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世界文化传播策略世界文化传播策略当前席卷世界的文化冲突和对话，正体现着人类精神视野的持续交流融合。源远流长的历史和不曾中断过的华夏文化，将为未来世界文化的建立和研究提供有中华特色的精华和取之不竭的资料源泉。我们需要努力总结和发扬中华文化的精华，将中华文化成果纳入世界文化和世界文化的未来“天择”之中。并进一步发挥中华文化的传播能动作用，以提挈世界文化到最融洽交流的高度为己任。这些都应该是没有争议的。但在年轻的世界文化的选择与互动过程中，尚明显存有着严重的交流媒介编码失误和交流媒介译码误读问题。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当前世界上国际间或人群间的所有冲突，都与这种交流媒介编码失误和交流媒介译码误读相关。
2、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亟需与国际接轨，国际的跨文化传播学也还亟待发展。作者不想也不可能在这篇短文中对海内外的跨文化传播学研究作复述和介绍，更不敢对海内外学者们的辛勤劳动妄加评论和菲薄。我们只需感到很幸运，能够在这个研究领域中已经积累的经验基础之上再去作积极的思考判断和行动，能够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去高瞻远瞩。考虑到当前“跨文化传播”已经成了一种最现代的国际流行，而顾名思义，跨文化传播无疑应是文化、传播并重：传播不同文化，在不同文化之间传播。作者认为：“文化”几乎涵盖所有人类感兴趣的领域，范围之大实在无从说起。何况世界文化在很长的时间中各自发展，因而不但有着不同的语言，还有着不同语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思维
3、理路，所以根本无法先入为主地确定判断各种文化异同的有效范围。而在跨文化传播领域内，我们首先、最需要的就是彼此的理解。在无法达到完全理解和相互结论一致这是当前的最客观面对的前提下，融洽的“跨文化传播”非常需要也必须建立在一个世界大致共识的基础平台之上。所以本文仅就一题作粗率的探讨：重视和拓展世界文化课程，以人类现阶段认知的局限和世事万物之不可确知性来铸就文化兼容态度，从而丰满、坚实跨文化传播学科，促动跨文化融洽交流。 随着先进的通讯和交通工具的发展，各国之间经济上的依赖关系日益密切，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小。狭隘的文化定位显得不再实用，在道德上也不再无懈可击。鉴于这种情形，在二十世纪最后的几十年中和新
4、世纪以来，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的大学纷纷开设了世界史、世界文明史或世界文化、跨文化传播类的课程。数年来，我们一直致力于世界视角的人文学科(“HumanitiesinWorldPerspective”)这个课程的设置和讲授（这是一门一年制的课程，包括东西方文化中的很多议题，牵涉到历史、宗教、哲学、艺术诸多领域）。在此过程中，如何扩大这类课程的积极影响这个问题越来越引起我们的注重。我们在本文中将要阐明的观点和计划，是能够采取双重的策略来实现的，一方面依靠课程自身的拓展与调整；另一方面依靠媒体或是行政手段。 探讨“文化”也不得不把它放在跨文化交流的目的之下，我们本着越原始的东西就越具有民族国际性的
5、立场，往往从文化的源头探起。因为人类在隔绝视听的情况下，在文明还没有大规模的交相影响的时候，对于面前的客观世界及其过去将来都各具有不同的独特视野，对于生活的感思、感受各有其特色。在这个角度上我们才说越是原始的东西就越民族化，而越是民族化的东西就越是具有国际性。也正因为这样，当前西方的世界文化史或相类课程通常以地球上史前人类的诞生作为开篇，接着是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以及印度河流域最早的人类文明的出现；然后，课程持续调整设置及侧重点，围绕世界史上的主要文化类型，以人类发展的主要阶段和方面为线索，继续讲授希伯来、亚述、波斯的文化，印度、中国、希腊、罗马的文明，基督教的崛起等等。不过这些课程迁涉到的内容
