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公共权力腐败的成因及应采取的措施2公共权力腐败的成因及应采取的措施摘要：由于我国行政管理中的缺陷和弊端，为滋生公共权力腐败提供了土壤和条件；权力过于集中，却又缺乏有效的监控，是腐败产生的病灶；而有效的权力约束机制尚未健全，对公共权力监督乏力，成了公共权力腐败的根本性原因。它降低政府的行政效率，破坏政府的公信力，瓦解市场的信用基础，如果不采取措施，最终会导致社会不稳、政局动荡，动摇执政党的地位和危及政权巩固。因此，我们应采取必要的、有效的措施，构建和完善公共权力监督法律体系，构建权威、独立的权力监督机构，从制度层面上去遏制腐败现象；更要构建公共权力监督文化氛围，倡导廉洁奉公社会美德，从道德文化建
2、设、弘扬社会成员的民主法治意识等方面去清除腐败得以滋生的土壤，彻底根除腐败之本，做到“标本兼治”。关键词：权力腐败 公共权力腐败 公共权力监督 公共权力监督法律、公共权力监督机构、廉政文化、廉政教育一、 公共权力腐败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危害权力腐败是指权力主体非法行使权力、谋取私利，给国家和公民的利益造成一定危害的行为，表现为国家公职人员滥用国家赋予的公共权力谋取私利或小团体利益，损公肥私或假公济私的行为。其本质特征是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腐败的实质是权钱交易，是权力异化的结果，这是由权力的性质所决定的。而公共权力腐败则是一种超法律、反法律的行为，它动摇着国家权威的基石法律权威。据人民日报报道，20
3、08年，检察机关立案侦查涉及国家工作人员的商业贿赂犯罪案件10315件，涉案金额21亿余元。全年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案件33546件41179人，已侦结提起公诉26684件33953人，人数分别比上年增加1%和10.1%。在上述案件中，立案侦查贪污贿赂大案17594件，重特大渎职侵权案件3211件；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687人，其中厅局级181人、省部级4人。上述数据，触目惊心，说明我国公共权力腐败现象严重。当前，我国正处于急剧的现代化变迁之中，我国已经进入新中国成立以来包括改革以来经济效益和增长质量比较好的最佳时期，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医疗卫生水平等均取得了巨
4、大的成就，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党和政府正领导全国人民昂首迈进全面小康社会。但是社会上存在的各种消极腐败现象在蔓延，特别是公共权力领域的腐败，已成为社会腐败现象的集中体现，使得权力的使用背离社会公共意志并异化为私有权力，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瓶颈，已引起人们的强烈不满，对我国的经济、政治、道德文化产生了极其负面影响。权力腐败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也使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越来越脆弱。腐败问题己经对党和国家、社会构成了现实的威胁。（一） 对政治体制的危害公共权力腐败是腐败的核心内容，它通过降低政府的行政效率，破坏政府的公信力，瓦解市场的信用基础，最终导致社会不稳、政局动荡，动摇
5、执政党的地位和危及政权巩固。近年来，公共权力腐败从一般干部发生发展到中高级干部，可以看出在我国公共权力腐败的程度有所加深，腐败人员职务越高，危害越大。如贵州省原省委书记刘方仁在1995年3月至2002年2月，担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和贵州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单独或伙同其儿媳易阳，先后22次非法收受他人人民币661万元、美元1.99万元，共计折合人民币677万余元。据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透露，去年，法院继续加大对经济犯罪、商业贿赂和职务犯罪的打击力度，共审结此类案件件，同比上升。公共权力腐败会使政府的信用面临严重的危机，腐败的政府是不诚信的政府。当政府失去信用的
6、时候，其政权随时有被老百姓赶下去的危险。中国几千年的朝代更替，现代世界各国的政权更替，不是政府腐败泛滥的原因，就是防止腐败需要更替政权的原因。而政权更替往往面临社会的动荡，动荡最大的受害者往往是普通的老百姓。腐败动摇着国家统治的基础。长期以来，党和政府以强大的行政力量和司法力量不断与愈演愈烈的腐败现象作斗争，但腐败行为依然有蔓延趋势，不断被媒体披露出来的大案要案对整个社会形成极大的震动，腐败问题已成为影响某些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心稳定的隐患。因此腐败问题可能会动摇社会的政治基础和伦理道德基础，这是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问题。（二） 对经济建设的危害公共权力腐败下的经济是垄断的经济，欺诈的经济
