时并存……
此处我们不只是谈论平衡。
“平衡”意味着中庸路线、彼此各半。
高瞻远瞩公司不在短期和长期之间寻求平衡,追求的是短期和长期都有优异表现……
不合理吗?
大概是吧。
罕见吗?
不错。
困难吗?
绝对。
可是正如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点明的:
“检验一流智力的标准,就是在头脑中同时存在两种相反的想法但仍保持行动能力。
”这正是高瞻远瞩公司具备的。
在整个自然界中,你会发现同样的矛盾现象:
光既是粒子物质又是波能量;量子物理学和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充满了这种矛盾现象。
生活与自然是一幅充满“并且”而不是“或者”的画卷。
我认为只有一方面存在,另一方面才成为可能。
因此,下面的章节主题,我尽可能成对地组织——没有自律(在东方被高度提倡的品格)就没有真正的创造力(在西方被高度提倡的品格);没有竞争(东方式的)就没有合作(西方式的);没有坚韧(东方式的),激情(西方式的)只是浪费情感,然而,没有激情的纯粹坚韧将把一个人的生活引向无趣和枯燥;没有自我认知(西方式的),谦卑(东方式的)将变得空洞,而离开了真正的谦卑,自我认知将变成自私。
其他的话题都是补充性的:
小心陷入过度安排时间,这样才能有更多的空间留出来休息;没有生活的不公平,逆商就无从发展;冒险需要勇气。
除非我们首先直面我们的贫乏和软弱,否则是没有办法提供帮助给别人的。
你需要挑战自我,改变旧有想法,但是对于摆脱“或者的暴政”(意思是人很容易把自己框在一个二元对立的空间)却是完全可能的,其秘密武器就是:
深入思考的父母们,他们有勇气与孩子一起,勇敢地面对这些矛盾,而不是走向非此即彼的极端。
我的大儿子凯文就读于一所国际学校。
过去五年来,结合当多年的麻省理工学院面试官所学,在和这所国际学校的孩子们面谈之后,以这些学校系统为依据,我已经对最好、最聪明的孩子在这儿的生活结果有了第一手的资料。
再则,我自己也质疑为这种教育投入如此大数额的金钱是否头脑清醒。
不过,既然凯文在六年级的时候才到中国,之前又没有任何在中国受教育的背景,他以后还必须返回美国读大学,那他就必定要在一种全英语教学的环境里完成他的中学教育。
第二章创造力
学习钢琴过程的苦与乐
我自己学习弹钢琴的经历就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故事。
我四岁的时候,父母就开始让我上钢琴课。
我父亲是在战争年代成长起来的,虽然他深深地喜爱古典音乐,但却没有机会学习一种乐器。
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他常常溜到剧院后门,因为在那儿他能够听到里面正在演奏的音乐。
他时常因自己不会弹奏一种乐器而感到遗憾,因为他觉得他原本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音乐家。
所以,在我和妹妹出生后,我们就不得不选择学习一种乐器。
我至今还记得每周上课时提心吊胆的样子。
我被逼无奈,每周要进行长时间的技巧训练和手指练习,那真是既无意义又烦闷的事情。
于是我尝试各种方法逃避练习。
我依然记得妈妈绕着庞大的钢琴追我,试图让我坐下来练习的情景。
还有许多次我藏在学校的树丛里,不愿回家练习。
当我回家见到钢琴老师时,她总是摇头,知道我没有练习我该做的家庭作业,就用一枝铅笔打我的双手,再要求我抄写好多页曲谱作为惩罚。
到加拿大求学后,我仍然不被准许放弃钢琴,为了得到最高级的结业证书,我还要继续钢琴练习课和音乐理论学习。
当时我的计划是,一旦拿到结业证书,就立刻放弃钢琴,再也不碰钢琴了,让自己摆脱这种毫无必要而且完全无意义的痛苦。
在我学到第十级的时候,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我疯狂地喜欢上了流行音乐,每周总是虔诚地收听流行歌曲排行榜前四十名的歌曲。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的那位钢琴老师因为忙于她的个人事务,就把几个学习积极性较差的学生分派给她那个还在中学的儿子指导。
我至今仍记着第一堂课的情形,他要我告诉他我最喜欢的流行歌曲,接着就在钢琴上逐一弹奏这些旋律。
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如果我愿意,他就给我一个机会练习这些歌曲而不是那些古典的钢琴奏鸣曲。
这时,我发现那些多年练习的技巧对我迅速学会我最爱的歌曲非常有用。
由于我已经有高度的技巧,我的同学花数小时试图学会的东西,我可以在几分钟内就进行试奏并学会。
这激发了我积极主动地练习音阶。
同时,参与校园合唱队和音乐剧,给我打开了一个关于百老汇歌剧和爵士歌曲的全新世界,我学会了在自己的钢琴上演奏这些旋律。
今天,我对父母当初强迫我学钢琴充满深深的感激之情。
现在,我的孩子们若想听喜欢的流行歌曲,只要他们告诉我,我就会到网上去找曲谱,然后用钢琴演奏给他们听。
实际上,寻找歌曲供我们的家庭乐队练习已成了我们在一起时最喜欢做的事情之一。
麻省理工学院的非正式校训
一项实验:
陶艺作品与天分
这个听起来冗长而毫无新鲜感可言的故事和创造力以及教育体制有什么关系呢?
