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才常的政治思想中学历史教学园地全国文章总量访.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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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唐才常的政治思想中学历史教学园地全国文章总量访
论唐才常的政治思想
摘要:
对于唐才常的政治思想归属问题,学术界争论激烈,或言其改良,或言其革命,尚无有力定论。
笔者广泛搜集史料,对材料进行辨析,并据此将唐的政治思想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运用发展的观点进行考察研究。
在他思想发展的每个阶段里,笔者又用全面的观点来考察分析,经过考察发现:
唐才常的政治思想从早期封建忠君的保守思想发展到激进的维新变法思想,最后发展到武装反清的革命思想,是不断变化不断发展的。
但同时,在这三个阶段里,唐的思想都带有其两面性:
传统封建思想里有求新改革的种子;激进的维新思想里又有其保守一面;反清革命的思想还拖着一条改良主义的尾巴。
虽然他的思想有着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最终其主流还是倾向于革命的。
关键词:
唐才常政治思想改良革命
Abstract:
TherearelotsoffierceargumentsaboutwhichpartTangCaichang'spoliticalthoughtsbelongto,somethinkit'sreform,somesayitisrevolution,butthereisstillnotasettledanswer.Theauthorcollectedhistoryinformationwidely,analysedthemanddividedTangCaichang'sthoughtsdevelopmentintothreeperiods,usingdevelopmentalviewtodotheresearch.Duringeveryperiodofthedevelopment,theauthorusedover-allstandpointtotestandanalyze,andfound:
TangCaichang'spoliticalthoughtsdevelopedfromtheconservativefeudalfaithinEmperortoradicalreform,andthentoarmedanti-Qingrevolution,itisconstantlydeveloping.However,histhoughtshavetwosidesaswell:
conservativefeudalwithseedsofreform;radicalreformwithconservativeside;anti-Qingrevolutioncarriedareformismtail.Althoughtherearesomeshortcomingsinhisthoughts,themainflowistorevolution.
Keywords:
TangCaichangPoliticalthoughtsReformRevolution
绪论
唐才常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重要的人物,他一生做了两件大事:
一是积极参加维新运动,为中国的救亡图强,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以及湖南近代化事业的启动与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一是组织和领导自立军起义,试图将挽救民族危亡与推翻清朝政府结合起来,走一条自下而上的武装斗争道路,完成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从改良走向革命的转折,开辟了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新气象。
对于唐才常的政治思想倾向与归属问题,历来是学术界一大疑点。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受当时政治思想斗争中“左”的思潮的影响,在一些历史研究和著述中,自立军起义被斥为“勤王”运动,而唐才常则被贬为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派的拥趸而予以根本否定。
近期学术界观点也很不一致。
或言唐才常改良:
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沈寂先生作《庚子勤王运动的再认识》一文,从文章的标题即可得知,湖南师大历史系李育民教授《唐才常举义勤王》一文也是如此,他们把唐才常所领导的自立军起义当作一次勤王运动,其观点不言自明。
而浙江温州师院历史系副教授蔡克骄《唐才常日本之行考辨》一文考证出来的结果竟然是唐才常日本之行根本就没有见到过孙中山!
