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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文化核心机密
中西方文化核心机密
——半部《论语》误中国批于丹《论语》心得
作者/叶青山王肇基
不管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典故是真是假,反正于丹认为是真的。
最近于丹又在央视“百家论坛”讲《论语》,并且各种媒体都将其炒得火热,于丹讲论语的书卖得特别好,已超过了易中天。
成了2007年中国最火的明星学者,并且据说于丹还要在央视百家讲坛讲《庄子》,估计将会是2008年更火的明星了。
若从于丹的口才说,确实人才难得。
据她说,她从四岁开始就读《论语》了。
怪不得,她具有论语的“童子功”!
但是,我们觉得半部《论语》不但治不了天下,也治不了中国。
就全部《论语》也治不了中国。
恰恰相反,只要用中国的元气论哲学治中国,只半部《论语》就可误中国几千年。
能救中国的,只有科学和民主法治。
中国处在现在的大转局时期,早已被中国有识之士批倒多次的有害的传统文化(包括《论语》在内),怎么又被于丹称为“光芒万丈”的至宝拿出来颂扬呢?
怎么又轻易地炒得火热呢?
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现代科学?
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工业革命?
中国为什么多灾多难,柔弱得任何列强都可欺负?
近二百年来,中国的人民,历尽万难,用鲜血和生命去寻找原因和出路,才有洋务运动、康梁变法、孙中山革命、五四运动、共产党革命等一步一个残局地、才好不容易地发展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决策。
所谓改革开放,大家都知道,是向西方开放,包括向西方学习。
二十多年来,中国才刚刚有点起色,中国人才吃了几天饱饭?
早已被多次批倒的一些旧的文化形态怎么这么快可又被端出来供奉?
而且这么快!
这是多么可怕的一种预兆呀!
这说明我们虽然多次对旧的有害的文化形态进行批判,但都没挖出根子来,还是没有真正认清它们的本质,因而使历次批判就像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出一茬,再割再出…….看来非得挖出根子才能看清本质。
不能再误国了!
这里我们先从“李约瑟与爱因斯坦公案”谈起。
连中国很多学者也不知道的李约瑟与爱因斯坦为中国的文化基因还发生过一场非常惊心的公案,这是个非常重大的问题,这是个涉及中、西方文化基因的问题。
李约瑟与爱因斯坦的公案
英国人李约瑟从1942年来中国就准备写《中国科学技术史》,他说:
“西方所有科学,在中国古代都已做出来了”。
对中国古代科学吹得沸沸扬扬。
李约瑟的鼓吹,引起了美国的“科学史”学者们的主意。
1953年美国加利福尼亚的J·E·斯威策去信问爱因斯坦,对李约瑟书的看法时,爱因斯坦在给J·E·斯威策的回信中,有这么一段著名的论断“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
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
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
要是这些发现果然都作出了,那倒是令人惊奇的事。
”《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547页,(1983年本)
爱因斯坦不但是个伟大的科学家,而且被世人公认为伟大的思想家,对世界科学产生及发展的大致情况是知道得很准确的。
上边爱因斯坦那段论断中,准确无误地,毫不含糊的可以确定,西方科学所产生的两个基础:
一是希腊的形式逻辑体系,二是系统实验体系,“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
并且针对李约瑟,所说中国在没有逻辑体系和实验哲学的情况下“在中国古代都已做出来了”的说法,又郑重而重复的强调一句说:
“要是这些发现果然都作出了,那倒是令人惊奇的事。
”爱因斯坦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文化基因中的缺陷,这是中国人始料不及的。
如果中国人早点沿着爱因斯坦的论断去找中国文化的缺陷,我们国家就不会走几十年的弯路了。
后来李约瑟知道了爱因斯坦影射他的这一论断后,在1961年7月的牛津科学史讨论会上,很多史论家都同意爱因斯坦的论断。
这一下惹恼了李约瑟,他在爱因斯坦不在现场的情况下(爱氏于1955年4月在美国去世),李约瑟激烈地批评了爱因斯坦。
李约瑟指出:
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在古代中国产生,这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
他强调说:
“非常遗憾,这封肖伯纳式的信,以及其一切轻率的笔调,现在却被用来帮助贬低非欧文明的科学成就。
爱因斯坦本人本应率先承认,他对中国、古印度、阿拉伯文化的科学发展(除对他们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这一点外),几乎毫无所知,因而在这个法庭上,他的大名不应被提出来作为证人”。
《李约瑟与中国》第469页。
李约瑟为写《中国科学技术史》和中国人几十年的水乳交融关系,使他也具有和中国人一样“中国,世界中心之国”的“情结”,听不得别人对中国说一点不是,真是可爱极了!
