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城镇居民收入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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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城镇居民收入分析
江苏城镇居民收入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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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2-2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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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全省经济保持了平稳较快增长,城镇居民收入水平也快速增长。
1980年至2010年间,江苏人均GDP增长98.3倍(现价),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53.0倍。
在“十二五”的开局之年,江苏提出了居民收入七年倍增计划,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能促进居民增收,使广大居民充分享受到改革发展带来的成果。
为此,我们对江苏城镇居民收入现状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力求寻找推进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的对策。
一、城镇居民收入现状
(一)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低于经济增长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与经济的发展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伴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我省城镇居民收入有了很大提高,但都滞后于GDP的增长。
从图1可以看出,1991年至2010年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跟随经济波动,GDP增速高的年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幅随之增高,GDP增速回落年份,收入增幅随之回落,但增长水平基本低于GDP增幅,仅1994年和1999年两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略高于GDP增幅。
图1 1991-2010年江苏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 单位:
%
(二)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较低
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居民主要得到劳动报酬,政府主要得到生产税净额,企业主要得到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
从图2可以看出,1990年以来,江苏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始终在50%以下,并且在2003年以后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政府所得和企业所得稳中有升。
从全国来看,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在1983年达到56.5%的峰值后,持续下降,2005年已经下降到36.7%,22年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
在美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维持在60%左右。
图2 江苏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 单位:
%
(三)从城镇居民收入结构来看,缺乏拉动收入增长的亮点
从图3、图4中可以看出,2002年以来工资性收入保持了稳定增长,占总收入的比重保持在60%左右,并且呈现出小幅下降趋势;经营净收入出现较快增长,但在收入中所占比重较低,对收入增长的拉动力有限;财产性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很低,没有成为收入的重要来源;由于近几年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标准连续提高,转移性收入与总收入保持着同步增长,占总收入的比重基本维持在29%左右。
图3:
2002年-2010年江苏城镇居民收入情况 单位:
元
图4:
2002年-2010年江苏城镇居民收入结构 单位:
%
(四)地区间收入差距显著
从十三个省辖市来看,2001年以来,宿迁一直是全省收入水平最低的城市,不及收入水平最高的苏州市的一半,2010年,苏州可支配收入接近三万元,宿迁、连云港和淮安可支配收入仍在两万以下,城市之间收入水平差距依然明显。
此外,县(市)城镇居民收入水平也存在严重不均衡,2010年,收入最高的吴江市是收入最低的泗洪县的2.63倍。
从三大区域来看,苏南、苏中、苏北之间收入差距的绝对值逐步拉大(见图5),2001年,苏南苏北收入差距2152元,2005年扩大至4779元,2010年进一步拉大至8013元。
从收入比来看,2001年,苏南、苏中、苏北收入比为1.30:
1.10:
1,2005年三大区域收入比扩大到1.46:
1.13:
1,2010年收入比为1.41:
1.14:
1。
“十一五”期间,苏北收入增幅超过苏南,收入比略有缩小,但差距依然显著。
表1 部分年份省辖市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单位:
元
地区
2001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南京市
8848
14997
17538
20317
23123
25504
28312
