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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卷首语
■经济专论
深化改革的再思考 黄卫平
中国新型工业化发展模式及其比较研究 辜胜阻
——兼评中国民营科技企业区域发展
■宏观经济
抓住新经济增长周期机遇 保持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 萧灼基
2003·经济回顾与2004·宏观经济形势新特征 本刊记者
——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兼新闻发言人姚景源
拉动经济增长:
2004年消费的贡献率明显提升 杨继瑞
■企业发展论坛
中小企业创业的核心要素与创业环境分析 张玉利 陈立新
职业经理能代替职业管理吗?
王颖
生产型企业:
如何培育核心竞争力 陈丞 陈烨
■企业家纵横谈
强化企业经营者的“核心能力”意识 王锋
人生,就是始终执着与不断折腾 本刊记者
——访金源化学集团总裁张和平
企业家价值取向的现状与特征 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
——2004·中国企业经营者成长与发展专题调查报告
■民营经济
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 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陈明德
大力发展民营企业 努力繁荣县域经济 卢湖山
努力破除思想障碍 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 李谠
关于推进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几点建议 潘琦
■参政议政
关于培育自由职业者队伍 促进就业与创业的建议 黄关从
较大幅度提高中低阶层收入是保持发展和稳定的最佳政策选择 李世杰
■调研报告
中国留学回国人员发展情况调查和建议 张国初 梁丽娟 张启明
■金融
关于国有商业银行困境与改革路径的思考 潘建成 何广文 冯兴元
构建面向民营经济的金融服务体系 时旭辉
■行业趋势
提高附加价值:
我国会展产业战略发展的关键 应丽君 张西振
■博士论文
电力产业垄断、竞争和管制理论研究综述 张晓春
政府在发展住宅消费信贷中该起什么作用 李强
深化改革的再思考
中国改革开放的目的在于走共同富裕之路,达到全面小康。
回顾中国经济成长、腾飞的历程,在它的背后,隐藏着许多发人深省,催人奋进的东西,也给我们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
应该看到,无论是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内外政治经济环境,还是发展的经济、政策运行模式,都具有区别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中国特色。
只有遵照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保持与人民的血肉联系,体察民情、了解民意、集中民智、珍惜民力,深怀民本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善谋富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尊重民众的首创精神,办实事、求实效,才能引导人们走上共同富裕、全面小康之路。
可以说,中国在实现了温饱之后,在努力实现现代化历史跨越的市场化取向改革中,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基础,以有为政府为核心,以完善诚信市场体系为手段,以经济发展为目标取得了经济发展的初步成功,正在形成以民为本、立足于民、民有民办民享的政策导向,最终将经济的活力、实力、动力、潜力体现为利国富民和社会文明。
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中国的经济发展就必须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生产力、提高社会的共同福利水平、坚持与时俱进、维系可持续发展、社会文明呈不断提高的本质性特征,出现人们所盼望的“经济活、社会稳,生活好、民风淳,干群和、面貌新”的生动活泼的良好局面。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渐进深化,各个行业、各个地区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逐渐暴露出来,继续深入改革的成本明显上升。
如何在发展过程中,能够做到平滑转轨,低成本、平稳、顺利地实现跨越性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一、三个代表的经济理论前提思索