7、，伴随着腐败获得的超额暴利，广大民众则处于被剥削，被奴役的地位。腐败的超额暴利其实是腐败者利用国家公权吞食的广大社会公众的利益，是老百姓的血汗。腐败经济表面的繁荣掩饰不了其欺诈、侵吞、垄断的实质。经济领域的腐败加速了政治腐败的进程，从而使政权严重脱离社会公众，导致倾覆的危险。公共权力腐败往往首先是由经济腐败开始的。在不少地方，腐败使公有经济丧失殆尽，广大职工下岗失业，普通老百姓愈加贫困。1. 公共权力腐败对国家的经济建设产生有害影响。公共权力腐败会直接影响国家的资本积累和扩大投资。腐败分子往往把公共财产作为攫取的目标，通过各种手段损公肥私。同时，腐败分子往往将非法收入用于个人消费，而不是用于生
8、产性投资。这样就使国家丧失了本该用于投资建设的资金。不仅如此，腐败分子往往把公共财富作为交易的对象，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2. 公共权力腐败直接助长了通货膨胀的恶性发展，降低了民众的实际消费水平。各工商企业为了获得政府的优惠待遇而向政府官员支付的贿赂款项往往被打入企业的生产成本，流通领域的投机倒把，黑市活动等，人为地加剧了资源的紧张状况，大大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在此情况下企业为了赢利就必须提高产品价格，这就进一步推动物价上涨，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把国家引向通货膨胀的深渊，降低了普通消费者的实际生活水平。3. 公共权力腐败可能致使重大改革措施难以顺利，正确地贯彻落实。公共权力腐败所形成的既
9、得利益阶层往往对保持和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有着切身利害关系。政府在经济生活中所处垄断地位和对社会物质财富的支配权使公职人员中腐败现象有可能得以滋生蔓延。在腐败中孕育出的特殊利益集团，或直接利用权力去攫取经济财富，或享受各种特权，或通过利用权力经商，以权力入股等方式发财致富。他们反对旨在消弱或减少政府对经济的任何改革措施，使改革很难深入下去。（三） 对社会安定和谐的危害公共权力腐败首先直接危害着社会公众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国家公权的本质是属于全体社会公众，而腐败则是假借公权之名而行私权之实，就是公权私用，一旦如此，公权就失去了其做好公共利益的实现者与维护者的意义，而变成了为某些个人、团体
10、、阶层等谋取其私利、损害公共利益、损害其它社会成员或团体利益的暴力工具。如近年来在中国各个城市发生的暴力拆迁事件，追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掌握公共权力的政府部门或一部分人在利益的驱使下，直接或间接介入原本是开发商与被拆迁人之间的拆迁事件中，甚至直接动用“国家机器”警察甚至武警部队，来对付手无寸铁的老百姓，随便找个借口就拘押老百姓。肆无忌惮地强制拆迁，这其实就是一种切头切尾的滥用公共权力行为，使得被拆迁人有怨无处诉，有苦无处说， 致使社会上人们怨声载道，如惊动全国的湖南嘉禾拆迁事件，闻者惊心，听者怒分，事件最终惊动中央领导，并专门批示办理，事件才慢慢得到解决。因此，公共权力腐败最大受害者是不掌握公权，
11、不享有腐败特权的普通老百姓。由于公权的滥用，普通社会成员的个人及集体利益受到侵害，社会公众的国家利益同样受到侵害，因此，腐败分子不仅是社会的蛀虫，而且也是不特定的普通老百姓利益的侵害者。公共权力腐败对社会的危害远较其他腐败行为严重，历史教训和经验证明，社会动荡和政权交替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就是权力腐败，尤其是权力群体腐败达到社会所容忍的极限。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再强调，腐败问题“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根本原因就在于此。二、 我国公共权力腐败的成因我国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的影响，行政包揽一切的现象曾经十分普遍。在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期，新的体制、机制、法制、管理制度等