无锡市
9454
16005
18189
20898
23605
24576
27171
徐州市
7616
11185
12837
14875
16955
18769
20959
常州市
9404
14589
16649
19089
21592
23751
26269
苏州市
10515
16276
18532
21260
23867
26320
29219
南通市
8485
12384
14058
16451
18903
21001
23541
连云港市
6981
10006
11475
13254
15255
16958
19020
淮安市
6513
9115
10447
12164
14007
15646
17680
盐城市
6935
10580
12052
13857
15862
17664
20003
扬州市
7205
11379
12945
15057
17398
19416
21766
镇江市
7698
12394
14291
16775
19044
20949
23075
泰州市
7439
11122
12682
14940
17198
19143
21359
宿迁市
4899
7212
8176
9468
10959
12230
13784
图5 苏南、苏中、苏北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单位:
元
(五)收入水平与浙江、广东相比,差距依然存在,并且和浙江有差距加大趋势,但收入水平优于山东
在1980年,江苏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比广东低40元,在2000年,江苏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比广东低2962元,达到最大值,到2010年差距缩小至954元,江苏与广东的差距主要形成于“八五”时期。
江苏与浙江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从1980年开始,逐步拉大,至2010年,浙江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比江苏高4415元,并且拉大的趋势有所加剧。
表2 1980年以来江苏、广东、浙江、山东城镇居民收入 单位:
元
年份
江苏
广东
浙江
山东
苏粤差额
苏浙差额
苏鲁差额
1980
433
473
488
-
-40
-55
-
1985
766
954
904
-
-188
-138
-
1990
1464
2303
1932
-
-839
-468
-
1995
4634
7439
6221
-
-2805
-1587
-
2000
6800
9762
9279
6490
-2962
-2479
310
2005
12319
14770
16294
10745
-2451
-3975
1574
2010
22944
23898
27359
19946
-954
-4415
2998
二、城镇居民收入影响因素分析
(一)宏观因素
影响城镇居民收入的宏观变量很多,我们选取了1980年至2010年的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第三产业占GDP比重等指标进行分析。
构建一个经济计量模型,如下所示:
其中Income表示人均可支配收入,GDP表示人均GDP,Fiscal表示人均财政收入,用以衡量居民的税收负担;Loan表示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作为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发展状况的衡量指标,invest表示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用以反映我国各省市投资拉动的经济结构的基本特征,indⅢ表示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产业结构升级的发展状况。
首先,使用ADF单位根检验数据的平稳性。
这些宏观经济变量具有时间趋势,即随着时间推移,呈现平稳上升的基本态势。
在计量经济学上,称为非平稳变量,因此,在分析之前,我们仔细诊断这些数据的基本特征,使用ADF单位根检验数据的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可以看出,一方面,这些变量的水平值都不能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单位根的原假设,表明它们具有单位根过程;另一方面,它们的一阶差分都可以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表明差分变量是平稳的。
因此,我们认为,本文所用宏观经济数据均为非平稳变量,服从I
(1)过程。
表3 ADF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检验形式(C,T,K)
p值
结论
(C,T,1)
[0.4439]
单位根
(C,T,2)
[0.4609]
单位根
(C,T,0)
[0.8838]
单位根
(C,T,1)
[0.1754]
单位根
(C,T,4)
[0.6712]
单位根
(C,T,0)
[0.7541]
单位根
(C,0,0)
[0.0390]
平稳
(C,0,1)
[0.0090]
平稳
(C,0,0)
[0.0397]
平稳
(C,0,1)
[0.0099]
平稳
(C,0,4)
[0.0283]
平稳
(C,0,0)
[0.0004]
平稳
注:
通过观测数据序列是否具有时间趋势确定ADF单位根检验方程的具体形式,即是否包含常数或趋势项。
通过Eviews软件中的AIC准则自动选择最优滞后阶数K。
其次,使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构建宏观经济系统,并通过不同信息准则选择最后滞后阶数,如表4所示。
可以看出,LR(似然比检验)、FPE(最终预测误差)、SC(Schwarz)和HQ(Hannan-Quinn)信息准则等都选择最优滞后阶数为一阶。
表4 最优滞后阶数
滞后阶数
对数似然值
LR
FPE
AIC
SC
HQ
0
-97.4184
NA
5.04e-05
7.1323
7.4151
7.2209
1
99.1737
298.2779*
8.28e-10*
-3.9430
-1.9627*
-3.3228*
2
139.994
45.0437
8.45e-10
-4.2754*
-0.5979
-3.1237
注:
*表示最优滞后阶数。
再次,我们使用Jahansen协整检验这些宏观经济变量是否具有协整关系,结果如表5所示。
可以看出,尽管迹检验和最大特征根检验对协整关系的具体个数并不一致,但是它们都显著拒绝没有协整关系的原假设。
因此,我们可以对这些宏观经济变量的长期均衡关系展开进一步分析。
