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年成就之二 教育的辉煌成就.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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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三十年成就之二教育的辉煌成就
改革开放三十年成就之二:
教育的辉煌成就
一、教育的发展
(一)高等教育
1.招生数从1978年到2008年,中国普通高校招生报名人数约1.28亿,录取人数约5386万,其中,1999年实施高校扩招政策至2008年的录取人数约4010万,10年间录取人数占改革开放30年来录取总数的75%。
(2007年录取约600万,录取率57%,研究生41.86万,,1977年录取27万,报考人数570万.1978年考研63501人录取研究生10708人.)2007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超过2700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3%
2.学校数2007年,全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2321所。
全国共有培养研究生单位795个,其中高等学校479个,科研机构316个。
3.高校规模在校生平均规模2007年为8571人.
中等教育
30年来,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共为国家输送了1亿多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专门人才。
近年来,职业教育的发展驶入快车道。
2007年,中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总量突破800万人。
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已分别占据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
高中阶段教育(包括普通高中、成人高中、中等职业学校)
共有学校31255所,招生1650.18万人;在校学生4527.49万人。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66%
义务教育
从1986年颁布义务教育法起,经过10多年奋斗,中国终于在2000年实现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简称“两基”)目标,“两基”人口覆盖率超过85%,2007年进一步扩大到99%,跻身于免费义务教育水平较高国家行列。
2007年,普通高中在校生、幼儿园(含学前班)在园学生数量、特殊教育学校在校生数量均处于历史最高水平。
民办教育
民办教育从无到有。
2007年全国共有各级各类民办学校(教育机构)9.52万所(不含民办培训机构2.23万所),各类学历教育在校学生达2583.50万人
(二)教育机会的增多
2003年开始,“远程教育”这项重大工程覆盖了中西部36万所农村中小学,丰富了1亿多农村中小学生的精神世界。
2004年,国家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正式启动。
中央财政投入100亿元建设8300多所寄宿制学校,解决学生“进得来”的问题;实施“两免一补”政策,解决学生“留得住”的问题。
2005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明确国家全面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向全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并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寄宿学生提供生活补助。
2006年9月1日,修订后颁行的《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实施义务教育,不收学费、杂费”。
这一年,西部农村首先实施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
2007年春天,这项改革推行到全国农村;同年秋季,全国农村义务教育在免交学杂费的同时,还免收教科书费,1.5亿学生因此受益。
2006年至2010年,国家财政将新增农村义务教育经费2182亿元。
2007年,国家实行新的中等职业教育国家资助政策:
对所有中等职业学校在校一、二年级农村学生和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连续2年的资助。
三年级学生可通过工学结合、顶岗实习、半工半读获得一定报酬。
近1200万名在校学生因此获益。
同年,国家实施以奖、免、贷、助、补等全方位的新的学生资助政策。
每年500亿元的各级财政资金覆盖全国1800多所高校的400万大学生和1.5万所中等职业学校的1600万学生
2008年8月,国务院正式印发《关于做好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工作的通知》,规定从2008年秋季学期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全部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
30年来,一项项不断推进、力度空前的助学政策,既得益于改革开放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卓越成果,又体现了改革成果为人民共享的和谐社会理念。
亿万学子在感受教育公平、社会公平的同时,更增添了投身改革开放建设事业的热情和决心。
(三)教育改革的深化
1.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全国所有小学和初中全部使用新课程,21个省份在开展普通高中课程改革。
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强调学生是学习的主体,突出学生多元发展的机会,倡导教师与学生的互动。
随着这项改革的推进,曾经的“满堂灌”、题海战术和教师不容置疑的授课方式已逐渐淡出,对学生的评价也从过去单纯的成绩冒尖向兴趣广泛转变,学校也开始根据自身特色进行课程设置。
2.职业教育改革力度加大
国家加快发展职业教育、加大中等职业教育助学力度的重大举措,使一直受到歧视的职业教育开始拥有与义务教育、高等教育“平起平坐”的地位。
一个全新的教育体系正在形成,“教育真正成为面向全社会的教育”的图景日渐清晰。
3.统筹发展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积极统筹规模、质量、结构、效益的协调发展,把重点放在提高办学质量上。
“十一五”以来的3年里,我国高等教育招生规模总体保持相对稳定,年度招生计划增幅控制在5%以内。
本科教学评估、新一轮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等多项举措的推进,使高等教育更加注重内涵,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四)教育的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
2008年6月30日,北京第55中学国际学生部举行2008届学生毕业典礼,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的62名“洋学生”领到了毕业证书。
他们中的一部分将进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国内知名大学继续学习。
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同志作出了关于扩大派遣留学生的重要指示,中国的留学工作从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从1978年到2007年底,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121.2万人,出国留学规模由1978年的860人发展到2007年的14.45万人,30年扩大168倍。
中国各类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31.97万人,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30年来,中国已累计接收来华国际学生123万人次。
遍布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中国已与世界上188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教育合作与交流关系,与33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相互承认学历学位协议。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共有1034个。
30年来,教育逐渐成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载体,汉语国际推广取得新的突破。
改革开放以来,国外学习汉语的人数已达到3000万人。
全球已启动孔子学院(含孔子课堂)262所,分布在77个国家和地区。
世界已有46个国家设立汉语水平考试考点……
教育的开放,历史性地放大了中国人视野,也向外界释放出中国思想解放的重要信号。
透过教育这个窗口,中国人正在向世界展示好学、善学的精神风貌。
教育发展的原因
(一)改革开放初期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
20世纪70年代末,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的中国百废待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处在十分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中国向何处去?
