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城市化的历史进程城市化的历史进程 世界城市化的进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工业革命前时期。早期城市因生产力水平不高，可提供城市居民需要的农副产品数量有限，所以城市发展受到限制。那时城市数目少、规模不大，城市人口比重小，主要分布在灌溉发达、利于农业生产或便于向周围征收农产品的地带。早期城市主要为行政、宗教、军事或手工业中心。这个阶段延续的时间最长，城市人口增长缓慢，直到1800年，世界城镇人口仅占总人口的3%。二是工业社会时期。18世纪中叶开始，迎来了城市发展史上一个崭新的时期。在工业革命的浪潮中，城市发展之快、变化之巨，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工业化带动城市化，是近代城市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欧美国家
2、城市数目激增，城市规模快速增长，英国在1900年城镇人口比重达到75%，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城市化国家。近代世界城市化的又一特点是亚非国家城市化的兴起，出现了一元的封建城市体系向封建城市与近代城市并存的二元结构转化。世界城市体系的出现是近代城市化的第三个特点。1950年，世界城市化水平上升到29.2%。三是当代世界的城市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城市化开始形成世界规模。因为从50年代到70年代初期，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较快，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取得政治独立以后，经济上也有一定发展，这一切大大加快了世界城市化的进程。发展中国家已经构成当今世界城市化的主体。 城市化的阶段特征 根据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经历，一个
3、国家或地区的城市化过程大致呈一条拉平的“s”形曲线。当人口城市化水平达到30%左右时，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达到70%左右时，进入相对稳定阶段。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过程至今经历了四个阶段：集中趋向的城市化阶段。该阶段城市化的主要特征是中心城市人口和经济迅速增长，特别是市中心城区形成高度集聚。郊区城市化阶段。这个时期城市化的特征是，在工商业继续向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中心集中的同时，郊区人口增长超过了中心市区。逆城市化阶段。在郊区城市化继续发展的同进，中心市区显现衰落景象，出现人口净减少。再城市化阶段。中心市区经济复兴，人口出现重新回升。世界城市化一般规律（背景资料） 二十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战以后，世界城市
4、化进程大大加速。1950年世界城市化水平为292，1990年上升到47，预计2000年达到50。发达国家早在1950年城市化水平已超过50，1950年至1980年间的城市化速度仍较快，1990年发达国家的平均城市化水平已达75。 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仍以乡村向城市移民为主，1990年平均城市化水平为37。 城市不断向四周蔓延，使城市与城市间的农田分界带日渐模糊，城市地域出现连片的趋势，形成了大都市带。郊区城市化、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战后，若干发达国家从乡村到城市的人口迁移逐渐退居次要地位，一个城市人口向郊区迁移的郊区化或逆城市化过程开始出现。到八十年代，一些城市面对经济结构老化、人口减少，在积极
5、调整产业结构的同时，积极开发市中心衰落区，以吸引人口回城居住，出现了再城市化现象。一、城市化是经济又快又好发展的火车头经济学认为分工能够提高效率。因为分工导致劳动者从事同一劳动重复次数的增加，会提高劳动熟练程度。而分工产生交易、交通的需要，交易、交通产生相应的成本，从而又产生近距离密切合作的需要。工业特别是机器大工业，是高度分工又有机联系的产业，不仅工业企业之间存在紧密的相互联系，互相使用产品，而且工业企业与商贸、金融、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第三产业之间的关系也很密切，互相提供服务，这就使得距离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即距离越近，越密集地集中，交通、通讯方面的成本就越低，效益也越高。城市化使非
6、农产业高度集中，各企业之间的距离缩短，企业共同使用道路、通讯、水电暖等基础设施，各行各业各类人才密切接触，使专业知识、经验迅速扩散，技术、产品创新的机率大幅度提高，从而产生巨大的聚集效益和规模效益，使得非农产业的发展成本降低，效益提高。这种高度分工又密切合作产生的聚集效益和规模效益，是城乡差距产生的深层原因。同时，城市化是生活服务业产业化、市场化的必要条件。在分散的、习惯于自给自足的农村，要快速发展生活服务业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经济的。城里卖早点的、从事家政服务的、收废品的等等，大都是来自农村的农民工，他们之所以在城里干而不是在家乡干，主要原因是家乡人口规模小、分散导致缺乏规模经济效益。通过城市
