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书籍：中华民国史第一卷（下）.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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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六章 北洋政府封建专制统治制度的确立第一节 熊希龄内阁和正式大总统的选举一 熊内阁及莫大政方针宋案发生后，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赵秉钧自 5 月间就被迫“请假”，国务总理的职务一直由段祺瑞代理（7月中旬由朱启钤暂代过两天）。各部总长也七零八落，除陆军、海军、外交、司法、农林、交通有总长之外，其余各部都以次长代行总长之权，内务为王治馨，教育为董鸿祎，工商为向瑞琨，财政为梁士诒。当时，袁世凯正在全力准备反革命的统一战争，暂时无暇顾及内阁人员的补充问题。7月底至 8月初，对南方用兵节节胜利，使调整政府机构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对于总理这一重要职位，袁世凯不想让与北洋毫无关系的人担任。他曾想请徐世昌出山，

2、表示“舍徐菊人殆无第二人足以相属”，但由于遭到国民党和进步党国会议员的激烈反对，徐不肯从命，只得作罢。最后，他不得已选择了进步党人熊希龄。他表面上说除国民党 “捣乱分子”以外，他都愿意“容纳”，“示天下以大公”，骨子里却只着眼于暂时利用。因为对南方的战争尚未结束，正式大总统选举也没有进行，此时取得进步党人的支持，对战胜国民党是非常重要的。熊希龄（1 8 7 0 1 9 3 7 ）字秉三，原籍江西丰城县，祖辈在湖南世代为官，遂入凤凰籍，故人称熊凤凰。他是进士出身，怀抱经国济世大志，戊戌维新运动时，曾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改革封建弊政，参与创办学堂、报纸及学会等维新事业，并担任长沙时务学堂总理，聘请梁

3、启超为学堂中文总教习。戊戌政变发生后，他被革职，“永不叙用，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至 1 9 0 3年，由湖南巡抚赵尔巽奏准起用，任湘西路师范学堂监督。1 9 0 5 年，他随钦差大臣户部侍郎戴鸿慈和湖南巡抚端方出洋考察政治，游历日、美、英、法、德、俄各国。回国后至辛亥革命前，历任奉天农工商局总办、盐运使、东三省清理财政监理官、兼奉天造币厂总办等官差，有理财能手之称。在此期间，他还多次赴日本考察教育和实业，与梁启超、杨度和徐佛苏等立宪派名流过从甚密，并暗中疏通袁世凯、端方、赵尔巽等大吏为立宪派捐款，还参与创办政闻社等立宪活动。民国成立后，他加入中华民国联合会，后改名统一党，与章太炎、程德全、张

4、謇等皆为理事。 1 9 1 2 年 4 月就任唐绍仪内阁财政总长，7 月 1 4 日解职。同年 1 2 月 1 2 日，袁世凯任命他为热河都统，次年 2 月赴承德上任，曾筹划热河建省及整修前清避暑山庄等事务，同年 5 月被推为进步党名誉理事。他支持袁世凯，反对国民党。7月初，当江西准备起兵抵抗北洋军时，他曾以热河都统名义通电全国说：“尚望参众两院破除党见，电责叛军首领迅速解兵，听候裁判”，否则“愿与副总统及各都督共击之”。至 7 月 3 1 日，袁世凯正式任命他为国务总理。与前几届内阁一样，熊内阁组阁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但这次困难不是来自国会，而是来自袁世凯。熊希龄在 7 月初得到组阁的消

5、息后，感到非常意外，7 月 1 8 日上辞呈说：“自揣能力，与现在之暴烈分子（指以孙中 民立报，1913 年 7 月 5 日。 时报，1913 年 7 月 27 日。山为首的革命派）、腐败官僚两派绝不相容”，所以总理一职“万难从命”。袁复电不允，并命他速来北京“计议大局”。7 月 2 0 日熊希龄入京，与袁面谈，并与进步党领导人筹商进退。进步党领袖梁启超认为组阁是扩张党势的大好时机，并极力怂恿熊希龄就任，而且表示自己愿意入阁担任财政总长，给以实际支持。进步党人的愿望自然与袁世凯的本意不相符合。熊希龄一到北京，袁就把一张总长的名单交给他：外交孙宝琦，财政周自齐，交通杨士琦，内务朱启钤，陆军段祺瑞

6、，海军刘冠雄，重要的部都由北洋派占据，剩下农商、司法和教育三个部让熊希龄物色人选。一年前，袁用这三个闲曹牢笼占据南方数省的同盟会，而今用来给势力远逊于同盟会的进步党，在他看来，代价已经相当高了。所以，他对熊希龄以梁启超为财政总长的要求始终不肯答应。8 月 2 6 日熊就职，2 8 日赴参众两院发表施政演说，但内阁人选仍未完全确定。一直拖到 9 月初，袁才同意采取折衷的办法，由熊希龄自兼财政总长，而将周自齐调交通总长，梁启超改任司法总长，汪大燮为教育总长，张謇为农商总长。9 月 1 1 日，各国务员经国会通过，并由袁世凯任命。至此，民国以来的第三届内阁才正式组成。阁员九人中，进步党四人，其余五人

