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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不扶老人集社会双重焦虑
扶不扶老人集社会双重焦虑
2011年09月07日08:
16羊城晚报
正义从来不会缺席,但有时会迟到
[导读]9月3日上午,武汉市一位88岁的老人在菜场口摔倒后,围观者无人敢上前扶他一把。
1小时后,老人因鼻血堵塞呼吸道窒息死亡。
南京“彭宇案”之后,扶起摔倒的老人,成为一个极具风险的“活”,毕竟现实是最好的“老师”。
先前是天津车主“许云鹤案”在法院不能证实撞伤事实的情况下,被判赔偿10万余元;前不久,江苏南通的长途车司机殷红彬、乘务员郁维贞在路上扶起了一位被撞伤的老太太,事后,老太太指称司机为“肇事者”。
但由于长途车上装了监控探头,一看录像,真相大白。
不是每一次做好事,都有摄像头,于是面对摔倒的老人,也就只能充当“围观者”,在如此现实背景下,老人摔倒因为无人敢扶而离世,恐怕不会是最后一个。
老人摔倒无人扶而离世,集聚了公众双重焦虑。
其一,扶起摔倒的老人如何没有风险?
做好事,却会被误伤,这是谁都伤不起的。
不仅要赔钱,而且会陷入不义的道德泥潭,救人本是很轻松、很快乐的事,可扶起摔倒的老人,却是如此地沉重;其二,我们家里还会有老人,假如我们家里的老人摔倒了,谁来扶?
我们也会老,假如有一天是我们自己摔倒了,还能指望陌生人会扶吗?
一边是焦虑做好事的风险,一边是害怕没有人再做好事,摔倒的老人让社会尴尬不已。
焦虑扩散,如果得不到有效释放,恐怕会越演越烈,这需要有多重的释放路径。
在我看来,首先,要从相关制度建设着手,当做好事者受到委屈和伤害时,公权部门应该及时主动介入,以最快的速度给做好事者一个清白,同时要大张旗鼓宣传这种好事,如此,才能卸掉见义勇为者的思想包袱;其次,需要榜样的引领。
如不断涌现的“洋雷锋”;还有如“最美医生”丁欣等等。
这样的榜样多了,救人的焦虑就降低了;再次,应不断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和提高社会福利。
在误伤做好事者的背后,往往是由被救者对未来的恐惧所引发的;最后,是社会诚信的提升。
社会成为诚信的社会,恐怕也不会有不敢扶摔倒老人的困难。
老人摔倒无人敢扶,只是社会存在巨大漏洞的一个投射,这需要多方面扶正,需要每一个公权部门的努力,也需要社会道义的弘扬。
胡峰“肯定扶”,扶的不仅是跌倒老人
黄河岸柳
看到74岁老人何达雷跌倒在地头部流血,26岁的胡峰立即跑过去,将素不相识的老人扶起,然后借钱打车送老人去医院并垫付医药费。
这一幕爱心故事发生在10月2日的长沙市井子湾农贸市场旁边。
事情过去了几天,还躺在病床上的老人依然难以抑制激动的心情,拨打各媒体电话,希望有记者报道胡峰。
老人希望借这种方式表达对小伙子的感激之情,也希望传播这种良好风气。
老人说“这种好的种子,应该广为传播。
”
面对记者采访“很不习惯”胡峰,对于为什么扶老人,他很自然地这样说到:
“每个人家里都有老人,在外面看到老人有困难帮一把,就象帮助自己的父母一样自然。
”当问起当时周围的人曾提醒他,有人因为扶跌倒老人惹上官司,你怎么还敢扶?
下次还敢扶吗?
他的回答是:
“下次遇到了,我肯定扶!
”。
(据新华长沙10月7日消息)
胡峰的“肯定扶”,必将给社会一种强烈的震撼。
我们社会的各类人们,都应当在这位普普通通的小伙子面前低下头来深深地思考些什么。
胡峰为什么“愿意扶”“敢于扶”?
胡峰为什么毫不犹豫地“肯定扶”?
