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哲学家本人是从怀疑开始，但他又把别人的怀疑看作是不安、混乱和动荡的源泉，看作是“他者”。哲学家要实现自己的理想，他者就是他不得不面对的敌人。哲学家对他者的态度总的来讲有两种：排斥和包容。所谓的“排斥”就是把他者排斥在同一性范围之外。排斥要么将他者“阻止”在同一性之外，使其不能干扰同一性；要么将内部的他者“抛出”，使其不得危害同一性。柏拉图的理想国就采取了这两种排斥方式。其一，柏拉图指出要将诗人等拒之门外。“诗人的创造是真实性很低的；因为像画家一样，他的创作是和心灵的低贱部分打交道的。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拒绝诗人进入治理良好的城邦。因为他的作用在于激励、培育和加强心灵的低贱部分毁坏理性的部分，就像
2、在一个城邦里把政治权力交给坏人，让他们去危害人一样。”其二，柏拉图认为作为合理的城邦，应该对人口的数量和人们的职业进行限定，凡是在这个限定之外的人都应被驱逐出城邦。“要保持适当的公民人口，尽量使城邦不至于过大或过小”；“至于一般或其他人生下来有先天缺陷的孩子，他们将秘密地加以处理，有关情况谁都不清楚”；“这是保持治理者品种纯洁的必要条件。” 所谓的包容就是通过一定的途径实现所有事物的一致。柏拉图说“对于一个国家来讲，还有什么比闹分裂划一为多更恶的吗?还有什么比讲团结划多为一更善的吗?”要实现城邦的统一，就要让所有人目标一致。这就需要“教育和培养”。哲学家是真理的见证者，自然拥有教育和培养其他公
3、民的资格，因此教育和培养就是要让所有的人与哲学家实现“同一”。如果说追求“同一性”是柏拉图留给后世哲学的遗产，那么排斥和包容他者的方式也得到了继承。哲学从外在形而上学转向主体形而上学，依然没能摆脱这个痼疾，我们可以在康德和黑格尔那里发现这一点。康德看到了外在形而上学（尤其是神学）对他者的压制。康德力图通过确立主体的地位来摆脱外在的强制。在他看来，我们能否获得真知有赖于对认识能力进行批判性考察，考察的结果是：只有现象界是知识的对象，本体界尽管是现象界的源泉，但是却无法形成知识。如果我们非要把知性范畴运用于本体界，只能造成“二律背反”。康德由此为我们的认识活动、道德实践活动划定了不可逾越的鸿沟。本
4、体界的知识是不成立的，因此外在的强迫也是非法的，人的自由从而得到了保证。不过在康德看来，自由只是存在于道德实践领域，只是表现在服从先验的道德律。能够遵从先验理性是启蒙的表现，而他者则出现在那些没有被启蒙的人们那里。自我启蒙的人有义务承担起责任，帮助那些没有被启蒙的人消除“他者”。在理论上，康德的思想得到了逻辑经验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他们要消除“语言的误用”；在实践上，康德的思想则重新导致了对现实个体的压制，“自我启蒙的精英所面对的大众并不仅仅是应当引导的、可恶的、可憎的他人，而是他们统治和管理的目标”。黑格尔在反思康德哲学的时候，发现了康德哲学强调从主体出发，必然导致个体主义，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
5、分裂。黑格尔决心挽救现代社会因上帝的“祛魅”而造成的分裂，他要重树“绝对理性”的地位。他把理性看作是自身发展的过程，理性在发展的过程中既自我分裂，又自我走向同一。因此现实社会中出现的对立是暂时的；他者仅仅是一种幻相，只是事物不够完善、不够成熟的表现，必然在事物发展的下一个阶段被消除。由此可以看出，“同一性”的基础无论是建立在“理念”、“神性”之上，还是建立在“主体”之上，追求“绝对同一性”的过程都可以被看作是让他者消逝的过程。二、“他者”的回归 现当代哲学发现了传统形而上学的悖论：一方面号召人们要有理性，要有反思的精神，只有这样才能摆脱自己的不成熟状态，成为理性的主体；另一方面它又对人们的自我
