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南朝玄学的蜕变与礼学的复兴一南朝玄学的蜕变与礼学的复兴(一)一、玄学对儒学的影响魏晋之际，玄学之风盛于洛下，名士们旷达凤流，雅好庄、老，在华夏中原形成了一股强劲的思想潮流。待东晋及南朝的汉人政权偏安江左，士人学子萍浮南渡，玄学的流风余韵翩及江南。清人焦循雕菰楼集卷十二国史儒林文苑传议说：“正始以后，人尚清谈，迄晋南渡，经学盛于北方。大江以南，自宋及齐，遂不能为儒林立传。梁正鉴中，渐尚儒风。于是梁书有儒林传，陈书嗣之，仍梁所遗也。”事实确乎如此。据史载，南宋张敷“好读玄书”（1），沈怀文“少好玄理”（2），沈道虞“少仁爱，好老、易”（3），袁粲“清整有风格，自遇甚厚，尝着妙德先生传以续嵇康高士传
2、以自况”（4），王微则云：“卿少陶玄风，淹雅修畅，自是正始中人。”（5）又有颜延之“好酒疏诞”、“言约理畅”，借咏竹林七贤来抒个人情怀，宋书颜延之传曰：（颜延之）作吾君咏以述竹林七贤，山涛、王戎以贵显被黜，咏嵇康曰：“挛翮有时铩，龙性谁能训？”咏阮咸曰：“屡荐不入官，一麾乃出守。”咏刘伶曰：“韬精日沉饮，谁知非荒宴？”此四句，盖自序也。南齐，袁彖“少有风气，好属文及玄言”（6），周颙“兼善老、易，与张融相遇，辄以玄言相滞，弥曰不解”（7），张融自称“天地之玄民”，以名士阮籍自诩，他除了崇奉儒、释，尤钟爱道家，南齐书张融传载张融所作遗嘱云：令人作麈尾，登屋复魂曰：吾生平所善，自当凌云一笑。三千买
3、棺，无置新衾。左手执孝经、孝子，右手执小品法华经。南梁，张充“学不盈载，多所该览，尤明老、易，能清言”（8），王份应对武帝说：“陛下应万物为有，体至理为无。”（9）南陈，周弘正“特善玄言”，“通老子、周易”（10），马枢“尤善佛经及周易、老子义”（11），徐陵“通庄、老义”（12）。在南朝，玄学也受到部分统治者的青唻，并曾一度被立为官学。宋书何尚之传载：以尚之为尹，立宅南郊外，置玄学，聚生徒。东海徐秀，卢江何曩、黄回，颖川荀子华，太原孙宗昌、王延秀，鲁即孔惠宜，并慕道来游，谓之南学。何尚之所立玄学在当时与儒学、史学、文学并称为四学，宋书隐逸传载：元嘉十五年，征次宗至京师，开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
4、，置生百余人。会稽朱膺之、颖川庾蔚之并以儒学监总诸生。时，国子学未立，上留心艺术，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凡四学并建。南朝时，不少儒者也习染上了玄学之风，据南史儒林传载，儒生严植之，太史叔明、顾越、全缓等都兼善老庄之学。此外，宋书傅亮传载“布衣儒士”傅亮之事云：见世路屯险，着论名曰演慎：“夫以嵇子之抗心希古，绝独放，五难之根既拔，立生之道无累，人患殆乎尽矣。徒以忽防于钟（会）、吕（巽），肆訏禹、汤，祸机发于豪端，逸翩铩于垂举。”健对嵇康不慎罹难寄托着深深的哀婉之情，已不像晋代何曾、裴頠等儒家者流那样对玄学名士嫉之若仇。当然，傅亮作为一儒生也没能摆脱嵇康