我经常看到那种极其擅长自己的技艺或职业的人,他们不仅有天分和创造力,而且能够勤勉自律地磨炼和完善自己的天分才干,以求能做好自己的事。
美国的一个陶艺班进行了一项实验。
这个班一分为二:
前一半是最有天分的学生,而另一半则是剩下的学生。
有天分的学生被要求提交出届时他们所能创作出的最好的作品,关注的主要是质量,而其他学生只要求完成每天至少做出15件物品的定量指标,不论质量高低。
到学期末,两组学生的作品集中到一起,要求评审老师从中挑选出最好的作品。
结果让所有人大吃一惊,最好的作品居然全都出自天分较低的那一半学生。
为什么会这样呢?
原因就在于这四个字——熟能生巧。
天分较低的学生通过反复实验,从错误中学会了什么管用,什么不管用,而天分较高的学生一门心思盯着质量,追求完美,结果他们没有经历过多少失误,自然也就不能像别人那样从失误中学到东西。
麻省理工学院的非正式校训
在麻省理工学院,我们的非正式校训是:
努力工作努力玩。
我们凭直觉就懂得这个道理,如果一个人不知道怎么好好玩,他就不可能喜欢他的工作,他的努力也就坚持不了多久,或者无法产生长期的效果。
让我吃惊的是,整个学院超过30%的学生是亚洲人。
根据我们的文化习惯,我们很早就知道成长是要经历刻苦努力才可以精通某项事物的。
不过,相反的方面也同样真实,我的孩子的许多同龄人都是在西方教育体系中长大的。
在他们的初期成长过程中,不必掌握九九表或知道如何阅读,因为这些技艺太强调重复性,太乏味,不够有意思。
在体验过这两种教育体系后,我看出了这两者的优点和缺点,并由此形成了我个人的主张:
想要让创造力蓬勃发展,就必须让这两种表面看来矛盾对立的体系相互融合,彼此平衡。
我教孩子必须刻苦学习,记住他们的汉语字词或九九表。
与此同时,我也试着通过编一些有助学习的游戏,使这一学习过程变得更有趣。
我们需要帮助孩子发展的技巧之一就是让他们完成一些重复性的记诵类的学习任务,因为那是在为以后发挥创造力和充满趣味的岁月奠定基础。
我记得母亲曾经多次告诉我,她不能回答我为什么我必须按她的要求去做事,但等我长大了,总有一天我会感激她。
有时,父母确实不太善于说明白为什么有些东西非常重要或不可或缺,但我们必须坚持自己的立场:
我们的孩子必须信任我们,按我们要求他的去做。
虽然中国式教育长于培养学生严守纪律,获得死记硬背的技巧,但我们在如何带着好奇感、发现的劲头和激动的心情来看待这个世界,不让我们的教育模式窒息孩子的创造力方面,还要向西方教育学习。
以下文字摘引自一个朋友写给我的信:
创造力不仅跟艺术有关。
它包括涉及创造性的观念的所有领域,从科学、教育、医学、咨询、运动、娱乐、政府管理、音乐、商业、各种形式的艺术,到大多数人生活的各个方面——谋生、抚养孩子、培养爱好——一言以蔽之,创造力涉及生活中的每一件事。
孩子们要尽情地玩,他们比大人更加懂得怎样玩,怎样在玩中忘乎所以,乐此不疲。
孩子的本性就是在玩的愉悦里忘了自己。
孩子们可以嬉笑不止,欢欣鼓舞,尽情玩耍,而大人就做不到这样。
因为孩子不必为生活的现实和随着成年而来的责任而担心发愁——当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对此有所准备后,那些责任会来的。
其实这种全身心投入的玩里面就透着创造力。
正是在这种状态中,具有创造性的观念才会迸发出来。
跑步者高峰体验与孩童纯真
我为自己没有放弃钢琴训练而心怀感恩。
现在,一旦我希望得到我所想得到的东西,我就可以在钢琴凳上坐好几个小时,陶醉在自己演奏的音乐当中,常常还得要人提醒我该吃饭或睡觉了。
长跑运动员都有过一种普遍的体验,他们跑了头几公里后会碰到一面“墙”,到那儿他们就想要放弃,因为实在是筋疲力尽。
然而,经验丰富的长跑运动员都知道,如果他们坚持住,继续跑,过了那面“墙”,他们将体验到“跑步者高峰体验”,就能体会到愉快幸福感——之前所有的努力都是值得的。
令人伤心的是,许多尚在训练中的人很快就放弃了努力,从未有过“跑步者高峰体验”。
身为父母,我们都在寻找鼓舞人心的资源,让我们的孩子对超验的存在有惊鸿一瞥的机会。
