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一些学者看来，人文精神就是拓展青少年的个性、情感、想象、意志、独立批判的精神和面对消极现实的勇气，而另一些学者则可能以为青少年时期，过多地让他们面对消极的文本，有碍其身心健康的发展。在对具体经典文章的取舍上，发生争论，甚至很激烈的争执，是很难避免的。任何改革都不可能是戴着白手套的，改革者，都免不了要忍受痛苦。这种痛苦不仅仅限于观念的分歧，而且还包含着原有水平与改革的迅猛发展不能同步。最明显的是，课程标准规定了“多元对话”的原则，但是，一些课本的编写者和老师，甚至是权威的老师，拿手的还只是社会学的、反映论的解读方法。这样就很保证多元对话不变成一元独白。比如，一讲到荷塘月色，就只有一种思路，那就
2、是社会学的政治功利价值，该文写于1927年七月，正好是“四一二”大屠杀之后，他的苦闷，肯定是反映了当时既不能投靠国民党，又不能奔向井岗山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徬徨。赖瑞云先生在他的专著混沌阅读中说，对荷塘月色，在九十年代以前，有六种解读，有四种说法都把朱自清在文章中表现出来的不宁静，直接和当时的政治现实联系起来：对当时白色恐怖的严酷现实不满，表现孤独的苦闷傍徨，寻求在一个清冷幽静的环境中解脱而又不能。九十年代以后，看法没有多大改变，只是论述的时候，引用了朱自清当时的那里去和一封信，还有朱自清夫人的回忆。旨在说明朱先生当时也知道“只有参加革命或者反革命，才能解决自己的惶惶然。”但是他“只是在行为
3、上主张一种日常生活的中和主义”，“妻子儿女一大家，都指着我生活，”“还是别提超然为好”。可又不安心于超然，证据就是一封信中经常被人引用的这句话：“最终的选择还是暂时逃避”。当然这种逃避是不轻松的：“这几天似乎有些异样，像一叶扁舟在无边的大海上，像一个猎人在无尽的森林里是一团乱麻。也可以说是一团火。似乎挣扎着，要明白些什么，但似乎什么也没有明白。”钱理群先生在1993年第11期的语文学习作了更为细致的阐释：朱自清被南方“四一二”大屠杀弄得目瞪口呆，深感性格与时代的矛盾，既反感于国民党，又对共产党心存疑惧，产生了不知“哪里去”的“惶惶然”，“认为一切政治暴力都是毁掉了我们最好的东西文化。”作为五四
4、启蒙知识分子，有一种负罪感。钱认为荷塘月色的宁静的境界恰是作者的“精神的避难所”。但是，上述种种说法，说来说去，从价值观念来说，仍然是一元的，局限于社会功利的价值范畴，在这种价值观念以外，是不是就没有其它价值了可言呢？似乎还没有人去认真思考过。从理论上说，至少有两点可以值得深究。第一，光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普遍性的苦闷作为大前提，并不能揭示出朱自清的个性来。因为普遍性的内涵小于特殊性，正如水果的内涵小于苹果一样。反过来说，特殊性的内涵大于普遍性，正等于吃了苹果就知道水果是怎么一回事，而光知道普遍性的（水果）的定义，却不知道苹果的味道。第二，就是知道了朱自清的一般的个性，也不足以彻底分析荷塘月
5、色的特点。因为，个性和瞬息万变的心情并不是一回事。个性是多方面的，有其矛盾的各个侧面；个性又是立体的，有其深层次和浅层次。一时的心情充其量只是个性的一个侧面，矛盾的一个方面，心理的某一个层次。荷塘月色写的是，他离开家、妻子、孩子之后一个暂短的时间之后的心情。人的心情是不断变化的，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下，是变化万千的。而文章的要害，是这个时间段的心情，在特写空间的特殊表现，而不是他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条件下都比较稳定的个性。在荷塘月色中，作者明明说了：有两自我，一个是平常的自己，一个是超出了平常的自己。而文章写的恰恰是超出了平常和自己。不管是八十年代的教参，还是钱理群先生的分析，都局限于