7、化促进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也是缓解乃至解决工业技术进步与扩大就业之间矛盾的必然选择。从系统论的角度看，系统的整体功能大于部分功能之和，即通常讲的112。组成系统的因素越多，系统结构越优化，系统的整体功能与各部分孤立功能之和的差距就越大，这就是所谓的“系统效应”。一把铁锨的功能要远大于锨把和锨头各自功能之和，一个人使用铁锨挖地要比两个人分别使用锨把和锨头挖地效率高。一个企业购买木棍和铁板生产铁锨，出售价格高于成本，从而能够获得利润，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铁锨功能远远大于木棍和铁板各自功能之和。如果人与动物的根本差别是制造工具的生产劳动，现代企业就是把发明家的组合设计转变为具有新功能的产品，新产品具有比
8、所购买的各要素功能之和更大的功能，不仅企业可以获利，而且极大地提高了人类改造自然、满足需要的能力。现代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是一个由各类企业、行政、科技、文化、教育、卫生、交通、通讯等很多因素、方面、部分组成的既高度分工又有机合作的巨大系统，因而也就具有比分散发展更强大的功能、更高的效率、更快的速度。恩格斯说：“城市愈大，搬到里面就愈有利，因为这里有铁路，有运河，有公路；可以挑选的熟练工人愈多；由于建筑业中和机械制造业中的竞争，在这种一切都方便的地方开办新的企业，比不仅建筑材料要从其他地方运来，而且建筑工人和工厂工人也要预先从其他地方运来的比较遥远的地方，花费比较少的钱就行了；这里有顾客云集的市场和
9、交易所，这里跟原料市场和成品交易销售市场有直接的联系，这就决定了大工厂在城市惊人迅速地成长。”世界银行有专家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有10%是从城市化进程中获得的，今后城市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净贡献通常情况下接近2个百分点，加速城市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净贡献可以达到3个百分点以上。斯蒂格利茨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将是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并产生最重要的经济利益。”二、城市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中央要求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放在首位抓紧抓好，是完全正确的。我国的“三农”问题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社会问题、道德问题，同时也应该是一个科学问题
10、。离开“三农”问题谈工业化、城市化，是说不清的，也是很被动的。因此，必须从科学统筹解决“三农”问题的角度来看城市化，才有可能把城市化的作用说清楚。首先，通过城市化减少农民，是坚持党在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前提下扩大农业生产经营规模，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推进农业现代化最有效的措施。在人多地少这个基本矛盾的约束下，我国农业亩均投入和产出已处于较高水平，在农业技术没有较大突破的条件下，农业投资收益递减十分严重，增加农业劳动投入对于提高收益的作用不大，农业比较效益低下。农业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非农产业的18%（郑新立，2005）。一亩地种粮食的收益一般只有600元左右，间作套种一般也不超过2000元
11、，塑料大棚的收益5000元左右。况且，塑料大棚之类的高收益种植受到市场需求的严重制约，少数农户取得成功之后，一旦大面积推广，会因供给增加而导致价格下降，出现卖难现象。不少地方“你调我也调，调来调去卖不掉”、“种啥啥多、养啥啥赔，越调越亏”的教训，说明了农产品市场总需求约束下农业结构调整的局限性和困境。况且，保证粮食安全的要求也不允许粮食播种面积无限下调。一家一户的超小规模生产使农业植保标准化、机械化的组织成本十分高昂，农业作为弱质产业存在较大的自然风险。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作为基本必需品，其价格永远也不可能上涨到黄金、钻石、芯片那样的价位。这些约束条件决定了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依靠人均一亩多耕地可以
12、解决温饱，要富起来很难。个别富起来的典型其推广条件和效果也值得斟酌。当然，从国家大局看，增加农业投入，特别是增加农业科技投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调整农业结构、提高农业单产是完全必要的。但从农业和非农产业的比较效益看，在农业投入方面的努力会因人多地少、收益递减而被罩上内卷化（也称过密化）的阴影。（1963年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Clifford Geertz）在农业内卷化一书中运用“内卷化”这个概念，描述印尼爪洼地区一种生态稳定性、内向性、人口快速增长，过度依赖高密度耕作，缺乏非农业因素介入和人口外迁的农业经济模式。由于内部的不断精致化，使爪洼人难以通过对外交流实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且内卷于原来
13、的生产方式和范围。）通过发展劳务经济，进而加快农民向城镇持续稳定转移，会使耕地向留下来的农户集中，生产经营规模不断扩大，逐渐形成十几亩、几十亩、上百亩的小型家庭农场，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农业投资收益递减的速度下降。由于规模扩大，农户种植那些效益较高、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较大的经济作物的压力下降，种植那些投入较少、收益较低但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较小的粮食作物的倾向增强，从而有利于保证粮食安全，并使之与农民增收趋于一致。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减少农民与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和商品率是正相关的。农户种粮从超小规模下以保障温饱为目的转向以增加收入为目的，增加农业投入成为农民自觉的经济行为。国家支农政策对