胡峰的“愿意扶”“敢于扶”“肯定扶”,至关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他的“自然扶”思想基础观念。
正如他所说“每个人家里都有老人,在外面看到老人有困难帮一把,就象帮助自己的父母一样自然。
”用不着暄耀,更不需要表功。
他正是把中国这个社会当成一个“大家庭”,把中华民族传统的家庭伦理观念放到了整个社会大家庭中进行了实践。
“扶贫济困不应该是中华民族的道德标准,而应当是一种基本意识与自觉行动。
”
胡峰的“肯定扶”,决不是一种简单的“英雄气概”的豪言壮语,更不沾有半点的那种“登鼻子上脸”与“给点阳光就灿烂”的借机“自我推销”式的唯利是图为本质的狭隘功利主义。
胡峰是“在农贸市场卖鱼从外结帐回来时,一看到这种情景,立即冲上去扶起老人”的。
而当时,曾经“身边有四五个人经过,但是都没有上去扶他”。
用老人的话说“这是一个好小伙子,他本质好,非常淳朴”。
不要太功利,这不正是胡峰“肯定扶”的重要思想基础吗?
――良好的思想道德本质基础,必然与狭隘功利主义不同道,超越了狭隘功利主义魔障的高尚思想,不仅支撑着一个人文明行为,也必将是支撑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民族文明进步的强大精神支柱。
当我们曾经为“彭宇案”等案报不平的时候,我们不仅看到了社会道德的缺失,也看到了法律有失公允的背向,还看到社会人们的普遍麻木与功利主义的极端膨胀,等等。
而这一切,无不是与一个私利联系着。
正是在全部领域中推行的私有化,培养了社会的功利与人情的冷漠。
当“私了”用于执法公案并被认为是一种解决社会内部矛盾的有效良策时,当用“赔钱”赎买受害者的心灵创伤和买回犯罪者的“无罪”时,社会正义诉求便在金钱中被平息的只留下悲残的呻吟了。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胡峰能够得到被救老人“好种子”的赞誉,并寻媒体为之行为“应当广为传播”,实在是庆幸的很。
可曾记否?
一个八旬老人救人后自己找媒体宣传反遭被救者子女质疑的悲情吗?
从这个角度上看,胡峰今天的善举就更有社会效仿的价值。
当年毛泽东为雷锋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
今天的社会是不是也需要为自己立一块向胡峰学习的道德碑呢?
胡峰“自然扶”“敢于扶”和他们“肯定扶”,再次强烈震撼了社会人心。
从某种意义上看,胡峰正是用他最普通的身份和最淳朴的行为,向今天这个金钱至上、道德缺失、法律背离道德正义方向的社会及缺失了基本人本道义者,击出了猛烈的一计“耳光”。
胡峰的“立即跑过去”的“自然扶”与他义无所顾的“肯定扶”的意义,决不仅仅局限于告诉人们扶起某位需要救助的跌倒老人,而最为重要的意义,恰恰就在于告诉社会,这个道德严重跌倒了的社会需要有力的扶救,那个有失了正义的法律“官司”需要彻底地救扶。
不扶老人”的理由,也许并不那么冠冕堂皇
近来“扶人者反被诬陷为撞人者”的新闻似乎有井喷之势,各地媒体都在“发掘”本地的类似新闻。
最新的一起来自北京,北京一位侯女士委屈地对媒体说:
她在菜市场买菜时,因扶起一位摔倒的老人,反被老人及其家人诬陷,被迫垫付了2500元住院押金。
(据近日《新京报》报道)
细细分析北京的这则报道,网站转载时用的标题是“女子扶摔倒老人被指肇事,垫付2500元住院押金”,显然又是先入为主,又是在情绪化地强化“好人没好报”。
事实是,并没有证据证明这位侯女士只是扶人,而对老人的摔倒不应负责任。
这只是侯女士的一面之词,现场并没有目击者和录像,而那位摔倒的老人则说是被侯女士绊倒的。
在事实不清楚的情况下,就先入为主,认为这是一起“做好人没好报”的事件,会向在这个问题上本就很脆弱的社会传递一种非常负面的暗示。
理性地看,类似的问题,其实首先不是一个道德难题,而是一个法律难题,一个技术鉴定的问题:
在缺乏目击证人和录像的情况下,双方各执一词,怎么办?
是不是应该形成一个在技术鉴定上的共识,比如呼吁目击的公民站出来作证,还有,是不是可以采取测谎手段进行判断。
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思路。
来看一个很意味深长的现实:
虽然并没有证据证明在类似事件中是扶人还是撞人,但很多人都会习惯性地选择站到“扶人者”那一边,相信他们说的话,认为他们确实是好人,却反被“恶人”诬告为撞人,然后由此生发出“好人没好报”的叹息。
而不相信摔倒老人的话,不相信这可能是肇事撞人后回避责任的狡辩。
为什么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很多人更相信他们是助人而不是撞人呢?