6、平常的自己，而文章的生命恰恰在于“超出了平常的自己”。文章一开头就说“这几天心里很不平静”，如果是指“四一二”大屠杀以后的政治苦闷，则从四月到写作时间，应该有三个月，应该说“这几个月心里颇不平静”。政治形势，对于所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同样的，朱自清的特点在哪里呢？还有，人的心灵是很丰富的，政治苦闷只是其一个方面，如果断定在所有的文章中，都要作同样的表达，那又如何解释根本不涉及政治情怀的背影呢？一些和政治没有直接关系的个人的、家庭的矛盾，就不能在文章中有所表现吗？如果表达得好，有深度，就没有任何审美价值吗？从思想方法上来说，什么叫做分析？分析就是把本来似乎是统一的东西的内在矛盾揭示出来，满足于
7、把政治社会的形势和作者的心灵之间的统一作为最终目标，这就并没有涉及矛盾，而是停留在表现对象和文学作品的统一性上，只能在表现现象上滑行。分析本来就要把掩盖在表面统一的现象深层的内在的矛盾揭示出来。分析的对象就是矛盾。说了一大车子话，连矛盾的皮都没有沾边，谈何分析呢？从操作方法上说，不应该只是追求作品与现实的一致，而是相反，从作品与现实的矛盾，不统一的方面入手。这本来是辩证法的题中之义，但是，要将之落实到具体文本上来，却不是很轻易的，没有一定的智慧，是不行的。恩格斯说过，就是在一个事例上，作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也是很艰难的。荷塘月色一开头就说，夜深了，人静了，想起日日经过的荷塘，“总该有另外一副样子
8、吧”。许多同仁把这句忽略过去。觉得这句很平淡，没有什么可讲的。但是，这句挺重要。因为这里就有矛盾可分析。平时的荷塘，是一个样子，是并不值得写的，而今天的“另外一副样子”，才值得写。抓住这一句，不仅仅有利于分析文章，而且便于从中分析出为文之道。要写一处风景，一般的情况，是不值得写的；只有与平常不同的样子才值得写。平时的荷塘，是一条小煤屑路，路边的树也不知名。“白天里很少人走，夜晚有点怕人”，一点诗意也没有。值得写一写的，是“今天倒好”，一个人来到这里，好像来到“另外一个世界”，作者也“好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许多同行，读到这里，又滑过去了。但是，这里的矛盾的更为明显了，是双重的。从客观世界来说，
9、本来，清华园，就是一个世界，哪来“另外一个世界”？这个矛盾（两个世界）不要放过。另外一个矛盾更不能放过去。那就是“平常的自己”和“超出平常的自己”。“平常的自己”是什么样子呢？文章中说了，“既爱群居，也爱独处，既爱热闹，也爱冷静”。而现在却只是只爱“独处的妙处”。为什么一些语文老师，在课堂上，没有东西讲呢？因为没有抓住矛盾，无法往深刻的内涵突进，就只好从表面到表面，在字、词、句、段、篇上瞎折腾了。而抓住了矛盾，就可以分析到深层去了。他说，“一个人背着手踱着，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白天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现在都可以不理。”“便觉是个自由的人”。因为觉得“自由”，便感到一种“独处的妙
10、处”，妙在何处呢？妙在“什么都可以不想，什么都可以想。”我以为这两句话，非常重要。为什么重要？因为，这是后面的矛盾的线索。平时并不怎么起眼的荷塘，此时此刻变得美好起来。所以，这一段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且受用这无边的荷香月色好了。”要真正在艺术上读懂经典文本并不是很轻易的。余光中先生在七十年代，在一篇批评朱自清的文章中，发过一点非常有意思的议论，说是朱自清很奇怪，晚上一个人出去居然不带太太。这就是没有读懂“自由”这两个字。人家要写的就是离开了太太和孩子的一种特殊的、自由的心情，这种心情和跟太太在一起是不一样的。正因为这是不一样，“独处的妙处”，才值得写一下。发现了矛盾的深层是“自由”，就有可能深入
11、分析了，就不用在什么段落大意上纠缠不清了。由于摆脱了白天里的烦累，心情变得解放了，平淡的荷塘就显得有诗意了。以下两三段就用非常浓重的笔法来写荷塘之美。一连用了十几个比喻（余光中先生统计过一共是十四比喻）。风是轻轻的，花香是微微的，云是薄薄的、雾是淡淡的，光是朦胧的，所有的意象不但在性质上是相当的，而且在程度上是相近的。尤其是形容花香的那一句：微风过处，像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还有形容月光的那句：光和影的旋律，像小提琴上奏出的名曲。关于这两个比喻为什么最好，由于钱钟书先生六十年代初期的论通感影响巨大，大家都以通感来阐释，这应该说是比较贴切的。但是，彻底的辩证法是无所畏惧的。事物的不平衡是绝对