12、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建立和完善，行政行为、企业行为和市场行为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得到严密规范和有效约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健全和完善也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现行政治体制的某些弊端也是产生腐败的原因。我国对公权力的行使缺乏有效的制约，约束机制偏软，监督体系无力。长期以来，我们对干部的约束主要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高干部的思想觉悟，从而达到对干部的约束。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软约束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无疑使贪污受贿行为所冒的风险大大降低，给那些见利忘义、以权谋私的腐败分子以可乘之机。在这种情况下，公共权力的滥用、权力的商品化，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一） 行政权力体系内部原因（法律制度缺陷）我国自五十
13、年代以来建立的政治集权体制和经济计划体制，在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自有其必要性。但这种高度统一、集中的体制和权力运行方式，党政不分、政企不分，利益约束软化，极大地强化了权力而又没有合理必要的制约机构，潜藏着滋生腐败的可能。在今天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它暴露了许多弊端，正好成为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滋生蔓延的温床。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这是新的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行政管理中的缺陷和弊端，为滋生权力腐败提供了土壤和条件；权力过于集中，却又缺乏有效的
14、监控，是腐败产生的病灶；而有效的权力约束机制尚未健全，对公共权力监督乏力，成了公共权力腐败的根本性原因。1. 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从行政管理机构的设置看，庞大臃肿、重叠交叉、挂靠机构多、临时机构多的状况依然如旧。从行政管理机关的职能看，党政不分、政事不分、政企不分，职能交叉，责任不清，有利益的多个部门争着管，无利益的没有部门管。造成管理上的空档；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远而避之，推诿扯皮，管理失职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存在。在目前监督机制不健全、不完善的情况下，有些人本来“当官“的动机就不纯，一旦得到权力，便会利用行政管理中的缺陷以权谋私、贪污受贿、违纪犯罪。2. 行政管理法制化较弱，公共权力政策
15、性较强。一是行政管理较多的依据是各级政府和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规定、条例、实施意见、实施办法。这些规定严格地说只是一般的行政管理措施，缺乏权威性和难以产生应有的制约效应，难以避免行政管理今的随意性。二是立法档次低，法规缺陷多。在法律制度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公共权力运行的依据主要是靠“红头文件”。于是各级政府和行政管理部门就频频下发文件，出台各种各样的政策，授予本级和下级相关的公共权力。这样，在行政管理和公共权力的运行中，往往就出现了政出多门，各行其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无依无据出”土政策”的现象。一些单位、部门和公共权力的个体拥有者便利用这种管理上的弊端钻空子，以权谋私。3. 行政行为不规范
16、，是造成权力腐败的温床。行政审批事项过多，程序过繁，环节过多，自由栽量权过大，政策透明度低，为一些权力部门和人员滥用职权、以权谋私创造了条件。从目前看，掌管人、财、物和证照发放、项目审批等部门容易滋生权力腐败现象。如工程建筑、金融证券、工商税务、公安司法等具有特权的行政管理部门和组织干部人事工作部门等。4. 权力过于集中，“一把手”权力过大。经济学家指出，现在包括行政改革项目在内的政府配置资源占整个社会资源的70%以上，正是政府职能部门行政审批项目太多和审批权力太大、太集中、太具体，给权力寻租以可乘之机。就近年来查处的大案要案看，大部分都发生在党政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和经济管理部门。走
