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百战将星谢振华.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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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百战将星谢振华
谢振华(1916——),原名谢振伴,1916年9月出生在江西省崇义县上堡乡甲子村。
世代贫穷,以耕种山地竹木为生。
由于官家、地主残酷压榨,催租逼税,全家劳累一年,仍得不到温饱,刚满十岁的谢振华不得不去替地主家放牛。
由于受地主的压迫和凌辱,激起谢振华的愤慨,他一怒之下把地主家柚子树上硕大橙黄的柚子扯落满地,又把地主家菜地里的瓜苗全给毁掉。
1928年春天,朱德、陈毅和中共湘南特委领导发动的湘南暴动,声势浩大,鼓舞人心,直接影响到毗邻的崇义山区,为崇义革命的兴起,播下了火种。
崇义山区,早在南昌八一起义前后,就有中共地下组织,谢振华的父亲那时就是秘密党员。
湘南暴动失败后不久,一位身穿长衫,头戴礼帽的年轻人来到谢家。
这位年轻人操湖南口音,彬彬有礼,和谢振华的父亲如兄弟,是湘南暴动中有声望的领导者之一,正被敌人通缉追捕的谢焕文。
谢焕文住在谢振华家,组织农民,准备再次发动农民武装暴动。
父辈们的革命活动,强烈地影响着激励着幼年的谢振华,使他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打土豪分田地、消灭地主武装、建立苏维埃政权等革命口号,牢牢地印在他幼小的心灵中。
1929年的夏天,谢振华的家乡成立了暴动队。
他的父亲当上了上堡暴动队队长,率领农友们在上堡和附近的几个乡竖起暴动大旗,成立了农民协会,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消灭乡政府反动民团、焚烧毒害人民群众的鸦片烟等革命活动。
穷苦的劳动人民,喜气洋洋,敲锣打鼓,鸣放鞭炮,张贴革命标语,演文明戏,还十分威风地押着地主恶霸戴着高帽子游街。
崇义和赣南地区的反动派,被这一革命形势所震惊,他们纠集反动势力,疯狂地进行反扑。
年仅十二岁的谢振华,受暴动队和父亲的指派,也投入了革命武装斗争的行列。
1929年7月,他第一次执行到古亭镇侦察敌人保安团动向的任务。
古亭镇驻扎着赣州地区数百人枪的民团武装,由当地反动土匪头子胡凤章和地头蛇周文山直接掌握指挥,又有赣州军阀马昆的支持。
这支反动民团武装,实力雄厚,随时都能发动突然袭击,对暴动队威胁极大。
谢振华以走亲戚为掩护,来到古亭,紧盯着敌保安团的一举一动,以便及时向父亲和暴动队通报情况。
初夏的一个夜晚,谢振华从熟睡中突然惊醒,他听说反动的保安团出动了,这可把他给急坏了,他翻下床连鞋子也顾不上穿,就拼命地向上堡镇飞奔。
古亭与上堡相距六十里,即使急步小跑,最少也得半天才能到达。
他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浑身汗湿,还没有赶到上堡,敌人却早已抢先赶到,对上堡进行血腥的镇压。
母亲哭诉着告诉谢振华,暴动队被打散了,打死打伤了三十多人,父亲和暴动队政委郭树声已被捆绑着押送到县城。
面对上堡镇遍地血泪,家乡重陷日月无光的惨景,他肝胆欲裂,牙齿咬得咯咯响,泪水止不住喷泉似的往外涌。
泪水伴随着自责的悔恨,使他更增强了革命斗争的决心和勇气。
敌保安团为了斩草除根,借口收缴枪支,凶残地抄家搜家。
为了保护谢振华这棵革命幼苗,在乡亲们的掩护下,接连好几个月,他在亲戚朋友家过着担惊受怕的难熬日子,终于避过了敌人的搜查追捕。
他有时在夜深人静之时,或在浓雾弥漫的拂晓之前,悄悄溜回家,叩开母亲的门,打听父亲的近况。
他千方百计地找暴动队的队员联系,商讨营救父亲和郭树声政委的办法。
敌人疯狂的屠杀,并没有吓倒上堡的革命人民。
就在上堡暴动队和农民协会遭到残酷镇压,他父亲和郭树声政委被关进牢房以后,在闽浙赣地区,在赣南地区的十多年县、区,农民暴动队一支接一支,有如雨后春笋,争先恐后,纷纷建立起来,农民运动,农民武装起义,农民武装的游击活动更加活跃,如火如荼。
崇义县游击大队传出“要以万人攻打县城,救出被关押的暴动队员”的消息,使敌人十分恐慌,不敢再死硬到底了,终于也放出口风:
只要拿出二百块银元,就可赎回关押的共党要员。
谢振华的母亲信以为真,到处求借,找遍了乡里的亲朋好友,好不容易凑足一百块银元,送到官府衙门。
谁知白花花的银元换来的却是反动派对丈夫和郭树声政委的杀害。
谢振华更从中看透了敌人欺骗、狠毒、凶残的反动本性。
穷人要活命,要求解放,只有拿起刀枪和反动派拼杀到底,彻底把这些吃人的“野兽”埋葬!