株州教育学院彭平一在《论自立军运动的性质》一文中通过对自立军领导者和自立会的纲领性文件进行分析,得出结论是自立军起义没有反清革命倾向,显然,他是改良论者。
还有湖南师大龚丽琴《谭嗣同与唐才常》一文与复旦大学黄海滨《略论唐才常、谭嗣同思想之差异》一文都认为唐才常没有完成向革命的转化,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终结者”。
他们也是改良论者;或言唐才常革命:
湖南省社科院研究员刘泱泱在其《唐才常的历史地位》、《唐才常与自立军起义》、《谭嗣同与唐才常》三篇文章中都给唐才常及其领导的自立军起义以很高的评价,明显把唐才常当作是具有很强革命性的人物来立论的。
黔西南民族师专李少文《谭嗣同、唐才常思想比较》一文认为唐的思想言行在戊戌变法后表现出了一个质的飞跃的过程,显然,他认为唐的思想在维新运动后转变为革命的思想。
以上两种观点,都是非此即彼,有观点片面化、绝对化之嫌。
而且,我们可以发现,当下学术界研究唐才常,大多集中在唐才常组织发动自立军起义这一段时期,对唐在维新运动期间的思想言行的研究较少,问津唐甲午战争前的思想活动的则更少,而且几乎没有人对唐才常的政治思想作整体的、系统的、全面的考察研究。
因此,对唐才常的政治思想作一次整体的、系统的、全面的考察,有助于得出关于其思想更为客观更为全面的认识,这对重新评价唐才常,给其领导的自立军起义重新定位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笔者广泛搜集史料,在对材料进行辨析的基础上,将唐的政治思想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
甲午战争以前为第一个阶段。
在这一阶段,笔者主要通过对唐才常的家庭背景、求学受教、交游阅历逐一进行分析,以此得出唐在这一时期的思想状况,以及他为什么形成这种思想状况;从甲午战争中国失败到戊戌变法为第二个阶段。
这一阶段,笔者对唐在维新运动中的各种实践活动进行总结,然后从中抽析概括出唐这一时期的主要思想状况。
这一阶段的分析以陈述观点再进行论证为主;戊戌变法失败后至唐被捕就义为第三个阶段。
这一阶段,笔者主要通过对学术界关于唐还存疑较多的几个问题逐一进行辨析释疑,以此对这个时期唐的政治思想作较为全面、较为客观的探讨,尝试从他复杂的活动中分析出其真实的思想状况。
在这个过程中,我始终以发展的观点来分析唐才常的思想发展进程,考察出唐的思想是不断变化不断向前发展的。
而在其思想发展的每个阶段里,笔者又用全面的观点来考察分析,考察出唐的思想在每一阶段都带有其两面性:
传统封建思想里有求新改革的种子;激进的维新思想里又有其保守一面;反清革命的思想还拖着一条改良主义的尾巴。
虽然他的思想有着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最终其主流还是倾向于革命的。
用单向思维方式考察评论历史或人物,对唐才常的政治思想仅以改良或革命来定性,显然片面;只有以全面的、发展的观点来考察问题,才可能得出较为客观的结论。
我希望以用此观点分析得出的关于唐政治思想的重新考察就教于史学界。
一
唐才常,字绂尘,后改佛尘,又自署洴澼子。
1867年5月生于湖南省浏阳邑城孝义里。
自幼聪颖好学,孝悌有闻,而后求学科考,并以小三元及第,成年后为助父持家,四处应聘教授学习,直至甲午战争爆发这段时期,可以看作他政治思想的第一个阶段。
在这个阶段,唐才常“低首摧眉,钻研故纸,瞑目枯索,抗为孤诣秘理,沾沾自足,绝不知人间复有天日,复有诟耻之事”[1],走得是一条典型的封建士子求学科考、持孝眷家的道路。
其思想还保持着一个封建士子忠君顾家的状态,其改革图变的维新思想尚未开化。
由于成年后为生活所迫,四处劳顿奔波,使得本来看似大有前程的仕途显得渺茫无着,他在1895年给其父唐贤畴的一封家书中有言:
“盖士生今日,不知有所表见,惟矜持名节,或可自永于天地间。
至于穷通得失,惟天所命,天亦断无饿死士人之理。
……然则男亦甘为清苦迂阔而已。
”[2]可见唐才常虽然自觉仕途渺茫,时世维艰,但他仍然坚守着一名传统封建士子的清名寡节,对当时中国所处的形势还缺乏全面认识,而且此时还未露出觉醒并奋起抗争以图挽救的迹象。
为何这个时期的唐才常完全背负着一副孔学重担,缺乏锐意进击的战斗力量呢?