信息,材料和能源一起被列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三种基本资源之一,历史上人们在开发材料与能源的过程中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但材料与能源在一个时点上是有限的,因而才有了“巴黎俱乐部”关于资源和环境的担忧。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描述未来社会时,强调了财富的极大涌出,认为只有这样,人类才可以在自己的旗帜上书写:
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才可能使得现代社会进入共产主义。
然而,如果传统的材料与能源供给是有限的,环境承载是有限的,财富的极大涌出便会受到制约,可以思考的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将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认定为第二次工业革命诞生的大工业,事实上并未考虑到资源、能源、环境承载的有限性,因此人们在思考进一步深化改革时,科学发展观的问题便浮上了台面。
然而,在新技术革命的基础上,当信息作为一种社会发展的基本资源被人们普遍接受时,可否认为这种无限资源的诞生与处理,形成的全新的产业,某种程度上为共产主义的建立赋予了全新的物质基础,这对于解释人们因资源困境无法做到物质财富极大涌出的疑虑给予了某种启示,当然这需要人们从理论上给予新的分析,推进理论的发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全新的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发生转换时提出的,它的提出具有相应的社会经济的前提背景。
二、社会新基层单元的构建是改革的减震器
三个代表的核心是以民为本。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企业如何完成转制,人员分流,而社会又保持相应的稳定,同时将新制度建设的成果让全体社会成员共享,人民生活质量得到提高,这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应有之意。
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构建、完善新条件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基层社会单元,为进一步经济发展奠定新的社会基础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传统企业一般都具有至少两个职能:
一方面,企业是生产单位,另一方面它也是全体员工的“单位”,负担着向“单位人”提供社会服务的功能,企业转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将这些社会功能进行剥离,然而经验表明,这种剥离一旦有失误,便容易造成相应的社会震荡:
过去企业在面对政府时是下级经营单位,但面对员工则具有提供相应的政府服务和社会服务的功能,如员工的政治思想教育、幼儿园、子弟学校、食堂、医院、娱乐、养老、保险提供等,企业改制实际是在全面摆脱非生产性的社会功能,但这些功能必须有相应的社会单元来承接,即应逐渐转移给社会去承担。
但过去因社会上实际没有相应的社会单元承接这些必不可少的功能,形成了下岗工人被“抛向”社会但无人承接或承接不好的现象,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一些地区安定团结的局面。
遵循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促进新文明社区建设,其重要性在于构建了新的社会单元,社区应该被建设成新的社会基本单元,承接原本由企业承担的社会功能:
由企业剥离出来的分流人员,剥离出来的社会服务,均在新社区的范围内得到安置和落实,这样做稳定了社会,提高了社会生活质量。
员工从自然人变为经济人由企业改制完成,而从自然人转变为社会人的功能则由社区承担,彻底的将老式的“单位人”转变为新式的“社会人”,在减轻企业负担、企业得以有效经营的同时,企业原有的社会功能由新的社会单元很好地承接,在改革中“企业管生产、社区管生活”,可以避免震荡,维护社会稳定,理顺改革中政府、企业、员工、社会的关系,建立员工的新“归属感”,有了新的社会关系结构,不仅解决了广大群众在企业转制中的“后顾之忧”,而且积极地提高了广大居民的生活质量,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三、打造诚信,促进全面小康的实现
中国经济目前主要的问题之一是市场取向的改革与社会诚信之间的矛盾。
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是指令与服从,市场取向的改革使得市场中的参与者(包括民营企业和其他所有制的企业)地位是平等的。
他们活动的基础是契约,而契约的基础是信用。
