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40年，依兰县一位女学生，为乞求佛爷保佑自己久病的母亲康复，割下自己手臂上的肉。该县为此召集千余人开会，将其树立为典。对于日伪的奴化教育，中国师生以各种方式尝试反抗。一些学生会用自己的方式反抗奴化教育。每逢日语课，懿女中的同学就竭尽所能“捣乱”：一部分学生积极围着日本教官问问题，实际上是为让其他同学能抓紧时间写别科作业。教师是学生的引路人。有中国教师以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名言，含蓄教育大家，面对外侮要保持气节。也有老师为学生讲戚继光平倭寇的故事，还针对日伪在农村强行征粮的恶行，布置对倭寇征粮有感的命题作文。除了直接反抗外，还有一些学校师生，阳奉阴违，准备两套教材，一
2、套专门应付日伪教育机关检查，另一套专门用于平日上课。北平幼童亲历“最后一课”，初尝亡国之痛1937年秋季，新学期开始了。当时在北平师大第二附小念书的史会，还清楚地记得，那一天，全然没有以往开学时的喜庆气氛。师生见面时打招呼，也饱含恐慌与警惕。那是北平沦陷后，史会和他的同学们第一次踏进校门。校门口不见了国旗彩旗，映入史会眼帘的，只有黑板上匆忙写就的“中日提携，友好亲善”。所有人静静地在教室里坐着，空气中一片死寂，史会脑袋里不停地担心着：我还能上学吗？这学还怎么上？受人尊敬的贾老师终于走进教室，却没能像以前一样为同学们讲课。他沉痛地告诉大家，学校处境艰难，如果想要继续办下去，就必须服从当局的安排。
3、重新编印的课本还没到，因此不能讲新课；旧课本中不符合“中日共荣亲善”的部分，则需要同学们亲自用笔墨涂掉。老师难掩心中的痛苦，只短短说了一句：“都记在心里罢。”包括史会在，满教室十岁左右的孩子，眼里噙着泪水，默默翻开高小国文第三册课本，用黑墨涂掉“中华民族”、“精忠报国”、“自强”、“奋斗”等字样。其中一些专讲爱国情怀的课文，甚至被整页整页地撕掉。从这一刻起，史会幼小的心灵深深烙印上了亡国的屈辱与不甘。学校全面日本化，连中国话也不能说在侵占华北之前，日本早已控制东北全境。东北地区的孩子们，也已在日本奴化教育之下，度过6年时间。在玉清当时省绥中县一个普通小女孩的眼里，学校从来就不是她无忧无虑成长的
4、摇篮，而是时时萦绕着仇恨和屈辱的牢笼。在玉清的学校里，所有人不准讲中国话，只能讲日语。这是日伪政府早期在整个东北地区实行的规定。语言侵略是奴化教育与洗脑教育的基础，侵略者意图让中国孩子丧失对母语的认同，进而丧失中国人的身份而亲近日本。1937年，伪满政府在东北地区颁布的新学制明确规定学校应将日语作为国语教授，并且严重挤占了语文、数学、史地等其他科目的时间。女子国高的同学在上物理课。最让玉清反感的，是学校生活全面日本化。根据规定，老师要穿伪满洲国公职人员统一制服“协和服”，学生要戴“勤劳奉世”的帽子。早上大家要在操场集合升日本国旗、唱日本国歌、念日本诏书，最后向日本国旗敬礼，还要冲着东京的方向给
5、日本天皇祝福。这一套繁琐的程序，是由官方钦定的朝会和“式日”制度。据玉清回忆，学生们不愿祝福天皇，都悄悄地用东北话说“嘎本儿”，就是“死了”的意思。但另一方面，大家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孩，敢怒不敢言。女子国高的朝会。日伪宣扬愚孝，褒扬割肉孝亲行为相较于前述日式语文、仪礼教育，对师生影响更为恶劣深远的，恐怕是沦陷区“精神教育”课的倒行逆施。精神教育课在伪满洲国学校中的地位仅次于日语课，往往由各学校负责人、教务主任或日伪政府派来的日籍人士讲授。他们歪曲“四书”、孝经，宣扬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中的糟粕，向沦陷区学生灌输盲目“忠君”、“爱国”的思想，以愚昧学生心智，使他们感恩日本对伪满洲国的“帮助”，并一