1930年4月,谢振华参加了家乡附近的麟潭游击队。
七月,他经排长何伟介绍,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十月,在游击队和当地反动武装的一次激烈战斗中他负了伤,伤愈后被派到中共河西特委举办的工农干部青年班学习。
经过学习,他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他不仅对革命的性质和目标有较深刻的理解,而且对当时的形势和前途也有了明确的认识。
毕业后,他被组织上分配到崇义县少共县委担任县少先队长。
1931年夏秋之间,革命形势突飞猛进,上级党组织向各县、区、乡发出了扩红号召,暴动队员、游击队员被调去加入主力红军。
谢振华遵照县委决定,带领一百多名少先队员也去参加主力红军。
他把带去的少先队员交给了红三军团第七军后,手持介绍信到红三军团政治部报到,受到军团组织部长黄克诚的接待。
黄克诚把他送到培训连队政治指导员的红三军团政工干部训练队去学习。
学习期间,训练队政委周恒亲自给他们讲红军政治思想工作的原则、方针和任务,政治工作干部应具备的素质和条件,还讲红军在苏区的当前任务和长远目标。
当时同班一起参加学习的还有苏振华、甘渭汉等同志。
学习结束后,他被分配到军政治部青年部工作。
军青年部长刘志坚分配他担任青年干事兼青年训练队队长。
也就在这一年,谢振华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
1932年,红三军团攻打赣州失利后,到崇义县、上犹县的营前、挝铺地区进行休整。
经过整训,部队奉命向赣江东岸中央苏区开去,参加第四次反“围剿”斗争。
这时,红三军团又增加了大批新兵,谢振华被调到军团部新兵营任教导员。
谢振华圆满完成了新兵营的集训任务,并负责把这批红军新战士补充到了各师、团。
1933年,在红色首都瑞金,中央党校成立了红军干部政治班,组织上决定送谢振华去这个干部政治班学习。
过了两个月,这个班改为红军大学上干政治第二队,培训各战斗部队选送来的营团政治干部,由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以及中央军委顾问李德亲自给学员讲授军事课和政治课。
谢振华作为上干政治队的学员,聆听了他们的教诲,深受教益,他感到自己得到了极大的充实和提高。
1934年4月,谢振华从红大毕业后,根据红军总政治部的安排,他回到红三军团。
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同他谈话,任命他为红五师第十四团政委。
谢振华回到红三军团五师十四团任政委时,恰逢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处境极其艰险。
由于临时中央的主要领导者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不顾敌我兵力悬殊,提出“寸土必争”、“御敌于国门之外”、“死守广昌”的错误方针,调集红军主力一、三、九军团及红五军团一个师,以主力对主力,堡垒对堡垒,于1934年4月10日至4月28日,与有飞机大炮支援的“围剿”中央苏区的五十万国民党军,在广昌决战。
结果,不仅红军主力损失惨重,元气大伤,连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也丢失了。
“围剿”的国民党军更加气焰器张,
分兵六路向中央苏区腹地横冲直闯,得意忘形地大喊大叫,要在八月一日以前拿下红色首都瑞金。
形势的发展,使红军的反“围剿”斗争
处于极被动的地步,要在中央苏区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已不可能,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开始了伟大的战略转移——长征。