14、农民增收的作用也因农民减少、农户生产规模扩大而大大增强。所以减少农民不仅无害于农业，而且相反，对于农业的规模化、现代化更具有根本性、长远性、战略性。通过工业化、城市化减少农民，是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重要内容。其次，城市化是防治“农村病”的治本之策，有利于节约建设新农村的投资。“农村病”就是因为分散而导致的农村非农投资的不经济。“农村病”的第一个表现是分散对农村非农产业发展的制约。由于分散，农村水、电、路、通讯等基础设施条件较差，多数地方缺乏工业基础，新办工业企业的成本较高，人才缺乏，吸引人才也比较难。企业之间的配套条件也差。农村非农产业大多处于“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的状况下，治理“四乱”、“四
15、难”的难度很大。而城市则处于“生之者众、食之者寡”的状况，软环境治理难度较小。虽然少数地方如城市郊区比较好，但面上情况未可乐观。过去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用行政手段强力推进农村工业化，结果仍然是少数成功，多数不行，留下不少乡村债务。这从反面告诉我们，用小农的、行政命令的办法搞非农产业是不行的，离土不离乡，靠非农产业致富，城市郊区、少数有资源有基础的地方来说是可行的，但对大多数农村来说，难度、风险较大。应当把发展非农产业的重点放在城市，让农民通过从乡村到城市的转移从事非农产业，把农村劳动力与城市基础设施、经营管理、技术服务等方面的优势结合起来，而不宜再笼统地提农村工业化。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农村建设
16、的巨大投资是不可能通过农村自身发展非农产业来产生，而必须依靠财政转移支付来解决。在西方发达国家，农村人口很少，城市非农产业实力强大，对农业、农民的支持是比较容易做到的。而我国城市非农产业实力有限，农村人多面广，国家支农的财力总额是个天文数字，但分散到每个乡村和农民，却显得那样不足，而这些投资主要来自向城市非农产业收取税费。对城市非农产业收税越多，积累就越慢；再投入不足，就影响发展，进而影响非农就业岗位的增加，减缓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的速度，影响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农村病”的第二个表现是分散对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发展的制约。农村要全面小康，需要基础设施和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社
17、会事业的大发展。由于分散，不仅投资额巨大，而且利用效率较低。农村要村村通公路、通电、建学校、建医院，这很好，也应该。问题是钱从哪里来？怎样避免使用上的低效率？农民居住越分散、偏远，投资额就越大，使用效率就越低，形成公平与效率的尖锐冲突。有些偏僻的地方修了路，但车辆很少；通了电力线用电量很小，与城市的利用率反差很大。相当长一个时期以来，我们比较重视农村基础教育，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农村中小学校建设，成效很大。可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农民生育观念的转变，农民向城市转移的加速，也有不少农村出现生源减少、教师配备困难的问题。河南伊川县常川乡虎窑村争取到20万元资金，建了两层8个教室的教学楼，目前只有2个
18、班4个年级43个学生，配备公办教师一个，村里请代课老师一个，教室利用率只有1/4，很难提高教学质量。长葛市现有小学223所，初中41所，计划十一五期间砍掉小学63所、初中14所，主要原因也是学生减少，这就造成了原有教室的闲置。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郑州市内中小学严重超员，每班学生多达80人以上，今明两年分别投资6亿元、4亿元新建38所中小学尚不能满足需要，预计还要再建80所才能基本满足，而这些学生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农民工的子女。满足农民工子女进城享受更高质量的基础教育，应当属于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更经济、更根本、更有战略意义的部分。近来有一种说法，叫“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
19、意在批评日益扩大的城乡差距，主张农村居民应当享受与城市居民同样的公共服务。这种善良的愿望、很高的道德诉求很容易引起同情和共鸣，进而影响到政府决策。但也必须看到，城市居民享受大型超市、轨道交通、高水平学校、大医院、大剧院、大体育场带来的方便，都和人口、产业聚集导致的聚集效益、规模效益密不可分。如果不是着力于让更多的农民进城来享受这些方便，同时也促进发展，而是倒过来，让这些大城市才可能有、才经济的“大字号”公共设施和服务建到乡下去，让农村居民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村村通地铁、建大商场、大医院、大学等等，这只能是一种违反规律的民粹幻想。当然我决不是反对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社会事业，而是
