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自迩集》定稿2.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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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自迩集》定稿2
《语言自迩集》的编刊与流传
提要:
《语言自迩集》是近代对外汉语教学史上的通用教材。
本文在文献学的意义上考察了它在36年间三次修订出版。
论文第一部分是对主要作者和协作者及各自承担的工作的考述。
论文第二部分是对1867年初版、1886年修订版和1903年删节版的文本比勘,借以考订全书的结构体例、作者编写意图和教学安排以及读者的需求反馈。
论文第三部分论述了它的刊印(“LondonTrubner&Co.”和上海“别发洋行”)、流传与影响。
关键词:
威妥玛语言自迩集编刊流传
一、它的作者、协作者及各自承担的工作
1867年,英国驻华使馆的中文秘书威妥玛(ThomasFrancisWade)出版《语言自迩集》第一版,用以培训使领馆翻译学员,同年,禧在明(WalterCaineHillier)被英国使馆录用为翻译学员;20年后出版的第二版,已是这对师生的合作成果,前者是驻华公使卸任回国,后者是使馆在任中文秘书;再过17年,作为威妥玛遗嘱执行人的禧在明授权出版删节本的时候,他的老师已经去世(1895)8年了。
在第一版序言(1867年5月16日,上海)中,对于此书的编写目的,威妥玛这样写道:
笔者的一项职责,就是指导英国驻中国领事馆招募人员学习汉语……它的基本功能是帮助领事馆的学员打好基础,用最少的时间学会这个国家的官话口语,并且还要学会这种官话的书面语。
①
因此,他在《语言自迩集》的中文书名下,特意标注“designedtoassistthestudent”(意近“为辅导学生而设计”)。
事实上,在1867年出版“这一初级课程”之前数年,威妥玛已经在他辅导的“领事馆学员”中开始使用“这些练习的手稿”,“经过四次修订,余下的练习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
他还特别声明,“领事馆学员采用这些练习的手稿所取得的进步,为这一基础课程的效用提供了很好的证明”(皆见第一版序)。
在第二版序言(1886年7月4日,伦敦)中,威妥玛多次介绍了禧在明对本版的贡献:
汉英练习及其答案……主意是我的,工作也是我开始做的;可是,1882年回到英国时,我的体力和精力已不能适应这样的工作……我有好运气拥有一些可贵的英国助手。
沃尔特·希利尔先生(即禧在明),当时的助理汉文秘书,现已荣升汉文秘书,1883年他带回来了全套的新课文,有的完成了,有的尚未完成。
“英汉练习”完全是他编写的。
还有不少小型短句,打算用于新词汇表的举例说明,更短的章节替代了那些令学生烦恼的旧“四十练习”长栏目。
所有这些应该做的,希利尔先生都代劳了。
他之精通汉语有如一位代言人,他在这方面的能力,据我所知,没有一个英国人超过他。
消除语言过失方面的指责也许应该主要归功于他。
……希利尔先生,是北京话声调方面的高级权威,他已经细心地校正了新版前七章里每个词的声调符号。
第四章即“问答章”,一段关于语言的句法结构的对话删除了……我的全权委托人希利尔先生认为,压缩篇幅对问答篇十章有利。
他已经用自己写的一段对话取代了它。
第五章即“谈论章”……希利尔先生已经给注释中解释的词加了声调符号。
第六章“秀才求婚”……有一些在公使馆实习了两年的学生,为了向他们指明某些细节,需要提供解释。
那些能够满足这种需要的大量注释,个个都出自希利尔先生之手。
还有第七章和第八章,在先前的“声调练习”里,我不时地看到希利尔先生修订的痕迹。