17、上违纪犯罪道路的“一把手”，大多是利用手中对重大事项的拍板权、工程项目和公共事务的审批权、人事任免的决定权、资金使用的签字权等来搞权权交易、权钱交易和权色交易。权力大小和权力集中的程度与犯罪金额可能达到的最大值成正比例关系。如成克杰、李嘉廷等高官，行贿人之所以行贿上百万、上千万就是因为他们手今的权力太大、太集中。当“一把手”拥有不受其同事和下级监督与制约的权力时，容易形成家长制作风，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的局面，这容易滋生滥用公共权力的腐败。5. 公共权力制约机制还不很健全，监督乏力是造成权力腐败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制约机制不健全，监督乏力和难以到位。从公共权力的产生看，立法权和执行权没有真正分开
18、，使很多公共权力授予者、执行者、监督者的责、权、利不完全对称，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从公共权力的内部制约看，民主集中制是我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也是公共权力内部制约的主要制度，但从现在执行的情况看，民主集中制并没有充分发挥应有的效用。”家长制”、“一言堂”，谁官大谁说了算，“一把手“拍板定案的情况十分突出，使公共权力的内部制约严重弱化。从公共权力的外部制约看，尽管党和国家对公众的个体权利重视，对公众权利的保护意识有所提高，但与公共权力相比，个体权力仍然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加上公民主动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和公共权力设置、分配、监督的意识不强和参与的途径、方式有限，严重限制了外部因素对公
19、共权力制约作用的发挥。从监督职能部门的监督看，由于监督体制等诸多原因，监督受到种种制约，难以真正做到既有力又到位。从司法制约看，管理性立法与监督性立法不平衡，难以达到以法治权的目的。据有关资料，十多年来，以管理为主要内容的法律、行政法规，占法律、行政法规总数的80以上，而监督性法律法规只占087。权力需要制约，没有制约的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况且人性中本有趋利避害的因素，更须法律制度加以规范和引导。我国近年来法制建设固然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但对权力进行监督制约的法律制度还欠完善，没有系统的关于权力的设立、运行、行使及法律责任等方面的法律制度，更缺少专门遏止政府官员腐败的法律如“反贪污法”、“
20、公务员财产申报法”等。（二） 社会经济发展等外部原因（个人、团体等利益）目前，我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腐败现象的伴生具有某种必然性。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是以市场配置资源，以市场调节经济生活。而当前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只具有雏形。与市场相配套的一系列体制还没有建立完备，市场机制远未完善。前述政府庞大的权力仍然在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政府在体制、职能、机构、人员、运作等诸方面仍然紊乱、滞后，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要求。1. 国家公权力在某方面的加强同时就给权力的掌握者提供了进行寻租活动的市场。这是因为国家行政权力干预市场经济的正常活动，必然造成不平等的竞争环境，如果能够
21、享有这份公权力也就意味着可以获得比同样投入多得多的利润。资本投入为获取最大化的利润必然会追逐干预经济活动的公权力。公权力干预产生了租金，企业为了寻求租金向官员行贿，这样双方为了更大的利益，不断扩大租金规模，导致腐败的范围、性质越来越严重，为职务犯罪的滋生提供了条件。例如价格双轨制、行政管理高度集权与供求矛盾突出的并存就易于产生为紧缺物资而行贿受贿、“官倒”等腐败现象。这样，权力更易于与金钱相结合，“寻租”更为容易，腐败现象因此大量发生。由此可见，“腐败程度与社会和经济现代化的发展速度确实有着相当密切的关联。”2. 由于欲望的无限性与供给的有限性矛盾，致使公共权力产生经济腐败。经济学认为，市场经
22、济下每一个人都是经济人，随时随地追求着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同时人的欲望是多样的，无限的，满足的层次也是递进的。相反，相对于这无限多的欲望而言，每个人用以满足的手段是有限的。或者说，供给的资源是经济物品，是稀缺的，这种有限的供给与无限欲望的矛盾对于一些私欲膨胀的当权者来说，就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空前强烈的刺激。抵不住金钱的诱惑，物欲本能性冲动压倒自律机制而占据支配地位，最后不择手段谋取金钱和各种好处，从而导致权力腐败化，这是腐败的直接导因。3. 政府权力配置资源是产生腐败的重要条件。众所周知，迄今如止，市场机制是一种能有效配置各种社会资源的机制，但不是万能的。在现实生活中，诸如提供公共物品，投资