爱因斯坦的大脑,是我们这个星球上最伟大的大脑,至今还保存着以备研究,他又是搞科学的最高权威,从《爱因斯坦文集》中就可看到他对西方为什么能产生现代科学的因原,有不少篇章都断续提到。
他关于中国科学不会产生现代科学的论断也是他一辈子科学实践的经验和理性的总结,是不会错的,李约瑟完全没必要生这么大的气!
还有个事情使人哭笑不得,说出来可以从中悟到一点中国学术界的愚昧。
1942年开始,李约瑟在世界上宣传中国古代的伟大科学,1953年爱因斯坦提出质疑,1961年李约瑟在牛津大会上痛斥爱因斯坦。
1976年中国人编译《爱因斯坦文集》误译爱因斯坦关于中国古代科学的论断,而且是把最关紧要的一句话译反: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那就是西方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中),以及通过系统实验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文艺复兴时期)。
在我看来,中国贤哲没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
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部做出来了。
”把原意的“要是这些发现果然都做出来了,那是令人惊奇的事”。
翻译成“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都做出来了。
”
中国这种惊人的错误的翻译,显然是受当时“李约瑟现象”影响的。
因为李约瑟在世界上轰轰烈烈地宣传“大量实事说明了,西方所出现的科学,其实在中国古代都全部做出来了”。
后来这个错误的翻译在《爱因斯坦文集》1983年的再版时,被纠正过来了(可能因为那时中国已改革几年了,中国人开始聪明起来了,不再一味地听李约瑟的了。
)
李约瑟在几十年里领导着写了《中国科学技术史》一到七卷,他说他最后一卷要回答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现代科学的问题。
人们都殷切期盼着李约瑟能在最后一本(第七卷)书中回答“中国为什么没产生现代科学”的难题,但遗憾的是第七卷也出版了,“中国为什么没产生现代科学”的问题仍然没有作出解答,不久李去世了。
这就是李约瑟留下的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至于说爱因斯坦的正确论断为什么没被重视,可能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1976年第一次错误翻译中“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部做出来了。
”对中国知识分子有先入为主地影响,不管西方有什么新创造,中国知识分子都能生办法说“中国古巳有之”!
再一个原因是中国是个“偏不反思自己”(鲁迅语)的民族,以“中国”,“中心之国”心理,养成了传统的民族心理。
李约瑟反对“西方中心论”,实际是“中国中心论”在起作用。
而中国人反而对李约瑟(没作出正确回答的人)倍感重视和可爱,他每次来中国都以国宾接待,而对正确回答了问题的爱因斯坦反而轻视。
李约瑟批评爱因斯坦没到过中国、印度等,就不会有正确的判断,那么马克思也没到中国,马说的中国的“小亚细亚生产方式”为什么反而被李约瑟当真理反复引用呢?
李约瑟在剑桥所建的李约瑟研究所新楼,实际是他在香港华商中筹资兴建的,西方人是不太信他的。
李约瑟在世界上是几等科学家、思想家?
这我不知道,反正爱因斯坦是一等一级的科学家和思想家,这是确定无疑的。
但中国人偏不信爱,而信李!
由于中国(世界中心之国)的长期虚骄,因而爱听好话,凡说中国好的,不管正确不正确,都爱听,凡说中国缺点的,即使是真理,也不太重视。
对爱因斯坦非常重要的论断几乎被国人遗忘了,就是这个“原理”在起作用。
我们认为李约瑟所总结的所谓中国的一些“科学”,都是农业社会的产物,属农耕文化,中国又是世界上最重视农业国家,人口又多,在农业社会有比别国更多的发现是很自然的事情。
农业社会,它是以“体力工具”支撑着的。
什么叫“体力工具”呢?
体力,就是人的身体、牛的身体、马的身体等所发出的力。
这种力量怎么发出来的呢?
