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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导向与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
三个导向与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
孔祥智:
一、引言
农业现代化既包括生产条件、生产技术、生产组织管理的现代化,又包括资源配置方式的优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安排①。
早在1954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明确提出了包括农业现代化在内的“四个现代化”的任务。
新中国成立以后与农业相关的一系列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变革,如土地改革、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兴修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贯彻“八字宪法”精神等,都是农业现代化的组成部分。
20世纪80年代初期农村改革完成后,对农业现代化的理解曾主要集中在农业机械、化学肥料等现代要素的投入上,一度认为农业机械化、化学化的水平就能够代表农业现代化水平②。
这种观点虽较片面,但是与当时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与生产手段的迫切需求是相一致的,也是符合实际的。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期,以包产到户为核心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改革的完成,带动了相关领域(如流通领域)的改革,学术界对于农业现代化的理解也逐渐从农村生产领域扩展到农业经营管理领域,认为农业现代化不仅包括生产过程的现代化,还包括经营管理方式的现代化③。
20世纪90年代初期至90年代末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商品经济空前活跃、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乡二三产业转移加快的大背景下,理论界对于农业现代化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注重从农业生产基本要素、经营管理方式和发展终极目标等方面来理解农业现代化④。
进入新世纪以来,尤其是加入WTO后,我国现代农业发展面临着全新的内外部环境和条件,农业现代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这一时期,学术界主要把农业现代化作为一个开放条件下的综合性系统工程来研究,从农业与农村以及其他经济社会方面的相互关系中综合分析农业发展问题,而不是简单地谈论农业自身的现代化⑤。
随着时代环境的变迁、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和发展理念的进步,农业现代化的内涵经历了一个由狭义走向广义的过程,不仅仅关注农业生产技术或生产手段的现代化,还包含了组织管理、市场经营、社会服务和国际竞争的现代化。
2008年召开的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农业现代化必须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和创新,加强农业物质技术装备,健全农业产业体系,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增强农业抗风险能力、国际竞争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就是对这种综合性认知的反应。
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提出了以“三个导向”为内涵的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
“要以解决好地怎么种为导向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以解决好地少水缺的资源环境约束为导向深入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以满足吃得好吃得安全为导向大力发展优质安全农产品,努力走出一条生产技术先进、经营规模适度、市场竞争力强、生态环境可持续的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
”与过去的提法相比,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也是基于当前国情农情、顺应时代要求做出的制度设计。
不同的是,以“三个导向”为内涵的新型农业现代化有其特殊性与历史性。
本文旨在揭示“三个导向”为内涵的新型农业现代化的逻辑起点、科学内涵,并藉此提出推动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的相应政策建议。
二、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的逻辑起点
提出“三个导向”的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主要基于我国特殊的国情、农情,理解新型农业现代化的内涵就必须深刻了解当前我国农业面临的新情况,这也是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的逻辑起点。
1.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业副业化
农村改革35年来,在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基础上。
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粮食产量翻了近一番,各类农产品成倍增加,农民收入较快增长,农村面貌发生显著变化。
但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的新形势下,农业农村发展也面临着诸多新的矛盾和挑战。
从农业经营体制的角度看,当前迫切需要回答的两大问题是将来“谁来种地”和“怎么种地”⑥。
