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首先，抗战救国社会使命感的必然抉择是延安知识分子群体形成的直接因素。在当时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下，知识分子把振兴民族的希望寄托于共产党身上，延安便成为有志于抗日救亡知识分子所向往的地方。“我是反对国民党不抗战，对人民实行高压政策才放弃学业来投奔共产党的，他们应该相信绝大多数知识青年来延安都是这样的动机”。其次，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是延安知识分子群体形成的内在动因。为扩充队伍组织抗日，党中央把吸引、组织知识分子到延安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时任中组部部长的陈云呼吁，“谁抢到了知识分子，谁就抢到了天下”。中央制定知识分子政策，对知识分子的使用、生活待遇等作了具体规定。如在当时物资供应紧张情况下，“
2、着名学者何干之到达延安后，中共中央给予何干之很高的待遇：每月20元津贴费，还派给他一名警卫员”。第三，对民主、自由、平等新生活的追求是延安知识分子群体形成的现实因素。当时延安是平等自由民主的“乐园”，“在中国共产党治理下，延安成为一个在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生活方面充满革命色彩的相对独立的世界。”政治上，延安是“民主中国的模型”，特别是“中共领袖之间那土生土长的民主，和重庆是一个惊人的对比”。经济上，实行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军事供给制生活。社会生活上，革新社会旧俗，主张男女平等。这些都让全国各地追求平等自由民主的知识分子热血沸腾，纷纷冲破家庭束缚奔赴延安寻求新生活。（二）延安知识分子群体的基本特
3、征第一，凝聚各界大批专家学者。当时一大批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翻译家、作家、艺术家等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活跃在文学艺术界、理论界、学术界等领域。例如，在学术界，哲学家有艾思奇、何思敬、何干之、张如心等，经济学家有王学文、王思华等，历史学家有范文澜、吕振羽等。在文学艺术界，延安汇集了几百位国内一流的文学艺术家，诗人有何其芳、艾青、柯仲平等，作家有吴伯箫、周立波、刘白羽、沙汀等，他们为延安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第二，实现与工农群众的结合。知识分子只有依靠广大工农群众，才能在抗战中发挥先锋作用。“没有工农这个主力军，单靠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这支军队，要达到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是做不到的。所以全国知识
4、青年和学生青年一定要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和他们变成一体，才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党中央号召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结合，做到知识分子工农群众化，最终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第三，思想上达成鲜明的共识。近代以来，广大知识分子为探求民族发展道路，曾提出与实践过各种主义和主张，但均以失败告终。延安时期，知识分子在共产党人的影响下，形成了新的文风，改变了过去“言必称希腊”的教条主义，在思想上达成鲜明共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统一指导思想，认为只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才能真正实现民族独立。第四，阶级属性实现彻底改变。为了抗日救亡事业，在共产党的教育和帮助下，知识分
5、子肃清自身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实现了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彻底转变。通过延安整风完成了在思想意识、精神气质、价值取向和阶级归属上的群体转型，最终实现了从“旧我”到“新我”的蜕变。如有许多人人党，“抗大第四期共有知识分子学员4655人，入学时仅有党员530人，仅占11，但到毕业时党员增加到3304人，占知识分子总数量的71”。二、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翻译、编辑和出版抗战之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主要在国统区的中心城市以一种比较隐蔽的方式进行。抗战爆发后，在以延安为中心的根据地，马克思主义理沦研究变成公开化。当时面对革命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客观上要求我们党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6、学习和研究。为了解决马列着作译本少的问题，中央在延安设立了第一个编译马列经典着作的专门机构马列学院翻译部，集中了王学文、吴亮平、艾思奇、何思敬、王实味、王思华、何锡麟、吴文焘、成仿吾、徐冰、柯柏年、景林、曾涌泉、曹订等一批专业编译人才。“编译部的主要任务是编译马恩丛书和列宁选集以及斯大林的着作。编译任务十分繁重，要求每人每天译1万字。”王实味当时翻译了许多马列着作，据回忆录记载，“当年延安解放社出版的马恩丛书10种，其中价格、价值和利润、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这两本是他译的，还有列宁选集18卷，他翻译了两卷半。”他们的翻译及其着述为把马克思主义转换成中国语言、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作出了贡献，深化了对
7、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首先，他们翻译、编辑和译校了大量外国经典着作。毛泽东曾说过：“学个唐三藏及鲁迅，实是功德无量的。”据不完全统计，从1938年到1942年间，延安知识分子翻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着作有30多种，产生重要影响的有马克思恩格斯丛书（10卷）、列宁选集（18卷）、斯大林选集（5卷）及联共布党史教程等。还重新译校了许多经典着作的单行本，如柯柏年译反杜林论，吴黎平、刘云译法兰西内战，成仿吾、徐冰译共产党宣言，吴黎平译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及何思敬、徐冰译哥达批判纲领等。为了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专题研究，他们编译了一些专题集，如李达等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艾思奇、景
