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几点思考2万字内部稿.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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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几点思考2万字内部稿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几点思考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和党的十七届三中、四中全会《决定》又进一步阐述的一个科学命题。
近日,由中华战略文化论坛和时事报告杂志社共同举办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与中华战略文化”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邀请来自不同领域的30多名专家学者,共同就新形势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提高中华文化软实力等重要问题展开讨论。
现将会议主要发言摘登如下,仅供参考。
嘉宾: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秦宣
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韩震
全国政协委员李汉秋
国防大学军队政治工作教研室副主任、教授公方彬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郭建宁
《时事报告》主编、中央编译局博士后王万征
高度重视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秦宣
随着全球一体化的深入,思想文化领域斗争日益加剧和复杂化,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问题越来越突出。
面对西方敌对势力针对我国做出的层出不穷的“新手法”,作者提出十条建议,包含必须加强国家意识形态研究,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继续开展党的基本理论教育,大胆借鉴西方文明成果,加强对中华文明的宣传和研究,改进工作方式和方法,重视网络媒体上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队伍建设以及建立意识形态安全机制等。
一个社会是否和谐稳定,一个国家是否安全,既取决于国家的硬实力如经济实力、技术实力等,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如民族精神感召力、民族凝聚力、意识形态的整合力、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等。
意识形态安全是整个国家安全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如果失去了意识形态领域内统一的指导思想,社会就会陷入一盘散沙,国家自身的安全也就无法保障。
冷战结束后,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斗争依然深刻复杂,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
在当今世界,已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注意到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性,开始采取各种措施维护本国的意识形态安全。
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把意识形态作为实现其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并把它渗透到方方面面。
就连美国这样的世界超级大国,在冷战结束后也在担忧其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其最后一部著作——《我们是谁?
——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中,不仅表示了这种对美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担忧,而且提出了加强美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建议(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外部环境快速变化,国内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情况下,重视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尤为重要。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形势不容乐观,意识形态安全面临新的挑战。
近几年来,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推行的意识形态渗透方式发生了新的变化,除了继续对我国实施西化和分化,即搞全盘西化和分裂主义外,还采取了一些新的手法:
一是在全球范围内借苏东剧变和冷战结束极力宣扬“淡化意识形态”,企图让我们淡化政治意识形态,淡化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淡化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二是利用我们执政党内少数党员和政府中少数公务员的工作失误、少数腐败分子的腐败行为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添枝加叶,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加以丑化,企图使人们对共产党失去信任,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三是利用冷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这一事实,通过鼓吹“马克思主义过时了”、“社会主义失败了”等,企图搞乱人们的思想;四是强化西方意识形态的霸权地位。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企图利用西方的“精神和文化价值观”影响和动摇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信念,从而逐渐侵蚀社会主义的基础;五是散布所谓“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等论调“妖魔化”中国,攻击中国的爱国主义为“狭隘民族主义”,视中国的社会主义为“极权主义”,企图搞乱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削弱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六是利用经济手段进行文化“植入”。
西方国家通过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交往中挟带意识形态“私货”,把“人权”、“人道主义”同经济活动挂钩,利用一切手段大力宣扬西方资产阶级的一套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达到“以接触促演变”的目的;七是通过广播、电影、报纸、网络等文化产品的输出,公开或隐蔽地推销其社会政治理论、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