6、反思不信任，把人们的自我反思看作是社会分裂之源。传统形而上学总是要引导自我反思的方向，这不可避免地造成对个体的压制。如果说这种压制与传统社会宣传的集体主义伦理相一致的话，那么这种压制在追求个体解放的现代人看来则难以忍受。现当代哲学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揭示了这种“同一性”的虚幻，来迎接他者的回归。同一性之虚幻一方面在于其根基并不真实，另一方面则在于其主体并不纯粹。马克思曾在思辨结构的秘密一文中指出，“同一性”的基础并不是真实的存在，而是哲学家抽象思维的结果。哲学家把自己抽象思维的结果看作是事物的本质，并把它看作是现实事物的真实源泉：“如果我从现实的苹果、梨、草莓、扁桃中得出果实这个一般的观念，如果进
7、一步想象我从现实的果实中得到的果实这个抽象观念就是存在于我身外的一种本质，那么我就宣布（用思辨的话说）果实是梨、苹果、扁桃等等实体。梨、苹果、扁桃等等是果实的简单存在形式”。尼采更是从人的生存出发论证了“同一性”的虚无。“人们归诸于事物真正的存在的特征，是非存在的、虚无的特征，人们从与真实世界的矛盾中，建造出真正的世界：事实上这是一个虚假的世界，就此而言是一种道德和视阈上的幻觉。”不仅同一性的基础是虚无的，追求同一性的哲学家也不是纯粹的。“同一性”的思维方式假定了哲学家是具有非凡能力的人物，他们能够摆脱普通人的局限，能够在现象的背后发现事物的本质，他们有资格从他们看到 的真理出发把千差万别的人
8、和事物统一起来。现当代哲学则指出，哲学家也不过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他们只能从自己的立场出发说话，不能煞有介事地宣布神谕。福柯谈到，哲学家无法摆脱三重矛盾：先验与经验之间的矛盾、无意识与意识之间的矛盾、历史与创造之间的矛盾。哲学家们力图从经验、意识、历史中摆脱出来，进入到先验、无意识、永恒之中，其结果只能以“恐怖、自我控制和奴役的形式付诸实践”。同一性的否证打开了他者回归的大门，部分哲学家更是直接论证了他者是无法被同一的存在。阿多诺从认识论的角度论证了他者的地位。认识活动实际上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相互渗透活动，语词和语词用魔法召唤的事物之间“有一道裂隙”。主体与他者之间表现为一种互动的关系，而不是
9、占有的关系。“主体中真实的东西表现在与非主体的东西的关系中，决不表现在对主体方式的自夸的确证中。阿多诺从认识论的角度确立了他者的地位，梅洛?庞蒂则从知觉现象学的立场论证了他者是主体无法穿透的存在。我与他者之间的身体关系是一种“可逆性”关系，我与他者在身体上是可以相互感知的。这种可逆性就是我与他者的交互性：主体间彼此都是可见的和可触的，因此是一种交互肉体性存在，即彼此间打开了一个“可见的”与“可触的”先定领域。但这种“可见”与“可触”只是他者的一个方面，他者还有“不可见”的一面。他者对我始终是一种无法直观的陌生经验，但正是这种陌生、“不可见”保证了他者的差异性。“正是在使他者成为不仅是不可通达的
10、而且是不可见的过程中，我才保证了他的异在性，才远离了唯我论。”这种不在场与差异是我与他者交互性的一个共同的纬度。列维纳斯更是把他者的观念推向伦理的高度。他者不同于对象，他者是不可能被整合到我的认识中的“无限”。他者的方式独特，一方面寻求我的认可，另一方面却隐匿自己的身份，既想在赞同中寻找庇护，又蔑视我同谋般的暗示。“千呼万唤不出来被我们称之为Enigrna（谜团）”，这个谜团本身是我们无法经验的，他者若即若离。“这个谜团是绝对的；而绝对的东西是认知无法触及的。”我与他者之间并不是一种对称关系，他者只以“面孔”视人，其本身并不透明，在我与他者“面对面”的遭遇中，唤起了我无限的责任。如果说传统形而