5、的厄运，终为统冶者所杀。玄学清谈不仅为儒者所津津乐道，孜驳以求，而且玄学家辨名析理，探玄索赜的抽象玄虚之学风也影例东晋及南朝的经学，使其与因袭汉学的北朝经学有所区别。世说新语文学载：褚季野语孙安国云：“北人学问渊综广薄。”孙答曰：“南人学问精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圣贤固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这种冶学方法的不同，也使南、北之学对经学注本各有偏爱。隋书儒林传曰：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慎，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立于毛公，礼则同遵于郑氏。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多其枝叶。当
6、然，南、北学的这种差别，其来有渐。南方的玄奥深邃可以上朔到战国的楚文化和江代的淮南子。然而，玄学对南朝学术风气的影响也是不可否认的。清人皮锡瑞在谈到南朝皇侃的论语义疏时云：如皇侃之论语义疏，名物制度，略而弗讲，多以老、庄之旨，发为骈俪之文，与汉人说经相去悬绝。此南朝经疏之仅见于今者，即此可见一时风尚。（13）言及晋朝玄风盛况，沈约谓：“有晋中兴，玄风独振，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于七篇，驰骋文辞，义卓于此。”（14）嵇含也说：“借玄虚以助溺，引道德以自奖，户咏恬旷之辞，家画老、庄之象。”（15）而到了南朝，似乎玄风不减于前代，颜氏家训勉学篇述南梁玄风道：“洎于梁世，兹风复阐，庄、老、周易，总谓“三
7、玄”。武皇、简文躬自讲论。周弘正奉赞大猷，化行都邑，学徒千余，实为盛美。元帝在江、荆间，复所爰习，召置学生，素为教授，废寝忘食，以夜继朝，至乃锩剧愁愤，辄以讲自释。”二、玄学向儒学的回归然而，南朝的玄学余绪与魏晋的玄学主潮已不可同日而语，二者有着本质的不同。魏晋玄学虽然与两汉经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且并不一般地否定宗法等级制度，但他们用老、庄自然无为之论蔑弃或去除儒家名教之弊端，标榜人的自然情感、个性自由，冲决外在的礼仪节文和强制性的道德教化，这使其思想多少具有了异端色彩和叛逆性格。而南朝玄学尽管保留了挥麈谈玄，善言老、庄，剖玄析微等玄学的外在特征，却失去了用道家的自然主义来纠正儒学之偏或净化
8、儒家名教的玄学思想主旨。在“自然”与“名教”的较量中，“自然”为“名教”所呑噬或被“名教”同化，玄学已被掏空了内容而徒有其躯壳。这种“名教”俘获“自然”、“自然”归顺“名教”的趋向始于东晋，到了南朝，这一由玄学而向儒学回归的思想和学风的转化则已基本实现。魏晋之际，玄学名士们蔑薄外在的尚名、矜名，摒弃“以名为教”，而崇尚内在的善的潜质和道德自觉，把作为儒家道德之具的仁义视为“臭腐”，六经为“糠秕”，讥讽孔圣和儒先之言为“鬼话”，礼俗之士则被斥责为“裈中之虱”。激进派的阮籍呐喊：“礼忠为我辈设也！”（16）嵇康亦“非汤、武而薄周、孔”（17）。而到了南朝，已不见玄学昔日之批判锋芒，文人士子虽每以玄
9、学相标榜，却不服膺于礼教、热衷于礼学，而以玄学为名士派头的装饰，实际上则以恢复名教、研究礼学为职志。如顾越“遍该经义，深明毛诗，傍通异义，特善庄、老，尤长论难所著丧服、毛诗、老子、孝经、论语等义疏四十余卷”；太史叔明“少善庄、老，兼通孝经、论语、礼记，尤精三玄”；严植之“少善庄、老，能玄言，精解丧服、孝经、论语。及长，偏习郑氏礼、周易、毛诗、左氏春秋。所撰凶礼仪注四百七十九卷”。（18）还有，宋书儒林传载伏曼容之事道：“宋明帝好周易，集朝臣于清署殿讲，诏曼容执经。曼容素美风采，帝恒以方嵇叔夜，使吴人陆探微画的像以赐之。”又据南齐书王俭传载：永明二年，大子步兵校尉伏曼容表定礼乐。于是诏尚书令王俭