希利尔先生为之命名的“词类章”,保留了这些修订,几乎原封未动。
我也未做修改。
在我看来,就其本身而言,正确性是不用怀疑的。
由此看来,禧在明是以其“精通汉语”“这方面的能力”和作为“北京话声调方面的高级权威”,主要在翻译练习、阅读练习、对话练习和声调练习方面,为第二版做了相当一部分的例句增补与修订,声调的标注与校正,以及“秀才求婚”等课文的字词注释。
由此,他得以与威妥玛联合署名,并且成为威妥玛的“全权委托人”(asmyplenipotentiary)。
第三版只有出版商的执笔的出版前言(1903年3月,上海),这一版是上海别发洋行上海别发洋行在得到禧在明授权(approve)后的删节简编(anabridgedform)。
除了威妥玛与禧在明这两位主要作者,《语言自迩集》还有数位协作者,其中有四人在威妥玛的序言中被提及。
第一位叫应龙田。
在第一版序言中,在介绍附录中的音节表的编制过程时,威妥玛说:
1855年……我的老师应龙田(YingLungT‘ien)已经主动为我编制了一份词汇引得,我把它简化为按字母顺序排列的一个音节表,最终以北京话音节表的名义附于《寻津录》。
其基础是一部旧版《五方元音》……收有大约一万个通用汉字,这是书面词汇,按五个调类排列,每个调类里的词再依12声母和20韵母的特定顺序归类。
凡他认为对于学习口语并非必不可少的词语,全部删除,将剩余的部分重新归类,保留原来的声母和韵母,作为检索音节的类目,但是,对于大量词语的语音做了订正,有些是改变了发音或者声调,有些则是二者都改了,并且彻底清除了第五声即所谓入声。
我发现,他对声韵和声调两方面的判断,在整个七年中经受住了考验,被认为大体正确。
对于一个人说话所需词语数量,他的限制比较严格,这是很了不起的……他死于1861年。
为了弥补他所提供的字表之不足,从一个比他分析过的的大得多的音节表里进行独立的选择,从那时起,已由另一些本地助手为我做起来了。
当时对原来的音节表加工修订的成果,是一份新的版本及其附录。
……18节(TheEigteenSections)……所包含的短语,是几年前应龙田所做的大规模采集结果的一部分。
我把它作为“汉文课文”印了出来,增益了1860年我自己做的一小部分……现在作为第三章的续编出版。
该章的内容用汉语成为“散语”,即独立的短语……第五部分是“续散语”,即那些短语的补遗……“谈论篇”(TheHundredLessonse)……是大约两个世纪前为满洲人学汉语、汉族人学满语而编的本地课本的几乎全部……它的各种术语,都太书生气了,不过已经被应龙田彻底修订过了,我把它加以删节印成《续散语》。
在第二版序言中,威妥玛再一次表彰了应龙田:
正如我在《寻津录》或称“试验手册”中——我的字母表1859年第一次在那里发表——解释的,在北京话的口语中,这个声调已不复存在。
而第一次唤起我注意的是应龙田,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北京人,一位令人钦佩的发音人,他已为我自行重新整理了一份词汇表,其中的调类是实际使用的。
他的表中,所有第地图五声都并入第二声,而一年之后我住进北京的时候,我发现应龙田是对的。
我听过一位非常有资格的鉴定专家表态说,他的声调分类“无懈可击”。
第二位的名字叫做于子彬。
他出现在第二版的序言中:
第六章即“秀才求婚”,是原第五章重新分配的一份材料,做了许多修正和增加。
它本身还有一段故事。
我曾用汉语写了一个简短的前言放在该章课文的前边,可是我发现,转递给我的校样里不见了它的踪影。
我把我的译文誊录于此,谨以表示对中国学者的敬意,重新整理这篇汉文课文的主要荣誉应归于他。
……于子彬(YuTzu-pin)一位满族学者,主动拿来《西厢记》,或曰“西厢房的故事”,作为一个框架,填上本课程第三章和第四章的短语,并顺序地串连在一起——真正方便了未来的学生。
……初始的概念,毫无疑义的应该完全归功于学者于子彬。
一项改进的功劳,跟一项发明的功劳不可同日而语。