或者,会本能地去相信“好人做好事受到了诬陷”——背后的社会心态非常值得玩味。
“不扶老人”的理由,也许并不那么冠冕堂皇,可能隐藏着人性中一些细微的幽暗。
选择这种相信,可能因为主宰这种舆论的多数人,不是摔倒的老人,而是年轻人——这些年轻人,现在还没有面临着摔倒的危险。
他们的身份,都可能是去扶别人的人。
所以,当发生这样的冲突的时候,由年轻人主导着的舆论,会本能地站到“扶人者”的立场上,相信是帮人而不是撞人,认为是老人说了谎。
不要忘了,我们家里也有老人;不要忘了,我们也有老去的那一天。
不要轻易说“以后看到老人摔倒了就不去扶了”。
我们选择这种相信,还源于公众骨子里的一种惰性,喜欢把责任推给别人,觉得这样的助人是一种麻烦:
不是我们不想做好事,而是外在的环境逼着我们不敢做好事。
不是我没有道德担当,不想做好人,而是人心险恶,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很多人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选择相信“是扶人而不是撞人”,潜意识中是在为自己的冷漠寻找借口,为自己推卸责任寻找正当性。
这还可能是我们一种道德上的撒娇,为自己的赌气和推卸责任找到一个借口:
我以后也不扶人了。
其实,助人的道德,是源于内在的一种良心驱动,这种道德不应该因为一两个小概率事件而改变,不要为自己坚守这种道德设置什么条件。
做好事不需要理由,不管别人怎么看怎么做,自己心安、自己快乐就可以了。
前几天江苏一个扶人后被误认为撞人的司机,在事后接受采访时说的话很让人感动:
虽被误解了,但今后遇到摔倒的老人,我还会去扶。
不扶良心不安。
(曹林)
洋雷锋
向"绝对的洋雷锋"学什么?
昨天《扬子晚报》报道:
在南京夫子庙风景区建康路上,一老汉正挎着菜篮走在路上,突然,老人头一歪,就晕倒在了路边,人们赶紧报警求助。
此时一辆大巴路过,车上跳下一名头发花白的老外,他迅速跪在地上,为这位晕倒路边的中国老人嘴对嘴进行人工呼吸,经过十多分钟的抢救之后,晕倒的老人逐渐苏醒过来。
原来,这位老外是来自意大利的一名医生,在旅游途中发现路边有人晕倒之后,立即下车对其进行了抢救。
等“120”急救车赶到现场之后,晕倒的老人被送往医院救治,这名热心的老外才离开了现场。
经过这位洋大夫的救治,晕倒的老人慢慢地苏醒过来,洋大夫还拿着扇子给老人扇风。
洋大夫就这样一直跪在地上十多分钟抢救老人。
周围的市民看了之后都很感动,大家说:
“这个老外真是热心肠,绝对是洋雷锋!
”。
急救人员表示,老人血压比较高,可能是中暑,幸亏这个洋医生先期对老人采取了一些心肺复苏的急救措施,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我们向那个“绝对的洋雷锋”学什么?
学他的热心肠,学他是个好人,把“助人为乐”,“救死扶伤”视作己任,没有其它患得患失的考虑。
假若他想到“在中国做好事被诬”,他敢跳下车去救人?
洋人没而有这种患得患失的想法。
我想,假若这亇大夫是中国人,而老人醒过来会否误会是大夫撞了他,又要去报警,一时没有监控录象,谁能说得清?