为掩护临时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撤至贯桥地区,还有红五军团的一个师,统归彭德怀、杨尚昆指挥,依托瑞金北面的重要屏障高虎脑,紧扼国民党军南进的咽喉要地,阻击南进石城的国民党军。
红五师师长李天佑,师政委陈阿金向谢振华等传达了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坚守高虎脑进行阻击作战的指示。
谢振华刚到红十四团任职,顾不上歇口气,受领任务后马上和团长王明昌、团参谋长陈连华一起研究全团作战部署,布置战前练兵及各项作战保障工作,他还亲自到野外看地形,参与讨论阵地配置、兵力使用、工事构筑等一系列问题。
战斗开始前三天,李天佑师长陪同军团首长彭德怀和杨尚昆来到十四团,检查了前沿阵地的工事,赞扬十四团的战前准备工作做得充分,不料谢振华却意外地受到批评。
原来,炊事员在饭桌上放了一碗炖鸡,表示对军团首长的欢迎。
彭军团长不但不吃,反板着脸,声色俱厉地对谢振华发火:
“部队这么艰苦,还吃鸡。
吃得下去吗?
我不吃!
”谢振华虽然有点下不了台,但并没有因此感到委屈,反而非常感动,
更加敬重首长。
他想,首长对部队这样关心,对自己要求这么严格,这是首长的真正爱护,作为团的领导,自己更应该以首长为楷模,时刻想着部队,想着前沿阵地,经常到前沿去了解下情,及时解决部队的困难,当时,前沿阵地上指导员们没日没夜赶工事掩体,多少天没
合过眼,吃不好饭,喝不上水,有的生疥疮,打摆子,中暑,但都咬牙坚持加修工事,多可贵呀!
他感到坐立不安,于是他很快召开了一次有各营教导员和政治处干部参加的战时政治工作会议,研究领导干部树立爱兵爱部队的观念及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和保持部队战斗力的措施。
在抓部队工作的同时,谢振华主动协同当地苏维埃政府,宣传发动群众支前。
在他的有力配合下,很快组织起赤卫队、运输队、妇女洗衣队、担架队,挑水运木,送菜送粮,运送伤员,有的人甚至把自己家的门板和床板都献出来,给红军构筑工事,设置障碍,从而有力地保证了高虎脑作战的需要。
国民党“围剿”军以六个师的兵力,凭借优良的装备和飞机大炮的支援,日夜不停地向高虎脑红军阵地猛烈轰击,轮番发动进攻,山头被炸平,土木工事大半被摧毁,几抱粗的圆木被炸成碎块,断裂的枪支,血染的绷带,破损的钢盔和水壶,以及敌尸和敌伤兵,遍布山野。
战斗间隙,谢振华顺着前沿战壕仔细检查了二营每一个工事,每一个射击孔,举起望远镜观察敌人的动静。
他发现敌人正紧张地赶修公路,敌人的汽车等不得公路完全修好就一辆接一辆颠颠簸簸抢路往前开,看样子大概是在拉重炮。
他判断敌人可能很快又要发起新的进攻,而且规模将会比以前更大。
果然,是隔不久,嗡嗡的马达声由远而近,几架敌机掠空而过。
接着,爆炸声震天撼地,引得山鸣谷应。
对面山头上,敌人成排成排的炮弹接连不断地压过来。
高虎脑刹时间硝烟滚滚,气浪灼热烫人,泥土冲天,很快又成了一片火海。
刚赶修好的工事又被打塌了,碎土、断木散落在谢振华的身上。
他赶紧来到五连,但由于电话线被炸断,无法把战斗的情况告诉新来的姚吉吉团长。
进攻的敌人在炮火掩护下,以密集的营方队,多梯次漫山遍野地往上冲,谢振华和二营指战员用全部火力英勇地进行抗击,前面的敌人被一片片打倒了,后面的敌人又冲上来,很快冲到了外壕。
激烈的战斗正进行间,突然二营的水机关枪不响了,原来是子弹打完了。
战场形势出现了危急情况。
谢振华冷静、沉着地应战。
趁敌人重新组织进攻的间隙,他果断地命令部队,一面派人到敌人尸堆里去搜寻枪支弹药,一面把附近的石头捡拢来,堆在身边,紧急关头当武器用。
但毕竟二营的火力减弱了,敌人的敢死队踩着同伙的尸体继续向上猛冲。