十年浩劫,中国的教育事业遭到严重破坏,学校教学秩序混乱,广大教师受到摧残,青年一代丧失了接受科学文化教育的机会,教育发展路在何方?
中国走在了十字路口。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人民渴望教育振兴,国家建设呼唤人才,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上了党和国家的重要议事日程。
教育改革怎么搞,大学怎么办,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而此时各条战线专门人才短缺,人才匮乏已成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奋斗目标的最大制约因素。
1977年5月12日和5月24日,即将复出的邓小平在和中央有关领导同志的谈话中就强调:
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发展科技必须抓教育,一定要在党内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氛围。
他敏锐地指出:
“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
”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恢复邓小平党、政、军领导职务的决议。
邓小平刚恢复工作,就以政治家、战略家的气魄和勇气深刻地思考着中国的前途命运和发展道路问题。
中国的道路如何走,走向何方?
应当从何处入手?
以哪里为突破口?
邓小平主动请缨,郑重地向中央提出分管科技、教育工作的请求。
邓小平认为,中国要走现代化建设之路,要改革,就必须寻找突破口,这个突破口就是科技和教育。
他敏锐地认识到教育是关系着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并亲自指挥和领导了教育界的拨乱反正和全面恢复教学秩序的工作。
教育作为“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当时面临许多困难和障碍,“两个估计”就像一个巨大的精神枷锁仍压得知识分子喘不过气来。
邓小平首先选择把推翻“两个估计”作为拨乱反正和解放思想的突破口。
在当时政治形势还没有得到根本扭转的情况下,1977年8月8日,他以政治家的智慧和胆略,在科学和教育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旗帜鲜明地指出:
“对全国教育战线十七年的工作怎样估计?
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
”同年9月,他在与教育部主要负责同志谈话时再一次尖锐地指出:
“‘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
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
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还不是十七年培养出来的?
”他充分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工作的成绩和知识分子的作用,为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为教育战线全面拨乱反正、整顿教育教学秩序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为此后的思想解放、改革开放开辟了先河。
在邓小平的倡导和领导下,教育战线打破徘徊局面,开始了全面恢复和整顿,被“文化大革命”搞乱了的教育教学秩序开始得到治理。
很快,随着学制的恢复与重建,全国教育迅速摆脱了混乱局面,逐步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随着全国教育界知识分子成千上万的冤假错案被平反,广大教育工作者在政治上获得了新生。
中国教育的春天来到了!
坚冰初破,思想解放的曙光依稀可见。
(二)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中国经济和现代化曾经错失三次历史性机遇。
第一次是1793年错失第一次工业革命扩散的机遇;第二次是1842年至1860年错失第二次工业革命起步的机遇;第三次是1957年至1976年错失第三次产业革命技术转移的机遇。
过去的160年,是中国从沉睡到觉醒的160年。
1977年,中国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航程。
从此之后的100年,将是中国经济现代化奋起直追并迎头赶上的100年。
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具有双重赶超的特点,既要追赶先进的工业化国家,到205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又要在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同时,为知识经济奠定基础。
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第一次现代化和第二次现代化的双重任务,中国教育也面临着为现代化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要职责。
人口多、底子薄是中国最大的国情。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进入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经过40多年的建设和发展,中国虽然已经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发展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但是由于人口多、底子薄,到1992年末全国6岁以上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仅为6.26年,比发达国家同期相差4.5年左右。
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仅为1422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仅为8039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仅为23344人,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为37057人。
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口和现役军人中,文盲、半文盲人口(15岁及15岁以上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人)为18003万人,比日本的总人口还要多。
文盲、半文盲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5.88%。
人民文化素质低是中国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面临的最大压力。
根据国家统计局1992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199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23938亿元,人均2042元,按1990年可比价格计算仅相当于300美元左右,排在当年世界一百名以后。
国家经济发展和运行面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偏大、货币投放增长过猛、交通运输更加紧张、城市物价和部分生产资料价格涨幅偏高等问题。
上述情况表明,虽然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整体上仍很落后,不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将巨大的人口负担转变为人力资源优势,就会错过难得的战略机遇期。
党和政府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主动应对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和高新技术革命的挑战,顺应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革命性变革,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现代化,建设小康社会。
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作出了改变国家命运的战略抉择---优先发展教育。
教育是发展科学技术和培养人才的基础,在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先导性、全局性作用,必须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站在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高度,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全局出发来认识和把握教育,将教育发展与人力资源开发作为首要任务,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优先领域,优先规划、优先投资、优先保障和优先发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抓住新机遇,勇敢面对并战胜新挑战。