8、林译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的书信，王石巍、柯柏年译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柯柏年、艾思奇、景林等译马恩通信选集，王学文、王思华、何思敬译政治经济学大纲（初稿），柯柏年译、吴黎平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艺术，李达、雷仲坚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沈志远译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及吴文焘、成仿吾译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等。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讲，翻译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当时知识分子联系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语言特点对马克思主义的“原材料”进行“初加工”，积极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传播。其次，利用报纸、期刊发表文章，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报纸、期刊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阵地，延安知识分子主持了许多
9、马克思主义理论刊物的编辑出版，如邓拓主编晋察冀Et报、潘梓年主编群众、沈志远主编理论与现实等，他们撰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章主要通过这些媒介发表。除此之外，还在共产党编辑出版的报纸、期刊上发表文章，如艾思奇的哲学是什么在中国文化上连载，风靡当时的联共党史研究提纲也连载在解放周刊上。知识分子翻译的马恩列斯的文章也主要通过这些刊物发表，如杨松翻译曼努伊尔斯基的斯大林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杨松和袁维翻译列宁的社会主义与战争、杨松翻译季米特洛夫的战争与资本主义诸国里的工人阶级等曾连载于解放周刊。报纸、期刊成为当时知识分子宣传、研究和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阵地和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究的主战场。第三，
10、延安知识分子还通过出版着述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如杨松等编着的社会科学概论、李达编着的社会学大纲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吕振羽着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艾思奇和吴黎平编着的唯物史观、潘梓年着的逻辑与逻辑学、吴黎平着的论民族民主革命等着述，涵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内容，是立足于中国现实、运用中国语言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介绍，扩大了国内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视野。特别是李达编着的社会学大纲，代表了当时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最高水平，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了贡献。三、依托学校及社会科学研究会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研究为了培养干部人才及全方位、多层次地开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和研究
11、，中央继恢复中央党校后，又先后创办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马列学院、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行政学院、军事学院、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八路军军政学院和延安大学等学校，把马列主义理论作为重要教学内容，开设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世界政治及联共党史等课程，强调系统化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把握马列主义理论的实质和方法，提高应用马列主义分析具体问题的能力。延安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如成仿吾、张如心、王学文、艾思奇、何干之、李凡夫、周纯全、吕骥、温齐泽、吴亮平、王思华、杨松等都担任过这些学校的教员，他们在普及马列主义基础理论教育方面作出了榜样。这些学校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
12、研究作出了很大贡献，特别是1938年5月5日为纪念马克思诞辰120周年成立的马列学院，这是当时第一所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基础理论的正规院校。学院开设的课程主要有：哲学、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中国革命史、西方革命史、联共党史、党的建设等。授课任务均由知识分子承担，如在“马列学院讲授政治经济学的王学文，是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之一，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很深的造诣；讲授哲学的艾思奇，他的大众哲学在延安广为流传；讲授马列主义基本问题的吴亮平，曾因第一个翻译反杜林论而受到毛泽东的赞赏”。1941年7月，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9月，又改名为中央研究院，宗旨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中国现实问
13、题。全院采取分科设室、专家指导的原则，共设9个研究室，室主任均由各学科理论专家担任。即：中国政治研究室，主任张如心；中国经济研究室，主任王思华；中国历史研究室，主任范文澜；中国文艺研究室，主任欧阳山；国际问题研究室，主任柯伯年；俄语研究室，主任师哲；中国教育和新闻研究室，主任李维汉。各个研究室积极开展研究工作，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历史研究室在范文澜主持下，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编写中国通史简编（上册）；文艺研究室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来研究中国文艺史，编写中国新文学史纲；文化研究室还同政治研究室合编了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一书，供全党研究和学习马列理论使用；教育研究室在李维汉主持下，着重研究马