视死如归的二营战士们,同冲上来的敌人拼起手榴弹,可是许多自造的手榴弹没有爆炸,于是战士们又抓起堆在身边的石头向敌人砸去。
战况太危急了。
谢振华立即命令信号员打信号,调三营火速上来增援。
这时,已有敌人跳进堑壕,快到谢振华的跟前。
谢振华手疾眼快举起从敌尸中搜来的二十响驳壳枪打了个连发,把冲进堑壕的几个敌人打倒。
二营五连的战士们紧跟着纷纷跃出工事,奋不顾身地跟敌人拼开了刺刀。
肉搏战持续了十几分钟,背后忽然枪声大作,
杀声震天,三营的先头连终于及时赶到,投入战斗,把敌人赶出了堑壕,使阵地转危为安。
经过半个月的生死激战,五师在四师等兄弟部队的协同下,顶住了六倍于己、装备优良的敌主力汤恩伯、樊嵩甫部的进攻,计歼敌万余人,圆满完成了高虎脑阻击任务,保障了红军主力和临时中央等领导机关安全地撤离中央苏区,踏上了长征的伟途。
1935年1月,遵义会议以后,由于张国焘执行中央军委命令不积极,加之川军在赤水,土城一线疯狂阻击,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入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意图未能实现。
为摆脱敌重兵在飞机、大炮配合下的围追堵截,红军改道经叙永、古蔺地区,进抵敌兵力薄弱的川黔交界地——云南扎西(即今威信)。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来,红军损失惨重。
有的军团实际兵力不到以前的一个师,一个师的兵力不到以前的一个团。
面对的敌人,不仅数量十倍于己,而且装备优良。
当时,长征的红军还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单位多,层次多,机关臃肿,后勤庞大,战斗部队人员缺乏,严重影响着部队的机动作战。
针对这一情况,中央军委决定对红军部队进行缩编,精简机关,充实战斗部队,以提高红军的机动作战能力。
这时的红三军团由三个师整编为四个团,取消了师的指挥机构,下辖第十、十一、十二、十三团。
各级领导干部都识大体,顾大局,服从命令,听从指挥,能上能下,自觉做到层层下放。
原五师政委钟赤兵改任十二团政委。
谢振华也由团政委下到十二团二营任教导员。
他们的职务下降了,但心情是愉快的。
敌各路重兵尾追红军不放,向川南、滇东北麇集,对扎西进行合围。
乘黔北只剩王家烈少数“双枪兵”,战斗力不强,后方空虚,红军出敌不意,突然回师东进,巧钻敌重兵缝隙,二渡赤水河,再占桐梓。
1935年2月24日,中央军委指出:
夺取娄山关,是“开展战局的关键,对野战军顺利转移至为重要”。
红三军团奉命担负“坚决消灭娄山关之敌,乘胜夺取遵义城”的重任。
2月25日拂晓,红三军团前卫十三团在团长彭雪枫指挥下,向据守娄山关之敌发起突然进攻。
十三团打得猛,冲得快,经过激烈争夺,很快抢占了山垭口两侧的制高点——点金山和大小尖山。
与此同时,十团、十一团向左右两侧迂回,十二团继十三团占领娄山关垭口阵地之后,由二梯队变为主攻部队,从正面沿公路向山垭口以南发起攻击。
十二团三营最先投入战斗,刚冲过山垭口进到黑神庙,就遇到敌人一个团兵力的反击,被压回二百多米。
谢振华见此情景,立即率二营的五、六连猛扑上去。
刚冲过关口不远,在黑神庙半山坡一个凹处,担任前卫的二营四连指导员丁盛迎面向他报告:
前面敌人火力很猛,三营受阻,随三营行动的钟赤兵政委负伤还未下来。
谢振华当即指示丁盛:
“你们四连,必须把敌人压下去,五连、六连马上支援你们。
”他嘱咐丁盛:
“要不惜一切代价把钟赤兵政委抢救下来,”说完,他同战士们一起,冲向敌人的反击部队。
他冲到黑神庙附近的半山坡,只见处于昏迷状态的钟赤兵政委躺倒在路旁山洼的草地上,刚刚包扎的伤口,鲜血止不住往外流。
谢振华急忙吩咐身边的六连指导员陈福太赶快派人把钟政委抬下战场。
只见他举枪高呼:
“同志们,坚决把反扑上来的敌人打下去!