7、都是北洋派。熊内阁是北洋派和进步党的联合内阁。由于梁启超、汪大燮和熊希龄都是社会名流，张謇是全国闻名的实业家兼教育家，于是这个内阁就被人称为“第一流人才内阁”。“第一流人才内阁”的成立，是进步党人的黄金时代。鉴于赵秉钩内阁应办之事都由总统包揽，“国务院不过盖章、副署之机械而已”，熊希龄一上台就表示要实行责任内阁制，“与总统府划清权限”，并“勉成责任内阁人员，当不顾利害，积极负责任”。梁启超也想一显身手，为内阁起草了 政府大政方针宣言，经国务会议通过。熊率领全体国务员出席国会，郑重宣布大政方针，此后并在全国各大报纸刊布。这是以往历届内阁所应该做而没有做的，所以熊内阁给不少人以政象一新的观感。内阁

8、宣言书，洋洋万言，对外交、军政、财政、实业、交通、司法、教育各项大政都有论及。叙论一段说，民国“破坏之时告终，建设之时方始”，“然希龄等今日不敢语于建设， 但有竭其绵薄， 以立建设之基础， 为愿已足” 。试图把国家引向建设，这是宣言书的根本点。在外交方面，宣言书表示抱 “开诚布公以敦睦谊”和“审时相机以结悬案”两大方针，“求外交上不复有重大问题发生，乃得集全力以整顿内治”。他们认为，内治根本在于财政。民国两年来“中央既一无所入，惟仰给外债以度岁，地方则又思分中央所借外债之余沥以自活，循此不变，债债相引，其势将举全国所入尽充外债利息。如此，则破产之祸岂俟数年后哉？”因此，必须大力整顿财政，而整顿

9、之道，则从治标治本两方面着手。治标之策为政府严格控制预算，量入为出，以便达到“实际上收支适合”和“勿以外债充经常费”。治本之策有三点：一为改正税制。 “就现行诸税择其中最繁苛厉民者裁汰之”，余则加以改良整顿，同时“略参以国家社会主义，添设新税，求国家增加收入，而民亦间接受其利”。计划采用的税目有田赋、盐课、契税、宅地税、印花税、出产及销场税、烟税、酒税、矿业说、一部分营业税、一部分所得税、遗产税、通行税、 林增平、周秋光编：熊希龄集上，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449 页。 熊希龄集，第 502 页。 同。银行兑换券发行税；此外还有验契说、官发证婚书费等。二为整理金融，统一货币，暂照

10、旧习惯用银本位，将来实行金本位。三为改良国库。关于军政，他们计划练兵五十万， “其性质大别分为两种：甲种用陆军编制法，以军长、师长统之，分驻要塞边防，纯由中央节制调遣者；乙种用警备队编制法，归各地方行政长官节制调遣，分配各州县从事捕盗，诘奸，以补行政警察、司法警察所不及者”。他们还认为：“中国产业幼稚，故宜采保护主义”，又由于“资本缺乏，故又宜采开放主义”，“斟酌两者之间，则须就各种产业之性质以为衡，若棉若铁若丝若茶若糖，其最宜保护者也；若普通之矿业，其最宜开放者也。外商投资于我境内所生之利，彼得其三四，而我恒得其六七，故政府愿与国民共欢迎之”。对于私人工商业，他们也拟加以提倡奖励。宣言说：“

11、官办事业择其性质最宜者乃行开办，其他皆委诸民，不垄断以与争利，但尽其指导奖劝之责而已。”不仅要重视工商业，还要“辟垦荒地，改良农业”，“一面设法普及农业银行，一面以国力兴修水利”。除以上所谓“谋自立以渐进于富强”的政策外，在宣言书里还大讲改革弊政，如励行军政民政分治，取消行省制，改为道、县两级制，实行减政主义，推行官吏考试制度。此外还准备整饬纲纪，齐肃民俗，提倡教育，奖励工商诸学，增进国民智能，等等。熊希龄一再强调法制建设的重要性。他上任伊始，在国会发表演说时就表示： “鄙人之政见，可以简单言之者，则使中华民国为法制国是也。” “谓中国人无共和国程度，鄙人绝不敢言。欲使中华民国巩固，非造成法制

12、国不可。”在大政方针宣言书里，他又说：“今之稍知治体者，咸以养成法治国家为要图。”而养成法治国家的办法，非守法之观念普及于社会不可。使人人知法律之可恃，油然生信仰之心，“则自懔然而莫之犯也，故立宪国必以司法独立为第一要件”。针对以往“法规之不适”和“法官之乏才”的弊端，他提出“宜参酌法理与习惯，制定最适合于我国之法律，使法庭有所遵据”，同时“严定法官考试、甄别、惩戒诸法，以杜滥竽，而肃官纪”。法官的选择任命，比其他官吏要更加严格。应该说，熊内阁宣布的大政方针，从主观上讲，并不完全是徒托空言，借以愚弄人民。虽然这个方针有明显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色彩，如军队“皆以维持国内秩序为职志”，“以收锄暴遏乱