21世纪中国将实现现代化,中华民族将实现伟大复兴。
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关键就是要优先发展教育,这是党和政府一贯的指导思想,也是中国最高领导层一以贯之的战略思想。
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
“必须大力普及初等教育,加强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包括干部教育、职工教育、农民教育、扫除文盲在内的城乡各级各类教育事业,培养各种专业人才,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
”把教育作为实现20年国民经济翻两番的重要保证,第一次把教育提高到现代化建设战略重点之一的地位。
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放在首要位置,使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必须坚持把发展教育事业放在突出的战略位置”。
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江泽民在大会上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号召:
“我们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这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根本大计。
”此次大会是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关键时刻召开的,关系到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否要继续进行下去,怎样进行下去;关系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否要坚持下去,怎样坚持下去;关系到是否能应对知识经济、科技革命、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以及怎样应对挑战。
这次大会成为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作出了“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决策;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切实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发展教育和科学,是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
“教育是发展科学技术和培养人才的基础,在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先导性全局性作用,必须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
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我们党的一贯追求,也是我们党顺应人民群众的愿望和时代发展趋势的体现。
从提出把教育事业放在“首要位置”到“突出的战略位置”,再到“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可以看出,我们党对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认识在不断深化。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面对世界风云变幻以及中国社会进步和经济建设的实际,在紧要的历史关头,中国政府顺应人民的意志,直面时代潮流,内在和外在的要求使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艰难中作出了将教育摆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的战略抉择。
(三)党和国家对教育改革蓝图的描绘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是我国教育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早在1985年,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指出:
“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我看是个好文件。
现在,纲领有了,蓝图有了,关键是要真正重视,扎扎实实地抓,组织好施工。
”
为了确保将教育优先发展这一战略抉择落到实处,1988年5月起,中共中央决定研究起草一份有关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纲领性文件,这份文件就是《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简称《纲要》)。
《纲要》的研究起草,始终与对我国教育发展许多重大问题的思考紧密结合。
关系到2000年和21世纪初战略思想与战略选择,《纲要》提出了3个重要的意见:
在教育事业发展上,不仅教育的规模要有较大发展,而且要把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在结构选择上,以九年义务教育为基础,大力加强基础教育,积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和高等教育,把提高劳动者素质,培养初、中级人才摆到突出的位置。
在地区发展格局上,从各地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分类指导。
鼓励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率先达到中等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代末的教育发展水平,积极支持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发展教育。
当时国家还组织了各方面的力量加强调查研究,中央许多部门包括国家统计局都曾参与,2000多个县的调查都是由国家统计局进行的。
为确保《纲要》更具科学性,教育研讨小组先后召开了各种研讨会、座谈会,包括人大、政协,特别是跟教育有关的部门,还有经济界、大中小学校等相关人员都参与了研讨。
此外,教育研讨小组还专门到美国等国家开了3个会议,以研讨小组的名义听取了包括著名美籍华人专家田长霖教授在内的共26位专家的意见。
另外,研讨小组还专门组织在教育研究方面最有影响的著名专家就《纲要》的许多方面的内容进行研究,充分地听取了专家意见。
在近5年时间里,研讨小组广泛听取社会各界专家学者近千人的意见。
中央高度重视《纲要》的制定,中央政治局常委先后4次讨论,政治局全体会议两次讨论,国务院常务会议和办公会议5次讨论研究,首先在党和政府高层进一步明确了优先发展教育的战略思想。
1993年,党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这是适应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一个纲领性教育文件。
《纲要》调研起草可用一句话来加以概括,就是“五年磨一剑”,在改革开放30年中,用长达5年时间制定出这样一份有重要影响的文件实属罕见。
其实《纲要》原定于1989年出台,中央原定于1989年5月召开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专门讨论教育问题,然后再召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一把手会议,布置贯彻落实四中全会就教育问题作出的决定,后来为了迎接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5月15日的访问,会议决定6月举行,再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纲要》的出台被推迟了。
1989年底,国务院教育工作研讨小组再次重新恢复了工作,不过这也为《纲要》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邓小平“南方谈话”、党的十四大政治报告为《纲要》起草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源泉。
《纲要》的总字数虽然不多,但是其中的有些提法却千推万敲,反复斟酌,既解放思想,又实事求是。
比如,《纲要》提出了中国教育的“低重心”发展战略,提出把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培养初、中级人才摆在突出位置,同时确立了“分区规划,分类指导”的教育事业发展策略。
在提“把教育摆在重要发展的战略位置”还是“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时,当时在研讨小组内部就有不同的看法,而当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时,也确实有教育界以外的人士曾经提出疑问说,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那其他领域怎么办,要不要优先发展?