6、味顺从。新学制颁布后，“精神教育”科改为“国民道德”科，进一步宣扬日满“一德一心”、“民族协和”。这类邪说，慢慢磨灭了沦陷区学生的民族意识，使他们甘心听命于日伪殖民统治。很多仍然欠缺分辨是非能力的沦陷区少儿，便深受日伪精神教育课的荼毒。当时，东北地区出现不少令人痛惜扼腕的事例。1940年，省依兰县国民优级学校女学生孔某，学着“二十四孝”故事中的做法，割下自己手臂上的肉，供奉佛爷，乞求佛爷保佑自己久病的母亲。学校得知此事后，极力褒奖孔某。该县甚至为此召开“奖励孝女”大会，召集千余人参加，将孔某树立为典，进一步扩大日伪“精神教育”的影响。1942年冬，市民老汉带着子上街。在街上，他子与偶遇的同学用
7、日语交谈，还当着老汉的面说：“中国人不好，日本人好，中国人是猪一样的蠢东西！”老汉怒而掌掴子。这一幕，被两名日本宪兵撞见。老汉随即被以“反满抗日”罪名带走，最终惨死在集中营里。学生挨打做苦工，在学校难读书沦陷区学生不仅面临日伪的精神控制，还不得不承受严苛的体罚。中国学生遭日籍老师毒打的事情，屡见不鲜。在省依兰国民高等学校，一位名叫朗多寿的学生，因为在日语课上没有回答好问题，被日籍教师古贺叫到讲台，并遭其痛扇耳光。第二天，朗多寿便退学了。日伪还在沦陷区学校开设实习课，对学生进行“劳作教育”。这门课程，有把学生当成免费劳役之嫌。尤其在日伪接近垮台的后期，学生终日都要参加劳作，几乎没有学习文化知识的
8、机会。对此，极其厌恶实习课的学生们，以消极怠工、破坏工具等方式进行反抗。他们有时会故意把树苗扔进壕沟里，或在播种时故意把种子扔掉。虽然学生发泄了心中的怨愤，但终究是极耽误了文化学习。在上日语课的小学生。1937年后，日军进一步扩大侵略围，无法逃出沦陷区的中国学生，不得不面临与东北沦陷区学生相似的屈辱与困境。北平沦陷后，日军强占校舍，破坏学校设施，抓捕爱国教师，使学校一度陷入停滞。据时任师大男附中教师的卓吾回忆，日军不仅占领了学校的操场，还拆改了学校的教室，用来做马厩。在冀中、北岳、平西等地区，日军对城镇乡村的学校实施扫荡，摧毁校舍4466所，校舍四万多间。日军把砖运走修炮楼，桌凳门窗和黑板成了
9、日军做饭或取暖用的柴火，绝大多数教具、图书、仪器都被日军烧毁。学生自发抵制日语课，组织秘密社团面对日伪在学校所推行的奴化教育，年纪尚轻的学生所能想到的最直接反抗方式，就是调皮捣蛋、拒不合作。学生们对日语课的反感情绪最大，虽是必修课，但很多同学都恨恨地称之为“不修课”。他们对待日语课的“十六字方针”是：上课不听，课后不练，随学随忘，毕业忘光。抗战初期，省一些教会学校在中方爱国校长的努力下，得以不采用日伪教材，抵制日语教学。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了教会学校，派驻日本教官，这些学校的学生也不得不上起了日语课。每逢日语课，懿女中的同学就竭尽所能地“捣乱”，一部分学生积极围着日本教官问问题，实际上
10、是为了让其他同学能抓紧时间写别科作业。日本教官想学中文时，同学们就故意把词颠倒过来教他。在这些孩子眼里，戏耍日本教官就是他们能做到的抗日行动。课堂外，年纪稍大的学生用组织秘密社团的方式反抗精神奴化教育。日伪政权规定学校不得有任何组织，但学生们想方设法借阅被禁的进步书刊，还秘密组织各种“读书会”。1943年，师学校发生了一次“偷书”事件。20多名学生从图书馆“偷”出了被封存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日本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等书籍。大家分散保管，秘密传阅，在学校里掀起了秘密阅读进步书刊的热潮。省立第七中学的同学组织了“鹏程剧社”，表面上是话剧爱好者的活动，实际上，他们经常在话剧社掩护下秘密聚会，偷偷油印抗日