10、制定新礼，立治礼乐学士及职局。一代清谈名家又都成为了儒者之宗，恢复礼乐文明的始作俑者。再如王僧虔一方面在戒子书中列举老、庄、周易及何晏、王弼所著书为谈玄者所必读，并把作为清谈言家之口实的荆州八衮、才性四本、声无哀乐当作谈玄之必修课程，但另一方面有鉴于“朝廷礼乐多违正典，民间竞造新声杂曲”，遂上书强调“士有等差，无故不可去乐；礼有攸序，长幼不可共闻”。（19）他要恢复和重建儒家传统的礼乐制度。还有顾欢“年二十余，更从豫章雷次宗谘玄、儒诸文”（20）。同时，他又上献洽纲表，曰：臣闻举纲提网，振裘持领，纲领既理，毛目自张。然则道德，纲也；物势，目也。上理其纲，则万机时序；下张其目，则庶官不旷。（21
11、）兼善玄学的顾欢，却把道德风教袎万物之“纲领”而加以强调。此外，徐勉也是这样一位人物，梁武帝在重云殿讲论老子，健便举顾越论议，自己亦参与其间，可见其是深谙老、庄之言，精于玄学的。但他又曾上修五礼表，强调“礼”的重要性，谓：夫礼所以安上治民，弘风训俗，经国家、利后嗣者也。虽复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经文三百、威仪三千，其大归有五，即宗伯所掌典礼：吉为上，凶次之，宾次之，军次之，嘉为下也。故祠祭不以礼，则不齐不庄；丧纪不以礼，则背死忘生者也；宾客不以礼，则朝觐失其仪；军旅不以礼，则致乱于师律；冠婚不以礼，则男女失其时。为国修身，于斯攸急。（22）总之，南朝的玄学遗风已进一步向儒学靠拢。当然，二者的合流
12、是以玄学改变其修临教的思想主旨为前提和代价的。南朝玄学向儒学的回归，还表现在名士们已对自身行为有所收敛，尽可能地不逾越礼教所能允许的范围。原来那种放浪形骸、旷达不羁的激烈行为已不多见，代之而来的则是读老、庄之书，谈谈玄虚之理，游游山水林泉，挥挥麈尾之扇，或者隐居不仕以独善其身、诗酒自娱以寄托情怀，或者属文怀古，悼魏晋名士之永辞、念竹下风流之旧事，抒发一番时过境迁、往事难再的感慨，但总体而言则要较魏晋名士的行止温和了许多。如饮酒方面，世说新语任诞载魏晋名士之所为道：诸阮皆能饮酒，仲客咸至，宗人闲共集，不复用举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时有群猎来饮，直接去上，便共饮之。阮幺（籍）邻家妇有
13、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以妇饮酒，坑醉，便眠其妇侧。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与这种狂饮烂醉、目无礼度的行为形成时照，南朝士人虽也饮酒，却能够有所节制。南史张裕传载：（张）镜少与光禄大夫颜延之邻居，颜谈义饮酒，喧呼不绝，而镜静默无言声。后，镜与客谈，延之以篱边闻之。取胡席坐听，辞义清玄，延之心服，谓客曰：“彼有人焉！”由是不复酣叫。颜延之醉酒，常在家中喧哗，后得知邻居张镜乃清谈高手，自此便不复酣叫。他曾在庭诰中劝诚其子弟道：“酒酣之没，可乐而不可嗜，嗜而非病者希，病而遂眚者几。既眚既病，将蔑其正。若存其正性，忬其妄发