是以几块肌肉的收缩和伸展拉动几块骨头所产生的。
用这种力挖地、拉车、做活。
这种力效率极低。
农业的体力工具的产生只是经验的总结,只须归纳逻辑,不需要形式逻辑的演绎过程,现代科学是在知道了某一定律或定理,有目的、准确地创造,这来得快,来得准,效率高,和农业时期体力工具的发明根本不是一回事。
当我们站在现在的挖掘机前,看它工作,你会深切地感到“动力工具”力量的强大,它的一分钟工作量足可抵10个人一晌的工作量,这还不说大电动机,大火车,大轮船的动力。
工业社会是“动力工具”支撑着,但动力工具是需要逻辑学的(数学逻辑、物理逻辑、化学逻辑等等)。
没有形式逻辑学,我们甚至连个简单的螺丝杆和螺丝帽也是做不出来的,还奢谈什么机械,还奢谈什么动力?
!
(车螺丝帽的机床就是按数学逻辑设计出来的)。
信息社会是以“智能工具”支撑着的,什么是智能工具?
电话、手机、微机、自动生产线等等,这些有的是需要动力工具制造,有的是直接得用逻辑学编制程序。
动力工具离不开逻辑学,智能工具更离不开逻辑学,而古代农业工具是不必定需要逻辑学的。
所以,逻辑学是现代科学之母。
“知识就是力量”的名句,是现代科学之父培根的话。
实际最近翻译界才发现,这句话起初中国人翻译错了!
原意应当是“逻辑就是力量”。
西方的逻辑学是从古希腊“纯形式逻辑学”发展而来的。
中国没产生现代科学,很显然是因为“中国的贤哲没走上这一步”,“这用不着惊奇”。
如果按李约瑟说的“这些发现果然都作出来了”,“那倒是令人惊奇的事”!
因为只有逻辑学才能产生巨大的动力机械之力!
不过,李约瑟必竟是经过了几十年对中国没产生现代科学原因的研究,他最后也列举了几乎是中国所有与西方不同之处,但还是令人摸不着头脑。
可见,能找到现代科学未能在中国产生的原因,是非常困难,也是非常关紧的问题。
李约瑟虽然很受中国传统文化人们的欢迎,但,不幸的是:
就是因为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耽误了中国人向先进文化学习的决心和时日(康梁变法失败、“五四”运动失败、计划经济失败就都已经耽误了),我们曾因李约瑟的书又骄傲了几十年,也推迟了深入向西方学习的几十年。
可惜得很!
对于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现代科学,爱因斯坦说是中国没产生逻辑体系和系统实验哲学体系。
那么,他也没有对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逻辑体系和系统实验哲学找出原因,对西方产生的这“两个伟大成就”也没有论证它产生的根源。
西方产生的根源和中国没产生的根源需不需要探索呢?
回答是肯定的!
不找出根源,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为何没有产生现代科学”的难题。
挖不出这个文化基因的“根子”,就会多次产生《论语》热,“庄子”热!
近十几年,我们没有在李约瑟等人研究成果前停步,我们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现况和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上,重新进行思考。
我们研究的入口是从人类的价值观和物质观开始的。
这是个更本质更新的视角,这是个巧妙的发现!
因为文化都是继承和积累的结果,继承和积累都不是胡乱地什么都积累起来,它必定要有个选择和淘汰的过程,这就叫“价值取向”。
在不同地域生活的人群,有不同的标准,这标准就是价值观。
这价值观是怎么来的呢?
凡有利于人们生命存在和发展的,就会被人们认为是有意义的、好的、有价值的。
凡是好的,有意义的、有价值的文化就会被继承和积累起来。
这被积累起来的文化,就是我们的文化史。
中国的近代伟大哲学家梁漱溟在《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说:
“意欲是社会历史和文化发展的根本”。
这“意欲”就是价值取向。
千百万人的价值取向,就是“历史和文化发展的根本。
”
在不同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中生活,在不同的社会实践中,人们会有不同的价值观。
例如在古希腊200多个小岛生活的人们,没有多少可耕地,主要靠商业生活。
中国古黄河依靠农业,“万物土里生”,氏族固定聚居等社会实践,就有不同的好与坏、对与错等等的观念。
在古希腊那种海岛性生活中,最易产生个体性价值观;在古黄河的内陆性生活中,最易形成整体性价值观。
在后来的历史中,古希腊又由个体性价值观产生了原子论的物质观;古黄河又产生了元气论的物质观。
再后来,古希腊的原子论物质观以研究“物”为主就产生了形式逻辑学;古黄河产生了以研究“集体秩序”为主、研究人为主,就产生了道学和儒学(统称人学,和西方实学相对)。
再后来,西方在个体性价值观和原子论物质观的基础上,在商业和形式逻辑学的推促下,又新产生了自由性价值观和竞争性价值观。
中国在整体性价值观和元气论物质观的基础上,在农业迅速发展和氏族聚居要求秩序的推促下,又新产生了秩序性和中庸性价值观。
在后来的2000多年中,西方的文化大厦就在个体性、自由性、竞争性三大价值观和原子论物质观的推促下,选择和积累下,西方的文化大厦以科学、民主法治、市场经济的特征呈现出来。
中国的文化大厦就在整体性、秩序性、中庸性三大价值观和元气论物质观的推促下选择和积累下,中国的文化大厦以人学、人治、自足经济的特征呈现出来。
这种中东西方文化基因一对一绝妙的相对称,恰像一只蝴蝶的两个翅膀,我们把他画成了一个蝴蝶的形状,叫“一个蝴蝶的发现”。
这种论证提纲挈领,是一个绝妙的有机整体,有结构性的分析论证。
这是爱因斯坦论断的难得的具体化(恐怕他也无暇研究这么细),是李约瑟研究基础上的理性化和深入及延伸(李也提出了一大堆现象,但无法纲领化,没法做到“大道至简”,凡是很大很复杂的问题都必然能用简单的概括或形式表示)!