11、宣传单。中国师生以文天祥岳飞为榜样砥砺品节沦陷区学生在战争和死亡威胁中懵懂长大，生存已属不易，若还要指望他们以自身尚不成熟的心智，去抵制日伪奴化教育，并不现实。在此境况下，一些敢于反抗日伪奴化教育的教师，成为沦陷区学生唯一的指路明灯。对于沦陷区的爱国教师而言，最艰难也最重要的，是要让学生时时刻刻记住自己仍是中国人，应当保有民族气节与尊严。许多老师利用课堂时间，借着古代民族英雄的故事，硬是把本应灌输奴化思想的课，上成了激发学生志气的爱国教育课。据当时就读于四存中学的王振中回忆，那时，教国文的耿澍瀛老师和教导主任孟泉老师，极富爱国热情与正义感。耿澍瀛老师曾在课上用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
12、不能屈”的名言，含蓄地教育大家，面对外侮要保持气节。孟泉老师则让学生们熟读文天祥的正气歌和岳飞的满江红，朗诵书声，响彻全校。此外，很多老师还大胆抛弃了经日伪删改后的教材，只讲授自选教材的容。这在当时东北地区的一些学校里十分常见。为了不让学生忘记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奉天省第一师学校的校长国庆、依兰国高的语文教师，无视日伪当局规定的教案，在课堂上大讲实际上被禁的中国古典文学，力图使学生们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营养。同样，热河沦陷后，小学校长徐化民非常担心学生受到汉奸教导主任的腐蚀，因此想方设法为学生补上传统文化课程。他当时的学生，后来回忆道：徐化民利用寒暑假时间，趁着教导主任等人离校后，悄悄教学生读三
13、字经和“四书”，给他们讲炎黄子的历史，让这些孩子对于自己的民族文化，有了基本的了解。沦陷期间，在县褚村，一个名为“退一步斋”的私塾里，老师为学生重点讲解国殇过零丁洋等诗词，讲述戚继光平倭寇的故事，还针对日伪在农村强行征粮的恶行，给学生布置了对倭寇征粮有感的命题作文。日本占领北平时期的日本语读本。“我要让你们学点真东西，别让那些假玩意儿骗了你们”在抵制日伪奴化教育时，有的老师勇敢一些，会明目胆地与日伪当局对着干。在当时的北满特别区师学校，一位地理老师在课上大力宣讲全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联的情况，夸赞联是最进步、最有希望的国家。这种说法，与日伪当局谩骂联、以联为敌的地理教学容针锋相对。同属这所学
14、校的一位哲学老师，放弃日伪当局所规定的唯心主义哲学，专讲唯物主义哲学；还给同学们讲解马克思资本论，让学生了解什么是剥削，什么是剩余价值。依兰国高的数学老师承志，直接对学生说：“我要让你们学点真东西，别让那些假玩意儿骗了你们。”他自己编写教材，向学生讲授教科书中没有收录的查理斯密小代数和三S平面几何。除直接抵制外，还有一些学校的师生，会采用阳奉阴违的办法，巧妙规避日伪奴化教育对中国学生的戕害。有的学校会准备两套教材，一套专门应付日伪教育机关检查，另一套才是平日上课时使用。面对日伪勒令删改教材、扭曲事实的行为，沦陷区师生表面上不得不服从，但“教材是死的，人的嘴巴是活的”，一些教师常在授课时，曲折传递出对奴化教育的抵制。沦陷期间曾任私立正谊中学校长的綦际霖，曾告诉他所聘请的青年教师：讲课时未必要直白地与日伪唱反调，而要讲究斗争方法。譬如，在讲日本历史时，老师只要按事实讲出日本是受了中国文化熏和影响才进入文明时期，学生自然会产生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至于一些不得不讲的奴化宣传材料，綦际霖让教师们先向学生说明，“这是皇军讲的”或“这是报纸上登的”，然后，照本宣科念完了事，学生自然就会明白老师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