做好事被诬,只能靠监控录象,但总不能处处均有监控录象。
因为这种幸有监控录像提供有力证据的事情并不常有。
更多的时候、更多的人,面对的是证据缺失的“黑洞”,没有监控设备,没有目击证人,只有各执一词,但谁也不能自证清白、互证错误。
没有证据,法官也成“难为无米之炊”的“巧妇”。
不管是否能最后求得公平正义,最终都深深伤害了社会公众的道德良心。
这种事如果洋人遇到,说到国外去,中国人是绝对的坍台。
又是《扬子晚报》报道:
江苏如皋县大巴司机殷红彬在路上遇到一被三轮车撞倒的石老太即停车救人,石老太当时倒在下面也没看清,老太儿子还报警,说大巴撞人又溜走了。
警方调查幸亏车载监控录象记录了事实真相,终于还了殷司机的清白。
网友要求石老太及其家人应立即道歉,石老太的儿子带着锦旗向殷司机道歉及致谢,锦旗上四个字:
“感谢好人”,南通市的领导说:
“好事要做,好人最终是会得到社会承认的。
”
好人应由道德来承认。
那个“洋雷锋”得到一致的公认,是公认他的道德,而殷司机也被南通市申报为“见义勇为好司机”,因为他是好人,这是对道德的公认。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社会的道德还在,我们要高唱道德的赞歌,必须唤醒社会的道德感,洋雷锋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一个道德的榜样,值得学习,值得歌颂。
殷司机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一个道德的榜样,值得学习,值得歌颂。
卢安克不是“洋雷锋”,也不该另类
自德国人卢安克十三年前到中国投身志愿教育以来,关于他的各种猜测从未停止。
最新消息是,这个十多年未领一分钱工资的洋雷锋,因为既“没有获得正式的志愿者身份,也没有获得中国的教师资格”,为了和那些与自己命运相连的“留守儿童”呆在一起,也为了自己喜欢的生活,不得不更低调了。
他关闭了自己的博客,完全隐身于广西的乡村。
在关闭博客时说:
我不是本国人,却去管一些外来人不应该管的事情,使得本国人有些难受。
为了不伤害你们的自尊感,我是不应该管留守儿童的事情。
究竟是谁的自尊感,比留守儿童的教育更重要?
从央视对卢安克的访谈来看,显然不是孩子们的,他们都非常喜欢这个懂得如何激发自己创造力的外国老师。
也不会是当地村民的,在他的带动下,素来散漫的村民们共同修筑了连接各家各户的水泥小路。
那么,只能是伤害了“有关部门”的自尊感了——不去直面和解决问题,却因一个为中国留守儿童奉献全部心血的外国人而觉得被揭了家丑,感觉被冒犯——这是一种怎样不可理喻的自尊感?
排斥卢安克最强大的理由,是有人怀疑他有恋童癖。
其实,如果愿意,还可以说他是偏执狂,是德国社会的失败者……类似的质疑再举出几十上百条,不是难事。
如果只用传统社会的眼光,这些对外来的“闯入者”的怀疑就都是人情之常。
但毕竟,我们早已经跨入了现代文明,除非经法庭判决,我们都无权把自己的猜测当作定论,以之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总不能说,一切不谋利、不求名的行为,都需要自证无罪吧?
如果真有这样一个地方,善行是例外,不贪腐被视为异类,人们只追逐权势与财色,它会是圣经中那个恶贯满盈的城市索多玛,而不应是我们深爱的这片土地。
可是,面对卢安克,某些人的精神世界的确已不习惯这个“没有目的”的人。
国人害怕退回到贫穷的农村,他却看成是一步步接近自己喜欢的东西。
对这样的价值观与人生选择,用世俗的眼光当真看不明白——这才是时代的大悲哀。
社会的精神维度,已经贫瘠到难以理解卢安克,这并非一日之过。
九十年前“打倒孔家店”是只是矫枉过正;四十多年前“破四旧”,却几乎彻底废黜传统价值。
如今,我们认可了自利,却未建立公正规则;突破了许多禁忌,却未做到克制欲望;发展了极大的物质财富,驾驭得却非常尴尬。
正因缺乏精神的力量,当地政府才害怕家丑外露,才无法在同样的精神深度上理解一个真心帮助留守儿童的外国人,从而显得疑虑重重。
卢安克以一个常人的标杆,衡量出了社会的精神单薄症。
把强者的肆无忌惮与弱者的举刀屠童,都归咎于大环境,这很容易。
但倘若人们看到善人的第一反应,居然是怀疑与不适,而非认同和追随,我们又靠什么驱除附着于内心的软弱与恶念?
又怎么去改变不公不义?