20、说不能要求完全一样，要注意规模适度，不要因农村的分散和城市化的不可回避而造成投资的浪费。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如果把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仅仅理解为从城市非农产业收取税费向农村转移支付，而把农民向城市的转移排除在外，是不全面的、不经济的、不科学的。城乡一体化决不能理解成城乡一样化，城乡差距太大不好，要求城乡没有差距也不可能。关键在于把握好加快工业化、城市化、促进农民向城市持续稳定转移与增加农村投资、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关系，在保证粮食安全，保证农民“三有一不”（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子女不因贫困而失学）、保证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不断改善的前提下，更加注重发展劳务经济，更加注重农民向城市的持续稳定转
21、移，更加注重迁移式扶贫，更加注重农村发展投资的相对集中。当然城市化也是一个以城市非农产业发展为前提的过程，也不能太急。第三，城市化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战略方向。“三农”问题的根本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关键是增收问题，向非农产业求增收是农民增收的战略方向，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持续稳定转移是建立农民增收长效机制的主线。虽然目前来自农业的收入仍然占农民收入较大比重，但从增收结构的变化看，农民来自非农产业的收入是持续上升的，来自农业的收入也间接地得益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据河南省农调队提供的资料推算，从1996年到2002年（2003年因灾歉收，农民人均纯收入仅比上年增加19.94元，2004年
22、大丰收加粮价大涨，农民人均纯收入比上年增加317.47元，均有较大不可比性），河南农民人均纯收入共增加636.55元，共增长40.3%，年均增长5.8%，平均每年增加106.09元。在增加的106.09元中，来自工资性收入的57.79元，占57.39；来自家庭二三产业的16.93元，占15.96%；来自畜牧业的12.86元，占12.2%；来自种植业的2.95元，占2.8%。工资性收入增加额在河南农民增收的各项来源中增加额最大，增长速度最高，对增收贡献最多，增长也最稳定。特别是农民工资性收入比家庭二三产业对增收的贡献率高41.34个百分点，从一个侧面说明“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在农村就地分散发展
23、二三产业已经式微，非农产业向城市集中的趋势日益明显。农民进城务工经商，推动城市非农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每人月工资一般也在500元以上，接近一亩耕地种粮食一年的净收入，更远远高于免税和补贴给农民增加的收入，所以农民才有“一人打工，全家脱贫，两人打工，实现小康”、“给钱给物，不如给个工作”的说法。第四，城市化是提高农民素质的重要途径。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就讲过，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农业是以耕地为根本的产业，土地的固定性决定了农业人口的相对固定性。我国农户大都是面向土地的小农业生产，按马克思的说法，一个村庄的农户像是一袋马铃薯，户与户之间产业相同，贫富差距不大，知
24、识结构大体相同，基本上是以村落为界的熟人社会。由于固定、相同及范围的狭小，农民的信息量较小，知识面较窄，人际关系契约化程度低。受这些因素的制约，对农民教育的效果有限。城市是不同行业、企业、事业单位的有机聚合体，是一定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信息中心，规模大，分工细，信息量大，知识面宽，人与人之间主要是契约关系。可以说，城市社会和农村社会在生产、生活、文化、效率等方面都有很大不同。农民到城市务工，由小农社会转向城市工商社会，劳动对象、生产方式、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使他们开了眼界，学了技术，接受了市场经济和城市工业文明的熏陶，是比课堂和书本更直接、更全面、更有效的教育。特别是农民工子女进
25、城接受教育，对农民工下一代素质的提高意义重大。可以说，正是通过外出务工，农民工及其家庭开始了由小农向市民的历史性转变，推动了中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对“城市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这个提法，是有争议的。例如有人认为中国农民太多，不可能都进城，进了城也容纳不了，会导致拉美那样的“城市病”，甚至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这种担心不无道理，确实需要科学把握城市化的速度、生产要素向城市集聚与农村发展之间的关系、城市产业发展与人口集中的关系、人口集中与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水平提高的关系、城市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等等。但不能否定城市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这个已被世界各发达国家成功经验证明了的科学论
26、断。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是生产要素按效益原则自由流动、优化配置。其结果会使城市非农产业较快发展，拉大城乡差距。发展到一定程度会产生协调发展的需要，如城市非农产业发展就需要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和农产品，同时提供农业现代化所需的技术和装备，拉动、促进农民转移、农业发展等等，从而达到产业之间、城乡之间更高层次的协调发展。决不能只看到“城市病”的危害而忽视“农村病”，只看到聚集不利的一面而忽视其有利、必要的一面，只看到城乡差距不合理、有害的一面，忽视其合理、有利的一面，强调“三农”存在的问题忽视“三农”取得的成就，把城乡差距、贫富差距、“三农”“苦、穷、危险”的一面炒得过热，形成社会舆论一边倒和道德上的压力