13、之效”；在教育方面，以“孔教为风化之本”；对外未敢涉及不平等条约的问题，等等。但从总体来看，宣言在经济上提出了一整套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在政治上，主旨在于贯彻法治精神，不失为是一个建设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纲领。熊希龄、梁启超、张謇等人的确也想循此方针，有一番作为。但是，这与袁世凯北洋集团的真实意图相抵触。袁的政策是扩张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势力和建立封建独裁统治。所以，大政方针作为“抽象的计划”，袁世凯甚为“嘉许”，对于责任内阁也表示“绝不掣肘”，但一旦见诸实行，则阻力横生，以致流弊百出，面目全非。所谓“第一流人才”“心力虽坚，而能力不足”，他们想做的事既不能 熊希龄集，第 560 页。 同，第 503

14、 页。 熊希龄集，第 559 页。 同，第 502、560 页。做，他们能做的事，就只有助纣为虐了。二 袁世凯攫取正式大总统的职位国会成立以后，即着手制定宪法和选举正式大总统。但这两项工作谁先谁后，却发生争执。袁世凯深知总统非他莫属，所以极力主张先选总统。他说没有正式大总统，列强不承认，民国随时有被瓜分或清帝复辟的危险。北洋派和一部分进步党国会议员都附和他的主张。持先制定宪法说者，多为国民党议员。他们说：总统的地位和权力都根据宪法产生，只有依宪法选举总统，才能使民国走上法制的轨道，否则本末倒置，必为舆论所不容。进步党本来意见不一致，于 1 9 1 3 年 6 月 1 5 日开会讨论时局时，梁启

15、超发表政见说：“对于总统问题，主张仍推袁世凯”；“对于宪法问题则主张先定宪法，后选总统”。经会议表决，大都赞成以梁氏意见作为该党的主张。由于进步党人和国民党人的看法趋于一致，国会于 6 月底议决先制定宪法，并按国会组织法第二十条的规定，由参众两院分别互选出三十人，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立即赶制宪法。7月初，参众两院分别选举宪法起草委员，各党派竞争颇为激烈，都希望多得名额，以便对宪法起草有较多的发言权。选举结果，参议院在国民党籍的有：汤漪、蒋举清、杨永泰、高家骥、段世垣、金永昌、向乃祺、张我华、王鑫润、宋渊源、吕志伊、金兆棪、蒋曾燠、朱兆莘、王用宾、赵世钰、石德纯、金鼎勋；在进步党籍的有：丁世峄、

16、蓝公武、解树强、陈铭鉴、陈善、王赓、陆宗舆、曹汝霖、王家襄；在共和党籍有：钱应铭、车林桑都布、阿穆尔灵圭。众议院在国民党籍有：张耀曾、杨铭源、谷钟秀、孙润宇、刘恩格、褚辅成、孙钟、李芳、伍朝枢、史泽咸、易宗夔、陈景南、彭允彝、李肇甫、徐秀钧；在进步党籍有：刘崇佑、李国珍、汪荣宝、汪彭年、王印川、张国溶、王敬芳、孟森、李庆芳（后来加入公民党）；在共和党籍有：黄云鹏、何雯、黄璋、王绍鏖、吴宗慈；超然派有夏同和。此外，参众两院又各选出候补委员十五人。当时有一些议员同时参加两党，又不时变动，因此对议员的党籍进行精确统计颇不容易。从上述正式委员来看，国民党员三十三人，占多数；其次为进步党员十八人；共和党

17、员八人，居第三位。国民党和共和党的大多数都主张监督袁政府，是政府的反对派，所以宪法起草委员会的组成，使袁政府北洋派深感不安。7 月 1 2日，宪法起草委员会在众议院会堂举行成立会。在 1 5日召开的第二次会议上，通过了宪法起草委员会规则，规定“非有委员三分之二出席不得开议”，“决议以委员总额半数之一致通过之”，“非国会议员禁止旁听”等。1 9 日，会议决定组织理事会，并选举汤漪为委员长，蒋举清、杨铭源、王家襄、黄云鹏、夏同和、杨永泰等六人为理事，并选定天坛祈年殿为会所，从第四次会议起即在天坛召开，所以他们制定的宪法就称为“天坛宪法草案”。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 671 页。 汤漪，字斐予，江西人

18、，美国墨西哥大学政治经济学学士，出任宪法起草委员长时，年三十三。 9 月初，王家襄当选为参议院院长，辞起草委员会理事，李国珍被补选为理事。正当宪法起草委员会赶制宪法时，二次革命爆发，政局突变。国民党籍议员素有激烈派与稳健派之分。以参议院议长张继为首的一些激烈派，敏锐地感到在袁世凯的暴力面前，国会、宪法不足恃，在北京难以容身，遂相率南下，参与举兵讨袁。但仍有一些激烈派议员和稳健派一起留在北京，准备在国会弹劾袁世凯，幻想“以法律倒袁”。袁世凯视激烈派为附乱分子，为配合对南方用兵，他下令在北京实行戒严，借此对国会施加压力。“北京军警联合会”到处散发传单，诬称国会“结党逞凶”，“阴谋倾覆政府”，并威胁