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新策略,要害是要动摇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共产主义的信念,破坏我们的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以达到人们对共产党信任的丧失和对社会主义信心的丧失,而这一切,恰恰针对的正是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在国内,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扩大,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们的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进一步增强。
这种变化趋势虽然总体上是积极的,但在这个过程中,非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也有所滋长,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在一些地方还严重存在。
还有一些人,受西方思潮的影响,也在极力散布“淡化意识形态”,鼓吹“意识形态多元化”和“指导思想多元化”等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受到来自一些负面因素的挑战。
所有这些都表明,我国正在丧失自我认同的国家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变得越来越模糊,道德意识形态出现某种程度的滑坡。
所有这些也表明,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维护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确保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面临着新的挑战。
这种情况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否则会扰乱人们的思想,造成社会思想的混乱,影响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从而影响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大局。
发生在西藏的“3·14”事件和发生在新疆的“7·5”事件,已充分暴露出我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方面存在的问题。
中华文明具有五千年历史,但民族多样化历史性地造成文化认同感方面的一定分歧。
这既为西方国家进行价值观渗透和宗教势力进行宗教渗透提供了机会,也为我们用统一文明凝聚国人思想提出了难题。
我们这样一个具有13亿人口的大国,如果思想处于混乱状态,则有可能演变成社会动荡,甚至政治剧变,就会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巨大的灾难,对整个世界也可能是一场灾难。
我们必须从提高综合国力、掌握国际文化竞争和国际意识形态斗争主动权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重大意义,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切实维护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意识形态安全。
为确保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我们建议:
第一,加强对国家意识形态的研究。
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正处在一个新的起点上,我国的意识形态建设正处于关键时刻。
如何把西方国家政治意识形态中的合理成分,中国儒家文化传统中的精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优秀道德以及在改革开放中形成的创新精神,整合起来,形成一种新的国家意识形态,这是我们当前必须高度重视并加强解决力度的问题。
没有被人们普遍认可的核心价值体系,中国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强国。
第二,始终坚持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反对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第三,继续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160多年的发展史,探索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引导人们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
第四,继续深入开展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教育,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
第五,在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基础上,坚定地实行文化领域的“双百”方针,大胆地学习与借鉴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一切人类文明成果。
第六,加强对中华文明的宣传和研究。
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但在今天的全球化世界中,中华文明正在丧失其影响力。
而在国内,在我们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的过程中,少数民族自身的文化认同感正在逐步强化,中华文明的多元化也随之逐渐明显,而如何多元化的统一却没有系统化的战略思路。
长期下去,没有被断裂的中华文明很有可能在全球化、市场化的冲击下被分裂。
统一的中华文明不存在,国家意识形态就难以存在。
这是十分让人忧虑的问题,也是现在需要加强研究的问题。
第七,改进意识形态工作的方式与方法,加强马克思主义宣传理论阵地建设,为改革开放以及意识形态工作营造良好的宏观环境。
第八,高度重视网络媒体上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
当前,互联网已经成为各种社会思潮、各种利益诉求的集散地,成为意识形态较量的一个重要战场。
针对网络传播无国界、隐匿性和交互性强、传播速度快、传播面广等特点,我们必须从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高度,抓住信息化的历史机遇,善于运用先进技术传播先进文化,积极发展中国特色网络文化,使互联网成为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前沿阵地。
第九,继续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队伍建设,按照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派的要求,造就一批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学贯中西的思想家和理论家,造就一批理论功底扎实、勇于开拓创新的意识形态工作者。
第十,加强党和国家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建立意识形态安全机制。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程中,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特别是思想政治工作。
各级党委的主要负责人更要带头研究意识形态领域特别是思想政治工作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对意识形态工作部门给予具体的指导与支持,真正使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落到实处。
民主、公平、和谐、进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时代新内涵