表5 Jahansen协整检验结果
迹检验
p值
最大特征根检验
p值
None
135.3688***
[ 0.0000]
42.3775**
[0.0270]
Atmost1
92.9912***
[ 0.0003]
30.5838
[0.1176]
Atmost2
62.4074***
[ 0.0012]
29.5755**
[0.0274]
Atmost3
32.8318**
[0.0217]
17.6367
[0.1440]
Atmost4
15.1951*
[0.0554]
14.4181**
[0.0473]
Atmost5
0.7769
[0.3781]
0.7769
[0.3781]
注:
*、**、***分别表示在10%、5%、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对于存在协整关系的非平稳变量,一般使用误差修正模型(VECM)研究不同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和短期动态调整关系。
但是,由于这里我们无法确切判断协整个数,而且我们主要关注长期均衡关系,因此,作为初步分析,我们使用OLS估计模型参数,结果如表6所示。
估计结果显示,人均GDP对人均可支配收入具有非常显著的影响,具体而言,每增加1单位的GDP,可支配收入就增加0.92,说明提高居民收入的有效途径就是大力发展经济,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另一方面,人均财政收入对可支配收入具有非常显著的负面影响,这是因为财政收入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居民的税收负担,税负越重,可支配收入越少;类似地,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也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这就意味着,如果政府一味追求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不是上升,反而下降。
因此,政府应该转变经济发展理念,努力实现从投资拉动到消费推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此外,扩大信贷规模、增加贷款余额,以及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也有助于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
表6 模型估计结果
参数
估计值
标准差
t统计量
0.9119***
0.0530
17.2060
-0.0930***
0.0097
-9.5406
0.0828*
0.0501
1.6519
-0.0044***
0.0017
-2.4846
0.0060*
0.0032
1.8541
0.0614
0.1547
0.3971
注:
*、**、***分别表示在10%、5%、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OLS残差是平稳的,这就说明表6的回归结果并不存在“伪回归”,估计结果是可靠的。
图6给出了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实际值和拟合值,以及回归残差。
图6 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值、拟合值和残差
(二)微观因素
城镇居民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占了六成左右,是城镇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
工资性收入主要来自于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分配,因此企业的分配效率和分配格局影响着工资性收入。
2010年,江苏在岗职工平均工资40505元,其中国有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51245元,远高于城镇集体单位和其他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并且差距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
由于占在岗职工人数一半以上的其他单位平均工资较低,这也阻碍了整体工资水平的提升。
表7 1998年-2010年江苏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单位:
元
年份
全部职工
国有单位
城镇集体单位
其他单位
各单位平均工资比
1998
8256
8872
6033
8867
1.00:
0.68:
1
1999
9171
9855
6452
9763
1.01:
0.66:
1
2000
10299
11109
6962
10698
1.04:
0.65:
1
2001
11842
12917
7543
11790
1.10:
0.64:
1
2002
13509
15030
8638
12633
1.19:
0.68:
1
2003
15712
17502
9836
14656
1.19:
0.67:
1
2004
18202
20876
11350
16346
1.28:
0.69:
1
2005
20957
24659
13064
18468
1.34:
0.71:
1
2006
23782
28722
15550
20691
1.39:
0.75:
1
2007
27374
33411
18837
23641
1.41:
0.80:
1
2008
31667
39325
22929
27067
1.45:
0.85:
1
2009
35890
45446
27022
29901
1.52:
0.90:
1
2010
40505
51245
31502
34260
1.50:
0.92:
1
从行业角度来看,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也存在着巨大的行业差异。
2010年,农、林、牧、渔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20876元,不及金融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86044元)的四分之一,此外,吸纳大量就业的制造业、住宿和餐饮业、批发和零售业等行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均在三万元左右。