12、的，十四个比喻，不可能全是很精彩的，如把荷花说成是“像碧天里的星星”，“刚出浴的美人”，荷叶如“亭亭的舞女的裙”之类，孤立起来看，比较平庸。余光中先生在批评朱自清的文章中说：比喻都不高明，那么多明喻，不好。这是因为余光中先生从美国新批评出发，认定明喻不如暗喻。但是，他又认为，这十四个比喻中，最好的是形容月光从高处丛生的灌木中，落下参差斑驳的黑影，“峭愣愣的，如鬼一般”，但是，这是个明喻，这就有点自相矛盾了。其实，把比喻分别加以研究，是一种方法，但是这种方法，并不十分完善，因为就文章而言，首先是整体的效果，一般不宜拆开来分析。局部是整体的一个有机部分，整体功能大于要素之和，这是系统论的起码规律。
13、整体效果好了，就构成了一种互相渗透的和谐，没有什么地方的语言在程度上，或者在性质上，互相冲突，互相杆格，互相抵消的；也就是朱自清自己在文章所说的“恰到好处”。哪怕局部比较差，由于互相支持，互相补充，互相渗透，总体上就比较完善了。这篇文章属于抒情散文，所动人者，情绪也，情绪、感觉和语言达到和谐统一，给人的印象就比较强烈。但是，在阐释这一段文章的时候，几乎没有一个老师涉及到这一番风景描写的风格问题。余光中先生认为，朱先生所用比喻都是“女性拟人格”，评价不高。殊不知，也有人认为所有这切都是一种女性的暗喻，或者是“借喻”“那些关涉女性的爱欲形象却可能是真正的本体。”（高远东：荷塘月色个精神分析的文本，
14、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1期）这个问题是很值得思考的。但是，似乎并不到位，因为都离开了自由和独处和自我欣赏之妙。文章中外在的美好都是为了表现内在的、自由的、无声的、一个人静静地、不受干扰的、甚至孤独的情怀。从心理上来说，外部的寂静和内部的安宁达到了和谐，也就是“恰到好处”，而这就使散文构成了诗化的意境。这种诗化的宁静的境界，是自由的，因而是美好的。问题在于：这种自由是什么性质呢？当然自由有属于政治范畴的，是相对于专制而言的。但是，自由并不是只有这样一种涵义，自由还有发属于哲学的、伦理的、实用的范畴的。哲学的自由是相对于必然而言的，从斯宾诺沙开始就有了自由是对于必然的认识的命题。朱自清在这里
15、追求的并不是哲学上的自由，这一种内涵可以排除。实用的自由是相对于纪律而言，例如一个学生老是上课迟到，你可以批评他自由散漫，这个自由，与政治不搭界，和朱自清先生的心情也没有什么关系。伦理学上的自由是相对于责任而言。作为父亲、儿子、教师、丈夫的朱自清因为肩负着重重责任，“妻子儿女一大家，都指着我生活，”，因而是不太自由的。把这几种自由的范畴拿来比较一下，哪一种更符合文章的实际呢？我倾向于：文章强调的是离开了妻子和孩子获得一种心灵的解脱。这一点下面还要仔细地分析。二、为什么对蝉声他蛙声充耳不闻却想到了“风流的季节”政治与非政治，整体与局部的矛盾抓住了，就有可讲性，抓不住矛盾就没有可讲性，许多同行之所
16、以在课堂上磨洋工，把一些不须要讲的东西拿来折磨学学生，就是因为没话找话说。而在明明有话可说的地方，反而视而不见。这就是不会把潜在的矛盾抓住所造成的后果。比如，下面的文章中，有几句话，几乎被所有的老师和论文作者忽略了的话：“这时，最热闹的是树上的蝉声和水里的蛙声，但是，热闹是它们的，我什么也没有。”这不是又有矛盾了吗？朱自清用最明确的语言告诉我们：原来清华园的一角，并不是如文章中所写那样宁静，那样幽僻，还有喧闹的一面。朱先生不过是选择了幽僻的一面，排斥了喧闹的一面。因为幽僻的一面和他的内心相通，因而他用相当华丽的语言，排比的句法，营造了一种宁静的诗意的境界。这种诗意来自一种独处的妙处，独处的好处