这与其家庭背景、求学受教、交游阅历有着莫大的关系。
我们先来看其家庭环境。
唐才常祖居江西庐陵。
元朝时候,随“赣人填湘”大潮迁入浏阳西乡。
唐才常“先世务农,至祖父雁峰公始读书。
”[3]唐雁峰师从乡村通儒邱民坊,勤奋好学,十八岁参加乡试便中举。
唐才常父亲唐贤畴,字寿田,曾陪父伴读二十余年,潜心典籍,学识渊博却不乐仕进。
唐贤畴是当地出名的孝子,“寿田公事母至孝,先意承志,邑人称为唐孝子”。
唐贤畴还是当地名儒,“终身教授乡里,诲人不倦,……常聚集生徒讲习,备举经籍中微言大义,启迪后进,成就人才甚众,每年登学籍者多出其门。
”[4]可以看出,虽然唐才常先祖出身农民,但到其祖父及父辈已是饱读诗书典籍的封建士子,唐家虽不是书香世家,但已是名副其实的书香门第。
唐才常的祖母谭太夫人,母亲邱太夫人,皆是温良贤淑,“为乡里所称”之人。
唐才常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里,从小被灌输的是科考进士、博取功名、恪律守孝的观念,并且耳濡目染父亲为祖父祖母守孝三年的“贤行”,因教授儒徒为邑人称道的荣光,他所走的也只能是由父辈所期望和安排的仕进之路,他的思想注定要因循上辈“优良”传统,背上孔孟之道的沉重包袱。
再来看其求学受教的经历。
唐才常自幼多得父亲教导,博闻强识,才华出众。
稍年长时,唐贤畴将其送至浏阳名儒欧阳中鹄门下就读。
欧阳中鹄名节吾,号瓣姜。
因为王船山号姜斋,欧阳中鹄取号瓣姜,乃是特别崇尚王船山其人其学,取其为船山一枝一瓣之意。
欧阳中鹄曾官至内阁中书,因为对朝政不满而返乡开馆授徒。
唐才常在其门下学到了丰富的经史典籍传统知识,值得注意的是他还从欧阳先生处接触到了王船山的“道器学论”唯物主义观点和民族主义思想,这可能为他以后学习和接受各种西学新观点、形成反满爱国的革命思想种下了因由,但这些还只是微乎其微的一点萌芽,且王船山的思想还是以正统落后的成分居多的。
1886年,唐才常应童子试,县、府、道三试皆获第一,俗称小三元及第,被传为佳话。
此后数年,唐才常曾肄业于长沙岳麓书院,考入两湖书院教读。
这些经历,都只能起到鼓励和坚定他继续将那条传统功名道路走下去的作用。
最后看其交游阅历。
这一时期唐才常的交游阅历并不丰富。
他早年就读于欧阳中鹄门下,期间结识了一些同馆的浏阳学子。
这些人中有不少以后都走上了变法维新的道路。
其后曾应聘为浏邑刘善台先生家馆教读。
1890年—1891年肄业于长沙乐麓书院,兼在校经书院附课。
1892年应四川学使瞿子玖之聘抵成都入居学署任阅卷兼教读。
1894年后考入两湖书院肄业应课。
可见,唐才常的这些交游阅历都只是普通的传统教读活动,他缺少如谭嗣同等维新派一样的特殊个人经历。
在其交游阅历中值得一提的是他与谭嗣同的交往。
谭、唐二人,“少同游,长同志,订为生死交,才名亦相伯仲,时有浏阳双杰之称”[5]。
谭曾表示:
“二十年刎颈交,绂尘一人而已。
”可见两人交情实非一般。
唐与谭相识于1887年谭父继询返乡为其亡妻修墓的设宴款待会上,谭在来宾中认识了唐,两人倾谈,志意相投,很快就成了朋友。
他们订交后,共同在欧阳中鹄的指导下同窗学习,朝夕相处了数月时间,成为亲密朋友。
此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交往的增多,两人友谊也愈加增进和牢固。
唐家庭困顿,谭还多次接济。
1894年唐才常考入两湖书院的那段时期,谭亦随父居武昌,期间同县刘善涵亦在两湖后院读书,“唐、谭、刘意气相投,过从频密,或讨论政治,或研究学术”[6]。
唐才常在上父书中写道:
“男自居书院以来,游息自如,……且与复生七丈往来,多蒙教益,所裨身心者不浅。
”[7]又在后来所撰《浏阳兴算记》中追述:
甲午战争前五、六年间,谭嗣同就对湖南士大夫的守旧闭化甚为忧虑,于是“日与才常谋所以变通之,游厉之。
恒两人对坐,彻夜不寐,热血盈腔。
”[8]不难看出,唐与谭已成长为关心国事、忧时愤世、志同道合的挚友。
从以上唐才常的种种经历来看,他受封建正统思想影响至深,因袭着一副孔学重担,缺乏特殊的个人经历,因此,也缺少锐意进击的勇气和战斗力量。
这个时期的他虽然也对八股、考据、辞章等已有所批判,如“彼经解、词章,纵能追踪许、郑,继武庚,鲍,当兹变乱将起,试问其能执此御侮疆场乎?