27、，影响对问题的深入研究和理性认识，最终导致决策上的偏颇。就拿前写年谁来养活中国、“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之类的超强声音，虽然起到了提醒、警示的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向市场方向的深化。再如我们在一个时期对私营个体经济的危害强调过度，对其正面作用认识不足导致穷过渡、割资本主义尾巴。世界上有些国家实行高福利政策，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不良影响日益明显，福利刚性导致的改革难度很大，也应当成为我们的前车之鉴。因此，在城市化问题上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是第一要务，深入研究、正确把握市场机制和政府职能各自发挥作用的范围和程度，防止政府干预过度和不及，坚定不移地促进城市化持续
28、快速健康发展，通过城市化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而不是通过抑制、阻碍城市化来解决“三农”问题。当然，城市化中的问题也是不能忽视的。三、城市化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需要在我国发展的资源环境约束日益突出的新形势下，改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低效益的粗放型增长方式，把经济增长转到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走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经济效益好、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集约型发展道路，是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城市化对于经济社会增长方式的转换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首先，城市化有利于节约资源。耕地是我国最紧缺的资源，城市化特别是大城市化对于节约
29、耕地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城市越大，人均占地越少；城市越小，人均占地越多，农村人均占地最多。农村的独家小院与大城市的多层、高层建筑相比，人均居住用地相差十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据有关部门的抽样调查，我国20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20万人的小城市、小城镇人均占地比为1:2:3.1，即建制镇人均占地是200万以上人口城市的3倍多。据有关专家计算，如果乡镇企业集中到中小城市，至少可以节约土地15%，节约公共基础设施投资10%，降低污染治理费用5%。由于分散，农村居民在道路硬化、自来水、供电、供暖等方面人均成本远高于城市居民，同样水平的需求满足所消耗的能源资源远大于城市居民。第二，城市化有利于文化和技术
30、自主创新。物理学家海森堡说：“科学扎根于讨论，起源于交流”。由于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中各种行业、企业、人才高度密集，形成各种类型、规模的知识分子、专业人才的群体、社区、网络和交流对话平台，新思想、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往往得益于讨论和交流。一位美国学者指出：“细检人类文化史，我们很难想出哪位伟大人物不是一位城市人，即使他们不定居某城，也少不了与巴比伦、雅典、耶路撒冷、麦加、巴格达、长安、洛阳这些伟大的历史名城有着直接、间接、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些名城中他们找到了挚友、论敌、崇拜者、赞助人。城市使他们未遭湮没，城市文化场中的交流、切磋、纷争，造就了代代人才。”城市非农产业特别是科技、教育的高度集中和
31、高知识、技术密集的特性，使得城市具有投资收益递增和加速度发展的条件，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核聚变反应。知识经济在大城市、特大城市率先发展，具有内在必然性，并将带动整个经济体实现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第三，城市化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通过城市化把分散居住，特别是居住在深山区、湖边、湿地等不宜开发地区的居民迁移出来，减少人类对自然的所谓开发活动，恢复这些地方的自然状态，是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方面。从人类活动与自然的关系看，人进，自然就退，就灭；人退，自然就进，就恢复。从长远看，人类应当向城市群、都市圈集中，为大自然的恢复腾出更多的空间，创造更好的条件，这可能是对自然的更高层次的保护。城市化的类型： （1）从城市化的实际进程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考察 a积极型的城市化， b消极型的城市化， 1）过度城市化（2）低度城市化 （2）从以城市为中心的人口流动方向进行考察 a向心型城市化， b离心型城市化， （3）逆城市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