第三位是璧斯玛,第一版序言在谈到应龙田去世后由“另一些本地助手”修订而成的音节表时说:
“在普鲁士公使馆中文秘书查理斯·毕斯马克先生的监督下,精心地准备好了……新的附录完全是他经手完成的。
”
第四位是施本思,在第二版序言中,威妥玛称:
“我还要感谢唐纳德·斯宾士先生的帮助,他在归航途中使这些短句(笔者:
指第三章“四十练习”)趋于完善,而我准备的只有四分之一多一点儿;可是,从时间和地点的细节来看,他的贡献不如希利尔先生。
”
至于另外一些有意不予出名的协作者,威妥玛在第一版序中这样写道:
问答章(TheTenDialogue)由我口述给一位口语非常好的本地老师,对我所说的话,他当然是先行纠正再予记录。
……于是,我就同上面提到的那位有能力的教师一起研究词源学,“口试”式地将范文译给他听,并尽我所能解释这些例子意欲展示的规则和定义……那位教师在我们继续读下去时便灌输、建议做些各色各样的扩大与缩小。
课文最后提交给另一位有学问的中国人并获得通过,他建议把它定名为“言语例略(YenYuLiLuo)”,或曰“言语条例概览”。
第二版序言在谈到于子彬借助《西厢记》串连短语时,还引出了另外几名协作者:
“这个主意最好,而作者从未想过自己独立承担,于是请来几位中国朋友帮忙,删节和修改故事的主要情节作为骨架,然后充实其他……向参加修订工作并为之付出大量心血的那几位中国人士表示感谢。
”
这些未曾留名的“中国人士”,包括已经具名的“YingLungT‘ien”与“YuTzu-pin”,目前皆未能考订其生平行事。
反倒是璧斯玛与施本思,尚能寻知一二:
璧斯玛(CharlesBismarck),1864年随德国首任驻华公使的翻译来到北京,1874年任驻天津领事,1877年改任驻厦门领事,不久离任回国。
在威妥玛眼里,“无论是讲发音还是做翻译,他都是一位非常有希望的学者”(第二版序)。
施本思(DonaldSpence),1869年来华,进入公使馆,中间一度担任《泰晤士报》驻华记者、怡和洋行驻天津代表,1880年任宜昌领事,1881年调任驻上海领事。
下面简要回顾威妥玛与禧在明的汉语学习、汉语研究与汉语教学。
威妥玛(1818.8.25-1895.7.31),在他去世的当年,他的老朋友、法国著名汉学家考狄(HenriCordier)立即撰写了一个在当时已经不算简略的传记,发表在自己主编的《通报》1895年10月号上。
那时,考狄还只能推测他的出生年份,他的准确的生卒日期来自于《大英百科全书》的条目介绍。
此外,还有CharlesAylmer(艾超世)的《SirThomasWadeandthecentenaryofChinesestudiesatCambridge,1888-1988》①。
根据这些材料,我们得知,1837年(考狄作1838),威妥玛作为一名英国军官(上校)的长子,在毕业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考狄说是Harrow,贵族中学)之后入伍。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他于1841年随参战部队来华,成为最早学习汉语并在不久担任中文翻译者之一。
1847年6月,他以陆军中尉的军衔退役,被任命为驻华使团的助理翻译。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威妥玛开始了对汉语表音系统的研究。
1859年,他的第一本汉语研究专著《寻津录》在香港出版。
在这本著作的扉页背面,威妥玛醒目地题上了这么一行字:
“献给托马斯·米道斯先生”(中文通称密迪乐)。
在《语言自迩集》的第一版序言中,他再次向密迪乐致谢:
“我很感激米道斯先生,不仅是他从一开始就把我引上正途,后来又给我许多及时的援助与支持,而且是在我所能接触的人中间谁也无法提供的。
”