”[9]“男静观天下之变,时文一道,将来必成废物。
”但他对封建伦常等缺乏正面的抨击,故提不出“冲决伦常之网罗”的战斗口号,因此,他没有也不可能像其“刎颈交”谭嗣同一样成为孔孟之道与封建伦常的叛逆者。
且当国事艰危,斗争开始变得激化时,唐才常总有些后顾之忧,怕牵涉危害到自己平静的家庭生活。
他曾表示:
“窃恐大局一动,草泽中必有揭竿而起者。
大风振谷,岂有静柯?
洪浪披天,必无潜鳞。
尚安得保妻子、顾身家,从容于枪林弹雨中乎?
”[10]这些构成了唐才常内在的消极因素,如果没有时代潮流的冲击,他完全可能回归到苟安求荣的封建士子老路上去。
但我们应该注意到的是,这个时期的唐才常,作为一名年轻的封建知识分子,他有着扎实的学识基础,身体里涌动着创新求变的血液,有着对新事物、新思想的学习接受能力以及对时局变化的洞悉与适应能力,有着像谭嗣同这样关心国事、忧民愤世、志同道合的挚友,可以预见:
只要有时代的洪流对他进行冲击和洗礼,那么,他内心维新变法的思想种子终将萌芽成长的。
二
甲午战败的刺激,使唐才常的世界观发生了变化,他不再埋首于封建旧学中,不再从封建旧学中寻求安身立命之所,而开始放眼看世界,积极思索救国救民之“新法”。
从甲午战败至戊戌变法失败,这一时期,唐才常积极投身于维新运动,将自己的求索转化为一系列的新政措施:
首先,发起创办浏阳算学社。
1895年,唐才常与谭嗣同、刘善涵等人发议在家乡浏阳设立算学社,经过多方争取,终于在浏阳县城奎文阁设立了一个小型算学社。
一年后,改社为馆,正式建立了算学馆。
浏阳算学馆不仅可以说是湖南新政的发端,而且在维新理论的宣传与实践的结合上,走在全国前列。
唐才常曾高兴地说:
维新变法,“湘省直中国之萌芽,浏阳直湘省之萌芽,算学又萌芽之萌芽。
”[11]
第二,编撰《湘学报》和《湘报》。
《湘学报》和《湘报》是湖南维新派的喉舌,推行维新变法的重要舆论阵地,唐才常担任分别担任两报的主笔和总撰述,在这方面致力尤多,在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推进近代思想解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而体现其改良维新政治思想的作品,也多创造于这个时候并发表于这两种刊报上。
第三,担任时务学堂分教习。
时务学堂创办于1897年11月,是近代湖南第一所新式学校。
时务学堂汇聚了一大批湖南维新志士,如谭嗣同、熊希龄等,唐才常与他们一道,大力宣传维新变法思想,与湖南封建守旧势力展开激烈的大辩论,极大地促进了民权与平等思想在湖南的传播。
第四,参与筹建南学会及其它各学会。
南学会不只是一个宣扬维新思想的社会学术团体,而且是一个有实际权利的地方性议会。
它“无议院之名而有议院之实”,在宣传和实践维新派民主平等思想发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唐才常参与筹组的学会和社会团体还包括湖南不缠足总会、浏阳群萌学会、延年会及公法学会等。
第五,兴办维新实业。
唐才常在筹办算学社的同时,还致力于开发浏阳矿业。
他与谭嗣同一道,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在浏阳设立矿务分局,并共同为浏阳南乡所产白煤扩大销路,还筹划在浏阳西乡开创煤矿。
为了更好地筹措办矿和其它新政资金,他们还于浏阳设立了一个钱庄。
唐才常的这些实践活动,在推动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以及湖南近代化事业的启动与发展中都起了巨大的作用。
贯穿他的这些维新实践活动,我们可以将其在这一时期的维新政治思想进行抽析概括。
(一)对封建专制进行了猛烈抨击。
唐才常认为:
皇权与忠君思想并不是天生的,而“唐虞三代君民共有”,“至秦而大晦……雄其主、雌其民。
”[12]形成君主家天下的局面。
他指出皇权与忠君思想是后来才产生的,目的就是推翻君主专制的思想合理性,从根源上挖除人们心中的封建痼疾。
他还进一步指出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政治是“大痈”、“奇瘵”。
在《湘序报》这样批判自秦朝至明朝的专制:
“暴秦以降,恃压力之重,私天位之宅,严巷议之诛,赤大侠之族,成党锢之狱,草芥臣民,牛马士类,黔首何辜,丁兹厄运?