把卢安克比成白求恩或雷锋,并不恰当。
他既非一个国际主义战士,也未自小受到“狠斗私心一闪念”的灌输。
甚至,他也不是一个富于牺牲精神的宗教徒。
他不赌博,不喝酒,不吃肉,不恋爱,在回答记者“不为这些,你为了什么生活”的问题时,他只说:
有更大的乐趣啊,比能表达的更大的乐趣。
这就是最好的回答了。
勇者拍案而起,并非为了博得令名,而是不公不义触疼了他的眼睛或耳朵。
智者孜孜不倦,只不过是探索未知可以带来精神的满足。
卢安克每个月只花一百多块钱,不是因为他讨厌物质,只是他更爱自由,以及教育留守儿童给他带来的深沉乐趣。
这个时代最缺乏的,不是伟人,不是圣徒,而是一大批拥有起码精神修养,能包容不同价值追求,理解一切美好与善意的平常人。
他们对生命意义的领悟,对幸福的理解,建立在人之为人的天性与良知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利欲的计较、权衡与满足之上。
他们随时可以为了生命的自由,选择独特的生活方式,放弃不必要的物质羁绊。
而这,需要我们返本归源,重建个体的精神世界。
只有当卢安克不再成为社会的另类,社会才会回归正常,循着内心指引自由生活的人,才会渐成主流。
【南方周末】
网帖称“洋雷锋”卢安克或因无志愿者资格离开中国
2010年05月30日06:
50昆明信息港【大中小】 【打印】共有评论699条
“洋雷锋”卢安克与学生在一起
在广西支教10年,据说因谈论有关“中国教育和留守儿童的话题”受到当地有关部门警告。
“洋雷锋”卢安克关闭博客,网民叹息。
最近,有网友发帖称,今年32岁的德国“志愿者”卢安克的博客被广西有关部门要求关闭,而这位被网友称为“洋雷锋”的老外,也可能因为“没有做志愿者和教师的资格”离开中国。
不过卢安克在其博客的关闭声明中说,这是一个“完全自愿的决定”。
2010年初,中央电视台《面对面》播出了对卢安克的专访,使得更多人认识了这位老外——德国汉堡人,毕业于汉堡美术学院工业设计系。
1990年夏天的那次为期3个月的中国之旅,改变了这个德国青年的人生,广西的乡村成了他实现理想的热土。
1992年夏,卢安克来中国东南大学留学。
1993年2月转学到广西农业大学,与一群来自广西农村的中国同学朝夕相处。
1999年他从德国回到广西,到河池的一所县中学当初中老师,因不能提高学生的考试分数,家长们有意见,学校把他开除了。
后来,他来到广西河池的的特困县东兰,在东兰县切学乡偏僻的板烈村小学,当了10年的乡村教师。
而在这10年的教师生涯中,从未收受过学校一分钱工资,他每年三四千元的生活费均由其远在德国汉堡的父母提供,月支出不超过200元。
其间,这位与中国最贫困地区农民一道承受着最艰苦的物质生活,同时进行着极富创造力实践与研究的青年,还得过乙型肝炎,并遭遇车祸险些失去了性命。
“仅仅为钱工作,是可惜的。
”他来中国工作之前曾对父亲说过这番话。
卢安克从2001年开始开设博客和个人网站,网站上有他翻译的上百万字的教育论著;在博客中,他张贴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和作品,力求对别人有所帮助。
对于卢安克关闭博客一事,网民们都表示非常可惜。
网民“冰瀑”质疑说,如果从条文上讲,卢安克确实没有当志愿者和乡村小学教师的“资格”,但他毕竟为中国乡村教育做了许多好事。
也有网民认为,卢安克在媒体上经常谈论有关“中国教育和留守儿童的话题”,可能是他受到“警告”的原因,毕竟作为外国公民,有时候在不了解中国国情的情况下说的话,的确会让有的人很不安。
昨天,记者登录卢安克的博客,看到了他对于关闭博客的声明:
社会对我的关注也已经超出了我的承担能力,我承担不了社会反应所带来的后果、责任和压力,也就不敢让更多的人知道我的事情。
因为这些,也因为媒体给我带来的压力,我只好把我的博客关闭起来。
请你们理解我这个完全自愿的决定。
我真不希望别人因为我而难受。
按照有关部门的要求,我在这要声明:
我没有获得正式的志愿者身份,也都没有获得中国的教师资格。
卢安克:
德国汉堡人,毕业于汉堡美术学院工业设计系。
1990年夏天为期3个月的中国之旅,改变他的人生——从1997年至今,他在中国广西的大山里已经待了十年,辗转多处山村,过着简陋的生活。
他在华支教十年,是感动中国2006候选人。
当时他说:
“我很害怕去感动别人。
有人推荐我参加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我吓坏了,赶紧给评选委员会写信,让他们别选我。
我不想感动中国,只能是中国感动我。
”(都市时报记者李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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