《寻津录》的英文标题是“BookofExperiment”,目的是“beingthefirstofaseriesofContributionstothestudyofChinese”,它的出版,使得威妥玛成为公使馆首屈一指的汉语权威,也大约就在此后不久,威妥玛开始负责对使馆翻译学员的汉语培训。
培训当然需要系统的教材,于是,他在1865年开始系统地整理编写口语与公文教材。
1867年第一版序言说:
“整个《口语系列》在过去的两年里或者编写或者改写,而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在上海跟《文件系列》一同付印了。
”当然,表音法的精髓显然来自于《寻津录》,“几乎相同的内容,已然包含在1859年我出版的初级读物《寻津录》一书中”(第一版序),只不过,音节数量由397个增加到了420个。
1882年威妥玛解除驻华公使的职务回到英国。
1886年,他将多年来搜集的千余种中文书籍赠送给了自己的母校剑桥大学,就在这一年,他被他的剑桥大学授予荣誉文学博士学位。
两年之后,威妥玛被剑桥大学聘为首任汉语教授。
禧在明(1849-1927),伦敦会来华传教士麦都思的外孙,英国驻暹罗领事奚礼尔的长子。
奚礼尔来华经商,渐习汉语,于1842年成为港英当局官员,1856年派驻暹罗,同年死于任内。
曾与麦都思先后编辑《遐迩贯珍。
》禧在明兄弟三人都在中国长期工作生活,其弟义理迩(HillierHerryMason)在中国海关官至上海、镇江税务司,熙礼尔(HillierEdwardGuy)在汇丰银行升至北京分行经理。
禧在明于1867年被英国领事馆录用为翻译学员,1879年后历任中文助理秘书、秘书、驻朝鲜总领事。
1904年,禧在明被伦敦大学皇家学院聘为汉语教授,任期四年。
除了协助威妥玛修订《语言自迩集》,他自己还编写了《TheChineseLanguageandHowToLearnit》。
清朝驻英公使汪大燮为之命名《华英文义津逮》,1907年初版。
这是一本中等水平的汉语课本,并且多次重版,就我目前所见,便有1910年第2版,1916年第4版、1924年第7版、1929年第8版。
二、它的结构体例及其修改变动
威妥玛的“自迩集”丛书分为“口语”与“文件”两个系列,即《语言自迩集》与《文件自迩集》。
后者也有1867年初版(16卷)和1905年再版(7卷),各自配有答案,即英文注释。
口语与书面语的教学齐头并进,这大概可以反映威妥玛的总体构想。
初版《语言自迩集》由四个单行本组成:
课文八章、参考练习、音节表与汉字习写法。
“课文八章”包括发音、部首、短语对话、声调练习和词类分析。
“参考练习”是对课文八章的后六章的英文翻译(第三章重复了第一部分的中文课文,以便对照)和注释。
而参考练习、音节表与写字练习,最终却是各自装订成册,于1867年同时出版。
“音节表”是对420个汉语音节表(tableofsounds)及其四声字对应表(PekingSyllabry),外带一个按英文字序排列的汉字简表。
“汉字习写法”,用楷体书写汉字1912个,即“课文八章”中出现的部首与生词及其练习。
相对于20年前的第一版,第二版在结构体例上作了如下的修订。
一、将四册单行改为三卷并列,统一冠以《语言自迩集》的书名。
第一卷基本保持“课文八章”的结构,第二卷是除第一章发音、第二章部首之外其余六章的英汉对照的练习答案和英文注释,第三卷为附录四种:
附录一是根据英文字母排列英文单词,注明章节出处,让读者回溯查对;附录二是根据中文部首排列汉字,同样注明章节出处。
这也是的对第一版的一个改进,便于读者检索学习;附录三、附录四即第一版的音节表和汉字习写法,但只保留其英文名称“thePekingSyllabary”和“WritingExercises”。
二、新增一篇《秀才求婚》,替换初版的第五章“续散语”即“TheEighteenSections”。
威妥玛说:
“第六章‘秀才求婚’是原第五章重新分配的一份材料,做了许多修正和增加。
”(第二版序)为什么要这样呢?