!
自开辟以来,军民上下之界,始断潢绝港,各沽其私,则秦为池,浸淫至于前明,科条益密,法律益苛,时事天文,俱悬厉禁。
”[13]毫无疑问,清王朝实行的也是地地道道的封建专制制度,唐才常似乎考虑到是在清朝统治下发表文章,在这里没有顺延提及清朝,但其锋芒所向,隐约可见。
他还认为君主虐待人民就是叛国:
“西例以民为国本,国为公器.民叛君未叛国,君虐民斯叛国,国与君显有区别。
”[14]从魏源到康有为,一直把“国”与“君”搅在一起,似乎爱国就必须忠君,而唐才常认为“国与君显有区别”,“君虐民斯叛国”,这自然是对传统思想的挑战,使人耳目为之一新。
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唐才常抨击封建制度并不是很彻底,他没有与封建伦常、孔孟之道彻底决裂,如他揭露在专制制度下“士习无用之字,官争残民之局,君孤立于上,臣贡媚于下,猝有大乱,民气嚣然,置国事不问,置君主之不顾。
”[15]可见传统的封建君臣、臣民伦常观念还深深烙在他心底。
而且此时的唐才常对于清政府的态度还相当模糊,显得有些自相矛盾。
他对清政府颇多粉饰之辞,如“国朝罪疑惟轻,涵濡众类,虽唐、虞三代,蔑以过兹”[16];“本朝历圣相乘,超唐轶汉,通君民之权,破中外之界,拓种类之仁,觥觥皇猷,人天同忭”[17],动辄以“国朝”、“本朝”相称,还不乏大肆颂扬之辞,俨然以清廷士子自居。
直至六君子喋血菜市场口后,才幡然悔悟,与清政府划清了界限,斥之为至愚极悍,守旧愚民之政府。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唐才常为兴办工矿业积极奔走时,他却丝毫都没有认识到封建土地制度才是封建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绊脚石,更别说批判封建土地所有制、提出改变封建土地制度的具体主张了。
其实这也是这一时期所有资产阶级维新志士的通病,受时代与阶级局限,他们还不可能有这样的自省与认识。
(二)主张抑君权,兴民权,开民智,行民主制度。
在《各国政教公理总论》一文中,唐才常说:
民积民成国,国积国成天下。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亿兆垓人之天下也。
不能齐亿兆垓人以统于一,而天下争;不能推一以及亿兆京垓人,而天下乱。
[18]因此,“屏亿兆京垓之人,而主一二人之也,私之至也。
予痛悉其利弊,为天下告曰:
公天下者,爱力天下;私天下者,仪狄天下。
……愚罔天下者,天下暴之矣。
……是以私天下者不长,公天下者罔不昌也。
”[19]这是近代史上“民贵君轻”思想的发展,集中反映了唐才常抑君权,兴民权的思想。
关于兴民权,唐才常主张较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提倡“公权于民”。
他认为民权学说中国古已有之,视之为西法是妄言。
“今天泰西政术,自会盟、征伐、爵赏、刑律,下逮闾巷纤恶之事,无不与国人谋之,大旨趋重于全民生,去民害,保民权。
……其实任举《孟子》、《公羊》及六经中一言一例,无弗重民、贵民、公权于民者,而及诧之为西法,不亦颠乎?