6、很多，需要学生有基本的历史、政治、哲学、文学、艺术等等学科的知识学养。而在我们看来，他们的视线还过于狭窄，还不具备当今世界需要的理解水平。我们认为通常为一年的世界文化史课程有必要拓展为学制三年的课程组合，并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内容有机地整合到历史材料中去。如果说人文科学方面的知识在理解人类发展形态时必不可少，那么要应对当今的问题，自然科学知识也同样不可或缺。课程组合中的自然科学部分将涵概基本的科学原理和方法论，将注重的目光主要投向人口爆炸、疾病的世界传播、海洋污染、热带雨林的破坏、耕地退化、臭氧层的损耗以及气候变暖等世界性问题。这些问题，有些是现代科学造成的，有些可能又反过来要靠现代科学来解
7、决。世界生态系统的这些问题反映了世界历史中一个惊人的事实，即人类文明正以自我防御、自我中心、自我扩张的方式激进地改变着抚育它的自然环境1。从科学的方面来看，既然这些问题的产生与广义的世界文化史关系密切，那么任何完善的世界教育就应同时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该组合中的社会科学课程将聚焦于国际冲突的解决方案、武器控制、世界财政和贸易政策、民族间财富的不合理分配、国际犯罪团伙的控制和剿灭、以及社会与个人间关系调节之文化策略比较等等。当今世界表现出强烈的互动态势，世界文化学习只有通过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有机结合，才有可能突破分支学科的局限；学生也才有可能获得必要的知识，从而更为有效地应对重要的人类问
8、题。大胆开设这些整合课程的大学和学院应尽量不作其他技术或是专业要求，使课程普及化。 如果这套课程的价值得到认可，那么如何以最有效的方式推广它呢？特别是其中的文化史和社会科学部分的推广，意义长远。很明显，这部分知识意在向学生体现世界上的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这类知识越丰富，就越容易准确地理解其他民族的信仰和风俗习惯，从而有利于跨文化的交流；而且从实用的角度说，在建立成功的外交和商务关系的过程中，这样的知识也会非常有用。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类知识是双刃剑。对外国文化的了解并不能够保证对其文化之尊重；熟知也常易滋养蔑视之情。为了跨越后者的障碍，我们建议，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对世界上不同的人群的多元信仰和文
9、艺习俗、风土人情、衣食住行的介绍上，而应进一步深化世界文化史的学习，让学生充分理解到我们的理解水平之局限性这些局限性从世界的角度看是人类共有的。既然我们所提倡的课程内容和目标设置将直接建立在对这种局限性的敏锐意识之上，那么下面就先来深入探讨一下局限性的本质。能够这么说，所谓为人，其精髓之处是能提出大于自己回答水平的问题；人的好奇心远胜于其理解自身存有的水平。或者，更好地说成，不同族群的人们都只能令自己满意地理解存有的意义；声称自己的信念是准确的，而他人的信念是错误的，把自身信念的完满建立在这种对比判断的基础上，即使对方也是同等真诚地认为你错他对。其实，关于真理（TRUTH）和谬误（FALSEH
10、OOD），无论难以想象的最终衡量尺度是什么，存有之整体并没有所谓的“对”（“TRUE”）或“错”（“FALSE”），它仅仅“存有”（“THERE”）这就象在中国古籍中“自然”的原始意义一样，是“自己如此”。所谓存有的准确和谬误仅仅是人类思维判断的产物。没有任何现成的标准能够让所有人心悦诚服、摒弃差异，所以这种判断活动的不完满往往会导致冲突性言论的形成。 的确，我们从世界文化中学到的最为清楚的一课，就是在人类宗教和哲学的纪录中这样的冲突性言论连篇累牍。到底存有何种的“实在”（ACTUALITY），或“现实”（REALITY），或“存有”（BEING）？用什么方式能够理解这个大问题？人们未能达成共