“口语系列中给出的句子,它们之间的全部关系查询起来令人烦恼,而要排除经常面临的这种困难,就必须找到一种连接形式以便一总儿解决……学生将会看到,要学习像在北京讲的那样的汉语口语,现在这篇作品,是一种扎扎实实的帮助”。
这一变更,确实达到了变短语为长句、变单句为段落、变零散为连贯、变单调为趣味的多重效果。
联想到“年长的学者宣称许多例子的语言不自然,称书中采集的短语讥讽为‘公使馆汉语’”,以及其他读者也感到的短语例句“它们之间的全部关系查询起来令人烦恼”,那么,我们可以推断,用故事性的“秀才求婚”(“唐朝的时候儿,有位退归林下的大人,姓崔,名珏,曾在蒲州盖了一座庙,名叫普救寺……”),替换散语式的“十八节”(“他砍我。
”“我猜是这们着”。
“这个是了。
”“你必定要作死。
”……)这种修改增订,已经带有了“完善”与“升级”的意义。
而且,这种修订也确实是在方便使用的过程中不断充实完善的。
从第二版序言得知,当威妥玛自称,完成了对“秀才求婚”的翻译之后,那些“在公使馆实习了两年的学生”便开始使用这篇课文,“为了向他们指明某些细节,需要提供解释”。
于是禧在明承担了“那些能够满足这种需要的大量注释”。
其结果是“这比呆板的杜撰要好一些,当它紧扣章节解释的时候,由于带出了相当多的彼此关联的短语,孤立学习它们时的疲劳为之顿消”。
兴利除弊,方便实用,这就是第二版的价值所在。
三,删除首栏的生字表,将一次性出现短语改为多次出现的短句,将通栏连排改为多行接排,从而达到强化记忆、减少压力和稀释生词量的效果。
如“四十练习”之二:
我们
俩人。
咱们
俩。
这
么大,
那么
小。
甚
么
人,
甚
么
东
西。
那个人是
谁?
那个人
是个好人。
他是个买
卖人。
卖甚
么的?
卖好
些个东西。
四,借助新式排版技术,在一页之内将课文例题双语对照,双栏对应:
五,在原有中文课本英译的基础上,新增英译汉的例句练习,并全部配上答案。
1903年的第三版,书名下已注明“abridged”,它是对第一版、第二版的“删节”、“压缩”而成的简本。
这个简本共上下两卷,篇幅只有旧版的四分之一。
它只保留了前四章,而整体删除了后四章。
如此“腰斩”,出版商的解释是“读者的选择”。
当然,这也应该是得到了禧在明的许可的。
三、它的刊印、流传与影响
《语言自迩集》的印刷出版,涉及两家著名的出版商,即“Trubner”和“Kelly&Walsh”。
第一版的版权标注,皆作“LondonTrubner&Co.”,事实上它在上海印刷,威妥玛的序言已经指明了这一点:
“整个《口语系列》……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在上海,跟《文件系列》一同付印了。
五部印刷机同时用来印刷现已出版的这些多卷秩的书籍。
”而“Trubner&Co.”乃是19世纪享有盛誉的出版品牌①,考狄书目中著录的《Trubner氏世界主要语言及方言字典和语法著作目录》和《Trubner氏东方词典及语法著作目录》,至今令人肃然起敬②。
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语言自迩集》这本编印于中国、而且主要面对在华英人的汉语教材,为什么要挂名“LondonTrubner”了。
第二版同样在上海印刷,威妥玛在序言中说:
“承蒙罗伯特·哈特先生(即清朝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同意,新版已在上海的海关印刷厂印刷,而且不要我一分钱。
他的专员得鲁先生,作为海关统计署负责人,监督印刷。
他和他的下属帕雷蒙坦先生、布赖特先生,尽心竭力,在最后的两年里,由于有他们的精心呵护,新版才得以问世。
”由此我们又看出另外两个问题:
一是印刷周期长,二是出版与发行的分离。
本版的出版标注是:
“Shanghai:
PublishedattheStatisticalDepartmentoftheInspectorateGeneralofCustoms,andSoldbyKelly&Walsh,Limited,Shanghai,Yokohama,andHongkong.London:
W.H.AllenCo.,WaterlooPlace”也就是说,第二版实际由上海海关编辑印刷,而“Kelly&WalshLtd”只是承担了经销发行。
至于第三版,“Kelly&WalshLtd”似乎包办了整编、印刷与发行。
“Kelly&WalshLtd”,中文通用名“别发洋行”,1870年成立于新加坡,香港、上海、横滨等地皆设有分行,以出版发行为主,与“Trubner&Co.”近似,它也是以东方语言及其字典为特色,在中国近代出版史上也作出过一定的贡献。