首先,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中国农业面临着未来“由谁来种地”的新问题。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城镇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镇转移,农业就业人员数量锐减。
据国家统计局《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69亿人,比上年2.4%。
同时期,农村就业人员锐减。
据《中国统计年鉴》统计,2012年全国乡村就业人员3.96亿人,比2003年减少0.79亿人,十年内年均减少2.0%。
随着城镇化的加速推进,农村劳动力还将进一步向城镇转移,农村劳动力仍将继续减少。
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同时,农业劳动力开始呈现出老龄化、妇女化的特点。
2002年以来,我国农村中40岁以上的劳动力年龄人口占劳动力年龄人口总数的比例逐年上升,2008年该比例首次突破50%,反映了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老龄化特点⑦。
张红宇(2011)指出,目前我国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平均年龄在50岁以上,其中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务农农民年龄已接近60岁⑧。
据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2006年全国农业从业人员中女性占比达53.2%;在农业生产中,从事农业长达6个月以上的人员中,女性占比为50.3%。
因此,无论是从业人数还是从业时间,女性都已经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力量,农业女性化已经成为了一种全国性的客观现象。
其次,农业收入占农民纯收入比重正在明显下降,农业已逐渐副业化。
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下,我国绝大多数农户承包经营的耕地面积较小而且还高度分散,农业生产效率较低,抵抗自然、市场风险能力还十分不足。
为增加收入,越来越多的农户不得已以主要的劳动力外出务工或就地从事非农产业,农民收入中纯收入所占比重正在逐渐下降。
如图1所示,自1996年始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农业纯收入占人均纯收入比重开始出现逐年下降,从1995年的50.67%下降到2012年26.61%。
农业已经从农民获取收入的主业地位下降到了从属地位。
种地,对于相当多数的农户而言,正在变成食之无肉、弃之可惜的“鸡肋”,正越来越成为农民家庭经营结构中的“兼业”,因此,“怎么种地”的问题已难以回避,加快探索如何在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提高农业效率的有效形式已经刻不容缓了,这也是回答好将来“怎么种地”问题的关键⑨。
2.地少水缺的资源环境约束
我国虽然地大物博,但是相对世界其他国家而言,农业资源还十分缺乏,农业生产正面临着严峻的资源环境约束,其中地少水缺是农业生产的主要瓶颈。
首先,人多地少的现实矛盾严重制约着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推进。
据《中国统计年鉴》统计,2000—2012年内,我国总人口从12.67亿人增加到13.54亿人,增长了6.9%;同时期,我国耕地资源从2000年19.51亿亩下降到2008年18.25亿亩,减少了6.4%,人多地少的矛盾正在逐步恶化。
据世界银行统计,2011年中国人均耕地量仅为1.25亩,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40%。
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人均可用耕地面积水平大致相当于美国的1/6,加拿大的1/15,巴西的1/5,俄罗斯的1/10,澳大利亚的1/26。
早在本世纪初,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2001)就预测,2030年时我国人口数量将接近16亿大关,人均占有耕地面积将下降到约1.1亩,临近国际上一般承认的警戒线。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逐步加快,耕地资源在未来仍会逐渐减少,保持住18亿亩耕地红线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更为严重的是,以水土流失和土地荒漠化为特征的土地质量下降是当前中国耕地资源的又一约束。
据水利部统计,2010年底我国水土流失面积达356.92万平方公里,亟待治理的面积近200万平方公里,全国现有水土流失严重县646个,每年水土流失给我国带来的经济损失相当于GDP的2.25%左右,带来的生态环境损失更是难以估算。
根据国家林业局的报告,截至2009年底,我国荒漠化土地面积达262.37万平方公里,沙化面积173.11万平方公里。
年复一年的水土流失和土地荒漠化加速了本已十分珍贵的土地资源的丧失,对农业可持续发展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影响。
在这样的耕地资源的紧约束下,我国农业现代化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其次,水资源短缺严重地影响着我国农业生产,制约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水资源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可通过灌溉对粮食安全的影响来体现,中国75%的粮食作物生长在灌溉土地上⑩。
中国的水资源与耕地资源存在同样的不利条件(11)。
我国是世界缺水国家之一。
据水利部计算,我国工业、农业、生活及生态环境总需水量在中等干旱年为6988亿立方米,供水总量6670亿立方米,缺水318亿立方米,自2010年起中国进入严重缺水期,并将于2030年出现缺水高峰。
《中国水利年鉴》统计,2008—2012年我国平均水资源量为2.7万亿立方米,人均占有量约为2018立方米,不及世界人均占有量的四分之一。
中国的水资源在时空上分布不均匀且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下变化愈加复杂,总体下降趋势难以扭转。
然而,随着我国人口规模的增长,近年来用水量却在不断增长。
2012年全国用水量6141.8亿立方米,比2004年增加594亿立方米;其中农业用水量也在同时增加,但占比总体上呈下降趋势,从2004年的64.6%下降到2012年的63.2%,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争水的局势日益紧迫。