韩震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必须要渗透并统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诸领域,同时要体现出新世纪的时代特点。
民主、公平、和谐、进取,这其中民主包含着自由,公平注释着正义,和谐蕴涵了人道,进取也包括了开放的心态。
中央提出要进一步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这是一项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的工作。
这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内在统一性,有利于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群众中感召力、吸引力和认同感,有利于提升我们国家在国际舆论中的影响力、竞争力和软实力。
一、过去,我曾经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建设必须从“体系的构建”转向“观念的凝练”,而且当时提出的设想是“民主自由、公平正义、人道和谐、开放进取”。
经过近来的反复思考,我建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可以凝练或确立为:
民主、公平、和谐、进取。
因为,民主可以包含着自由,公平能够注释着正义,和谐已经蕴涵了人道,进取也包括开放的心态。
作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民主、公平、和谐、进取渗透并且分别统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诸领域,尽管每个核心价值理念可能是某一领域的主要价值。
在经济方面,我们的核心价值理念主要是公平;在政治方面,我们的核心价值理念主要是民主;在文化方面,我们的核心价值理念主要是进取;在社会方面,我们的核心价值理念主要是和谐。
鉴于汉语读说的韵律,我们可以将我们的核心价值理念或核心价值观的序列确立为:
民主、公平、和谐、进取。
在经济上,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都是批判各种剥削制度,力图在生产力发展和历史进步的基础上,建立起人人平等、共同富裕的公平或正义的社会制度吗?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为了实现人类对正义价值的追求,通过现实的探索构筑人与人之间平等相待的经济制度基础。
在政治上,实现真正全面的民主,实现所有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进步的最高价值追求。
同时,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力之所在。
邓小平指出: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
”我们不能把民主自由看成是完全西方的概念。
实际上,欧洲在历史上也长期处在奴隶制和封建制的黑暗笼罩之下。
其次,民主概念也有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探索——“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当然,作为现代性概念,中国人民对民主自由的追求,的确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
近代以来,为了建立人民民主的社会,中国人民前赴后继,进行了不懈的奋斗,这恰恰说明了民主自由代表了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
在文化上,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自强不息,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成为世界历史上唯一绵延不断的文明。
但是,民族精神或一个民族的价值追求是对民族现实的历史创造性活动的引领和反应,必然带有一定的历史时代的烙印。
没有民族精神作为根基,时代精神缺乏深厚的社会历史底蕴,很难深入人心;同样,没有时代精神的激发,民族精神也只能是僵化的思想,民族精神的生命力只有融入时代精神的开放性、创造性、超越性才能展现其魅力和价值——所有这些都可以凝练为一个价值即“进取”。
我们在近代的落伍,就在于民族精神没有获得时代精神的充分注入;我们在新时代迅速地发展和崛起,就在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相互充盈和交相辉映。
在社会方面,中国人历来注重和谐,讲究和而不同。
和谐,可以说是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就尊崇的价值理念。
但是,在古代中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为贵”的理想只是排斥了人民(小人)的统治者(君子)内部所倡导的规范,因此不仅是片面的,而且也是难以真正实现的。
然而,我们不能因为这些理想的历史性就否认它们的普遍价值,毕竟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努力不断扩展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理想的适应范围和体现深度。
我们现在的任务也应该是开拓这个价值的世界意义。
对外,我们主张和平发展,构建公平的世界秩序;对内,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
如上所述,我认为,民主、公平、和谐、进取这四个价值,就是符合中华民族历史传统且又代表人类历史发展方向的价值理念。
二、不宜把以下一些价值概念当作核心价值理念,比如“富强”、“共同富裕”、“文明”、“人民至上”,等等。
为什么“富强”、“共同富裕”不能当作核心价值理念呢?
我们必须考虑到,现在中国已经是开放的大国,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深已经使我们的思维必须同时适应国内和国外两个大局。
当我们以这种思维考虑问题时,凝练我们的核心价值理念就必须在大战略的坐标上思考问题。
譬如,无论“富”还是“共同富裕”,都是我们国家和人民追求的目标,但是却不宜成为我们的核心价值理念,因为国际上价值观的竞争是趋向超越单纯的物质生活的,也就是说,如果被认为过分“物质主义”,会使自己处于比其他价值观较低的序列上,不利于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形象,也使我们在价值观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另外,在公平之中,实际上已经包含了“共同富裕”的意思。
而强(strong)即国家的强大,的确是我们梦寐以求的目标。
可是,我们必须考虑如果以其作为我们的核心价值理念,其他国家的人会如何看待我们。
现在,我们不是经常面对各式各样的“中国威胁论”吗?
为什么“文明”不能当作核心价值理念呢?
文明一词有很多含义,但最主要或最常用的大概有“文化类型”和“社会互动礼仪”两种。
前一种如“古代文明”、“近代文明”、,也如“东方文明”、“中国文明”等等。
作为核心价值理念的文明,显然不是从这种意义上讲的。
如果从“社会互动礼仪”,那就是人们比较重视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尊重,遵守社会规范,维护公共秩序。
由于人们的不同表现,往往有人比其他人“更文明”或“不文明”。
如果在这个意义上讲,把“文明”列为核心价值理念,那么就显得有些下位或低点了。
为什么“人民至上”不能当作核心价值理念呢?
我们党已经把以人为本标记在自己的旗帜上,如果提人民至上,就容易让人理解为有差别地理解人,而不是平等地理解人。
如果从有些人不属于人民的范畴,那么“人民至上”这个概念在更具普遍意义的概念——公平、人权、人格平等、人的尊严——面前,往往就需要为自己的“至上”与“非至上”的区分作进一步解释和说明。
如果是指与官员干部相比,那么这种至上的区分就显得没有实质意义。
一方面,在执政党执政为民的意义上人民的确应该至上,但另一方面,在更高的意义上,人不能分为上下,毕竟干部也是人民的组成部分,将其排除在外有什么意义和好处呢?