11、识。对于诸如“经验”(EMPIRICAL)、“理性”(RATIONAL)、“直觉”(INTUITIVE)或“神秘”(MYSTICAL)这样的概念，在判断方式的权威性和功效性问题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们总是相信，他们作出的判断是和已知的东西相符合的，这些东西可能是物质(MATERIAL)、精神(MENTAL)，或是意识(CONSCIOUS)、潜意识(SUBCONSCIOUS)、集体无意识(COLLECTIVEUNCONSCIOUS)、形而上(METAPHYSICAL)的或神(DIVINE)的。有人宣称几种不同的存有共存(CO-REALITY)，而有人则将所有的标准合而为一，称为物质、精神、或
12、者神。有些判断完全矛盾，如“上帝存有”(“THEREISAGOD”)和“上帝不存有”(“THEREISNOGOD.”)；有些判断仅仅部分冲突，不过非常明显，比如说如果都信奉有神灵的存有，则有人持多神论（POLYTHEISM），有人持一神论（MONOTHEISM）；如果都持一神论，则有人持泛神论（PANTHEISM），有人持先验论（TRANSCENDENCE）；如果又都持先验论，则有人持天佑观（PROVIDENTIALISM），有人持自然观（DEISM）。在信仰的谱系中，差异的例子不胜枚举。伊斯兰教义中万能真主的概念和大乘佛教中超验的佛与菩萨的等级的概念就不一致，这两种教义和众多的非洲及其他部落
13、的泛灵论（THEANIMISTICBELIEFS）亦无法调和；而从现代西方哲学逻辑经验主义（LOGICALEMPIRICISM）的角度来看，上述所有信仰又无一准确。逻辑经验主义认为神学和形而上学的命题，既非逻辑上的同义反复亦无法通过经验证实，所以就谈不上对或错，甚至无所谓前提的真实，它们只能是无意义的不过，逻辑经验主义本身也只不过是宇宙间众多的、将没有普遍说服力理论整合成自己认“真”的真理的断言之一。 有些人信奉万能的神，他们相信，人类所有的矛盾、争端和无知都能被神的万能所化解明示。所以，他们把最终消除纷争达成终极理解视为宇宙主题中的必然，只不过这个必然的实现是从世俗向神域退了一步而已。从世俗
14、的角度看，这种全知的理解或许并不是“真”（TRUE）的，但却是一种超越了人类的对错判断而存有的至高理解。这样的人们会期待，等到自己在这个世上死后，能够加入神明的行列，进而达成自身全知的完满境界。基督教义中的“见主圣面”（BEATIFICVISION）即类似这样的期待，认为被拯救的人们会在天国直接与上帝相见和相识。他们能够得到超越自然的启示，从而充分地理解在世间勾留时无法避免的种种困惑。印度教的一则教义在某种水准上有更大的期望。那些最终摆脱了业报轮回（THECYCLESOFTRANSMIGRATION）获得解脱（MOKSHA）、救赎（SALVATION）的人完全地与梵（BRAHMAN）相融合，而
15、梵为自然、人类和神明等构建了一个永恒的、非人的、无所不在的境域。这样的人不再作为个体而存有，不会变为虚无之物，而成为万物；他们超越了极端、对立和人类理解水平的局限，最终达到“梵我一如”的境界。不过摒除文化偏见、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见主圣面”和“解脱”并不能逃脱人类思维的局限；在众多不具有普遍说服力的冲突性信念中，它们也同样不可避免地是其中之二。 当然，如果有某种宗教或哲学对于存有有合理而全面的解释，那这种解释就应该能够适用于全人类而即便没有可能被人们理解，因为毕竟所有的人共享同一个宇宙。在现实中，即使有些教义或人文理想已经、或正在获得相对来说的更多的赞同或质疑，不过从全人类的角度来看，根本无
16、法确立一个真正的普适性理论。通过学习世界思想和知识的发展史，人们会逐渐了解到人类的这个共同的缺憾，从而在面对持有不同观点的人时能够保持容忍与宽恕的哲学谦逊和厚德载物。也就是说，关于各种各样的教义和人文理想，除了一些特定的人会对特定的种类感受到特殊的吸引或是排斥，从世界的立场说，人类情境包罗万象，各种理解并无定论而世界文化课程应该明确地说明这个情形。 但是，如果对这种不确定性的认同超出了文化上多元的理解论和本体论所会产生的吸引力或排斥力，那样的话，那些宗教哲学中原本包含的道德定论是否就会变得无法确定？再者，如果人们以这种不确定性作为行为准绳，会不会助长可怕的道德放纵？我们认为不会，因为所谓宗教和