14、克思列宁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学院培养了大批干部人才，“所有经过马列学院及中央研究院学习和锻炼的干部，以后在各个时期的艰苦斗争中，在各条战线的广泛实践中，可以说，都起了应起的骨干作用。”除此之外，知识分子还依托各种社会科学研究会深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那种马克思主义研究零散和分散状况，使马克思主义研究步入有组织、有计划的研究轨道。从1939年春到1940年5月，先后成立了政治经济学研究会、中国问题研究会、党建研究会、马列主义研究会和哲学研究会，当时的王学文、王思华、吴亮平、杨松、艾思奇等知名知识分子担任过各研究会主任。这些研究会，既研究理论问题，也研究现实问题，如1939年春成
15、立的由张闻天任指导员、杨松任主任的中国问题研究会，研究的主要问题有：中国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任务、性质及前途，沦陷区工作，中国文化运动，中国少数民族问题，中国职工问题，中国青年问题，中国妇女问题及中国农民土地问题等。四、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专题研究延安时期知识分子群体极为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专题研究，当时主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等理论进行中国化研究和实践。（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专题研究延安时期以艾思奇、陈伯达、和培元、陈唯实、杨松及张如心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把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中国化的专题
16、研究。其中，艾思奇在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中最早提出哲学研究的中国化和现实化，强调加强对新哲学和辩证唯物论的研究。和培元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本质，“在于辩证唯物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的革命实践的结合，与中国的历史实际的结合”。对于哲学理论研究的主体条件，和培元认为研究主体必须有系统地研究中国哲学史，从哲学的观点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各种着作，吸取他们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的立场方法。艾思奇则强调，研究者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总结当前的实践经验，并与中国传统结合，取得民族的形式。知识分子强调运用辩证唯物论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如陈伯达注重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的古代哲学，在解放、中国文化杂志上发
17、表老子的哲学思想、孔子的哲学思想、墨子的哲学思想等文章，挖掘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唯物论思想和辩证法思想。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专题研究过程中，延安新哲学会发挥了重要作用。新哲学会由艾思奇、何思敬等l8人发起，其主要任务是组织研究、翻译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革命实践。该会对动员和组织广大干部学习和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培养理论研究干部起了很大作用，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二）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专题研究该时期以范文澜、何干之、杨松、陈伯达、吴玉章、金灿然、叶蠖生、杨绍萱、谢华、唐国庆等为代表的史学工作者，倡导运用马克思主义治史，从史学指导思想及史学研究方
18、法等方面探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专题研究的发展方向，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中国化及中国特色史学建设作出了贡献。杨松在关于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中提出，在历史学方面要用马克思列宁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要有丰富的世界各国历史知识和用世界各国革命的眼光去整理中国历史。艾思奇在辩证法唯物论怎样运用于社会历史的研究中重申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强调用唯物论和辩证法方法来研究社会历史发展规律问题。金灿然认为研究中国历史的方向“在于历史唯物论的中国化，要运用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分析研究中国固有的历史材料，把中国历史学带到真正的道路上”。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专题研究取得很大成就，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吕振羽的简明
19、中国通史、邓初民的中国社会史教程、华岗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等，都是我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通史着作。尤其是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这是我国第一部用马列主义观点与方法撰写的中国通史，开拓了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编写中国历史的新境界。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中国化的进程来看，延安史学研究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史学工作者运用唯物史观揭示中国历史发展规律，把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中国化推到一个新阶段。（三）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专题研究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延安知识分子积极主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剖析旧中国经济，建立以研究中国经济为主题的“中国经济学”。该领域代表人物有