19、道：“倘仍怙恶不悛，甘为民贼，当与全国共弃之。”同时，袁世凯对国民党籍议员公然实行镇压。7 月 2 3 日下令逮捕冯自由等人。8 月 1 日，伍持汉在天津被捕，罪名是“勾结乱党，谋叛民国”，于 1 9 日惨遭杀害，为民国以来议员为国流血的第一人。8 月 4 日，居正、胡秉柯、杨士杰、田桐、白逾恒、刘英等以所谓“犯内乱罪”被通缉。宪法起草委员徐秀钧在北京突然被捕，被解往江西九江，9 月 1 日遇难。8 月 2 7 日，褚辅成、张我华、刘恩格、赵世钰、朱念祖、常恒芳，丁象谦、高荫藻等八人同时被捕，其中前四人为宪法起草委员。当时，国民党本部由留在北京的稳健派议员吴景濂、王正廷、张耀曾、谷钟秀、李肇甫

20、、汤漪等人负责维持。由于袁世凯的血腥手段，国民党人大起恐慌，其议员纷纷逃出北京，国会有瓦解的趋势。梁启超忙上书袁氏，要求发布“尊重国会”令，并速发议员薪俸，以安国民党籍议员之心，勿使离散，以便乘时“使内阁通过，宪法制定，总统选出”。他同时派人劝说国民党籍议员： “苟非有附逆实据，政府必不妄逮捕，脱有误捕，本党任为保结。”袁世凯使用恐怖手段对付议员，本来是想迫使他们屈服，以便利用他们选自己做大总统，因此对于梁氏的建议表示赞赏。他不仅公开发布保护国会和议员的命令，而且对稳健派的国民党人故示“宽大”，将二次革命的责任完全推到孙中山、黄兴及起义各省国民党领导人的身上。7 月 3 1 日，袁命令军警传询

21、国民党本部负责人吴景濂等，勒令表明态度：“如果不预逆谋，应限于三日之内自行宣布”，并将黄兴、陈其美、李烈钧、陈炯明、柏文蔚等一律除名，“政府自当照常保护”；如“以政党名义为内乱机关”，必按法惩办。吴景濂、王正廷等即召集国民党人商议，决定“遵政府命令办理”，以保全国民党。因此，当南方国民党人浴血奋战之时，北京的国民党人仍然照常活动，议员照常出席国会。 时报，1913 年 9 月 14 日。 伍持汉，广东台山人，精医术，早年参加同盟会，在广东创办医学堂，从事革命活动。民国成立后任广东都督府医务部长，急公好义，建树颇多，后被选为国会议员。宋案发生，他主张依法弹劾袁世凯，并上书袁氏，促其退位。有人劝其

22、勿鼓动民气，他说：“此乃议员天职，苟利国，死生以之。”被害时四十二岁。 徐秀钧，字子鸿，江西九江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清末在江西办教育，组织江西教育会，鼓吹革命。后入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幕。民国建立，加入国民党，先后为江西都督公署顾问，众议院议员。宋案发生后，主张南方五省结盟，抵抗袁政府。被害时三十五岁。 褚辅成、朱念祖、常恒芳三人在袁世凯死后出狱。其他五人被关押在天津，国会解散后获释。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 674、675 页。 政府公报，1913 年 8 月 1 日。 爱国白话报，1913 年 7 月 31 日。为了攫取正式大总统的职位，8月间袁世凯指使一些议员，接连向国会提出先选举总统案，同

23、时策动黎元洪领衔，联合直，鲁、豫、黑、陕、甘、浙、川、黔、滇、桂、闽及新疆等十四省都督致电国会，要求速选总统。8月 3 0 日，黎元洪又电催梁启超和汤化龙，说只有先选总统， “方足以定人心，固国本”。在内外压力之下，进步党人首先变了腔调，赞同先选总统，并派刘崇佑、黄群等为代表，与国民党人张耀曾、谷钟秀等一再协商，终于取得一致意见。国会于 9 月 5 日顺利地通过了选举总统案。国民党之所以同意先选总统，主要是因为二次革命迅速失败，党员为避祸苟全，纷纷脱党。有的还特别声明虽曾入党，“足也未至党门一步”，以示清白。有的转入以前从国民党分化出来的小派别，如景耀月和孙毓筠的政友会，刘揆一的相友会，夏同和

24、的超然社等。有的则投入进步党。因此，国民党一蹶不振，留在国民党内的人，也不敢倡言“法律倒袁”了。许多人还误认袁世凯的最大野心只是在于取得正式大总统。既然无人能和他竞争，不如趁早称他的心愿；否则他如解散国会，则政治上失去一个活动场地，制宪工作也会中断。他们没有料到，对野心家的迁就，很快便带来严重的灾难。袁世凯对国会活动的干预和压迫，引起许多议员的不满，原来进步党和国民党势不两立的形势，反而日趋和缓。两党议员遇事经常协商，国民党人支持熊希龄组阁，两党一致反对徐世昌出任阁揆，所以熊希龄内阁在国会能以绝对多数票顺利通过。袁世凯恐两党接近不利于己，便指使梁士诒出面另组御用党。梁士诒收买一些平素与他接近的

25、小派别，其中包括山西李庆芳为首的同志会，广东司徒颖组织的潜社及集益社的一部分人等，于 9 月 7 日凑成公民党。该党以梁士诒为党魁，以叶恭绰为副，主要骨干有李庆芳、梅光远、权量、陆梦熊。由于交通系官僚纷纷加入，财力雄厚，一时气势颇盛。他们发表宣言说：“本党以国家权力实行统一，增进入民福利”，关键是要“选举正式大总统”，否则不仅“无论何种政策皆难设法”，而且国家将有“至大危险”。他们又通电各省都督，请一致拥护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黎元洪为副总统。由此可见，公民党完全是袁氏为攫取正式大总统的桂冠而纠集起来的一帮打手，无任何政党精神可言。有公民党鼓噪，国会果然加快了步伐。9 月 1 2 日，国会决议由