11、上学是千方百计要将他者排斥于同一性之外、消融于同一性之中，那么现当代哲学家则更加坦然地面对他者的到来。三、“他者”的价值 他者的价值就在于为具体反对抽象的压制提供一种话语资源，它是自然反对理性、不在场反对在场、边缘反对中心的力量。他者重申了自然的权利，这里的自然包括外在自然和内在自然。传统社会的自然观是“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和其他自然物一样都受到外在强大力量的支配，人依赖大自然的恩赐获得生存。现代社会颠倒了这种关系，随着世界观的“祛魅”，人取代了神的地位变成了理性主体，自然界变成了人筹划、支配的对象。外在自然被纳入到主体理性的同一性之中。人类过于迷恋自我的权利，导致了严重
12、的生态危机。生态伦理学家们强调自然作为主体理性的他者，不仅仅具有工具价值，而且具有独立的内在价值。“凡存在自发创造的地方，都存在着价值”、“它能够创造出有利于有机体差异，使生态系统丰富起来，变得更加美丽、多样化、和谐、复杂”。自然界作为一个创造万物的系统，是具有内在价值的。主体理性不仅把外在自然当作自己支配的对象，同时也把内在自然看作是同一性必须制服的对象。尼采、弗洛伊德等看到了理性对生命、理性对无意识的压制和遮蔽。哈贝马斯说：“理性的他者可以说就是遭到分裂和压迫的主观自然的生命力；就是浪漫派重新挖掘出来的梦幻、想象、疯狂、狂欢和放纵等现象；就是一种解中心化且得到理性他者授权的主体性以肉体为核
13、心的审美经验。”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理性他者的提出，为外在自然和内在自然反对主体理性的压制提供了支持。他者呼唤不在场到来。“绝对同一性”总是想把现实凝固化，把时间永恒化。历史被视为是遵从一种特殊目的，沿着固定路线前进的历史，不存在路线之外的历史。如果说有什么偶然例外的情况，也无非是“历史的狡猾”，是展现必然性的偶然性，最终还是要回到预定的轨道上来。如同霍克海默所讲，这纯粹是“一种哲学家与非人世界签订的和平协议”。他者对于永恒的在场来说就是一种不在场，就是一种乌托邦。现当代的哲学家认为，我们不能再把历史看作是绝对必然的过程，如果这样，人类就难免成为历史的工具。历史充满偶然和机缘，正是这种偶然和机缘
14、给予了我们自由和责任。罗蒂把这些坚持不在场他者的哲学家称为“反讽主义者”，“布鲁门贝格、尼采、弗洛伊德和戴维森这一脉思想，建议我们向前迈进一步，不再崇拜任何东西，不再把任何东西视为具有准神性我们的语言、我们的良知、我们的社会都视为时间和机缘的产物。”反讽主义者对他者的呼唤昭示了“同一性”的局限，我们所遭受的压制是非法的。伽达默尔认为乌托邦的他者是“从远方来的一种暗示的形式”。他者提供了对现实的批判。他者也是边缘反对中心的力量。在“同一性”哲学中，边缘是远离理性中心之地，也是有待理性照明之地。现当代哲学认为中心与边缘的区分并不是自明的，而是人为的产物。马克思最早揭示了这一点，他讲在国民经济学家那
15、里，工人同其它商品一样，并且是“最贱的商品”，工人被纳入到国民经济学家对生产成本与产出的计算之中。“国民经济学不知道有失业的工人，即处于这种劳动关系之外的劳动人。小偷、骗子、乞丐、失业的、快饿死的、贫穷的和犯罪的劳动人，都是些在国民经济学看来并不存在，而只在其他人眼中存在的人物。”马克思认为工人被同一到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之中并不是合理状态，工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中被异化，应该通过改变资本主义制度来实现人的“类本质”。福柯同样在“文明”的背后看到了同一性对他者的压制，他的知识考古学和系谱学就是要为“底层知识”的造反提供媒介。在他看来大众处在权力系统的最底层，他们被权力话语淹没并一直处在“失语”之中，