这些资源包括让他们接触优美的音乐,帮助他们观看专业的运动比赛,以及接触某一特殊艺术或活动的大师等。
在他们的儿童时期,让他们接触各种各样的活动和游戏,这样可以帮助他们发现自己的兴趣,并激发相应的欲望。
在我们想方设法教导他们形成勤奋学习的好习惯的同时,我们还有一项艰难的责任——保护他们宝贵的创造力,使之与勤奋学习的习惯保持平衡。
这就要求我们维护那种孩子气,因为孩子气本来在儿童身上自然地存在着,却随着他们的长大而渐渐消失。
中国现在的教育体系很容易在不知不觉中剥夺和抹杀孩子气的精髓——信任、欢笑和喜悦。
由于过度的学习任务安排和我们过早地往孩子们的脑袋里塞满信息(我们还经常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这么做),喜悦和创造力被扼杀了。
为了激发他们勤奋学习,打好知识基础,我们使他们深受恐惧和焦虑等病症的折磨,还设定严格的界限,禁止他们尝试新鲜事物,发展新鲜观念。
我们不允许他们失败,从而也阻止了他们从失败中学会理解自然规律。
增进自由的“漏斗模式”
一些西方的教育人士对增进自由的“漏斗模式”很熟悉。
开始先给小孩以较少的自由,在他显示出负责的行为,证明他值得信任后,再给他增加自由度,这样操作起来更容易些。
而在他们已经习惯了放任自由后再剥夺他们的自由,难度就大得多。
我们的教育体系的好处在于积极发扬遵守纪律和刻苦努力的精神。
只要在时间上留出余暇供孩子游戏和休息,同时在维护孩子气的自发性和好奇感上做额外的努力,我们就能很好地走在世界的前列。
等他们发现全都在玩,不努力工作不足以在你的竞争游戏中战胜你时,他们可能就需要奋起直追了。
我满怀希望,新一代的父母可以充分利用这两种教育体系的优点,培养出具有创造性思维头脑的下一代。
而这一代新人将在他们选定的职业中努力工作,在艺术、音乐、舞蹈、电影、文学、科学、管理、司法、教育、经济等方面(与此同时,还要关注环境),给世界带来祝福。
第三章合作精神
奥运奖牌与麻省校园的启示
在一次培训会上,我们老板讲的一个故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个人死了,遇见一位天使,天使问他是否愿意体验一次天堂和地狱之旅。
征得他的同意后,天使就把他带进一间大房子,里面的每个人都靠着四面墙壁坐着。
在房子中央是一个大餐桌,上面被各种你想象得到的珍馐美味堆得满满的。
不过,每个人都被一条不可跨越的鸿沟与桌子隔开。
每个人手里都长着一根长长的勺子,可以抵达桌子的任何位置,舀起桌上任何一种美味。
然而,由于勺子太长,没有人能把吃的送到自己嘴里去,结果,在这房子里的每个人都忍受着饥饿而又无法得到食物的折磨。
这人看后很不安,就要求看看天堂是什么样子。
天使就把他带到另一间看上去和原先那间一模一样的房子。
这个人大惑不解,就问天使是不是误把自己带回原来那个房间了。
天使告诉他,这确实就是天堂。
他注意到的最大区别就是:
每个人都乐不可支地帮助别人吃到他们想从桌上吃到的东西,每个人都替别人舀起想吃的食物喂给他吃。
这个宴会另一边刚好还需要一个人,这个人兴奋不已,迫不及待地要加入到他们中间去。
天堂和地狱的区别就在于能否合作。
奥运奖牌与麻省校园的启示
2008年,当我们共享在奥运会上收获金牌的荣光时,我们注意到,绝大多数奖牌分布在个人项目中,而不是分布在团体项目中。
这是现行教育体制的产物,因为现在的教育体制强调的正是个体成绩,强调的是与别人的竞争。
那些攀上个人运动顶峰的超级巨星当然是伟大的,当他们代表我们获得成功时,我们为之欢呼,但我们却看不到漂亮的团队协作如何使每个个体构成一个更伟大的整体。
在麻省理工学院,所有一年级的学生必须住在校园的集体宿舍里,以便更好地融入其中。
学校宿舍的设计使来自不同领域的学生彼此相邻地生活在一起:
配有沙发和大工作桌的小休闲室散布于宿舍和校园的各个地方,紧邻着这些小休闲室的则有销售零食、点心的咖啡馆和商店,使这些学生得以常去闲逛,泡在一起聊天或用功学习。