中国市场缺乏的是信用基础,很难想象没有个人信用,却能产生很好的社会信用;而没有信用的市场对经济的发展很难起到积极的作用。
因此,建设一个有诚信的市场体系,是发展经济的当务之急。
社会信用是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中国在过去很少有人使用信用卡,因此也不存在个人信用记录,也无法去考察每个人的诚信情况。
在经济社会中,个人信用是社会信用的基础,没有个人信用就很难建立社会信用,而没有社会信用的建立,也就没有市场中的诚信。
逻辑关系是:
具有个人信用的社会,市场的中介和企业才可能讲信用,有序、有诚信的市场才可能真正建立起来。
在构建个人、社会、市场信用的全过程中,政府讲信用、办事有诚信则是一切社会诚信现象的集中表现。
因为只有政府“言而有信”,以诚信为本,上行下效,诚实守信才可能蔚为社会风气。
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原则下,政府的最高宗旨是为人民服务,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民为本,引导民众走共同富裕之路,是政府的根本职责。
因此,在两个文明建设中,以民为本的政府的任何行为具有必然的诚信基础,否则便失去了为民的本质。
从理论上讲,任何劳动都具有私人性和社会性,只有当二者高度统一的时候,诚信才是必然的。
只有员工个人身份摆脱单一生产要素身份的束缚,使得员工主人翁的责任感具有了新的基础。
他们在为社会生产的同时,也能真实地感受到自己的利益有机地融合到这种生产中,即也是在为自己生产,人们才可能从社会经济利益和个人经济利益的角度明白诚信的重要性。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只有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建设全面小康,才有可能形成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融合,产生社会的诚信。
四、重新定义资本市场功能
资本市场对投资者、企业、政府来说,最大的功能是有效配置资源,即无论从微观和中观、还是从宏观的角度看,资金都应做到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收益,否则就会产生流动。
目前中国股市最大的功能性风险是,它作为集资的手段极为有效,作为资源配置的手段极为无效,形成了过程的成功与结果的不成功两者之间的悖反。
这种作法源于某种认识上的“误区”:
国有企业的困难被有意无意地定位为主要是缺少资金,解困的必要条件(但绝非充分条件)就是解决国有企业的资金问题,在财政拿不出钱,又担心银行的不良资产会因企业的财务困难而加重的时候,人们的眼光开始转向了股市,希望从股市融资、“圈钱”来解决企业的资金不足问题;从更深的层面讲,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国有企业的资金困难必须由其所有者——大众无偿出资(企业对于股市融资是不用偿还的)解决。
坦白地讲,那种单纯利用股市来“圈钱”、指望股市为国有企业解困的指导思想,实际上是使宝贵的资金流向相对没有效益的场所,尽管可以理解这种作法的良好初衷,但这种作法不仅对投入股市的资金有风险(但吃亏上当会教育投资者),而且对股市的健康发展极为不利,某种程度上讲是中国股市在发展中面临着的根本性风险。
长此以往,股市前景堪忧:
长期资源的无效配置将会从根本上毁了股市。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作为公有制经济的代表,全权管理国有经济,具有对宏、微观经济运行的无限责任,并将经济行为与政治行为等同起来。
由于资本市场的发展,风险在股票、证券的换手中转移,政府至少对于微观经济承担的责任正在从无限转向有限,更多的经济风险则由股市上的投资者承担起来,风险的转移并不意味着责任的减轻,这种情况更加要求主管部门从大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了。
五、投资结构的倾斜思考
在2003年春天爆发的“Sars”疫情中,中国公共卫生的弱点暴露了出来。
有学者讲,中国的公共卫生措施及开支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是不相匹配的,笔者想讲的是,中国公共卫生开支的增长与国家税收增长是不匹配的,与财政开支的增长是不匹配的。
某种角度讲,这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已经形成了反差,这一点在农村尤为明显。
笔者曾经听闻,温家宝总理在农村视察时,总是在问村民,村里的婴儿有多少是在医院出生的,村里的老人有多少是在医院中去世的,工作作风的扎实可见一斑,但结果是两个15%,这又显现出了公共卫生设施的不足。
大家都在讲农民是中国社会的基石,解决好“三农”问题,才能够最终解决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
而“三农”问题解决的难度,在中国比在其他国家要难得多。