这就是中、西方文化的“基因”,也是中、西方文化的核心机密。
下边我们就来谈谈个体性怎样在古希腊形成,整体性怎样在古黄河形成;原子论怎么在古希腊形成,元气论怎么在古黄河形成;形式逻辑怎么在古希腊形成及文艺复兴又怎样形成试验哲学,现代科学才得以诞生的问题。
连带把中国尤其是《论语之类进行剖析》。
这才能使人看到中、西方文化的深根,看到本质。
当你看到他的本质的时候,你才可能大吃一惊!
古希腊个体性、古黄河整体性的形成
中国黄河中游整体性价值观的形成,大约在公元前两千多年前,那时黄河中游土地肥沃,气候湿润,中国人以农业为主,以氏族固定聚居的社会形式生活,在治水改土中形成了"人多力量大"的整体性价值观。
古希腊的个体性价值观形成,大约在公元前一千年前的奴隶社会时期。
由于多岛、河流较短、没有冲积平原,土地贫瘠。
他们不依赖农业,他们还要靠游牧、渔猎、手工业、尤其是商业生活。
他们的国家比中国发生的晚,那时铁器已开始使用。
古希腊人生活在200多个小岛上,常常在狂风巨浪的威胁之下,辛辛苦苦盖的房子,做的船,会在不知不觉中毁于飓风、台风、龙卷风中,人和人的劳动成果会毁于一旦。
你去过大海吧?
身在四周不见岸的大海中,人自身显得太渺小了!
心理会受到极大的压抑。
在这种情况下,人的求存意识会产生一种极强的抗争心理,这就容易使人产生很强的主体意识,自主意识最易在这种情况下产生。
他们每时每刻都得靠自身体能和智能来维持自己的生存。
他们不可能有农间条件养成空谈的陋习,他们不可能氏族固定聚居。
他们的意识中,要追求真实而可靠的办法来维持自己的吃穿住的一切条件。
他们没有宗族和家族可以依靠,他们的观念有两个最大的特征,就是靠自己,靠实际,所以他们在文化形成的时期,就充满了个性,充满了靠实、靠真的品性,来不得一点玄学。
而中国的农业社会的自然条件和宗族固定聚居,自然界可靠天靠地,人群中可以靠宗族、靠大家庭。
一切都是"靠",个体性比希腊差的多。
西方个体性的产生。
个体(我),原是自然界的一个事物,和自然浑然一体,只有产生个体意识后,“我”才从‘自然’中分离出来。
我和自然物混在一起时,“我”显然是看不清和自己混在一起的自然物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只有人和自然分开,才能产生个体性价值观。
个体观一产生,自主意识诞生了,个体的人觉醒了。
这一觉醒能产生两个作用:
一是个体人能反观自然,比以前“混”在一起时,要看得更清,能识庐山真面目了,就能产生求知的乐趣,就能刺激求智的欲望。
二是,个体的我从自然中独立站出来,就会产生一种急于认清自然和征服自然的意欲,又很容易产生要做自然主人的意欲,就会产生主观能动性,对研究对象就有“穷追不舍”的无限追求意欲。
只有能自我觉醒,能反观自然,人从自然中分离出来,人才知道人类自己是从何而来的。
动物们和自然混为一起,不能和自然分离,不会反观自然,因而动物们不可能知道自己是从何而来的?