17、哲学的不可知论（agnosticism，在这里意指无法确知宗教或哲学的系统是否合理有力）也有自己的道德系统，也就是说，任何人都有信奉某一宗教教义或哲学信条并用其指导自己的行为的自由，但是不能侵犯他人的同等权利。要违反这个原则就意味着允许这样的可能性：某些特定的教义对其他的教义能够具有破坏性，而且行之有效，这样，该教义信徒对非信徒的伤害行为就能够从道德上被所有人接受。而这种做法，就不可知论的角度观之，就是认为自己是真理而别人是谬误；不就与其原则相矛盾冲突、转一圈又回到原先的争端中去、落到毫无效用的境地中了吗？所以请注意我们这里讲的不可知论仅仅要接纳信仰的多元化，而不是要对抱有不同信仰的人实施暴力
18、，当然自卫除外。不过这样的话，不可知论是否仅仅众多信条中的又一则，是无教条主义（non-dogmatism）的一条荒谬教条（paradoxicaldogma）呢？即便如此，我们认为不可知论仍然最大限度地调和所有其他信条，给不同文化以最为恰当的宽容。 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然科学的理解问题重重。一方面，科学是除最原始的文化以外所有的知识体系的基本构件。科学判断较宗教、哲学判断更容易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同。比如，不管是美国民主党派人士，还是台湾的民进党，是尼日利亚的基督徒还是沙特阿拉伯的穆斯林，是泰国的佛教徒还是印度教的信仰者，只要是物理学家就会欣然接受化学元素周期表，包括其中的原子序数、原子团及其他已
19、知元素的相关资料。元素周期表和其他很多科学发现被普遍接受，是因为自然界中可观察或可引发的明显变化与这些发现相一致，这让大众能够持续地认证其准确性这种准确性人们通常不会忽略，除非不怕违背科学而伤害自己。即使是一个丝毫不懂科学公式的门外汉，面对科学证据也会同样的信服。 不过，在科学知识通常被普遍接受和使用之际，知识的诸多方面却又大大增强了人类理解水平的局限性。对于有效地应对今天的问题，科学知识的充分积累必不可少。但在理解到这个点的同时，世界文化教育的课程组合也将强调：对于存有，科学知识同样无力于给出一个充分全面的解释。一来，科学知识是持续发展的；在科学史中，已重复地出现这样的现象，曾被确认的东西随
20、后又被摒弃、修正或是扩充。在一些事例中，更为完备的新发现修正了旧的观点，缩窄了旧观点的适用范围。例如，与早先牛顿的物理学（将引力看作是不同实体间的作用力）相比，爱因斯坦的理论更加透彻、全面地阐释了引力（被认为是来源于空间实体的存有所引起的空间弯曲），但牛顿物理学在某些计算中仍然适用。在其他的事例中，全新的知识被直接提出，如人类分别在十九和二十世纪发现细菌和病毒相似的例子还有很多。知识的扩充并不预示着停滞，科学的探索永远受阻于一个不确定的界限；因为无论何时，从微观到宏观，人们都无法窥一斑而知全豹。人类积累的科学判断只与特定的阶段相对应，但是无法反映存有的全部。也就是说，在过去的各个历史阶段中，各
21、种科学判断作为一个集合体一直都不完整，现在的科学也是这样而且能够无需迟疑地说，在将来也会仍然如此。 我们看到，不完整的科学理解的边界正在扩张，并且常常在不同说法的冲突中得到彰显。举一个宇宙科学的例子，在过去的概念里，宇宙被认为静止不动、永恒存有；而现在天文学家却纷纷赞成“大爆炸”理论（the“bigbang”theory）。该理论认为几十亿年前，一个密度极大的物质点爆炸，形成宇宙。庞大的星系们在浩瀚的宇宙中互相间渐行渐远，空间（或时空）也随之持续地膨胀。不过又有天文学家认为，当宇宙物质的平均密度大于某一临界值时，引力会最终导致膨胀的宇宙反向收缩，在可怕的内爆炸中走到尽头，在这种情况下，宇宙是有
22、限的（“闭合宇宙”closeduniverse）。也就是说只有当宇宙物质的平均密度小于临界值时，宇宙才扩张以至无限（“开放宇宙”openuniverse）。现阶段的知识还不足以判定孰对孰错2。无论何种结论，如果确是大爆炸诞生了宇宙，那我们还想追问究竟又是什么孕育了大爆炸呢？不得而知。这种追寻是永远无止境的，就如中国古代的哲人老子早就平静地告诉过我们的那样。而且，“大爆炸”理论，正象所有宇宙科学的发现一样不涉及探讨宇宙本体的目的，所以这类研究是中性的或者说是客观的，无助于我们弄清宇宙之所以为宇宙和人生的终极的目的和意义，而这样的问题，代代相传地困扰了和将会继续困扰哲人智者不已。更何况日益更新的新