今天,西方国家很少不对农民进行补贴,它们是从高百分比的城市人口的税收中,补贴低百分比的农民人口的,中国却很难以低百分比的城市人口的税收来支撑高百分比的农村人口的补贴,这是中国的特殊性。
目前,在五年内取消农业税的过渡期中,只能从投资结构方面进行调整,以支持农村的发展。
除了财政加大投入力度外,金融机构在重点支持春种秋收期间农民购买化肥、种子、农业收割机具以及抗旱应急设施建设、重大病虫害防治、农副产品收购等应急资金需求之外,也应积极发放中西部农村人畜饮水、县乡公路、农村电网改造、农村公共医疗设施等国债项目配套贷款,稳定和支持发展农、林、牧、渔业生产,促进农村社会经济的进步。
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应该进一步明确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一定要以人为本,围绕全面小康的落实思考问题。
世界任何政府的职责之一便是很好的解决就业问题,很难试想改革的结果是国企工人、政府干部和事业单位人员的大量下岗、分流了,原有配合低工资的住房、医疗、教育等无偿福利取消没有了,而收入却无法相应弥补跟上,而且还要全社会共同负担改革成本。
中国农村发展相对滞后,收入增长缓慢,甚至增产不增收,这会对人们心理产生强烈震撼,提升对于未来不确定性的预期,导致人们的消费心理日益保守,不仅“用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成为一种奢望,更多的人却是“削减今天的消费以保证明天的基本生活”;这种心态反过来造成本来合理的改革政策得不到大众的配合。
因此,任何改革都必须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帅,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高度来设计方案,评判结果,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
本文作者:
黄卫平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教授
责任编辑:
姚开建
中国新型工业化发展模式及其比较研究
——兼评中国民营科技企业区域发展
由于世界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快,在全球范围内正在兴起一场新工业革命,即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
笔者认为:
在我国,对工业化而言,区别“新”“旧”的重要标志是增长方式和发动主体。
在增长方式方面,以低成本为竞争优势的工业化方式要向以技术创新为竞争优势的方式转变。
新型工业化区别于传统工业化的关键因素是科技含量要高。
科技含量高是“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根本前提。
技术创新一方面要使高技术成果产业化;另一方面要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要围绕支柱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培育、传统产业改造来推进新型工业化。
在发动主体方面,以政府发动型的工业化要向以民间资本和市场力量推动为主的工业化转变。
我国的传统工业化是政府发动型的工业化,民间力量和市场机制很弱小。
新型工业化首先要改变动力机制,主要靠市场的力量和民间资本推动。
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市场机制已逐步成为调节工业化的主导力量;随着改革的深化,民间资本在许多地方已占据主导地位,所以,新型工业化需要民间资本和科技产业的结合。
如果说国有企业是传统工业化的主体,民营科技企业则是新型工业化的主力军。
(一)新型工业化模式的划分
关于我国传统乡村工业化道路,乡镇企业发展的经典模式有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晋江模式等。
那么,以民间资本推动、民营高科技企业为主体的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有哪些模式呢?
笔者认为:
我国新型工业化发展模式可分为技术推动或“内生”主导型、市场拉动或“外引”主导型和资本推动或产业升级主导型三种。
中关村模式是以技术驱动或“内生”为主的模式,其成功得益于雄厚的科教资源和“知本”优势;深圳模式是市场驱动或“外生”为主的模式,其成功在于它的移民文化和市场优势;温州模式是资本推动的产业升级主导型,其成功源于温州人具有强烈的致富欲望、坚韧不拔的创业精神和庞大的资本优势。
综合比较,三类模式在发动主体、领军人物、要素组合方式、主要技术路线、初始资本来源、政企关系、技术创新、创业文化和配套体系等方面具有较大差异,见表1。
在发动主体方面,如果把中关村称作科学家“下海”,是知识集聚资本,温州则是企业家(老板)“上山”,是资本集聚技术;深圳则是通过引进人才和资本来实现产业升级。