26、宪法起草委员会于五天之内制定出总统选举法，循各国通例，以宪法会议名义公布。1 9 日，宪法起草委员会将总统选举法起草完毕，1 0 月 4 日国会讨论通过，咨送袁世凯，并于政府公报上发表。国会于 1 0 月 6 日召开总统选举会，王家襄为主席。这一天，袁世凯仍放心不下，命令京师警察厅和拱卫军联合派出军警“保卫”国会。此外，拱卫军司令李进才和后路统领刘金标改穿便服，率便衣军警千余人，自称“公民团”，将国会团团围住，除参观的外国人外，所有入场的人只准进，不准出。王家襄也宣布，议员不得自由离去。此前，在进步党的一次集会上，已一致通过以袁世凯为总统候选人。唯一有可能与袁竞争的黎元洪，又多次表示他绝对无意

27、担任总统之职。因此，进步党人大都不怀疑袁世凯将顺利当选，但袁氏这套包围国会的把戏，实在使他们感到难堪。国民党人更是满面愁容。 黎副总统政书，第 329 页。 许世英亦脱国民党，时报，1913 年 9 月 18 日。 时报，1913 年 9 月 11 日。会场气氛一开始就十分沉闷、紧张。根据总统选举法规定：大总统应由国会议员组成选举会选举。选举会的法定人数由议员总人数的三分之二构成，通过无记名投票选举。候选人必须获得总票数的四分之三的绝对多数，才能当选。如投票两轮尚无人当选，则进行第三轮投票。第三轮投票时候选人只限于第二轮投票中领先的两人，并以过半数即可当选。当天到会议员共七百五十九人。第一轮投

28、票，袁世凯得四百七十一票，黎元洪得一百五十四票，其余的选票中伍廷芳得三十三票，段祺瑞得十六票，孙中山得十三票，康有为得十一票，还有几个名人各得数票。因为没有人达到法定的当选票数，袁世凯尚缺九十九票，只好进行第二轮投票。第二轮投票的议员共七百四十五人，结果袁世凯得四百九十七票，离当选仍差六十三票。时已过午，有些议员要求回家吃饭，“公民团”把住前后门，并大声叫喊：“今天不选出我们中意的大总统，就休想出院！”议员见公民团虽外穿便衣，但军裤、皮靴和短枪赫然可见，知形势严重，叫苦不迭，便放弃了消极抵制的意图。在第三轮就袁世凯和黎元洪二人决选时，袁世凯以五百零七票当选。“公民团”完成任务，“始高呼大总统万

29、岁，振旅而返”。这时已是晚上九点。议员们饥肠辘辘，仓皇归去。第二天，国会选举副总统。七百一十九名议员出席，黎元洪以六百一十票的多数当选。但黎元洪不愿到北京就职，仍留在湖北继续当都督。至当年1 2 月袁世凯派段祺瑞到武昌促黎北上，黎才不得不离鄂进京。对袁世凯唆使军警强迫国会选他做正式大总统，全国人民普遍不满。上海、天津等地报纸揭露了选举的情况和军警的不法行为。为了压制人民的不满情绪，国务院通电各省说： “此次选举并无军警干涉情事，倘敢捏造蜚言，严惩不贷。”1 0月 1 0日，北京庆祝中华民国开国两周年和正式大总统就职典礼。袁世凯本应赴国会宣誓就职，为防不测，改在清宫太和殿举行。这里原是皇帝举行登

30、极大典的地方，殿内划为东西南北四片，北面正中设就职台（即前清皇帝登极的宝座）。文武官员立于东侧，西侧为各国公使、前清皇室代表、蒙古地区代表及记者，南面居中为国会议员。议员所以得此位置，是参议院议长王家襄争来的。先是，大典预演之际，本定议员立于两侧。王家襄说：“民国以民为主，总统就职原系向全国国民代表议长和议员宣誓，议长、议员的席位应设在北面向南居中处，听取总统矢誓，万不可侧居客席，贻讥世界，此事必须持重审慎。”袁世凯则坚持他非坐北朝南不可。经过一番争论，才折衷决定将议员侧立改为中立。上午 1 0 时，赞礼官宣布总统将至，全殿鸦雀无声，这时戴金线军盔、着蓝制服、佩带军刀的武士三百二十人雄纠纠地整

31、队进入大殿，分两排站在东西两席前，形成警戒甬道。接着，侍从文官梁士诒、夏寿田和侍从武官廕昌、唐在礼，分别乘四人抬彩轿四座进殿。最后袁世凯乘八人抬大彩轿进殿。他身穿钴蓝色大元帅服，金线装饰甚多。下彩轿后，由四侍从官簇拥登就职台。少顷，赞礼官赞礼。袁世凯按总统选举法规定宣读誓词： “余誓以至诚，谨守宪法，执行中华民国大总统之职务。”紧接着宣读宣言书，略称：“余不才，忝居政界数十年，向持稳健主义”，“而不取急进”，“但知救国救民，成败利钝不敢知，劳逸毁誉不敢计，是以勉就兹职”。对于国家建设，他强调以道德为体，法律为用；道德范围广 大公报，1913 年 10 月 10 日。大，“约言之，则忠信笃敬而已