目前,我国农田灌溉率还比较低,2011年全国农田有效灌溉面积为9.25亿亩,仅占18亿亩耕地的51.4%,约半数的农田存在“靠天吃饭”的现象,2012年因干旱全国农田成灾面积达5265万亩。
此外,根据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的调查,1995—2005年,井灌区77%的村地下水位都呈现了下降趋势。
在下降的村中,年均下降速度为1.02米;甚至于还有14%的村水位下降幅度已经超过了国家警戒线(1.5米/年)。
从流域层面来看,水位下降是很多流域面临的普遍问题(12)。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耕地和水资源分布不一致,往往是有水的地方地少、有地的地方水少。
由于气候原因,农业用水在时间上也出现了不平衡,受到干旱、洪涝以及旱涝急转的影响较大。
同时,水污染问题逐渐突出,导致部分地区的农业发展面临严重的污染性缺水。
这些状况进一步强化了耕地和水资源短缺对农业发展的约束。
3.农产品数量质量安全问题严峻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人口增加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农产品的供需形势一直处于波动的紧平衡状态之中,供给压力还将继续存在,农产品质量问题还十分严峻。
首先,我国主要农产品的供求持续紧平衡状态,部分农产品结构性短缺凸显。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粮食自给率下降。
在粮食供给方面,尽管我国粮食连年增产,实现了十连增,但由于需求的刚性增长,粮食自给率明显下降,已从20世纪90年代的99.6%(农业部软科学课题组,2001),下降到2010年的90%左右,2010年我国大豆进口5480万吨,接近11000亿斤,中国把大豆算作粮食,从这个角度看我国进口的粮食差不多相当于国产粮食的10%,也就等于过去承诺的粮食的自给率不低于95%的线实际上已经被突破了,突破了过去承诺的不低于95%的底线。
2000年以来,我国粮食基本处于净进口状态,2013年,中国谷物约净进口1358.4万吨,增长4.8%。
2004年是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的转折点,农产品贸易由顺差创汇阶段进入逆差状态,此后连续9年我国农产品进出口一直处于贸易逆差状态(如图2),并呈现出逆差扩大趋势。
二是部分农产品结构性短缺凸显。
大豆在90年代后期开始净进口,并且大豆进口量在逐年递增,2013年净进口达到6337.5万吨,同比增长8.5%。
在棉花供给方面,我国自2002年入世后,棉纺制品出口量剧增,国内棉花生产供不应求,棉花进口量大幅增加。
2001年我国成为棉花净进口国,2003年成为世界第一大棉花进口国,2004年以后,棉花进口量更是大幅度增长,2013年达到450.0万吨。
其次,农产品质量问题突出。
近年来,各种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充斥于公众的视野内,如红心鸭蛋、多宝鱼、毒豇豆、毒韭菜、瘦肉精、速生鸡、镉大米等食品安全事件不绝于耳。
据研究表明,中国每年因食用农药污染的食品而发生农药中毒的人数年均近20万人,约占食物中毒总人数的1/30(13)。
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随着农药的大量以及不合理使用,我国食品农药残留问题日益显露。
根据姚建仁(2004)的研究,中国每年农药中毒者超过10万人,死亡约1万人(14)。
近几年来,随着政府治理力度的逐渐增强,农产品农药残留合格率逐步提高;但是农业农药使用量却仍在增加,农药残留对农产品安全的威胁依然存在。
二是农产品重金属超标。
农药、化肥的投入使用不仅通过残留物对农产品安全造成了直接威胁,而且还通过残留在土壤、水体或大气中的绝大部分,通过生态循环系统进入动植物体内,构成食品安全的隐性威胁。
全国至少有1/5的耕地受到重金属的严重污染,且每年被重金属污染的粮食多达1200万吨。
赵其国(2004)的研究表明,南京、苏州、无锡三市基本农田保护区重金属超标率几乎达100%;南京、无锡的产品中重金属铅、汞、镉超标率分别达到66.7%、33.3%、25%(15)。
李秀兰、胡雪峰(2005)的研究表明,2003—2004年上海市宝山区蔬菜铅和镉超标率分别达到81.97%和54.1%(16)。
三是动植物激素的投入使用构成了新的安全问题。
目前,许多地区的蔬菜生产中大量采用激素助长与催熟,然而这些激素的使用直接构成了产品安全问题。
根据钟南山(2004)的研究,近年来肠癌、妇女宫颈癌和卵巢癌发病率的上升与农产品中大量生长剂、催熟剂、保鲜剂的残留有直接关系,而且这些激素类物质还会导致青少年早熟(17)。
动物激素的使用同样也会造成食品不安全,例如“瘦肉精”能加快生猪生长,提高瘦肉率,但是却有着严重的毒副作用。
这些毒副作用之所以能被“及时”发现,是因为“瘦肉精”的有效成分本身是治疗哮喘的一种药物,经过几十年的临床实验,最终人们才发现它的毒副作用(18)。
目前,还有大量的动植物激素正在推广使用,其中绝大部分的毒副作用还不明确,这些对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的构成了新的威胁。
三、“三个导向”与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的科学内涵
正如上文所述,以解决好地怎么种、解决好地少水缺的资源环境约束和满足吃得好吃得安全为导向的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是由我国特殊的国情与农情决定的。
针对这“三个导向”,中央一号文件分别提出了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深入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和大力发展优质安全农产品的政策措施以构建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其逻辑框架如图3所示。
“三个导向”不仅紧密联系我国实际情况,也与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科学内涵。
1.解决好地怎么种与构建新型
农业经营体系
面对我国农业生产出现的“谁来种地”与“怎么种地”等新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
“……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
“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性地位,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共同发展的农业经营方式创新。