所以,千万不要小看“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这14个字,这14个字确实来之不易。
的确,当时的中国虽然经过十多年的改革,较以往有了很大进步,但经济运行中仍存在着诸如积压增多、经济效益下降、财政困难加剧、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加大等问题。
不仅是教育,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仍然处在百业待兴的状态。
据文献记载,1986年6月10日,邓小平在听取当时中共中央负责同志汇报经济情况时,曾经不无担心地指出,农业问题、外汇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将会影响我们的经济发展”。
1988年12月30日,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李鹏主持召开国务院第四次全体会议,提出“明年我国财政和金融都比较困难,为了治理整顿的顺利进行,必须实行金融和财政双紧方针”。
当时,国家的日子并不那么好过!
根据国家统计局199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1990年全年国民生产总值仅为17400亿元,而1990年末全国总人口为114333万人。
刚刚从百孔千疮中恢复过来的国家不仅要快马加鞭搞建设,还要以不到美国GDP总量1/20的收入养活超过当时美国10倍的人口,这不能不说是个非常困难的事情。
1991年,我国全年国民生产总值19580亿元,而同年末全国总人口已经达到115823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490万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1700元。
经济运行中仍然问题成堆,主要问题是:
结构调整进展较慢,经济效益不高,财政困难大。
1992年中国的日子也不太好过。
该年度全年国内生产总值23938亿元,年末全国总人口达到117171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348万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2100元。
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偏大,货币投放增长过猛,交通运输更加紧张,城市物价和部分生产资料价格涨幅偏高。
当时,中国老百姓的日子也不怎么好过。
据当时的媒体记载,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老百姓都有着多重的担忧,既担心自己的手里没票子,而面对短缺经济,又担心手里的票子买不到想买的东西,但是他们最大的焦虑却是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的焦虑。
当时的中国,需要优先发展的地方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在诸多需要优先发展的选项中,中国政府毅然选择了教育。
这是非常具有远见的战略决策。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不仅催生了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思想,而且也为酝酿了达5年之久的《纲要》的最后出台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指导和助推力。
完全可以这样说,《纲要》最终是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登上中国政治舞台之初出台的,但它的主要思想、基本精神也无不凝聚着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睿智思考和准确判断。
回溯历史,抚今追昔,我们更加深切地体会到中国领导人对于优先发展教育事业的深谋远虑,体会到中国政府和人民优先发展教育事业的坚定决心。
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所说,“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的”,“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承、发展并成功推向二十一世纪的”。
因此,可以说,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的思想和行动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大发展过程中的世纪接力。
《纲要》是我国改革开放时期最有指导意义的教育改革与发展决策性文件,进一步确立了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指明了教育改革与发展方向。
正如《纲要》出台时《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所指出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把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有关教育的论述加以进一步阐释,乃是指导中国教育未来的改革与发展的一份纲领性文件。
如果将15年前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与15年后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现实进行对比性的研究,我们会发现,假如将现在的中国教育事业比作一座“大厦”的话,那么这座“大厦”的蓝图设计早在15年前的《纲要》里就作了非常准确的描摹。
总的看来,《纲要》最突出的贡献就是在世界政治风云变幻,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知识经济风起云涌,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重大转型,人民群众充满对教育的渴望与追求的情况下,延续了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的“优先发展教育”的战略思想,并且用“教育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必须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的话语加以表述。
这就从根本上明确了中国教育的地位,为以后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寻找到了一个新的起点和支点,为党和国家尊师重教、全体人民热心兴教提供了新的思想指导和行动指南。
《纲要》的一些判断即使到了21世纪初的今天也不能不让人感到其睿智与前瞻,比如:
“世界范围的经济竞争、综合国力竞争,实质上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和民族素质的竞争。
从这个意义上说,谁掌握了面向21世纪的教育,谁就能在21世纪的国际竞争中处于战略主动地位。
为此,必须高瞻远瞩,及早筹划我国教育事业的大计,迎接21世纪的挑战。
”教育大计方针的确立将影响几代人,这就是为什么要确立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地位及认识其重要意义的缘故。
因此,可以说,1993年出台的《纲要》不仅开启了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一个新的历史时代,而且也使中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纲要》不仅提出了与党的十四大目标相匹配的有关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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