32、”。他要求“全国人民注意实业，以期利用厚生，根本自固”。他认为中国实业不发达的原因，一在教育幼稚，一在资本缺少，因此要“输入文明教育”，“输入外国资本，以振兴本国实业”。最后他表示：“中华民国者，四万万人之中华民国也。兄弟睦，则家之福，全国之人同心同德，则国必兴。余以此祝我中华民国焉。”当天下午 3 时，由一群文武官吏前呼后拥，袁世凯乘二人肩舆登天安门，举行阅兵式。段祺瑞、王士珍、廕昌、段芝贵、唐在礼等五人陪同检阅。接受检阅的队伍包括拱卫军、京卫队等共两万余人。袁世凯还颁发各种勋章，给“有功民国”的人物授勋。功劳簿上名列首位的是前清内务府总管世续和太保徐世昌，两人都获勋一位，以此表明民国总统的

33、地位，不是从革命党手中夺取的，而是由清室禅让的。京官总长、次长以上和各省都督、民政长多得勋二位或三位。当晚，袁世凯在总统府大张宴席，款待驻近畿北洋军官，营长以上均出席，以段祺瑞、段芝贵为首共数百人。同时，由外交总长孙宝琦邀请达官贵人和外国公使及夫人，在石大人胡同外交部迎宾楼举办盛大晚会。人人穿晚礼服，男女翩翩起舞，至夜半尽兴始散。对于北洋派和进步党人来说，1 9 1 3 年 1 0月 1 0日确实是“双喜日”。当时参加庆祝典礼的记者黄远庸亦无限感慨地写道：“中华民国已由筚路蓝缕之时期，入于重熙累洽之时期，此后庄严民国之现象亦当若此耳。”三 列强承认北洋政府民国元年，南京临时政府曾多次要求帝国主

34、义列强承认，列强均置之不理。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后，临时政府北迁。东交民巷外交使团虽然和北京临时政府频繁往来，“暗示承认”，但始终不肯呈递国书，给予公开承认。北京政府得不到列强承认，在袁世凯看来是了不得的事情。为了取得“明示承认”，他派人与列强驻京公使屡次谈判，不仅表示承认前清所签定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继续有效，对于日、俄、英三国还不惜让予新的权益作为交换条件。列强暂不承认北京政府的原因很复杂，各个国家的想法也不一样，但绝不象它们所标榜的所谓“不干涉中国内政”，更不意味拒绝支持袁世凯，善后大借款就是最有力的说明。一般来说，它们拒绝承认的共同原因，是要袁世凯对列强在华的权益不仅要作出口头保障，而且还

35、要表明他具有履行“各项国际义务的意志和能力”。早在 1 9 1 2 年 2 月 2 1 日袁世凯刚刚当选临时大总统时，日本政府就照会欧美列强，建议对承认民国问题采取一致行动，并应以保障前清各项条约、外人在华享有一切权力、特权及豁免权等，作为承认的先决条件。英、俄、法、德、美各国对日本建议的原则都表示赞成。英文京津泰晤士报还发表题为承认民国与中央权力的社论，露骨地表示： “对于正式承认问题，应视其权力能否强迫各省继续奉行前清所订条约， 袁大总统书牍汇编，第 511 页。 远生遗著卷 3，第 207 页。 远生遗著卷 3，第 211 页。 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第 397 页。 邹念之编译

36、：日本外交文书选译，第 397 页。然后再行提议。”至 1 9 1 3年春，由于中国国会即将正式组成，列强之间再次磋商承认问题。此前，美国在同意日本提出的列强行动一致原则时，曾附有声明：“此种行动不致对于承认中国新政府引起不必须之延缓为限。”民国建立后，美国国内舆论主张立即承认， 国会在 1 9 1 3 年 1 月 2 日就通过了承认中华民国的决议案。但美国政府为了维护列强对华一致的原则，决定从缓承认。1 9 1 3 年3 月，美国新总统威尔逊就职后，于 4月 2日通知其他列强，说明一旦中国国会开幕，美国即行承认。美国驻华代办威廉斯认为：承认将在全国起稳定作用，增加老百姓对共和国的尊重，还可以

37、使袁政府的反对派丧失信誉。对美国的作法，其他列强多不表赞同，日本反对尤甚。4月 4日，日本驻美大使对美国国务卿表示：由于“宋案”发生，中国南北双方将起重大纷争，全国再度陷入混乱，此时 “若遽然承认北京政府，即等于援助袁世凯与南方孙、黄等人作对。倘若造成如此结果，不仅为各国着想有欠妥善，即为中国本身着想，恐亦难以谓为得宜”。美国政府认为日本政府所谈的情况“含有某种偏见”，乃单独行动，于 5 月 2 日送达威尔逊致袁世凯国书。同时送达国书的还有墨西哥和古巴。巴西和秘鲁则已于 4 月 9 日承认，为最早承认民国的国家。同年秋，袁世凯镇压了二次革命，将南方各省置于北洋势力的控制之下，列强认为他已经具有