14、，其唯善戒乎？”（23）关于丧葬，世说新语任诞载魏晋名士阮籍之事曰：阮籍当葬母，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而临决，直言“穷矣！”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同书刘孝标注引邓粲晋纪谓：“籍母将死，与人围棋如故，对者求止，籍不肯，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三斗，拳声一号，呕血数升，废顿久之。”阮籍性乃至孝，因母死而哀痛“呕血数升”，几乎丧命。但他闻母将终，居然留棋“决赌”，发丧时又“饮酒二斗”，这显然与礼教礼法相去甚远。而到了南朝，虽有周朗居丧不依常节等个别现象，名士们却还是多很讲究丧葬之礼的。如齐建元中，伏曼容侍太子讲，“卫将军王俭深相爱好，令与河内司马宪、吴郡陆澄共撰丧服义”。何终之“仕齐，初为国子助教，
15、为诸生讲丧服”。（24）梁人徐勉也曾上疏对朝终夕殡等不合丧礼的情况提出批评，认为伤情灭理，莫大于此，主张一依古制，恢复三日大敛。（25）东晋戴逵则云：“竹林之为放，有疾而为颦者也；元康之为放，无德而折中者。”（26）在他看来，竹林名士之放达乃是对虚伪礼教的抗议，后世效颦狂生之放达则是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表现，至于南朝文人之放达就仅是表明自己学善和身份的精神包装了。确乎如此，南朝文人学士们既不讨伐礼教，也不自甘堕落，而是要重整礼仪伦常所维系的社会秩序。日知录“正始”条黄汝成集释引杨绳武之言道：六朝风气，论者以为浮薄，败名俭、伤风化，固亦有之。然予核其实，复有不可及者数事，曰：尊严家讳也，矜尚订第
16、也，慎重婚姻也，区别流品也，主持法仪也。盖当时士大夫虽视尚玄虚，师心放达，而以名节相高，风义自矢者，咸得纡经其志。就反映出时代精神的南朝思想风貌而言，一方面，玄学名士在不断放弃反礼教的思想初衷并收敛其悖礼伤教的行为，而又保留着无伤大雅的风姿形式，在延续中皖变、在蜕变中延续；另一方面，礼学、礼教、礼法、礼仪则又是一阳得复，重新抬头，并日渐认可、包容和吸纳玄学遗风，并把魏晋风度。名士派头形式化为新的礼义礼仪，如隋书儒林传载：后主在东宫，集官僚置宴，时造王柄麈尾新成，后主亲执之，曰：“当今虽复多士如林，至于堪捉此者，独张玑耳。”即手授玑，仍所令于温文殿讲庄、老，高宗报临听，赐御所服衣一袭。后主常幸钟
17、山开善寺，召从臣坐于寺西南松林下，敕召玑竖义。时索麈尾未至，后主蚊取松枝，手以属玑，曰：“可代麈尾。”麈尾成了清谈时的道具雅器，手执麈尾战为清谈时的重要仪式，也是表明清谈领袖身份地位与其玄学修养的泉征。魏晋玄学名士挥麈谈玄本有愤世疾俗的精神内涵，迨至后世则形式化为名士的礼仪时尚，而内在的文化精神则丧失殆尽。这一直延续到唐代。总之，玄学发展到南朝已日渐改变其以老、庄自然主义改变和净化儒家礼教的思想风貌，而向儒家礼教靠拢和回归。而南朝玄学向礼教的回归则表明了玄学的衰歇和儒学的复兴，这正如魏晋玄学从儒学中脱胎或异化而来，从而宣告其诞生一样。玄学是魏晋时期儒学的一种蜕变形态，其出于儒而义返归于儒的历史进程，与学说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正相吻合。杂糅儒家与道家，可以说是魏晋士人中普迹存在的文化现象，而玄学则是魏晋儒、道谦综的思想风潮中走得最远、最彻底的一派。南朝时期玄学向儒学的回归，意味着表现为放弃其原有的道家反儒的“异端”成分或净化、修正儒家名教的初衷。而玄学思潮影响于南朝儒学的，则主要是其善论玄理和善论老、庄等外在的精神风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