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浅谈陈寅恪的唐诗研究方法 读元白诗笺证稿有感摘要现代学术大师陈寅恪是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学者之一，他所倡立的历史文化法、诗史互证法、比较联系法等研究方法，在学术界有深远的影响。这些研究方法在其代表作品元白诗笺证稿是最常用的，对我们的启发也最大，对我们的读书治学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关键词陈寅恪；唐诗研究方法；元白诗笺证稿陈寅恪先生是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学者之一，在学术界享有崇高声誉，被誉为“全中国最博学的人”、“教授的教授”，在文史哲研究领域树立了一座后人难以企及的丰碑。最近读了先生的代表作品元白诗笺证稿1，深感先生所著博大精深，不仅为其独特魅力所折服，对其治学方法也略有所悟。下面仅就感触最深的
2、几种研究方法谈一下粗浅体会。一、历史文化法历史文化法，是陈寅恪先生在研究唐诗时经常采用的重要方法。其基本内涵是，研究诗歌要将它置于一定的历史文化条件下予以综合考察,才能找出作品生成及其特质形成的原因。他在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说自己“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正是基于他对历史文化的高度重视，才使他自觉地运用历史文化法去研究包括唐诗在内的古典文学作品。举例来说，寅恪先生在评价元稹于婚仕二途中所表现出的“无节操之守”时，一再阐明，中唐贞元、元和间的士大夫社会，可分为二部分：一部分(主要是词科进士)尚放荡风流之新习，另一部分（主要是山东旧族）则仍沿袭南北朝以来重门第婚姻之旧习。两种道德标准、新旧社会
3、风尚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常呈现出纷纭错综之情势。至于元稹，则善于利用之，而乐于去旧就新，名实兼得，“乘此社会不同之道德标准与习俗并存杂用之时，自私自利”。因其能“忍情”，故一方面放荡风流，图欲望之满足；另一方面则以“悠悠若云”之意对待男女关系，去就自由，不为情感所束缚；因其甚有心计，故能深思熟虑，甚至于以情牟利，“以巧婚而致通显”，以“巧宦”而“位至将相”，“以富贵终其身”。如此以来，便把元稹弃莺莺而婚韦丛放在了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之下，对其评价也就客观而公允。再比如，卖炭翁言宫市之事，极为生动。 寅恪由宫市联想至 顺宗实录中之事：“上（顺宗）在东宫，尝与诸侍并王叔文论宫市事，叔文无言
4、，退，上问其故，叔文曰：“太子职在侍膳问安，不宜言外事，陛下 （德宗）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此为叔文表面之言， 实则殊有深意，先生案曰：“当日皇位之继承决于内庭之阉竖，而宫市之弊害则由宦官所造成，顺宗在东宫时， 所以不宜极论宫市者，亦在于此， 不仅以其有收人心之嫌也。”进一步阐明宦官非但把持宫市，亦已把持皇位继承等重大内政， 实为当日之社会危机。寅恪先生在这里将白居易所述之事，加以开拓并联想，结合社会背景以探当日社会之实，分析得入木三分，切中要点。 陈寅恪不仅将各事限于白诗所记之年代，而是结合时代背景揭示其流变过程。如红线毯论及经济中心之转移：唐代初期以关东西川为丝织品之主要产地