38、了强迫各省继续奉行不平等条约的能力，承认问题便提到日程上来。经过多次秘密的和公开的交涉，袁政府和列强终于达成了协议。依照列强的旨意，袁世凯在 1 0 月 1 0 日就任大总统的宣言中特别声明：“所有前清政府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条约、协约、公约，必须恪守。前政府与外国公司、人民间所订之正当契约，亦当恪守。又各处外国人民在中国按国际契约及国内法律并各项成案成例，已享之权利并特权、豁免各事，亦切实承认，以联交谊，而保和平。”袁氏的声明底稿早已于 1 0 月2日送北京外交使团，并经他们认可。同时各国公使据此底稿都向本国政府请示了承认问题。因此，袁世凯一当选总统，日、英、俄、德等国都立即表示

39、承认，并致贺电。列强驻华外交官于 1 0 月 1 0 日参加袁氏就职典礼，亲自听到他的保证，“无不为之欣然”。必须说明的是，除维护列强在华的条约权益外，日、俄、英三国还分别以承认问题要挟袁政府，进一步扩张侵略势力。日本帝国主义对任何可能在华扩张其势力的机会从不放过。 1 9 1 3 年 8 月5 日和 1 1 日，山东兖州和湖北汉口先后发生日本军官被拘留事件。 9 月 1 日，张勋的辫军攻占南京时，有日侨三人被杀。这一连串的事件，被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利用，大肆渲染，叫喊对华采取强硬态度。日本驻北京公使山座园次郎按其政府训令，于 9 月 1 1 日向袁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和赔偿要求，并表示如不尽

40、快满足要求，将影响承认问题。山座提出的要求如下：关于兖州事件的三条：一、事件直接负责人罢官；二、武卫前军指挥官 日本外交文书选译，第 428、430 页。 日本外交文书选译，第 428、430 页。 政府公报，1913 年 10 月 11 日。 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下册，第 712 页。 远生遗著卷 3，第 211 页。前往日军司令部谢罪；三、由中国政府行文向日本政府致歉。关于汉口事件的四条：一、中国政府应严惩此事件发生时在场的指挥官和士兵，并由日本军官观刑；二、革斥事件之军队长官；三、由其师长赴日本领事馆谢罪；四、由中国政府向日本政府表明歉意。关于南京事件的六条：一、犯事兵卒及其直

41、接指挥官应处以死刑或严刑，并由日本驻南京领事馆官员观刑；二、直属长官应严加戒饬；三、江苏都督应赴日本领事馆谢罪，并予以撤职；四、日方之死伤损失由中国政府如数赔偿；五、犯事之中国军队应至日本领事馆门前行举枪礼，以表谢罪之意；六、中国政府应派代表向日本政府谢罪。接到日本的要求后，袁政府一方面害怕日本支持南方反袁力量，一方面急切希望得到日本承认，以稳定反动统治，遂于 9 月 1 5 日除拒绝立即撤换张勋外，满足了日本的全部要求。更为重要的是，日本在 8 月间还以承认问题挟制袁政府，勒索满蒙地区铁路建筑权。 经过多次交涉， 1 0 月 5 日遂有中日关于满蒙五路借款预约换文。该项换文是秘密的，经孙宝琦

42、、曹汝霖签发。通过该项换文，日本取得三条铁路的借款权，即四平至洮南府，开源至海龙城，长春至洮南府；还取得关于洮南府至承德，吉林至海龙城两条铁路的借款优先权。由此，日本侵略势力由南满扩张到热河一带。日本控制五路的目的，不单纯为了经济掠夺，主要是为其进一步扩张军事侵略作准备。这实际上是第三次日俄密约的具体实施。沙皇俄国乘承认民国之机，蓄意扩张它在蒙古地区的侵略权益，“不看到蒙古问题的解决，将不会予以承认”。经过长期交涉，袁政府终于屈服于俄国的压力，互换了中俄声明文件，实际上满足了它的无理要求。英国也以承认问题为筹码，迫使袁政府派代表参加由它控制的西姆拉会议，企图通过改订新约，进一步染指西藏地区。帝

43、国主义列强虽然承认了民国政府，但其在华外交使团和袁政府的外国顾问， 大都认为中国不可能建成真正的共和国， 中国必须由袁世凯这样的 “强人”来进行统治，才能免于混乱。上海英文字林西报于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的次日发表社论说：“中国长期生活在旧制度下，现在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和固定的领袖。列强支持明智的官方。”袁世凯的政治顾问莫理循虽然主张有限的代议制政体， 但他认为袁世凯的专制统治对中国是十分必要的。法律顾问古德诺则认定中国人没有从事政治活动的能力，几千年来中国传统的君主制行之有效，中国在改革政体和制定法律时，如若借鉴西方国家，德皇威廉二世所制定的宪法和法律是最有价值的。另一法律顾问有贺长雄认为

44、“中华民国并非纯由民意成立，实系清帝让与统治权而成”，因此中 日本外交文书选译，第 443 页。 莫理循（G E Morrison，18621920），澳大利亚人，清末为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与袁世凯关系密切。1912 年 8 月 1 日起担任总统府政治顾问，为袁出谋划策。他是袁与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之间的联系人，与蔡廷幹（袁的英文秘书）、梁士诒等交往颇多。 古德诺（F J Goodnow，18591939），美国人，法学博士，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专门研究德国法律。1912年 7 月来中国担任袁世凯的法律顾问，至 1914 年夏天回国，担任霍浦金斯大学校长。第二年 7 月又到北京。袁克定、周自齐