1950年后歇业。
《语言自迩集》的流传与影响,最初主要是英国领事馆的翻译学员,威妥玛的两次序言中一再证实了这一点。
后来推广到各地的海关职员③。
当时,象禧在明这样由翻译学生员升任秘书、参赞与领事者,当时不下数十人。
如翟理思、务顺谨、朱迩典、金璋……皆是。
此外,它在当时还得到了其他国家翻译学员的欢迎。
在东方国家,则以日本为最。
他们起初是传抄,继而是翻刻、改编。
如《亚细亚言语集》(1879)、《清语阶梯语言自迩集》(1880)、《总译亚细亚言语集》(1880)、《(新校)语言自迩集》(1880)等。
“从那以后,日本的近代中国语教学开始起步。
”④
19世纪的对外汉语教学,始于马礼逊、麦都思、卫三畏等传教士的初级探索,但都比较浅显,而且都是南方方言。
1846年,才有“唯一一位讲北京官话的有名望的汉学家罗伯聃”(第二版序),节取中国的《正音撮要》,在宁波领事馆编印了一本《TheChineseSpeaker》,其目的是“compiledfortheuseofstudents”,应该说,这是为“学生们”准备的比较专门的学习课本了。
而威妥玛却因为职责在身,为了“帮助领事馆的学员”“用最少的时间学会这个国家的官话口语”,他必须要选择一种更有效的教学方式。
作为剑桥大学的毕业生,威妥玛在本书中体现了相当的学术品位。
他在第一版序言中即声明:
“本书的教导原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安(Ahn)和奥林多夫(Ollendoff)在欧洲已经推广的方法……这种教学法的所有样本,我都仔细审查过。
”安和奥伦多夫的教学法是19世纪语言尤其是外语教学卓有成效的代表,注重语料的积累和训练,重视句型的完型练习,双栏排版的双语对照等等,可能都对《语言自迩集》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作为对外汉语教学史上最早的北京口语教材之一,《语言自迩集》以创新、系统和实用而著称。
在表音法上,它完善了《寻津录》创始的“威妥玛式拼音”,并且在全书中全面使用这套表音系统;对于汉语特有的四声声调,它采用1、2、3、4数字标注(创意来自密迪乐,运用于实践教学却始于《语言自迩集》);对于这四个声调,它配比出了420组音节①;对于汉语的214个部首,它按笔顺、示例与检测练习指导学生由浅入深②;课文八章,从发音特征、拼写规律、字词组合到语句串连③,直至语法认知④,尽可能做到了循序渐进,加上它的对应练习、对应注释,以及兼顾到学生的阅读兴趣所选编的例句与短文,加上原汁原味的语料采集,简明实用的语法分析,加上学有专攻的中外助手的协作,汉英语种、语法和语汇教学的开创性的示例,这一切,使得它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教辅读物而通行于世。
2002年,北京大学出版了张卫东先生的中文译本,在此前后,张先生还发表了一系列的研究论文。
笔者对《语言自迩集》的初始认识和兴趣,即完全得之于张先生的译书和论文。
附录:
这是在第二版被禧在明替换了的一段中文对话。
张卫东译本据第二版译出,故无此一节。
在我看来,它反映了本书编纂用意和方式,借此可以探讨本书的成书过程。
今仔细抄出,供大家参考。
第一版,问答十章之十;第81-74页
1、(侍者)昨儿来的那苏先生来了。
2、(威妥玛)请进来。
阿,先生来了。
3、(苏先生)是。
咱们昨儿定规的,今儿见。
4、(威)不错,是昨儿定规的。
我的敝友请先生教话,您想出甚(怎)么教的头绪来没有?
5、(苏)我们人学满洲话,有一样儿话条子,不知道贵国有这宗样儿入手的书没有?
6、(威)话条子是有阿,但是竟有英文的,学生们那儿可以知道繙什么汉话呢?
若说到汉文,他们不认得字,怎么能解那个意思?
7、(苏)那是不错的,总得要英汉合璧的字典,察(查)一察。
8、(威)察一察是必得的,还是先明白部首,是不是?
9、(苏)我们人向来没有专学部首的理。
10、(威)那是贵国的人念书的时候儿,都认得的是整字,不用分其原归那一个部首,细算笔画儿,这么个累赘。
11、(苏)阁下说得就是。
我们人有不认得的字,也得按着部首察。
虽然没有专学的,那却不大很难,部首的字,通共也不过二百多个,不用很大费事,就可以熟习。
12、(威)所以是。
我昨儿提的有个学话的法子,是这么着,我早已把部首的字,分作三层。
头一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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