”[20]这一方面说明唐才常主张较为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提倡“公权于民”,又对西方民主制度的本质不够了解,不乏溢美之辞;另一方面,他把西方民主制度说成古已有之,大有“礼失求诸野”的感慨,这也表明他在与封建旧势力、顽固派进行辩论和斗争时缺乏有力的思想武器。
在唐才常的文章里,他往往把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与中国古学作无谓的比附。
如他在《觉颠冥斋内言》中说到:
“……君与民予以公权,故西国议会民弗若君者为公罪,其意颇合孟子、公羊之微言。
”[21]这种所谓“西学中源说”也是当时许多维新派仁人志士的通病。
比如梁启超就在《古议院考》中,证明议院不是舶来品,而是古代旧有的制度,只是由于历代统治者压抑民权,才导致古代先王圣贤所开议院制度逐步走向消亡。
关于兴民智,唐才常认为“今之大病二,有全聋瞽,有半聋瞽。
全聋瞽者,束缚于教师宿儒之说,神明其咫尺之见闻,浩然而自大;半聋瞽者,袭西政之一二端,怙其权利压制之私,缘饰夸张,历试而败。
”[22]这些“聋瞽者”,就是民智未开之人,他们或对世界一无所知,而夜郎自大;或对西方一知半解,为其武力所屈服,而灰心自卑。
所以,唐才常认为兴民智是反对君主专制,兴民权,实行民主制度的首要条件。
(三)兴议院,立国会,实行资本主义民主政治。
这也是唐才常抑君权、兴民权、开民智、行民主思想的具体主张。
湖南维新人士将世界政治制度分为三类:
君主制,君民共主制,民主制。
他们认为民主制最为理想,但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主张还是采用主张采用君民共主制,即君主立宪制。
康梁等维新派认为,兴民权有两个先决条件,其一是:
“今日欲伸民权,比以广民智为第一义”[23],以为在他们看来,“权与智相倚”,必于人民的知识达到“能自治”的程度以后,方可谈民权。
梁启超在论及民智与民权的关系时,只片面强调权生于智,而不承认智也生于权,没有看到广大劳动人民之所以无智,正是由于他们无权。
而且他的“开民智”的主张,客观上不免引导人民只求开通智慧而对现实的政治斗争则有所忽视。
严复也说:
“民力已恭,民智已卑,民德已薄”[24]。
他们都认定中国积数千年之习惯,民智未开,不能马上兴民权。
这一点唐才常既与他们有共同之处,即他也认为兴民智是反对君主专制,实行民主的首要条件,但他的观点又还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
他较为重视下层民众尤其是农民的作用,他曾告诫其弟唐才质“宜多与各田户、乡民来往,而结其心,不可自恃为读书人,以藐视愚氓”[25]。
他在后来甚至还有成立农民军的想法。
康梁等维新派认为兴民权的第二个先决条件是:
“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26]。
这种主张实际上表明新兴资产阶级害怕广大人民取得民主权利,而只希望资产阶级和开明地主绅士分享政权。
“兴绅权”最重要的措施和途径是设立议院和国会,这也是他们“兴民权”最重要的目标。
梁启超说:
“凡国必风气已开,文学已盛,民智已成,乃可设议院。
今日而开议院,取乱之道也。
”[27]根据康有为的“三世说”,民主的“太平世”是千百年以后的事。
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历史只能渐变不能飞跃,因而陷入了庸俗的历史进化论泥坑。
连身为维新激进派的谭嗣同都要先开民智再行议院。
从上述维新派诸人的言论看来,只有等民智大开后方可谈民权。
且不论他们对人民大众的偏见,单从时间上看,他们把民权民主的实现放到了可望不可及的未来。
而唐才常的主张与他们显见不同。
“君主邻于私,民主、君主共主邻于公,此自然之理也,而不尽然也。
”[28]综观唐才常所发表文字,可知他为了寻求中国救亡之方和革新图强之策,对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进行了比较研究,他似乎没有等民智大开后再谈民权的言论,而且他并不认为“君民共主”制度是不可逾越的必由之路。
他倾向于直接的、广泛的、彻底的民主制。
众所周知,郑观应、薛福成、王韬等早期维新派一般都主张“君民共主”制,唐才常曾引用薛福成的话说:
“西洋立国规模,以议院为最良。
然而美国,则民权太重,法国则叫嚣之气太重,其斟酌适中者,惟英、德两国之制。
”然后唐才常批驳道:
“然余征之各国议院之实,不尽如所言。
何者?
美俗近纯,不后于英;法民虽悍,不悍于路易十四拿破仑专制之时。
……美议事院与元老绅董两院并重,同国邦郡邑诸政,皆主于民。
……此意最近古乡老法。
”“法国政事,亦专于民,议院分上下两院。
”[29]可见,唐才常主张比较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崇尚美、法政体。
他还引用王韬的“君民共治”言论:
“欧洲有议院,有国会,君民共治,一秉至公,所有法律,皆受成国会,故其为法,以护人民权利为主。
”并发表感慨:
“无如法政虽由国会,而君民争权,于兹益烈。
”他欣赏法国后来归权于国会和立共和政党的共和制度,并说:
“则法之国会,虽嚣然不靖,而其有益国家,亦非浅鲜。
”[30]他像对待薛福成一样,对王韬的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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