具有这种个体性价值观的个人,就容易产生心理上的理性活动,对自然取认识、利用、征服的态度。
这就是古希腊产生“形式逻辑学”前因。
西方个体性价值观,不但促使了西方自然科学的发达,而且由于个体性价值观促使西方人的人格加强了,人的个性迅速得到伸展,从而促使人的社会性也得以发达,所以当文艺复兴以后,西方社会很快打破神权和君权,发现了人,发现了个人的伟大作用,所以社会向民主政治和民主法制迅速发展。
古希腊人的生活环境,迫使他们的价值取向是向外、向物、向实、向利的。
中国古黄河人的生活环境的优越,使我们的价值取向内、向人、向情、向虚、向义的。
向外、向物、向实、向利产生了实学(由形式逻辑形成的科学)。
中国人的生存靠家族、靠集体、靠整体。
离开整体,就很难生活。
整体观念已牢固地形成了。
在古希腊每个人生存得靠自己,加之铁器的使用,(在他们价值观形成的时候)一个人拿着铁器,再加上个体的体能和智能,就足以生存下来,只有个体的强大才能生存,没有整体可以靠。
这就自然的而且牢固的形成了个体性价值观。
古黄河人,以农业为主业,以氏族固定聚居为生存方式,在治水改土中烙印了"人多力量大"的观点,每个人都离不开宗族、家族的护佑,一切都是"靠",自主意识很薄弱,故而他们的价值取向是:
向内、向人、向情、向虚、向义,产生了虚学(玄学),最后变成了"人学"(和实学相对)。
人治成了不容怀疑的真理。
远离了物、远离了实、后来又远离了现代科学(虽然也有一些必需的发明),所以落后了,走上了多灾多难的道路。
这里需拿尼采的“主人道德和奴隶道德”及个体性、整体性价值观做个比较,你就会认识更深刻。
个性、价值、尊严不是天赋的,是自己努力完善自己才成的。
尼采说道德有两种:
主人道德和奴隶的道德(我认为译为主事人的道德和跟从人的道德更合原意)。
主事人的道德,应当是进取、特立独行,崇尚强大,鄙视柔弱,追求创新,拒绝平庸。
跟从人的道德的特点应是同情、仁慈和谦卑,而独立不羁的人则被跟从人看成是危险人物,这是弱者和无力者的道德。
大体上看,西方人属"主事人"道德;中国则属于“跟从人”道德.
尼采在这里说的两种人,正和我们说的个体性价值观的人和整体性价值观的人有同样的含义,正是有个性尊严、能创造的西方人,和整体性价值观的多奴性,虚谦卑的中国人。
整体观的人是要跟从别人,个体观的人是要特立独行能主事,能领着别人的人。
(来自尼采的《道德谱系学》一书)。
从中、西方一切文化现象分析看,西方文化是个体性价值观产生的;中国文化是整体性价值观产生的。
西方个体性价值观,中国为整体性价值观。
这就是中、西方最基本、最本质的不同。
古希腊原子论物质观的形成、古黄河元气论物质观的形成
古希腊人在形成了个体性价值观之后,他们在海岛的生活环境中,他们的知识必然向物、向实,不像中国万物土里生,老天爷各方面都侍候好了的。
古希腊人为了生存,不能向人、向情、向虚。
古希腊的哲人们面对大海和星空,都在思考:
构成我们这个世界的本原究竟是什么?
他们得确实弄清生活着的这个世界,究竟是什么?