17、是便觉是个自由的人。这种自由的性质是什么呢？余光中先生曾经为文批评朱自清夜出游，不带太太，看似笑话，但是，也有启发性。他离开了太太（和儿子）享受着宁静，连蝉和蛙声都听不到，可是接下来，却引用了梁元帝的诗采莲赋，他内心想到了南朝宫廷男女嬉戏的场面上去了。还说“这是一个热闹的季节，一个风流的季节，可惜我是无福消受了。”这不是太矛盾了吗？不难看出：有两清华园，一个是平常的，一个是当天的。他写的自己，也有两个，第一个是平常的，另一个是当天的，不是平常的那个自己，而是“超出了平常的自己”。这个自己和平常的自己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感到“是个自由的人”。自由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
18、”那么，他想了些什么呢？这是很值得追究一下的。很可惜，许多同仁，满足于被动地阅读，忘记了化被动为主动，在追随中进行预期和回顾，这样矛盾就会从隐性变为显性。关键在于，对于自由这样一个概念，要有分析的能力。通常的分析都是分析一个具体的、感性的事例，这固然不容易，但是，难度不太大。可是分析一个抽象的概念难度就比较大了。但是，没有这样的能力，就很难愉快而胜任地做一个奋发有为的语文教师。分析完自由的概念，事情并没有结束，还要看文本：究竟哪一种自由的范畴更适合文本的实际。从外部感觉来看，他连树上的蝉声和水里的蛙声都听不到，从内心深处却想着梁元帝采莲赋中男女调情的场面和西洲曲中民间少男少女恋爱欢会的场面。而
19、且还要感叹“这是一个热闹的季节，也是一个风流的季节”，“可惜我们现在已经无福消受了”。这就是他所说的“什么都可以想”的“自由”。高远东的论文荷塘月色一个精神分析的文本说，荷塘月色中有一种“心理骚动的性质”，或者如俞平伯所说的“没来由的盲动”，用朱自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随顺我生活里每段落的情意的猝发的要求，求每段落的满足。”如果我们拿荷塘月色和他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相对照，就不难看出朱先生内心的苦闷的性质了。在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中，朱先生很诚实地写出他本想听一听歌妓的歌喉的，但囿于知识分子的矜持，拒绝了。可是内心又矛盾，失落。我的学生邢那妍查阅了朱自清的传记，更为雄辩的说明了荷塘月色所表现的苦
20、闷并不是政治性的，而是伦理性的。朱自清于1920年北大毕业以后，到杭州一师教书，月薪七十元。虽然已经寄给家里一半，但还是不能满足父母的要求。妻子儿女生活在家中，受着折磨。从背影中可知，1920年以后朱自清的家境，已经非常惨淡。因为贫穷，家庭失和，为了减少矛盾，节约开支，朱自清回到家乡任扬州八中的教务主任。由于庶母的挑拨，其父借着和校长的私交，朱自清的薪水，本人不得领取，被直接送到家里。迫于此，朱自清不得不接出妻儿，在杭州另组小家庭。1922年，朱自清带妻儿回扬州，打算与父母和解，结果不仅没有解决矛盾，反而加深了精神上的痛苦。作者给其好友俞平伯的信中就写道：“暑假在家中，和种种铁颜的事实接触之后
21、，更觉颓废下去，于是便决定了我的刹那主义。”（所谓刹那主义就是从生命每一刹那间中均获得意趣，使得每刹那均有价值）后来，朱自清的父亲因为考虑到孙子的教育问题，从朱自清处把两个孩子接回扬州。朱先生的生母，也随之一同回去。但是，父子关系，一直没有缓和。朱自清每月寄钱回家，往往得不到回信。在背影中提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触目伤怀，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他待我也渐渐不如往日。”暑假中（也就是写作荷塘月色的七月份），朱自清想回扬州，但是又怕难以和父亲和解，犹豫不定。因而有“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之语。这一切都证明朱自清在漫步荷塘时感到的自由，在性质上是一种伦理的“自由”，是摆脱了作为丈夫、父亲、
22、儿子潜意识里的伦理负担，向往自由的流露。和政治性的自由是没有直接关系的。这样的解释，如果不是更加切近朱先生的本意，至少也是揭示了比较深刻提供了心理的和艺术的奥秘。当然，伦理的自由，也不是与政治的自由没有一点联系，前面所引用手朱自清先生自己的话，就表明他也因为考虑到老婆孩子的责任问题，而不能绝对自由地作政治的抉择。但是，我以为那是比较间接的，次要的。我曾经对一年级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如此分析荷塘月色，反反复复讲了四堂课，到最后还是有一些同学转不过湾来，有一个女同学课后对我说，你怎么能这样讲？我本来读这一课，头脑是很清楚的。你这么一讲，把我的思想都搞乱了。我说，搞乱了，好啊。不是要搞活思想吗？搞活的第