5、。迨经安史乱后， 产丝区域之河北山东，非中央政府权力所及，贡赋不入，故唐室不得不征取丝织品于江淮，以充国用。由于人力之改进，此后东南遂为丝织品最盛之产区矣观此，亦可知政事人事之变动与农业工艺之关系矣。上阳白发人论及风俗之变异：“天宝初，贵族及士民好为胡服胡帽。妇人则簪步摇钗，衿袖短小。贞元末年妇人时妆转向短窄矣。”至于政治、经济、社会风俗之流变过程，寅恪均有精到之分析，兹不赘述。要之，寅恪将学术研究放在广阔的文化背景下，从而能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作比较分析。不仅使结论信实，而且研究方法上也颇能启人心智。二、诗史互证法诗史互证法，包括了以诗证史（以诗释史）和以史证诗（以史释诗）两个方面。这种方法并
6、非陈寅恪先生首创。孟子万章下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这段话可视为诗史互证法的滥觞。宋代的杜甫诗歌研究空前繁荣，有“千家注杜”之说，其中不少人注意将杜诗与史事结合在一起，通过钩沉史事、介绍与诗歌有关的时代背景资料来阐发诗歌的真实旨意。当然，也有些注杜者离开诗歌的艺术特质片面强调杜诗的“诗史”一面,有牵强附会的弊病。明末清初的钱谦益对杜诗也情有独钟，撰有杜工部诗笺注二十卷。他所运用的基本方法，即是诗史互证法。尽管有人批评钱注杜诗“事事征实，不免臆测”，但不能否认钱谦益对杜诗的历史性解读是建立在中国古代诗史关系之上，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所以钱注杜诗在历代杜甫研究
7、著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寅恪也高度评价钱注杜诗，他认为：“牧斋之注杜，尤注意诗史一点，在此之前能以杜诗与唐史互相参证,如牧斋所为之详尽者，尚未之见也。”2 陈寅恪先生的古典文学研究,自觉采用诗史互证法,一方面是出于他对传统的“诗史一体”理论的认同,一方面也与他受到钱谦益治学方法的影响有关。陈寅恪以诗史互证法来重点研究白居易(包括元稹)的新乐府，显得更为适宜。因为白居易在新乐府里讲得很明确：“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为君为民为物为事而作”，既然如此,那么就完全可以用历史记载来与诗歌相互印证，从而帮助读者更透彻、更深刻地领会诗旨，体悟作者的苦心孤诣。如陈寅恪对白居易阴山道的笺证，该诗述回鹘与唐王
8、朝进行实物交换，回鹘以马换取唐之绢。其主旨是“疾贪虏也”。中有“缣丝不足女工苦，疏织短截充匹数。藕丝蛛网三丈馀，回鹘诉称无用处”四句。寅恪先引旧唐书食货志说明唐制丝织品之法定标准为阔一尺八寸，长四丈，然后借助白诗指出唐王朝“付回鹘马价者，仅长三丈余，此即所谓短截也。其品质之好恶，应以官颁之样为式，而付回鹘马价者，则如藕丝蛛网，此即所谓疏织也观于唐回马价问题，彼此俱以贪诈行之又史籍所载，只言回鹘之贪，不及唐家之诈，乐天此篇则并言之。是此篇在新乐府五十首中，虽非文学上乘，然可补旧史之阙，实为极佳之史料也。”中国旧有史书多为汉族统治阶级组织修纂，往往站在汉族统治阶级立场说话，贬损少数民族，所以会出现
9、“不及唐家之诈”的情况。寅恪从白诗中捕捉到具有史料价值的信息，既体现出他对于史籍的熟稔，也说明他读诗时心细如发，目光敏锐。上面讲的是以诗证史同时又以诗补史，下面再举一首以史证诗的例子。如卖炭翁此篇小序云：“苦宫市也。关于宫市事，史籍所载颇多。寅恪择录数条以供读者参证。第一条出自“昌黎先生集外集陆顺宗实录壹”，第二条出自“同集柒顺宗实录贰”第二条述宫市事最详，寅恪在引录后指出：“此篇所咏，即是此事。退之之史，即乐天诗之注脚也。”确实，结合韩愈的这段历史记载来读白居易的卖炭翁，就更能见出该诗高度的真实性。接着，寅恪又引旧唐书张建封传一段作为“当日士大夫同恶宫市弊害之事证”，引容斋续笔、旧唐书代宗纪