”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从四大方面对本年度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构建进行了政策部署。
首先,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对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丰富与发展,是解决未来中国农业“由谁来种地”的重要途径。
随着农业人口的大量转移,农业生产急需要有新的主体来承担。
在这样的背景下,专业大户或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应运而生。
相比传统家庭农户而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更具有生产技术、资金上的优势(19)。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出现,改变了过去我国农业生产单纯地由农户承担的局面,是对家庭经营的补充和升华,肩负着农业经营的历史重任,是未来中国农业生产的生力军。
其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产生于农村土地流转背景下,承担着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历史重任,能够有效解决“怎么种地”的问题。
农业逐渐副业化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绝大多数农户承包经营的耕地规模细小且高度分散,生产效率低,农业经营收入难以提高。
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央多次重申鼓励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尤其是十七届三中全会强调家庭承包经营制度“长久不变”后,农户转出和转入土地的愿望更加强烈了。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农村职业分化过程中形成了一支庞大的种田能手队伍,他们的种植规模只有达到一定限度后才能获得和外出务工或经商相接近的收入水平,客观上产生了转入土地的强烈需求,二者的有机结合极大地推进了土地流转。
因此,通过流转承包耕地的经营权实行土地经营规模的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土地股份合作社等便在这一领域应运而生。
随着土地流转的进一步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流入土地,历史性地承接了我国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重任。
农业部经管司的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2013年底,全国流转耕地中,流转入农户、合作社和企业的分别占比61.8%、18.9%和9.7%,和2011年底的67.2%、13.4%和8.4%相比较,流转到合作社好企业的比例明显提高。
通过土地流转形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适度规模经营的农业方式逐步建立,实现了我国农业制度的重大创新,初步解决了“谁来种地”和“怎么种地”的问题。
目前,在我国的1.67亿纯农户中,约有一半左右为专业农户,而商品农产品主要是由专业农户生产的。
专业大户或家庭农场是专业农户中的佼佼者,而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企业主要是为专业农户服务的,是连接专业农户和市场的主要桥梁。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出现,使农业经营者变得有利可图,使农业变成体面的产业,使“怎么种地”问题迎刃而解。
第三,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措施。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形成及其重要地位,要求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必须转变思路,从为一般农户服务转变为主要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服务,兼顾一般农户,从而保证农产品的商品化生产,逐步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
国内外的实践表明,农业经营主体的专业化水平越高,对社会化服务的需求就越大。
目前,我国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尚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土地流转规模以及在流转过程中经常出现的纠纷仍然是制约其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一些主要环节的服务(如贷款、保险、对病虫害的统防统治等)还远没有到位。
构建兼有社会化服务功能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正是出于对以上事实的考虑。
2.解决好地少水缺的资源环境约束与深入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
我国农业生产一直面临着地少水缺的资源约束,为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农产品需求,我国农业走上了一条以农药、化肥替代土地资源的生产道路。
这种农业生产方式在短期内的确能对农业增产起到作用,但是却严重不可持续,面临着两个突出性的问题。
首先,化肥农药要素投入避不开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约束。
按照现代经济学理论,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增加要素投入所带来的边际报酬是一个先增后减的过程。
尽管粮食作物增产与化肥施用量增加高度相关,但随着化肥的大量使用,化肥的肥效快速下降,其直接表现为化肥促进粮食产量增加的效率下降。
有研究指出,随着氮肥施用量的增加,水稻产量渐增,但增势减缓,到最高产量后,继续增加氮肥施用量,产量转而下降且肥料成本增加引发净收入减少(20)。
长期过量使用化肥会造成耕地贫化、土地板结和水土流失,这些是导致氮肥肥效迅速下降的主要原因。
农药的使用也没能避开边际报酬递减规律。