23、型望远镜和仪器被设置在太空里，凭借它们提供的数据资料，天文学家和天体物理学家经过不懈的探索和研究，可能又会持续发现“大爆炸”理论的瑕疵。 不管怎么说，自然科学在很多前沿领域中取得的进步是显著的，即使对一些人来说，这些进步还远远不能解决“存有”的终极问题。地球自然具有惊人的复杂性；宇宙自然无论从空间、时间或是时空上讲更具有令人类却步的复杂性。自然科学从更深的层次探讨这种复杂性只会加重“存有”的神秘色彩。 社会科学在很多方面与自然科学具有可比性，同样也有自己的问题和局限。拿牵涉到心理学（psychology）、社会学（sociology）和文化人类学（culturalanthropology）研究
24、的行为科学（thebehavioralsciences）来作为一个例子，这些学科研究人在独处时和在群体中时的性格，所以必须设法解释人性所展示出来的多样性和反复无常。不过，性格特征并非总是在变化的，也存有一定的规律和范式。为了确定一些范式，行为科学家援引了大量的研究方法，其中包括可控制性实验（controlledexperiments）、个案研究（casestudies）、样本调查（samplesurveys）、统计分析（statisticalanalyses）等。让我们从大量已经被认定的行为发现模式中随意拿一例来查看一下： 强烈的无法接受的动机的压抑不时会伴有与被压抑的趋向相反的公开行为和意识
25、知觉。（“反应构成”）（Repressionofstrongunaccepbrmotivesissometimesaccompaniedbyovertbehaviorandconsciousfeelingsthatareoppositetotherepressedtendencies“reaction-formation”）3 这个观点和大量类似的研究结果会对很多人有协助，从社会工作者到精神治疗师再到国际谈判中的重要官员。他们都受到人类行为的复杂性的挑战。不过，同自然科学一样，随着行为科学的发展，某些互相矛盾的解释显现出来。例如，“行为主义”（behaviorism）认为人类的习惯仅仅是身体的
26、（腺体的和运动神经的）条件反射的结果，而这恰恰与用意识和无意识的区分或心智的水平来解释人类行为的“精神分析学”（depthpsychologies）背道而驰。无论如何，回顾自然科学的情况，当我们从更宽广的哲学角度来考察时，行为科学对人类的任何解释都不是定论。仅从人类存有这个事实出发，行为科学或者其它的通常所说的社会科学能够做到的，是从人类存有这个事实出发，确定个人或集体的生存动因和制度惯例；经过必要的思考后找出一些方法，再对其实行修正。 如何给存有一个确定的解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都有自身的局限；知识的抽象领域如逻辑学和数学在这方面也有同样的欠缺。当然，抽象学科并不包含相关世界的起源、目的和命
27、运等知识的假设。虽然这些学科以定论为特征并广泛地应用于实践，但现在的讨论仍要不时地提醒，它们还是建立在争议的基础之上。例如，形式逻辑学对特定判断的正误实行抽象推理。所以，若将例如“所有的a都是b”和“有些a是c”这样的前提并列，就肯定能够推出“有些c是b”的结论。再举一例，矛盾律以所有人的正误判别为基础，能够用一个简洁的形式逻辑公式表述为“同时承认P和非P为假”。（“Nosentenceoftheformpandnotpcanbetrue.”） 在逻辑学的特别发现（一系列广泛复杂的发现，远远不止这里的几个简单的例子）受到相关各方的普遍认同之际，如果有人急于追寻逻辑知识的深层次依据，那么他可能会
28、遭遇一系列和其他知识领域类似的争议。一些哲学家认为逻辑知识来源于实践，它反映了我们的经验，并且与我们过去对世界实际运行机制的持续观察相一致。而另一些逻辑学家则认为，即便逻辑知识确实准确地反映了经验世界的运行，但它却是源自先验的基础（aprioribasis）；它在最初时纯粹是理性或内省式的，告诉我们外部世界的本质。作为后一观点的推衍，还有的逻辑学家认为逻辑知识反映了人的思维本身是如何强制性地工作的；人们显出逻辑上的差异仅是迫于思维结构因而无法表现出其他的特征（这种解释似乎要将哲学逻辑改成科学心理学的一个分支）。而又有人断定，逻辑思维并不更为深入地反映现实，它仅仅基于语言习惯；逻辑思维水平只不过