只有确立尊重任何一个人的规范,才能真正实现以人为本。
公仁义诚勤——关于建设核心道德的思考
李汉秋
弘扬主流道德观念,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有效途径。
“公仁义诚勤”,首倡公,就是把祖国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心中最重要的位置;仁与义,中国民族传统优良道德的核心,应当继承和发扬;诚,诚信为本,也是对《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20字基本道德规范的响应;勤,既符合中华民族奋发向上的传统,也顺应当今社会大发展的要求。
道德德目很多,我们不可能也没必要把各个方面的道德要求一一罗列让全社会记住背出。
同一道德体系中主要德目的道德精神是相通的,我们要选取处于核心位置的能够统摄、支配、辐射整个道德体系并能长久起作用的“常德”,作为核心道德,把它们突出出来,抓紧不放,不求立竿见影,务必要一代复一代,持之以恒地教化下去。
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和十七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战略任务,这对于我国进一步建设核心道德,是强有力的推动。
中华民族的新道德必须与中国人意识和潜意识中的传统美德相承接,才能生根成活,才能持续发展。
这样做也便于将潜藏于国人心中的传统美德复苏起来,培育起来。
以什么德目代表传统美德呢?
我以为,作为整体德目,可以“仁、义、礼、智、信”这“五常”为代表。
这五常高度概括了中华传统道德的核心价值理念和基本精神,是中华文化能发挥凝聚剂作用的重要因素。
道德观念是植根于一定时代的经济和社会基础上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
而对于适合新时代新生活的常德,则应着重提倡,我试着提出新五常,看看能否作为一种意见抛砖引玉。
公。
为公之心。
在汉语里“公”的含义很丰富:
可与个人、“私家”相对,指公共、“公家”(国家、单位、集体);可与“私心”相对,指人的“公心”;可指社会和为人的公平、公正、公道,等等。
公心、为公,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把“公”作为道德的最后标准,强化了对社会、对国家民族的义务感和历史责任感。
现在它更是我们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对于我们来说,为公就是为祖国、为人民;公心就是把祖国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心中最重要的位置,发扬集体主义精神,努力建设公平、公正、公道的和谐社会。
有了这一核心德性就会生发出诸多美德,焕发出时代精神。
仁。
仁爱之忱。
仁是中华民族道德精神的象征,孔子倡导“仁者爱人”,并把仁爱由亲人推广到所有的人,“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
在中华文化中,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特性。
以仁为核心形成的古代人文情怀,经过现代改造,可以转化为现代人文精神。
马克思主义把它升华为“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中国党和政府把它落实到“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以及“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价值目标。
世间万物万事中,人是最宝贵的。
人文精神的核心,我理解为对人的价值、人格尊严的尊重,一方面千方百计改善和提高人的生存状态、生存意义和人生境界,另一方面构建高尚的人类价值体系以引导人如何做人。
长期的封建社会和封建观念就是不把人当人,只重权力不重人;到了资本主义那里则是只重金钱不重人,使人异化为物的附庸。
要铲除这种人类不自爱的思想恶习可不是一朝一夕之功。
冷漠、缺少爱心,是当今的社会病之一,比如因没有谈好价钱,竟然见死不救,眼睁睁看着活泼的生命被吞噬。
面对这种现实,我们应当大力弘扬和培育人文精神。
而现代人文精神应是现代道德的重要基本元素,甚至是核心。
义。
正义、道义、公义。
义者宜也,是合宜、应该的意思,是作为人,应该依归的人间正义,应该遵循的最高道义、公义。
把义作为人的根本特点和基本价值取向,是中华道德精神的精华。
作为判断是非善恶的基本道德规范,义是为人立身处世的根本,是人间正道的准则和向导。
“舍生取义”的献身精神,与“杀身成仁”并行,成为中华民族崇高道德人格的光辉写照。
“义”与“利”关系的处理是价值观的核心,至今仍是道德的试金石。
在市场经济中特别要讲究“义利之辨”。
在人类历史的很长时期,利益驱动是人类进步的杠杆,我国历史已经证明,过早一概批判“物质刺激”,不利于生产力发展。
因此,在拨乱反正时强调一下物质利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能长期过分宣传对物质的追求。
在舆论上也要讲究生态平衡,要掌握好“度”。
儒家伦理中这方面的丰富资源我们也要加以开发利用,帮助人们正确对待金钱财富物质欲望,正确树立人生价值观。