23、基础设施，调节收入分配，稳定经济秩序，保护生态平衡等方面，市场机制就表现得无能为力，这种失灵客观上要求政府必须在一定限度内掌握必要的经济资源和参与或干预必要的经济活动，这就使得政府的公共权力与社会经济资源的结合具有某种天然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如果个人不掌握公共权力，其欲望的满足就只能通过权力寻租，因此，政府公共权力的存在，为政府官员利用公共资源与权力满足个人欲望开辟了道路。4. 公共权力腐败收益大于成本，这既是产生腐败行为的关键，也是腐败分子前赴后继，腐败死亡率小于腐败出生率的直接诱因。近两年来，随着反腐败斗争力度的加大，腐败成本也在增高。但是，对于一些腐败分子来说，他们有权时，很懂得伪装、很懂
24、得作秀，而且敛财都是秘密进行，行贿受贿、买官卖官都是“一对一”，都是一损俱损，因此，被举报、被揭露的风险相当小，除非是一锅端或拔出罗卜带出泥，否则，行贿者、买官者不仅原先谋到的利与权会丧失，而且还会受纪律与法律惩处，因此，即使是查处时都会订立攻守同盟。贪官受查处以后，还可以来个以坦白交代，以争当反面典型，达到减轻刑纪律、法律处罚，或者可以处分我一个，坐牢我一人，幸福全家人。即使数额特别大，还可以利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而别套进贪污受贿罪即可使腐败受惩处的成本大于腐败收益成本。5. 社会某些成员对权力进行的强烈腐蚀，是腐败滋生的土壤。我国正处在新旧体制的转轨时期，新矛盾、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各
25、种制度和法规又尚不健全，这就为权钱交易在客观上洞开了方便之门。一些心怀叵测的商人、企业经营者，为了承办工程、得到项目或者为了走私逃税、牟取暴利；或者为了升官发财，跑官要官等，往往千方百计地对公共权力的掌权者进行“公关”，不择手段地达到目的。在“糖弹”进攻下，一些意志薄弱掌权者就会败下阵来，堕落成腐败分子。震惊中外的厦门远华走私巨案，就是一个有力的佐证。（三） 文化教育、社会伦理道德的缺失规范一个社会的有两样东西，一是法律，二是文化。文化是一种无形的制度，同样重要甚至更为深刻地约束着人们的行为，指导人们该做什么与不该做什么。如果说法网恢恢难免疏漏，那么道德自省则无处不在，廉政文化从思想政治、情操
26、修养、行为规范等各个方面，无形地控制和调整人们的态度、行为和意志，使人们远离腐败。相反，一些腐败现象的发生，总是与以腐败文化为支撑的、所谓的“潜规则”的出现有着紧密的联系。1. 当前我国社会文化教育很是缺乏廉耻教育、诚信教育，缺乏对公民进行系统地社会伦理道德教育。究其原因，我个人认为是现代的中国教育完全抛弃了已传承有五千多年的中华传统的社会伦理道德文化，认为其是封建的、陈腐、落后的、迷信的，而且抛弃得彻彻底底、完完全全，致使社会缺乏诚信，信奉权力，迷恋权贵。企业家不顾工人们的辛勤，无视工人们的权利，尽情地剥夺一切可能能剥夺的利益；经营者无视公众利益，欺、诈、骗、瞒，无所不用其极，如去年的三鹿奶
27、粉事件，正是社会伦理道德沦丧之极的标志。公共权力掌权者无视民众，大搞与民生毫无利益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大肆浪费社会资源和金钱，闹得人们怨声载道。如安徽的“白宫”事件，掌权者被举报后，竟公然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了举报者，并致使举报者短期间“不明原因死亡”，其手段之恶劣令人发指，闻者怒愤。2. 社会伦理道德教育的缺失导致道德约束乏力，而道德约束力乏力更易导致公共权力滋生腐败。据调查，很多公共权力掌权者的腐败大部分是因为他们手中的权力几乎不受监督，在各种诱惑下，又缺乏社会道德约束，致使他们越陷越深，最终快马加鞭地走向了他们人生辉煌的终点。如，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和北京市原市委常委、常
28、务副市长王宝森严重违纪违法案，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严重违纪违法案，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索贿受贿案等。他们为追求金钱和各种享受而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在道德上自甘堕落，成为他们陷入腐败泥潭的主要原因之一。3. 文化传统的因素。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轻视公德重视私人关系一直是传统人际关系的重要特点。“礼尚往来”这一戒律，不再是简单的利益交换准则。更成为普遍的道德规范。“千里做官为求财”的观念，源自中国特殊的官僚士绅相结合的封建政治体制，长期以来其实已深入人心，成为中国人内心深处对在政府担任公职者的一种世俗看法。自改革开放十多年来，商品意识和金钱观念的广泛渗透，使这种初级群体性人际关系中渗入了利益