29、是随着语言的增长而获得的主观约定，反映了人类为了方便起见而得到的如“和”（“and”）、“或”（“or”）、“所有”（“all”）、“有些”（“some”）、“不”（“not”）等词语的习惯性意义以及它们的句法关系4。这样，无论逻辑知识的依据究竟是什么，在其理解问题上已有多种观点互相矛盾。 总结一下前面的讨论：为了尽力处理当今的问题，人们通过学习世界历史文化和自然科学获得知识。而当超越了这种学习的实用价值后，更为深入清晰的信息显现出来：人们持有了并确实持有着相互冲突的宗教和哲学信仰，并且没有一种宗教和哲学信仰能够强制所有人都认同。虽然科学知识具有较为普遍的说服力，并且在前沿问题的探索上表现竞争
30、的态势，但科学知识的发展仍受限于一个不确定的界线，且无论如何无法解决宗教和哲学的问题。就连人类借以作出正误判断的逻辑推理，其基本的理解亦要经历争辩。从世界的、不可知论的角度，人类理解力的不稳定性和不完整性是一种精神和智力状态，它超越所有特定的、狭隘的信仰。那些敏锐掌握人类共通特性的人们，完全能够像凡人那样思考、行动，而不是在种族上特例独行，在宗教、哲学甚至是科学上高傲狂热。这套世界文化的组合课程的关键就在于希望教育人们摈弃这种自负的心态。 三 根据上述观点，我们提议一个教育计划。该计划能够获得非常广泛的收益，即使这样大的计划眼下看起来要付诸实施还困难重重，但现代的科技已经给我们以条件，使这种计
31、划不一定非落入乌托邦式的幻想。所以我们希望，其实施的困难不会影响本文的读者对其实行仔细的思考衡量。我们认为应该努力在世界范围内给学生提供机会接受世界文化的常识教育，其中不但要包括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的专业知识，而且要强调人类的理解水平在所有领域中的局限性。显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相关课程组合的讲授需要多位教师的配合（因为教师本身的时间、知识也是有限制的）。而且经验告诉我们，有一些课程需要不同的教师联合或同时讲授。如何确定这种课程的主题？意见难以统一。但从根本上来说，达成共识也不是没有可能。这种共识可能更易于在大学内部达成，但一旦成功，假以时日，就能够通过现代远程通讯的媒体技术提升到校际联合的水平
32、。想像一下最理想的情况，全世界的各主要大学最终开设相同的课程组合，讲授基本相同的内容。最终，接受先进教育的世界人口阶层中，很大一部分人对世界抱有共同的理解和相互的宽容。 这个发展项目的重要意义主要基于下面的事实：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首脑和高层决策者均出自受教育阶层；如果这里提倡的教育体系能够得以实行，受过世界课程教育的人们将在各自的社会中出类拔萃。试想，世界最终由一群这样的领导人来管理：他们对世界历史和文化有着共同理解特别是对人类理解局限有敏锐的意识；他们对宗教和智力上的自负有清醒的理解，同时对导致敌意性和破坏性行为的教义束缚感到厌恶。对于专业而深奥的学术知识，世界各大学间的合作计划已经就绪；建
33、立一个致力于上述世界理解共识的世界性团体，并以抱有此种共识的人充实各国的当政阶层，这不是非常有价值的吗？ 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点常会被提到，即虽然宗教和哲学的信仰差异并非总表现负面效应，但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差异确实成为挑起军事侵略和民族冲突的主要因素。确实，在这些冲突中，通常很难知道双方的领导人及其追随者们究竟在多大水准上是真正受到自称的宗教、哲学和意识形态的原则的驱动（这些原则和政治上的贪念是不同的，后者有意无意之间只专注于把对权力和统治的贪婪合法化）；或是完全相反，仅仅为了缓和政治、社会或经济的困境。这样的含混不清体现在无数的例子里，如中世纪基督教和伊斯兰的冲突，十 六、十七世纪天主教和新教的战争，几个世纪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