如果说中关村是科学家主导型模式,温州则是企业家或民营企业家主导型模式。
在生成机制方面,中关村和温州都是以本地资源为依托,中关村依托本地的科技资源,温州依托本地的产业资源;而深圳则是在一张白纸上画画,是“外引”为主导的模式。
在创业文化方面,中关村模式得益于雄厚的研发基础和校园文化,而深圳模式的成功在于它是移民城市和深厚的移民文化;温州模式在于温州人的强烈的致富欲望和坚韧不拔的创业精神。
温州的创业文化受血缘、亲缘和地缘的影响,而中关村则主要受学缘、业缘关系的制约。
在产业方向方面,如果说中关村主要是高技术产业化,那么温州则是传统产业升级,用先进适用技术提升传统产业。
温州创业者的原始积累是通过做贸易实现的,传统温州模式的特点是“专业市场+家庭工场”,所谓“小企业、大市场”,走的是一条从贸易到制造业发展的路径。
在开放路径方面,三大模式在开放路径上是不一样的。
如果说温州的开放主要是“走出去”,温州人四海为家,深圳则是“引进来”,既引进人才、技术,又引进产业;中关村既有“内生”也有“外引”。
在配套体系方面,温州通过自身的发展形成了一个特色产业集群,建立起配套产业体系;深圳通过高技术企业引进,形成了很好的产业配套体系;中关村在这一方面则具有更多的自给自足的特色。
在产权关系方面,温州孕育着民间经济活力和草根精神,温州模式以发达的民营经济为土壤,民营经济在温州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达到85%以上,在工业总产值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均占98%左右,温州的企业产权归属清晰;中关村模式以发达的国立大学和科研院所为依托,中关村企业的产权归属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过程。
在技术创新方面,中关村是自主与模仿相结合的“内生”型技术创新;深圳是引进与消化相结合“外生”型技术创新;温州则是市场推动的产品集成创新。
温州的技术创新是从简单修理到粗糙模仿,再到精细模仿,再到模仿和少量创新,最后到模仿和创新并重。
在创新体系方面,温州模式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的创业精神,企业和企业家是创新的主体;深圳模式的创新主体也是企业;但是,与此不同的是,中关村的创新主体则是大学和科研院所,创新主要是由科学家来实现的。
(二)技术驱动为主的中关村模式
中关村模式是一种技术驱动的“内生”新型工业化发展模式,其特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六个方面。
1.科技资源非常丰富,有最为先进的技术源头。
分析民营科技企业发展模式,首先要着眼于产学研网络联系和政企关系。
与硅谷是建立在斯坦福等一大批高校构成的智力密集基础上一样,中关村高技术园区是建立在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强大技术支撑上的。
中关村科教资源密集程度不仅国内仅有,也是世界罕见的。
中关村不仅是技术创新源、是高技术企业的孵化器、是高技术产业的辐射源,而且是企业家人才和技术人才的培养基地。
在高技术产业的竞争中,人才群体和“创新源”是成功的关键。
正是这种得天独厚的科教资源优势为中关村科技园区提供了大量高智力人力资源。
据统计,中关村实施国家八六三计划、攀登计划、攻关计划的项目总数分别约占全国的41%、61%和40%。
中关村地区的研发经费的投入一直占全国总投入的六分之一以上。
中关村高技术产业园区的经济产出占全国高技术产业园区总产出的六分之一。
作为中央政府所在地,北京中关村发展高技术产业有来自于中央部委各方面的大力支持,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密切。
2.知识产业以“内生”为起点,发展为“内生”与“外引”并存。
高技术企业发展有两种基本模式:
“内生”与“外引”。
“内生”是将智力资源先演变为市场化导向的科技产品,再演变为高科技中小企业,进而发展为高科技大企业的过程。
“外引”是注重有选择地吸引外围高技术公司进驻。
很显然,从起点来看,中关村的发展道路是“内生”主导模式,但随着中关村园区环境优势的逐步完善,中关村越来越受到海内外投资机构的青睐和金融资本的支持。
在2002年,中关村“三资”企业创造了50%的工业总产值,上缴的税费总额占总量的45%,出口创汇占79%。
微软、松下、朗讯、三星、诺和德等国外高技术公司在中关村设立了23家研发中心;在世界500强企业中,已有43家在园区设立了分机构;国内一批大公司都在“村”内有“常住户口”。
中关村地区活跃着上百家国内外风险投资机构,到2002年5月,区内共有134家创业企业获得风险投资。
3.是一个创业和创新型区域,高技术企业的企业家多由科技人员“下海”演变而成,带有很强的科学家的色彩。
继1980年中国科学院研究员陈先春率先创办第一个民办科技机构以来,科技人员不断走出高墙深院,不拘一格地大胆创业。
中关村催生了一大批创业型企业家,这些创业者群体引领了中关村创业文化的建设。
现在园区企业总数达到12,000家。
中关村是科技人员创业的“栖息地”(Habitat)。