有学者研究结果表明1996—2008年间农药使用量对粮食产量的回归系数在-10.664到0.978之间,变化不大,说明粮食产量几乎不受农药使用量的影响(21)。
此外,相关研究也表明,减少农药使用量并不影响农作物产量。
其次,化肥农药的过量使用导致了严峻的环境与安全问题。
从国际比较看,中国氮肥施用量是美国的3倍,是法国的1.5倍,是德国的1.6倍(22),单位农田的氮肥施用量远远高于世界发达国家的用量(23)。
1998—2011年,我国农药施用量从123万吨增加到178.7万吨,且普遍存在使用高毒性农药的现象。
农药化肥施用量持续增加,为增加粮食产量做出一定贡献的同时,在局部地区成为农业面源污染的来源。
2010年,国家相关部门对31个省(区、市)的274个农村“以奖促治”村庄开展了环境质量监测,结果表明,空气质量总体良好,地表水总体为中度污染,氨氮、高锰酸盐就是其中主要污染物之一。
正如上文所述,农药化肥的大量使用已经造成了当下中国严重的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
面对我国农业生产中的自然资源约束与当前所出现的突出问题,深入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刻不容缓。
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涉及方方面面,要重点在以下几个方面实现根本性转变(24):
第一,促进农业发展由主要依靠资源消耗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转变。
缓解当前我国农业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从根本上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必须转变过去粗放的农业发展方式。
要采取综合措施,切实加大农业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深入推进农业生态文明建设,坚决执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集约节约用地制度,推广农业节本增效技术,发展循环农业,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面源污染,促进资源永续利用和农业永续发展。
第二,促进农业生产条件由主要“靠天吃饭”向提高物质技术装备水平转变。
物质技术装备水平既是现代农业的重要标志,也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关键环节,更是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重要条件。
过去我国农业生产是以农药化肥的大量投入替代耕地资源的不足,如今转变农业生产方式是要以科学技术的投入替代耕地资源的不足,这就包括需要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传统农业,推进农业机械化,建立农业防灾减灾体系,逐步提高农业科技进步的贡献率,提升农业抵御自然风险的能力。
第三,促进农业劳动者由传统农民向新型农民转变。
当前我国农村劳动者文化素质还普遍偏低,相对缺乏适应发展现代农业需要的新型农民,提高农业劳动者的文化素质是改造传统农业,提升农业生产效率的有力方式(25)。
因此,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积极开展农民培训,切实加强农村实用人才开发必然要成为转变农业生产方式的重要内容。
3.满足吃得好吃得安全与大力发展优质安全农产品
正如201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所指出,我国是个人口众多的大国,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因此,面对我国农产品严峻的数量质量安全问题,吃得好与吃得安全关系着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
从实践来看,大力发展优质安全农产品是保障人民群众吃得好吃得安全的重要途径。
首先,保障国内农产品数量安全供应需要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尤其是大力发展优质安全农产品。
受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等因素影响,我国农产品需求呈刚性增长态势。
据测算,到2020年粮食自给率要稳定在95%以上,全国每年大体增加粮食需求400万吨、肉类80万吨、植物油50万吨(26)。
因此,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国内农产品的供给压力依然存在,形势也十分严峻。
其中,最重要的是必须保障粮食的本国自给。
要按照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的要求,实施“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
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并且主要装中国的粮食。
一个国家只有立足粮食基本自给,才能掌握粮食安全主动权,进而才能掌控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在此基础上,充分利用国际市场,适当进口,调剂余缺。
从实践来看,大力发展优质安全农产品是保障国内农产品充足供给的重要方式。
2003—2007年,我国实施了“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规划实施以来在提升优势区域综合生产能力上都取得了积极效果。
据农业部统计,九大粮食优势产业带对全国粮食增产的贡献率超过85%,为粮食“十连增”作出了突出贡献,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确保主要农产品基本供给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因此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为保障农产品的供应,还必须继续大力发展优质农产品,通过科技手段培育良种,坚持科技兴粮为主攻方向,通过科技手段为农业增产增效。
其次,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也需要发展优质安全农产品。
食品安全源头在农产品,基础在农业,必须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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