我记得,对我而言,作为一个一年级学生,最艰难的事就是找到足够的时间来睡觉,这不是因为我有太多的作业要做,而是因为我一直忙于认识那些充满魅力的人。
我总是和一个来自希腊的化学专业的学生、一个来自牙买加的金融专业的学生和一个来自委内瑞拉的数学专业的学生聊到凌晨5点才睡觉。
因为学校要求每一个大学生都必须加入一项由一位教授指导的研究项目,我就要去发现人们正在努力进行的各种项目,还有正在人们头脑里酝酿的各种想法。
麻省理工学院的校区不像别的学院那样,按照专业或兴趣划分宿舍,而是鼓励人们互相交融,允许大学生和诺贝尔奖获得者在一起工作,从事最尖端的研究项目。
开放哲学与合作精神
这一开放的哲学还体现在开放课件首倡活动上,在开放课件活动中,无论身处世界上的什么地方,任何人都可以通过下载,免费在线获得麻省理工学院90%的大学生课程及作业。
这一开放活动的结果不是他们的想法被偷去,而是大量想法得到交换。
不同领域之间的通力合作已经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生活的正常状态。
去年,我读到一篇关于安吉拉·贝尔切教授的工作的文章,她的工作是建立使用病毒的下一代电子电路。
她把知识和来自看似不相关领域——如生物学、电子工程学和纳米技术的专业技术结合起来。
她能够这么做,就是因为她和那些研究其他领域的人们生活在一起而得到相互影响。
我自己的大学研究项目就是我的教授(他研究的领域是液体力学)和一个来自哈佛医学院的泌尿学教授之间合作的结果,具体来说,就是提出一个关于排尿过程的理论模型,以帮助我们设计出帮助失去膀胱控制力的患者的一些装置。
同样,远在纳米技术这个词流行之前,我就听说迷你机器人正在设计过程中,而且在机械工程师、医生和电子工程师之间成立了一个合作项目,要把这些迷你机器人注射到血脉中去检测和攻击癌细胞,并在其工作完成后自我销毁,通过尿液排出人体。
还有一位电子工程师决定搭建一些装置,来描述艺术品的电流及放电过程。
假如每个人只待在他们狭窄的专业领域,试图做到最好,而不花一些看似无用的时间和其他人交谈,发现他们在其领域正在做什么,就绝不可能取得突破性进展。
西方在科学上的重要创新突破都是建立在合作的基础上的。
举例来说,人类基因组工程就是一次世界范围的合作,绘制人类基因,并在线出版绘制结果,与全世界的科学团体分享,如此,新的医学突破才有可能以更快的速度得到推进。
致力于脑科学的保罗·爱伦研究所也将其绘制人类大脑的全部研究成果在线出版,和全世界的人分享,这样,更多的人类大脑研究才能继续做下去。
这样的例子我可以一直讲下去。
但是,列举这些例子的重点不只是为让中国迎头赶上,而是为让中国在创新的世界舞台上成为领导者,她不能再教育出个体贡献者式的新一代,不能只是满怀嫉妒地捍卫其自身渺小的知识实体,而是要自由自在地和其他人分享和交换他们的想法,努力取得更伟大的突破。
只有当我们中国人学会了真正超越个体竞争,实现通力合作,我们才能变得真正富有竞争力。
领导者都乐于分享并出类拔萃
他们都是好的合作者
当我看着那些被麻省理工学院录取的学生的档案时,我发现他们有一些明显的共同特征,就是不仅天资聪明,而且也是很好的合作者。
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提到这样的经历:
他们在其中处在领导者的位置,尽力做好一切,但是他们学会了授权、分享和信任,最终,成为了更好的领袖。
另一些人,则把他们的成功归功于老师、导师和同学,这些人帮助他们在研究或竞争中,变得出类拔萃。
乐于分享而不是以支付高额费用保护知识产权的真正好榜样就是奥迪公司。
与海外其他汽车制造厂家(他们既想从中国庞大的潜在市场中获利,又担心多年研究和发展的成果被偷用)形成强烈对比,奥迪公司决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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