23、一个阶段，就是搞乱，我这里所做的，就是要把你原来社会功利是惟一的价值的心理定势打破。当然，作品一旦公开每一个读者都可以有自己的解释，甚至可以有与作者不同的理解。但是，这样的解读，从作者心理方面，而不是单纯从社会政治反映方面，提出了一种新思路，至少可以增加学生的思考空间。这种阐释的理论基础不是社会学的，而是心理学的，伦理学的，涉及到意识和潜意识的问题。这就要求都是对于弗洛依德的学说有一点涉猎，光有一点粗浅的社会学、反映论的哲学常识对于一个合格的中学教师来说，是不够的。有了比较丰富的学理基础，对于人的心灵的理解就可能比较自由了。但是，这还仅仅是一种可能而已，要真正把文本解读得深刻，还要下苦工夫。美
24、国新批评强调对文本的细读（close reading）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达到高潮，而我们在八十年代，引进西方文论的时候，虽然，引进了一些理论主张，但是，并没有把人家的方法用到我们的阅读过程中去，因而，还没有来得及在中国生根，就被认为是过时的东西，而被搁置了。当然，新批评也不是十全十美，它的最大局限，第一，常常是限于诗歌的解读，第二，它的解读方法，也比较狭隘，第三，它的操作性也比较差。九十年代以后，我们又引进了西方最新潮的文论，如福柯、德里达的东西，但是，也只是偏重于他们的宏观理论，而忽略了人家为了达到这样的宏观理论所使用的微观分析的方法。因而，至今还没有一种西方文论成熟到可以说是达到了活学活用
25、的程度。在与学生“对话”而不是灌输的课堂上，老师面临的挑战是空前的。人文精神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人文精神不是简单的教条，而是一种渗透在字里行间的精神，比如说，在讲解鲁迅的作品时，许多教师都讲到了鲁迅对于劳苦大众的悲惨命运，常常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是到了作品分析时，就不再提起了。真正的人文精神，是在作品之中的，而不是文本之外的。把文本当中潜在的人文精神，分析出来，是中学语文教师艰巨任务。这不是很轻容易的，因为，越是伟大的作家，越是深刻的倾向，往往越是隐蔽。有时，就潜藏在似乎平淡的，并不见得精彩的字句中，一般读者，常常视而不见，解读的功夫就在这些地方，所谓于细微处见精神。鲁迅作品中人物的名字，一
26、般是很平静的叙述。但就在平静的叙述之中，有很深刻的东西可供挖掘。如，阿长与山海经，写一个保姆，好搬弄是非，晚上带孩子睡觉，在床上摆成一个大字，把孩子挤得没有法睡，这样的保姆，显然不称职，还把孩子长期向往的春节变成磨难，还荒诞不经地讲太平军要捉她这样的女人，脱光了衣服站在城墙上，敌人一打炮，就炸了。就是这样一个迷信而又麻木的小人物，鲁迅对她并不是一味地厌恶，而是善意地调侃。把她写得很可笑，但是，又不是有意欺骗人，她本身是很虔诚地迷信的。在她为少年鲁迅带来了长期求之不得的山海经之后，文章就改用抒情的笔调来歌颂她。从这里可以看出鲁迅的人文精神是多么深厚。可是，有些语文课本，并没有抓住这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的宽广胸怀，而是仅仅引导学生去钻研什么详写和略写。光是在字句上理解人文精神是不够的。在课堂上要求的真正意义上的具体分析。在看来平淡的地方分析出深刻的人文内涵来，是须要真工夫的。比如每一个语文老师都会讲到鲁迅所说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光这样讲是抽象的，学生不会有感觉。要在分析作品时，从字里行间揭示出来才到位。要从作品中，从文本中，分析出来，这样才是活生生的。这才叫读懂了鲁迅。要不然不过是一锅夹生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