”在他的号召和率领下,战士们锐不可当,很快把敌人压了下去。
接着沿公路穷追逃敌,杀得敌人狼狈不堪。
这次战斗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击溃了敌人两个团。
2月26日,部队继续沿公路向遵义方向急追,追到板桥镇,彭德怀军团长、杨尚昆政委、邓萍参谋长紧随十一团正好从娄山关右侧向南迂回过来。
军团首长鼓励他们:
“你们打得好,追得快,要坚持下去,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
”谢振华边走边抓紧时间把军团首长的鼓励传达给各连,使部队的士气更高,追击速度更快。
在高坪、董公寺一线又击溃了黔军的阻击部队两个团。
2月27日下午,红三军团逼近遵义城,进至老城对面的凤凰山、小龙山下,抢占了新城的边沿村寨,控制了跳蹬河至洗马河一残,当晚即向遵义新老城发起猛攻,一举歼灭了守城之敌。
从娄山关到遵义城共歼敌王家烈部六个团,赶在敌增援的中央军到达之前,先占领遵义城、老城。
2月28日,红一、三军团及军委干部团在彭、杨首长统一指挥下,分别在忠庄铺、老鸦山,与援敌吴奇伟的中央军九十三师、五十九师及王家烈残部展开激战,歼灭、击溃敌国民党中央军两个师和黔军王家烈的八个团,缴枪两千多支,俘敌三千余人,取得了红军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胜利。
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两渡乌江,佯攻贵阳,趁滇军东调驰援贵阳、云南兵力薄弱之机,渡过北盘江,兵临昆明,调动了金沙江守敌,红军再冷不防转兵西北,巧渡金沙江,围困会理城。
这时,谢振华已由十二团调任军团部保卫局执行科长,出色地完成了接收会理城的任务。
1935年9月,鉴于张国焘违抗中共中央的决定,分裂红军,毛泽东等率中央机关和红一、三军团继续北上,九月十八日进占甘肃哈达铺后,将中央纵队和红一、三军团整编为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罗瑞卿任保卫局长,谢振华调任支队保卫局二科科长。
1935年10月,陕甘支队到达陕北,恢复红一方面军称号,谢振华任方面军保卫局二科科长。
1936年2月,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的名义,东渡黄河进入山西。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山西吕梁山区大麦郊召开扩大会议,敌人调集兵力前来围攻。
谢振华和司令部二科科长张经武共同负责大会保卫工作,他俩各带一个连出击,迷惑敌人,把敌人调开,保证了会议安全顺利地进行。
1936年5月,红一方面军为实现全国抗战的大局,主动从山西撤回陕北。
在中共的影响和推动之下,张学良、杨虎城两位爱国将领发动西安事变,逼蒋“联共”抗日。
这时谢振华调任红军大学二队政治委员。
西安事变后,红军大学改为抗日军政大学,由朱德总司令等中央首长亲自任教,积极培训干部,准备迎接抗战高潮的到来。
谢振华被调到抗大二队,和余秋里、张震、洪学智、张国华、谢富治等一起参加学习。
1936年8月,谢振华从抗大毕业,被派往山西太原,任战地动员委员会人民武装部政工科长。
在部长程子华、副部长唐天际领导下,他带领工作组赴汾阳孝义县扩军千余人。
年底他将这支武装带到洪洞县牧马村八路军总部,与总部警卫营合并为特务团。
由总部作战科长王鹤寿任团长,谢振华任政委。
1938年2月,谢振华调任八路军总部敌工部副部长。
1939年初,在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和副主任邓小平、陆定一领导下工作。
后,谢振华调回延安马列学院学习,与江青同编一个组,谢振华任组长。
因江青表现不好,谢振华同本组的其他同学一起,对江青进行过批评帮助,不料竟结下怨恨。
1940年,谢振华在马列学院毕业后,中央组织部决定由他带一百多名干部到苏北敌后去开展工作。
离延安前,毛主席亲自找谢振华和田守尧谈话,再三嘱咐:
“到敌后发动群众,要讲策略,发展统一战线,团结争取一切可能团结的爱国力量,共同坚持抗战。
”1940年6月7日,谢振华一行离延安到西安。
在西安他们化装成中央军校学员,穿国民党军服,谢振华佩带上校军衔,田守尧佩带少将军衔,这样,终于顺利通过了敌封锁四军六线,经开封、洛阳等地到达皖北。
在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委的新支队住地,遇上黄克诚率八路军两个旅南下。
黄部组成八路军第五纵队,由黄克诚任司令员兼政委。
经电请中央组织部批准,将谢振华一行留在五纵队工作。
谢振华被任命为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长兼敌工部长。
不久,黄克诚奉命东进,率第五纵队七、八、九旅进驻苏北,开辟新的根据地。
第五纵队改编为新四军三师后,仍由黄克诚任师长兼政委。
十月,谢振华奉命率三师教导队去阜宁建立根据地,组建地方武装。
他到阜宁不久,扩大新兵一千余人,组成阜宁大队,出任大队长兼政委,下辖三个营,阜宁县大队与原二十四团部分部队合并为新二十四团,他任团长。
1942年团政委调走后,他又兼任团政委。
日本侵略者为巩固其占领区,1943年2月中旬,日军万余人,并纠集伪军九千余人,采取分进合击战术,多路全面对盐(城)阜(守)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妄图歼灭苏北新四军主力。
谢振华率二十四团,配合当地武装在阜宁、阜东、盐东、滨海地区进行反“扫荡”斗争,以灵活的战术,使日、伪军合击扑空。
在敌人实行分区“扫荡”时,他率部与敌周旋,伺机不断打击敌人,“扫荡”的敌人不得不被迫逐步撤退。
三月下旬,新四军三师八旅兼盐阜军分区,乘在盐城、阜宁地区“扫荡”的日、伪军主力陆续撤退之机,发起了攻占阜宁城西陈集据点的战斗。
当二十三团强攻时,谢振华指挥二十四团,与涟东县独立团、建阳总队、阜宁总队等部一起,负责阻击援敌,袭击周围据点,担任外围警戒,保证了陈集歼灭战取得毙日军中队长以下86人的胜利。
3月29日,刚刚占领了东坎的日军,迫不及待地派出一个中队和二百多伪军在八滩安据点,妄图从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扼死在这个地区活动的新四军部队。
这时,二十四团正在东坎、八滩及滨海地区活动。
下午接到师长黄克诚的电令,要求二十四团趁敌人立脚未稳,先下手为强,敲掉它。
并派师特务营两个连前来支援。
当晚,谢振华率二十四团在夜色中从各个集结地出发,沿田间小道,一面奔袭八滩,一面分兵阻击东坎来援之敌。
晚九点,完成对八滩守敌的包围之后,随着红色信号弹的升空,攻击战斗打响了,二营从南向北冲击,副营长王光汉率领突击队直逼日军中队部,砸坏了鬼子的报话机和电台装置。
一营由西往东,攻打伪军,仅二十多分钟,就把二百多伪军消灭大部,其残部纷纷溃散。
日军分住在三个大院里,顽强死守,攻击部队伤亡很大。
这时,有十几个战士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勇猛地冲上一个院套的房顶,正要揭开瓦顶往下打手榴弹,院里的日军一阵机枪扫射,房顶上的战士全都应声倒下。
二十几个日军趁机冲出了北面的包围圈,向二十四团指挥所扑来,叽哩哇啦地乱叫。
情况危急,谢振华一面把手枪里的子弹顶上膛,一面喊司号员吹号,调一营的二梯队三连投入战斗。
三连连长米富珍率领奋勇队立即杀过来,将扑向团指挥所的二十多名日军一个不剩全部消灭。
午夜,进攻部队夺下日军据守的两个大院,把其余的日军全压到中队部所在的一个大套院里。
义愤填膺的战士翻过围墙,跳进去同日军展开肉搏战,因寡不敌众,被逼出院。
这时,二营副营长王光汉牺牲了,一营营长毛和发和几个连的干部也都负重伤。
战场形势又发生险情。
师部指示,要在早晨结束战斗,现在很快就要天亮了,再这样僵持下去只会对敌人有利。
谢振华强忍失去战友的悲痛,紧急叫来参谋长尹捷峰,共同商讨下一步的打法。
只见尹捷峰头上缠一条白布,急匆匆跑回来。
谢振华急忙问:
“老尹,头怎么了!