西方哲学史上,是住在小亚细亚西岸的米利都学派的开山祖师泰利士(也译泰勒斯),他首先提出世界的本原的是水的命题。
因为米利都在海边,泰利士注意到,阳光蒸发了水成雾,雾升空成云,云又化雨水。
从此出发,他认为世界一切都是水的凝和聚的不同形式形成的。
泰利士提出水是本原虽无法证实,但却产生了一个伟大的概念:
即不管世界万物如何不同如何变化,但都来自同一本原,最后又复归本原。
从此,哲人们开始从千姿百态的万物中找共性,也就是找本质规律。
泰利士的本原为水的命题,引导了西方哲学从物的本质规律出发进行哲学研究。
接着研究的是泰利士的后学(可能是学生)阿纳克西曼德,传说他是第一个绘制了地图的人。
阿那克西曼德认为本原不应当是水,应当不是任何实物的特殊的东西,是不同于所有东西的东西,他把这种东西称为:
“无限者”。
无限者生出热和冷后,又从冷和热中生出万物。
如冷而湿的东西集聚为地,热而干的东西集聚而成日月星辰等等。
阿那克西曼德所指出的,世界是物质的,物质内部有个变化的过程,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
阿那克西曼德的“无限者”说很难理解,到了阿那克西曼德的学生阿那克西美尼时,阿那克西美尼认为,一团混沌而无边际的空气具有变化万端的性质(即中国认为的元气),由于气在不同时空时,它的浓度不同(即浓淡不同)就会形成万物。
如气在稀薄时就成为火,气在浓厚时,就成了风云,再浓厚时就成了水、土、石等等。
阿那克西美尼的贡献是,他认为万物都是由本原量的不同结合,他用量变来说明质变,这又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大飞跃,这对希腊哲学史发展提供了又一大贡献。
后来波斯人占领米利都后,大批男子被杀,妇女儿童卖为奴隶,米利都衰落了,它的近邻的以弗所代之而起。
以弗所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成为公元前6世纪末到5世纪初希腊最有影响力的哲人。
他认为世界本原不是水、不是不可捉摸的“无限者”、也不是气,而是一团火。
不过不是火焰,而是温暖的气息,通过转化,万物从火中生成又转化成火。
赫拉克利特的贡献是,不仅在纷繁多变的世界中存在着统一,还在于他在相对静止的形式中看到了事物绝对运动的一面。
南意大利学派(那时南意大利是希腊的殖民地)的毕达哥拉斯认为神秘的“数”是世界万物的本原。
毕达哥拉斯的贡献是,研究事物的规律,从数学入手可能是个捷径。
意大利的爱丽亚学派的后学巴门尼德,在世界本原的问题上,师承了色诺芬尼的学说,认为本原是永恒的,不生不灭的。
在他的论述中,本原是“存在”,存在是不变的,无始无终的,充满了空间,是思想的对象,它不是一般的具体物质形态,而是万物的本质。
本质的东西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思想可以把握,认为思想和存在是统一的。
巴门尼德的贡献是思想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把哲学讨论的范围又扩大了。
由于米利都学派,以弗所学派、南意大利学派、爱丽亚学派的研究成果,才使希腊后来的哲学有惊人的进步。
在米利都学派用单一物质如水、气、火解释世界本原和爱丽亚学派的单一“存在”到爱奥尼亚学派的强调“事物运动性”研究的基础上。
到了阿克拉斯的恩培多克列,批判的吸收前人的成果,提出了世界本原的“四根说”,他在他的《自然论》长诗中,把水、火、土、气说成是构成世界的本原,他主张世界千姿百态的事物,不过是这四种事物按不同的结构混合的结果。
恩培多克利的“四根说”的贡献是:
他启发了人们对本原“结构性”的注意,这就给原子论的产生又提供了一个思路。
这时,在希腊的本土,产生了对爱奥尼亚学说的修正热潮,为首的是阿那克萨戈拉。
阿那克萨戈拉大约出生于公元前500多年,他的老师是米利都最后一个哲学代表人物阿纳克西美尼。
阿纳克萨戈拉年轻时到了雅典,一住就是30多年。
阿纳克萨戈拉创立了“种子说”。
他把世界本原确立为“种子”,世界万物是由各自的种子形成的。
他说的种子并非植物的种子,他的种子是指“组成事物的最小微粒”,如肉是肉的微粒组成的,黄豆是黄豆微粒组成的。
世界上的事物,都是由那种事物的像种子一样的微粒构成。
事物无限,种子也无限。
恩培多克列的“四根”的“结构性”和阿那克萨戈拉“微粒性”的种子说,较好地解释了世界的多元性和复杂性,这就很容易导入后来的“原子论”了。
原子论的产生
早先米利都人留基波,他后来迁居爱利亚,他既熟知爱利亚学派的理论,又结合阿纳克萨戈拉的种子学说,提出了原子论的基本理论。
他是德谟克利特的老师。
德谟克利特是爱琴海沿岸的希腊城邦阿布德拉人。
他是个百科全书式的哲学家,他到过印度、巴比伦、埃及。
德谟克利特在留基波的基础上,对原子论研究得更加完善、具体,奠定了千年不易的原子论基础。
德谟克里特的原子论认为:
原子像种子一样不可分割,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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