由于国有企业的改制等原因,国有单位在岗职工人数从1995年的581.88万人下降到2010年的281.21万人,导致部分职工没有了收入来源,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从城镇居民就业的结构来看,2010年江苏城镇就业人员2520.87万人,其中城镇单位从业人员721.34万人,私营企业855.51万人,个体291.57万人。
2010年私营单位平均工资23402元,远低于城镇单位工资水平。
并且在各类企业中,职工工资增长普遍低于经济效益的增长。
除工资性收入外,其他非工资性收入也是城镇居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2010年江苏城镇居民经营性净收入2519元,占总收入比重为10.0%,主要得益于近几年城镇私营及个体从业人员数量的大幅增加,由2000年的177.75万人增加到2010年的1297.30万人,占从业人数的比重由4.0%提高至27.3%。
从全国来看,浙江的经营性净收入占总收入比重最高,为12.1%,达到3641元。
财产性收入也是城镇居民收入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投资渠道及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不确定支出角度,居民收入相当部分转化为储蓄存款,因此财产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较低,就国内各个省份来看,财产性收入普遍不高,但浙江省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1470元,是江苏的三倍多。
此外,对个体来说,教育、工作经验、所从事的行业、性别等因素对个人收入也有巨大影响。
2007年南京理工大学一份针对北京、江苏、广东城镇居民收入的研究表明,工资收入与教育年限存在正相关,多受一年教育,江苏居民收入回报优势为2.11%;工作经验对收入水平的影响也是正面的,每多一年工作经验,回报优势为7.18%。
(三)制度因素
制度对收入的影响体现在分配的各个环节。
首先,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没有完全建立。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国民财富总量不断增加,但是在财富分配的时候,个人被放置于相对次要的位置,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维持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导致占城镇居民收入主体的工资性收入增长有限,分配制度的不完善还导致各种灰色和隐形收入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分配的不公平。
其次,税收制度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缺陷。
目前促进就业的税收政策限制条件多且形式单一,主要按照项目进行优惠,并没有形成完整的优惠政策体系。
第三,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
社会保障制度在经历了覆盖面的扩大之后,保障水平没有得到很大的提升,养老、医疗和住房等问题依然困扰着居民。
第四,金融市场不发达,且缺乏有效的监管。
金融机构理财服务内容单一,造成居民投资渠道狭窄,并且金融业从业人员缺乏综合知识和丰富的从业经验,外部的分业监管模式存在不透明,使得投资者的权益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
三、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的政策建议
(一)宏观政策方面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长期而言,主要宏观经济变量与居民收入之间存在非常密切的影响和反馈关系,其中经济增长是影响居民收入的最重要因素。
因此,要实现居民收入七年倍增,首先要加快经济发展,并保持收入与经济协调发展,同时进一步完善经济结构,更加关注国计民生,切实提高居民收入水平。
具体而言,我们应该加快沿海开发,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新兴产业,推动第三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繁荣,降低经济增长对固定资产投资的依赖。
当然,收入水平的提高能够直接带动经济的发展,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活水平提高的良性互动。
诚然,当前仍然处于后金融危机时期,加强宏观调控还需在短期有效弱化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带来的影响。
全球的经济动荡短时间内不可能恢复,但是也为产业结构升级换代提供了契机。
特别需要注意过分依赖出口的经济体会受经济周期的显著影响,由此会造成收入增长的波动。
(二)微观政策方面
参照国际经验,日本在1961至1970年间也曾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因此,我们应该充分借鉴吸收其成功经验,包括引入“最低工资制度”、扩大社会保障计划、完善养老保险制度、削减个人收入调节税和企业所得税、提高农产品价格、全面提高所有群体的收入水平等等。
根据我省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采取以下具体措施:
第一,建立工资增长和协商机制,推动职工工资水平增长。
全面落实最低工资标准制度,推进劳动者工资协商制度的建立,要在工资增长和企业效益以及物价之间建立联动机制;视经济发展和财政状况,调整公职人员工资水平;加强劳动执法监察,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
第二,拓展收入渠道,提高非工资性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
鼓励居民开展多种经营,并且从政策上给予有力的支持,激发市场活力,可以有效的缓解就业压力,提高居民收入。
随着这些年经济的发展,居民普遍有了一定财产的积累,扩充财产增值的途径可以有效的提高居民收入,并且培育出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有利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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