”尹捷峰毫不在乎地说:
“没关系,一点擦伤。
”他们两人的心火烧一般,不约而同地伏在堤坝上,紧盯着前面受阻的攻击部队和日军机枪吐出的火舌。
他俩经过商量,决定采用战斗方案的最后一着:
火攻。
引火物战前就准备好了,一接到火攻命令,部队马上把蘸了煤油的棉花绑在马尾手榴弹上,投进日军据守的大院里,接着又把蘸了煤油的棉花捆在长竹竿上,抛上大院的房顶。
顿时,烈火在大院里熊熊燃烧起来,浓烟滚滚,火光冲天。
日军鬼哭狼嚎,妄图冲出大院,杀开一条血路。
二营五连的两挺机枪早就紧紧地封锁了大门,日军露头一个即打倒一个,尸体很快堵塞了门洞。
拂晓时,几架大肚子敌机,嘶叫着从头上掠过。
这时,带领三营在新港子打援的副团长陈玉才派人送来报告:
东坎的日军大队,昨晚两点钟分两路前来增援,现已同三营打响了。
正在这时,西北角一阵混乱,十几个日本兵推倒了围墙,从二营和特务营的接合部突围,向东坎方向逃跑。
谢振华急起向敌人逃跑的方向追去,跑着跑着,他的右肩仿佛被什么东西猛撞了一下,身子一软扑倒在地上,鲜血顺着袖筒流出来,很快浸透了他的半边军装。
警卫员忙赶上前,一把扶起他,他站稳了身子又继续指挥部队追歼溃逃的残敌。
战斗胜利结束后,计击毙日军山本中队长以下一百多人,歼灭一个伪军大队。
八滩从此又获得解放。
9月20日至24日,在谢振华统一指挥下的二十四团和滨海、涟东、阜东、阜守总队等部,经多次奔袭战斗,攻克滨海县东北之小尖集、七套等大小据点21处,歼伪军大队副以下五百余人。
2月18日,谢振华又带领二十四团及涟东、滨海县地方武装并肩战斗,突袭响水口、三岔口等据点,歼伪军一百二十余人。
两次战斗,收复了涟东、滨海等地区东西约九十余里,南北约五十余里的抗日根据地。
1944年5月2日夜,在新四军第三师副师长兼第八旅旅长张爱萍指挥下,谢振华率二十四团,同二十二团和第七旅十九团等兄弟部队,及涟东、阜守、滨海总队等地方武装配合,向灌河下游淮盐重镇陈家巷(今江苏响水县城东北)发起进攻。
激战三小时,至三日解放陈家巷。
除击毙驻守的日伪军一部外,俘伪中央税警总队第四大队大队长王西珠、第七大队大队长郭克以下425人,缴获迫击炮一门,掷弹筒三具,轻机枪四挺,长短枪416支,电台一部,弹药近四万发,食盐四十万吨,石油四十桶,伪币一百万元。
阜守城是盐阜区的军事要地。
伪军第二方面军第五军所属第四十一师、暂编第三十三师及军特务团共3400余人驻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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