10、及南部新书有关记载说明“自天宝历大历至贞元五六十年间，皆有宫市，而大历之际，乃至使郇谟哭市，则其为扰民之弊政，已与贞元时相似矣。”至此，寅恪已为读者勾勒出唐代宫市的基本面貌，这对阅读白居易的卖炭翁显然是大有裨益的。诗史互证法是陈寅恪研究元白诗的主要方法，但他完全明白历史和诗歌毕竟不是一回事，不能一切都用史家的眼光去衡量。如寅恪在缚戎人中云：“乐天以代宗一朝大历纪元最长，遂率混言之。赋诗自不必过泥，论史则微嫌未谛也”。这表明他对历史和文学的差别是十分清楚的，不能要求文学作品与历史真实一一对应。简括言之,陈寅恪将诗歌与历史融于一体的研究方法,既继承了前人的学术成就，又有着自己的开拓和创新。三、比较
11、联系法比较联系法是陈寅恪先生在研究唐诗时所自觉采用的另一重要方法。他在元白诗笺证稿第二章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研治路数：“寅恪于论长恨歌篇时，曾标举文人之关系一目。其大旨以为乐天当日之文雄诗杰，各出其作品互事观摩，各竭其才智竞求超胜。故今世之治文学史者，必就同一性质题目之作品，考定其作成之年代，于同中求异，异中见同，为一比较分析之研究，而后文学演化之迹象，与夫文人才学之高下，始得明了。否则模糊影响，任意批评，恐终不能有真知灼见也。”在其研究过程中，寅恪经常用此研究方法，获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突破性成果。如陈寅恪笺释元稹的连昌宫词时，说“元微之连昌宫词实深受白乐天陈鸿长恨歌及传之影响，合并融化唐代小说之
12、史才、诗笔、议论为一体而成。其篇首一句及篇末结语两句乃开宗明义及综括全诗之议论，又与白香山新乐府序所谓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者有密切关系。乐天所谓每被老元偷格律，殆指此类欤？综而言之，连昌宫词者，微之取乐天长恨歌之题材依香山新乐府之体制改进创造之新作品也。”陈寅恪还指出，元稹此作实受韩愈同素材的和李司勋过连昌宫七律的影响，最终成此巨制“以抒开元、元和今昔盛衰之感。”通过这种比较研究的方法，元稹诗的形成渊源便一目了然。再如寅恪在笺证白居易琵琶引时,先考出元稹的琵琶歌作于元和五年，乐天的琵琶引作于元和十一年，然后确定琵琶引是乐天在见到元作之后。“就同一性质题目，加以改进也。”通过对两诗创作动因、作
13、品内容、艺术效果的比较分析,寅恪得出以下结论：两诗虽同赞琵琶之绝艺，且同为居贬谪闲散之地所作，然而元稹“盛赞管儿之绝艺，复勉铁山以精进，似以一题而兼二旨。虽二旨亦可相关，但终不免有一间之隔。故不及乐天之一题一意之明白晓畅也”；就创作动因及艺术效果论，元诗“不过久许管儿作一诗，以事冗未暇，及谪官得闲，乃偿宿诺，其旨似嫌庸浅”，而白诗“既专为此长安故倡女感今伤昔而作,又连绾己身迁谪失路之怀。直将混合作此诗之人与此诗所咏之人，二者为一体。真可谓能所双亡，主宾俱化，专一而更专一，感慨复加感慨。岂微之浮泛之作，所能企及者乎？” 寅恪在这里便指出了白居易琵琶引比元稹的琵琶歌的高明之处便在于其抒情的真实性、独特性、深刻性，从而向我们展示了为何前者为千古绝唱、后者却默默无闻的原因。对于比较研究法的应用，元白诗笺证稿中可以说是比比皆是。但寅恪并没有滥用，寅恪在与刘叔雅论国文诗题书中指出，研究者“必须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观念”才能运用得好，否则任意攀比，就会产生穿凿附会、怪诞百出的弊病。这个意见对我们来说是值得珍视的，也是深有启发的。以上大体总结了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中用到的几种研究方法。当然，这几种研究方法在其他学术领域也经常运用，并非仅限于唐诗。而且，还有一些研究方法本文未曾论述。但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这几种方法是最常用的，对我们的启发也最大，对我们以后的读书治学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