20、王亚南、沈志远、陈翰笙、王思华、薛暮桥、王学文等。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专题研究也取得很大成就，何干之系统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他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一书，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经济关系作了详细说明，该书成为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起点”。王亚南的中国经济原论，首次大胆运用资本论的结构体系和方法范畴分析旧中国的经济形态，成为实践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国化的一部代表作。在着作中，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分析旧中国经济，给主张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正确观点提供了科学依据。该书被认为是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发挥过重要影响的着作，后来改名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
21、态研究重新出版，翻译成多种语言文字在国外市场发行。此外，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研究中国社会经济问题卓有成效的陈翰笙，写成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广东农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等着述，以祥实的经济事实说明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等，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专题研究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五、创作主体间的互动与交流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与研究延安时期主要由领袖人物和知识分子两大创作主体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探索，领袖人物群体主要以毛泽东、刘少奇、张闻天、王稼祥等为代表；知识分子群体涉及各个领域，如哲学方面的艾思奇、胡绳、陈伯达、李达；史学领域的郭沫若、翦伯赞、何干之、吕振羽；文学方面的周
22、扬、邓拓、柳浞；社会学领域的李达；经济学领域的薛暮桥、钱俊瑞、孙冶方等。两大创作主体间的互动与交流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研究起到了积极作用。早在知识分子大批到达延安之前，毛泽东、张闻天等领导人就与艾思奇、柳浞、陈伯达等人通过作品和书信“神交已久”。到达延安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领导人与专家学者的交流更加频繁，交流的内容主要是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涉及哲学、史学、文艺等多个方面。交流方式多样化，包括阅读着述、学术讨论及学习运动等，如与艾思奇探讨哲学，与何干之探讨历史，与陈伯达探讨古代哲学，与范文澜谈经学等。毛泽东先后与何干之、周扬、潘梓年、萧三、吴玉章、范文澜、周文、萧军、胡乔木、郭沫若等人通
23、过书信形式探讨马克思主义史学及文艺理论问题。1939年1月，毛泽东在给何干之的信中指出：“我们同志中有研究中国史的兴趣及决心的还不多，延安有陈伯达同志作这方面的研究，你又在想作民族史，这是很好的，盼望你切实地做去。两大创作主体在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中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研究。毛泽东特别重视延安知识分子出版的有影响的专着，如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毛泽东说他看过十遍；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哲学与生活，毛泽东说得益很多；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建议印此书。对于艾思奇大部分着作，毛泽东在信中就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的意见也使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的思考更加深人，这种交
24、流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除了互通书信和学习讨论，他们还通过学习运动来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研究。在学习运动中，知识分子主要以“教员”身份参加学习组。例如，由张闻天领导的中央学习小组的成员有毛泽东、朱德、李维汉、徐特立、肖劲光等人，专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由艾思奇担任指导。学习方式是由艾思奇撰写提纲，定期讨论会，最后由艾思奇做总结。张闻天还领导了资本论学习小组，有王学文、王思华、何思敬等一批理论家参加。他们编写的政治经济学大纲（初稿），系统讲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革命的关系等。由中组部部长陈云领导的学习小组坚持5年学习不间断，学习课程是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和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学习首先从读原着开始，第一本教材就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先后学习的马列原着有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等。该学习组除自教自学、互教互学外，也请艾思奇讲哲学、王学文讲经济学、吴亮平讲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