诚。
为人之本。
诚信是做人的根本,也是社会正常运行的道德基础。
孔子说: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诚信被儒家称为“进德修业之本”、“立人之道”和“立政之本”。
我们经常诚信联用,“诚”是“信”的内在基础,“信”是“诚”的外在表现。
讲诚信是中华民族共认的价值标准和基本美德。
信用危机绝不仅仅是商业危机,而且是深刻的道德危机、精神危机;它不仅破坏经济,而且腐蚀人心、涣散社会、毒害民族!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把“诚信”列入20字基本道德规范中,并将它作为当前着力抓的重点,是非常正确的。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由家至国至天下,一切从修身做起。
而修身的起点是“诚意”,要从根本的心、性修养起。
勤。
勤劳、勤俭、勤奋。
勤劳勇敢是世所公认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华儿女以勤劳自立自强,历来依靠勤劳而在世界各地创业。
勤俭的传家宝不能丢,勤能补拙,俭以养廉,以理节欲,防微杜渐。
能自我约束而不贪,谓之“廉俭”。
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要代代相传,建设节约型社会,反奢华、反浪费、珍惜一切资源。
勤奋则不仅“勤”而且有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勤奋是智慧的双胞胎,懒惰是愚蠢的亲兄弟。
勤奋是创新的基础,创新是发展的灵魂。
勤于创新勇于改革,勤于进取勇于开拓,这是由“勤”发展出来的时代精神的核心,全社会应当共同提倡、培育、弘扬。
精神文明建设是整体性的系统工程,就道德抓道德是不够的。
应当以文化涵养道德,以道德提升文化。
传统美德是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优秀传统文化是传统美德的重要载体,传统美德依托优秀传统文化而传扬。
建议在学校教育和整个国民教育中加大优秀传统文化的分量。
把仁义礼智信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把公仁义诚勤作为核心道德,纳入到学校的教学内容之中,逐步实现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并落实到精神文明建设中去。
以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确立来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公方彬
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首要工作是确立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本着普世性、时代性、政治性、崇高性和民族性这五项原则,作者提出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可概括为民主、平等、公正、互助。
民主和平等是大众在社会活动中存在的关系,而公正和互助则是奠基于前二者基础上的努力方向,是一个社会对每个成员在承担公共义务时的期待和要求。
一、党的执政目标、执政方式和国家的发展状态催生核心价值观的产生
中国共产党先后提出了建设和谐世界与和谐社会的执政目标。
如何保证世界的和谐,特别是处在中国崛起,“中国威胁论”尚有很大市场的背景下,很重要的一点是把握世界脉动,找到切入点和突破口。
世界有什么脉动或发展趋势?
突出表现在大国博弈已经和正在进入以核心价值观为支点的时代。
国家间存在三大博弈:
政治博弈、利益博弈、价值观的博弈。
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形成了以美、苏两大霸主为首的两大政治集团的对峙,那个时候所有国家的交往决定于政治制度。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社会主义阵营瓦解,西方产生了“意识形态终结论”,现在讲意识形态终结为时尚早,但国家交往肯定不像以前那样凸显政治制度。
至于利益博弈,这是只做不说的东西,因为大国还要担负道义的责任。
如此核心价值观的博弈凸显出来,这是一个既可以做也可以说的东西,并且谁喊得越响,道义感越强。
特别需要关注的是,核心价值观的博弈对我们的挑战要远大于西方。
政治制度博弈带有你死我活的性质,因其激烈性而易于凝聚本集团的力量,核心价值观的博弈则属于文化的范畴,因而泯灭或弱化了激烈程度,这种情况下凝聚本集团的力量相对困难得多。
从社会结构和运行方式来讲,西方社会有宗教信仰和职业规范约束人们的行为,我们社会则一直以政治来建构思想和行为规范,当政治制度博弈弱化后,替代力量必出现一定程度的真空,这也是和谐世界建设牵动着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原因。
进一步分析,和谐社会不仅仅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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