16、谱系学就是要立足于局部性的知识、边缘性的知识以及或然性的知识，完成它的挖掘工作，从而坚决反对它们周围的一切。没有这些反讽主义者对他者的揭示，我们人类就不可能进步。四、“他者”的限度 他者能够消解“绝对同一性”之蔽，但他者自身能否成为公共生活的规范呢?合理的规范既要能够实现社会的“秩序良好”，又不会造成对个体的压制。我们认为，他者无法担当起这样的职责，原因有二：一是从思维方式上看，他者并没有跳出传统形而上学的樊篱；二是从后果来看，把他者树立成为社会的规范，将会重新导致对个体的压制。他者看到了“绝对同一性”造成的后果，但 是并没有认真清理它的思维方式。传统形而上学在追求“绝对同一性”的过程中之所以
17、会造成对个体的压制，其根源就在于它是从“抽象主体”出发，力图通过主体的直觉和反思为公共生活确立规范，用哲学家一己思维的产物来“同一”其他所有社会成员，从而造成了对个体生命的扼杀。追求“他者”的哲学家们在思维方式上与之并无不同，他们要么从审美直觉出发，要么从现象学出发，要么从辩证法出发，但他们始终是从“主体自我”出发。他们一方面设立各种二元对立的结构用来区分“真与假”、“现象与本质”、“浅层与深层”；另一方面总是表现出对其他社会成员的不信任，他们过分突出哲学家、知识分子的领导地位。正如哈贝马斯所讲，当哲学家从这样的思维方式出发的时候，他们就永远不能摆脱“此在主义、相对主义和隐规范主义”。他说：“
18、解构劳动一泻千里，但只有当一个具有认知能力和行为能力的孤立主体的自我意识范式、自我关涉范式被另一个范式，即被理解范式（交往社会化和相互承认的个体间关系范式）取代时，解构才会产生明显的效果。对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它对理性的诊断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他者的思维方式只要还是从抽象主体出发，还是坚持二元对立，那么就依然是一种主体性哲学的思维方式。如果他者的思维方式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它带来的后果就不会改变。尽管那些坚持他者的哲学家看到了“绝对同一性”对个体的压制，但是却没有注意到一旦他们的主张上升为社会规范，他者就会成为压制的力量。这一点在尼采那里表现得尤为典型，尼采一方面说：“对生机勃勃的东西
19、压制表现在，标准成为主宰，强者灵魂的安宁成为基础。它们在缓慢地移动，讨厌一切有生机的东西。普遍状况和法律会遗传下来，并挖掘出来，因为特殊者反而会被排斥在一边，细微差别被抹去了。”可以说尼采是看到了“绝对同一性”对个体生命的压制的。但反过来尼采就强调：“我认为，生命本身就是本能，就是追求力的成长、延续以及追求力的积累，追求权力的本能”，“生命的本质就是对异物和更弱者的占有、损坏和制服，就是压迫、强硬、迫使别人接受自己的形式，就是同化，而且最起码的是，剥削”。如果我们反对压迫只能带来另一种压迫，我们追求这种“不得分的游戏”干什么呢?哈贝马斯对此深有警觉，没有哪一种知识能够获得天然合法性的保证，即便是“底层的知识”、“自然的知识”、“边缘的知识”也同样如此。这些知识一旦成为了社会规范，就会变成自身的他者：“谁如果在今天征服了理论先锋，并打破了知识的现有等级秩序，明天自身就会成为理论先锋。并建立起一种新的知识等级秩序。无论如何，他都无法根据超越局部共识的有效性要求来确立自己知识的优越性地位。公共生活的规范只有得到社会成员间的“相互承认”，才能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这就要求任何一种理论必须经得起主体间的相互辩驳。他者的作用不在于推翻一个偶像之后重新把自己树立为偶像，而在于为对话、辩驳中的社会成员提供一种全新的资源，这也就是他者的价值及其限度。责任编辑李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