2002年末中关村科技园区从业人员达40万,在10万余科技人员中,博士、硕士近3万人。
园区企业法人代表中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的占80%以上。
中关村科技园区中,留学人员回国创办的企业约占园区高新技术企业总数的10%。
2002年,在这个创新型社区中,科技园区专利申请3,934件,其中发明专利1,529件,已经产生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企业。
4.打破了科学研究与生产实践相互分离的状态,高技术产业成为具有辐射能量的知识高地和增长源,成为我国信息化的发动机。
科学技术只有与生产实践结合,才能释放高技术的辐射能量和发挥高技术产业的渗透与扩散作用。
中关村通过发展高技术园区,营造产业与技术结合的环境,促进了技术、信息、人才等生产要素的流动和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对传统产业通过技术改造获得新生提供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2002年中关村科技园区实现技工贸收入2,404.8亿元,实现增加值519亿元,占北京市国内生产总值的16.6%。
由此可见,高技术产业正在逐步成为北京经济新的增长源头。
从产业带动性来看,中关村是我国信息化的动力源。
在上个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以办公自动化为特征的第一次信息化浪潮催生了中关村的IT产业,形成了中关村国内一流的品牌产品。
在21世纪初,我国实施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战略,新一轮的信息化浪潮将为中关村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5.在产权制度方面,同温州和深圳企业在创业初期多是单一业主制企业和合伙制企业不一样,在中关村民营科技企业起步阶段,大多有一种“红帽子”现象。
中关村是民营科技企业的发源地,但中关村的企业大多是校办、院办、所办企业,企业同校院所之间的天然的联系使这些企业存在产权不清等制度缺陷,造成企业自主管理、自主经营、自我发展受到很大制约。
为此,中关村在制度创新方面要把产权制度作为一个重点。
6.在产业链和产业配套环境方面,中关村现在的大小企业上万家,但需要形成产业链和配套服务环境。
海淀区缺乏制造业配套条件和一定规模的蓝领工人,缺乏为现代制造业配套的中小企业。
中关村企业间没有形成分工协作的体系,影响了上、中、下游产品配套发展的产业链的形成。
企业要想把自己的技术变成产品,必须完全独立地搭建所有发展平台,完成研究与开发、制造、流通、服务等等所有环节。
(三)资本驱动为主的新温州模式
新温州模式是以民间资本驱动的产业升级型模式,具有以下特点。
1.新温州模式不同于中关村模式之处在于它是民间资本和产业升级推动的模式,民营经济与科技产业的结合是出于资本扩张和产业升级的需要。
温州民营科技企业发展模式具有天生的民本、民生、民营、民享特征,产权明晰,这与中关村的“红帽子”现象形成鲜明对照。
浙江是中国沿海地区市场开发度较高、民营经济发展非常活跃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国股份合作制的发源地。
浙江的魅力就在于地方“草本”金融漫山遍野地生长。
据估计,温州民间资本达到2,000亿元。
其实正是民间金融的发展保证了温州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与中关村知识产业具有很大的“内生性”和技术供给推动不一样,温州民营科技企业发展模式的技术源头具有“外生性”和需求拉动。
2.如果说中关村是高技术产业化为主导,那么温州则是以传统产业的高新技术化、用高技术和先进的适用技术改造和武装传统产业为特色;就产业领军人物来看,中关村是科学家“下海”,温州产业领军人物是企业家(老板)“上山”。
浙江温州等地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数量不多,科技资源不太发达,因此,在初始创业阶段,浙江温州的企业大都涉足技术含量不太高的传统产业,企业管理水平也比较简单落后,但是这些传统产业的民营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寻求新的市场和更高的利润点。
通过技术创新,用先进适用的技术改造和武装传统产业;通过制度创新,引导家族式管理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
在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作用下,促进以传统产业为主的块状经济向以高技术产业为主的工业园区转化,进而提高浙江温州等地企业的产业层次和产品档次。
早期“浙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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