45、等人与他关系密切。 有贺长雄（18601921），日本人，法学博士，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国际法的研究者。1913 年 3 月初到北京，担任袁世凯的宪法及附属法顾问。袁依靠他联系日本政界要人，传递消息。国应有合乎国情的独特立法。他说：议会政体对中国是不理想的，中国应把君主制和共和制融合在一起，只有如此“才能保持秩序和进步”，才能“使新旧两种势力谐调”。1 9 1 3 年他出版了 观奕闲评一书，极力鼓吹修改 临时约法，以扩张总统权力。他说，中国若采用美国式的共和政体，一定会造成“南北分裂，土崩瓦解”，若采用“法国式议院共和政体，对富国强兵诸事殊多窒碍”；惟有由大总统决定政治方针，不问何党派，只要“有

46、愿依此方针行其政治者则举之组织国务院”，才能致富强。正是在这些顾问的帮助之下，袁世凯一当上正式大总统，就肆意破坏幼稚的民主共和制度，并迅速地建立起封建独裁统治。第二节 国会被解散和毁法造法一、 袁世凯取缔国民党和国会遭难国会战战兢兢地给袁世凯戴上正式大总统的桂冠以后，原以为可以专心制定宪法，把袁氏的权力约束在法律的范围之内，使国家走上宪政的轨道。但抱独裁主义的袁世凯，根本不喜欢任何民意机关或法律对他的权力加以限制，所以一当上正式大总统，他就觉得没有必要再来掩饰对国会的憎恶了，并立刻以“增修约法”为借口，向国会发动进攻。在制宪问题上，国会步履艰难。早在北京参议院时代，各党派就开始蕴酿制定宪法。1

47、 9 1 3 年 2 月，国民党、统一党、共和党及民主党等四大党的议员十八人，组成宪法讨论会，由共和党的汪荣宝和国民党的易宗夔担任干事，定期交换意见，磋商国家根本大法的原则和内容。当时，袁世凯的法律顾问有贺长雄和古德诺对制宪问题横加干涉，都极力鼓吹“采用总统制的新宪法”，扩张大总统的权力。袁世凯也屡次抱怨临时约法对他限制过多，并下令成立了一个由北洋官僚、政客组成的宪法研究会，任命杨度、马良为正副会长，作为政府编纂宪法的机关，以此与宪法讨论会对抗。同年 7 月，国会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以后，宪法讨论会便自行解散，但政府的宪法研究会依然进行活动，并粗暴地干涉国会起草宪法的工作。8 月 1 9 日，当

48、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开会时，袁世凯派官员将宪法研究会制定的“宪法大纲草案”提交宪法起草委员会。大纲共二十四条，主旨在于扩大总统权力，如“大总统有任命国务员及驻外公使之权，无得议会同意之必要”，“大总统得参议院同意，有众议院解散权”，等等。此项草案引起宪法起草委员的激烈反对，认为政府无权干预宪法起草工作，并将袁派来的官员驱逐出会场。于是，袁世凯和宪法起草委员会之间的冲突开始趋于表面化。1 0月中旬，宪法起草委员会制定的宪法草案脱稿，共十章一百十三条。与临时约法比较，草案虽然明显地扩大了总统的权限，对袁世凯让步很多，但是仍含有责任内阁的精神，没有满足袁氏强烈的独裁欲望；尤其对他事先要求的两条，即任命

49、国务员不必经国会通过和总统有权解散众议院，均未采纳。1 0月 1 6日，即国会选举总统后的第十天，袁世凯故意无视天坛宪法草案的存在，向国会提出“增修约法案”。他说：“本大总统证以二十阅月之经验，凡从约法上所生障碍，均有种种事实可凭。窃谓正式政府之所以别于临时政府者，非第有一正式之大总统，遂可为中华民国国际上之美观而已也；必其政治刷新，确有以餍足吾民之望，而后可以收拾乱极思治之人心。顾政治能刷新与否，必自增修约法始。盖约法上行政首长之职任不完，则事实上总揽政务之统一无望。故本大总统之愚以为临时约法第四章关于大总统职权各规定适用于临时大总统已觉得有种种困难，若再适用于正式总统，则其困难将益甚。苟此

50、种种之困难，其痛苦仅及于本大总统之一人一身，又何难以补苴弥缝之术相与周旋。无如我国民喁喁望治之殷，且各挟其生命财产之重，以求保障于藐躬。本大总统一人一身之受束缚于约法，直不啻胥吾四万万同胞之生命财产之重同受束缚于约法。本大总统无状，尸位以至今日，万万不敢再博维持约法之虚名，致我国民哀哀无告者，且身受施行约法之实祸。”他要求国会“从速议决见复”。他还提出应行修正的具体条款为：大总统有权制定官制官规、任命文武官吏、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等，均无须经国会同意；在国会闭幕期间，大总统有权制定与法律有同等效力之教令及临时财政处分权等。时隔一天，即 1 0 月 1 8 日，袁世凯又向国会提出咨文，指责国会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