29、因素并进而演变成一种权力补充物。社会由此结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很大程度上超越了或者说抵消了不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市场的作用。这种“关系网”其实就是各种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的神经网络。它的出现以及蕴涵于其中的大量的腐败行为，在中国传统人际关系的文化氛围中，不仅没有遭遇到抵抗，而且往往为人们所默许、理解甚至同情。这也是腐败得以蔓延的重要的社会文化基础。4. 个别领导干部价值观念扭曲，是腐败寄生的载体。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个别领导干部的价值观念发生扭曲，不再信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而是信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把权位作为谋取私利的手段和渠道；还有一部分人的入党动机不纯，入党只是为了升官，升
30、官只是为了发财，一遇到捞钱的机会，便见利忘义，大捞一把。价值观念的扭曲必然带来思想的腐败，思想的腐败必然导致行为的腐败。这个精神支柱的总开关一“失控”，就意味着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背弃和道德的堕落，把“八荣”、“八耻”忘于九霄。于是，“五九”现象、“二九”现象、窝案串案、“前腐后继”，随之出现。从全国查处的大案要案来看，那些身处高位的腐败分子，大都是从精神支柱的“倾斜”、“失控”、“失德”开始的。公共权力腐败给一个社会所带来的危害是巨大的，她会使道德沦丧、不讲是非，社会成员就会不自觉地在各自的领域扩张利欲以获得最大限度的个人利益为行为目的，无视社会公德与法律。这不仅浪费了社会财富，造成经济
31、秩序的紊乱，破坏了经济建设，阻碍了经济发展，而且严重地影响了政府形象，败坏了政治的清正廉明；更有甚者，它导致了社会风气的恶化，以致社会呈病态化，道德水准下降，是非正义感丧失，社会为腐败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三、 应对公共权力腐败应采取的措施腐败现象的存在必然导致社会不和谐、经济秩序混乱，更会吞噬社会公平正义，致使人们建设和谐社会的信心受到挫折和打击。对政府来说，腐败必然带来低效，低效必然会进一步加速腐败，这种恶性循环又会进一步降低政府效率，影响政府形象。社会如此长期出现腐败和低效局面，对于国家的长远发展是十分不利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腐败一日不除，人民对它的关注就一日不会减退，腐败行为注定就要被人们
32、深恶痛绝。正如全国政协委员陈万志所说：“一直是百姓最痛恨的腐败如不加大整治力度，不仅影响政府的形象，更会因失民心而影响社会稳定。”因此， 当前各国都把反抗权力腐败作为完成民族复兴、建设富强国家、净化社会空气的大事。权力监督 的原理论证，乃是为了解决公共权力的限制问题，最终是为了防止国家权力的超越、滥用、 腐败、违法问题历史教训和经验证明，社会动荡和政权交替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就是权力腐败，尤其是权力群体腐败达到社会所容忍的极限。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再强调，腐败问题“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根本原因就在于此。公共权力腐败虽发生在个别地区和部门或少数人身上，但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严重妨碍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执行，影响了党和群众的关系，使党的执政地位受到严峻挑战。党的十六大审时度势，在以往成绩和经验的基础上，适时提出了反腐败斗争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和逐步加大治本力度的要求，并且提出要加强教育，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强化监督，创新体制，把反腐败寓于各项重要政策和措施之中，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腐败活动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它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方面起着不可低估的腐化作用，且具有极强的繁殖力、传染性、牵制性。因此，不仅要注重治标，从制度层面上去遏制腐败现象，更要从道德文化建设、弘扬社会成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