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三） 文学观念、创作倾向问题的热烈争鸣 二 以班主任和伤痕为滥觞的人道主义文学思潮班主任通过张老师的形象开出根治“内伤”的有效药方：掌握科学文化知识，有了知识便有了理性的觉悟，有了理性的觉悟才能避免宋宝琦式的堕落和谢惠敏式的盲从，班主任朦胧中演绎了中断已久的现代性启蒙的主题，这一主题的演绎还体现在对知识和理性的载体教师（知识分子）形象的热情赞颂不仅“文革文学”，甚至“革命文学”以来的文本中都难寻这样的对知识分子的溢美之词。知识者不再作为性格和思想有缺陷的需要接受改造的对象而遭至否定，而是作为具有话语权威的启蒙者（不仅启蒙知识而且启蒙革命思想）的身份在文本中得到不容质疑的确立。两个月之后，徐迟
2、歌德巴赫的猜想的轰动再次证明这一历史必然。知识者不仅不再作为思想落后甚至反动的对象而受到批判，也不再以知识生活之外的任何社会人的特征而受到赞颂（比如在以往的文学惯例中，知识者常作为民族气节的保持者而受到赞颂），知识者终于能以自身的知识生活得到社会的承认赞颂，此后，赞颂知识，赞颂知识分子蔚然成风。局限性：张老师的形象基本上按照塑造“高大全”式的英雄方式运作，他几乎毫无个性以至于极易被忽略，人们普遍以为班主任的主人公是谢惠敏。叙事框架基本上延袭“文革”文学路线斗争的框架即张老师团结广大同学帮助教育受极左路线错误思想毒害的宋宝琦，最后以张老师的胜利在望而告终。这样的叙事框架所带来光明昂扬的基调，又抑
3、制了作品对青少年内伤揭示的沉痛感和危机意识忧患意识的表达。也造成班主任叙事与后来的创伤性叙事之间的差异性。与后来出现的典型的创伤性叙事之间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它的意义更在于开启了以书写创伤性记忆为开端的新时期文学与文化的崭新的话语空间。伤痕尽管有一个“化悲痛为力量”的光明的尾巴，但文本的故事层面却弥漫着一种痛彻肺腑的伤痛，一时间，讲述苦难记忆成了文学的一种潮流。作家成了苦难倾诉欲望的代言人。伤痕巨大的社会反响还来自文本对除政治生活之外的人的日常生活空间的明确的展现，在对摧残人性的罪恶势力的激烈的指控与否定中，文学恢复了对人性、人情、人的价值尊严的正面书写，这成了伤痕之后讲述苦难记忆文本的基本叙事
4、立场，也引起广泛的社会审美共鸣，有力地促进人的意识摆脱极左思潮长久的宰制走向觉醒，形成普泛性的人道主义社会思潮。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和现实的理想激情在一段时间内与日俱进，文学进一步剥离“文革”文学瞒与骗的叙事模式，全面恢复五四现实主义文学写真实和社会批判性的品格，“文革”、人民公社、大跃进、“反右派”以及1949年以来知识分子的遭遇等一段段被长期遮蔽的历史第一次某种程度地被敞开、擦亮。历史苦难记忆的讲述几乎涉及到社会各个阶层，尤其是这样几个社会群体，知识分子、“知青”、蒙冤受屈的老干部以及挣扎在贫困中的广大的农民。出现了一批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作品，如神圣的使命（王亚平）、
5、我该怎么办（陈国凯）罗孚山血泪祭（中杰英）、枫（郑义）、西望茅草地（陈建功）蹉跎岁月（叶辛）、晚霞消失的时候（礼平）、波动（赵振开）、一个冬天的童话（遇罗锦）小镇上的将军（陈世旭）等以及以王蒙、张贤亮、高晓声等为代表的中老年一代作家大量的创作。对民族苦难的普泛性的讲述，无疑极大地声援了新意识形态否定“文革”，揭批“四人帮”、平反冤假错案的战略部署。这也正是这一创作潮流成为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期文学的主流并迅速营造了“文革”后文学第一个繁荣局面的重要原因，当然，同时也是导致这一创作潮流种种局限性的重要原因。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期的文学，可以看成是“文革”后文学走向复苏的第一个阶段，评论界常
6、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来指称这一段时期出现的几个文学创作潮流。这三个概念和当代文学史中的诸多概念一样并不准确标示着文学自身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更多的只是表明文学与政治主流现实之间的对应关系。第二节： 新时期初年的小说一 对苦难的记忆讲述与反思讲述苦难记忆的创作潮流中，主要有这样两个作家群体，“归来者”作家群和“知青”一代作家群。知青一代对苦难记忆的讲述：1 愤怒、悔恨、悲哀（被摧残被愚弄的愤怒、回首往事的悔恨、悲哀）枫、一个冬天的童话、生活的路血色黄昏2返城后的新困惑本次列车终点（王安忆）南方的岸（孔捷生） 3 从复杂的历史过程中剥离出值得珍惜的因素，维护一代人的青春年华和献
7、身精神的价值。（对苦难的讲述开始转变视角）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雪城4 发掘底层民间可能有的人性品格（更带有个人记忆的色彩）史铁生我那遥远的清平湾张承志绿夜“归来者”一代对苦难的记忆与反思（一） 对50年代以来国家和民族苦难记忆的讲述：茹志鹃剪辑错的故事、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王蒙的蝴蝶、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方之的内奸、刘真的黑旗、李国文的月蚀鲁彦周天云山传奇等作品非常自觉地从执政党或其诤友的立场反思执政党的错误路线给自身事业带来的严重的挫折和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并由此使执政党与人民的关系所受到的影响；这一批作品基本上是对政治政策的反思，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定位。但强烈的忧患意识与
8、使命感，使这批作品对一定的历史时期现实的批判与揭露达到相当尖锐的程度。从维熙 以大墙下的红玉兰为代表的被称为“大墙文学”的系列作品（包括远去的白帆、泥泞、遗落在沙滩上的脚印等）与前苏联的古拉格群岛、癌病房为代表的“集中营文学”在思想底蕴和艺术形态上都有完全不同的面貌。大墙下的红玉兰典型地代表了“归来者”作家群社会批判的基调：并不具有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那样独立的社会批判立场，而是基于意识形态修复功能的一种必要的提醒，这批作品所提供的葛翎、李铜钟、张思远（蝴蝶）等形象已然是意识形态修复与重建的可靠承诺的文化符码。 （二） 知识分子自身惨痛经历与精神历程的叙写：较有影响的作品有鲁彦周的天云山传
9、奇、王蒙的布礼、杂色、张贤亮的土牢情话、灵与肉、绿化树、宗璞的我是谁等，在这些作品中个人的苦难被置于民族国家大叙事的框架下加以理性的思考，从而超越了对个人苦难的感性倾诉，具有较深远的历史感。但这一思考向度，却也带来这样的对个人苦难的认知：个人的苦难本身是不值得关注的，它所以被叙述那是因为它与民族国家苦难的关联，个人的生存被遮蔽在集体生存的宏大框架中，甚至心甘情愿成为伟大历史叙事祭坛上的牺牲，迅速与历史达成和解，甚至连起码的追问的勇气都没有。布礼片断：钟亦诚“我不悲观也不埋怨。比起我们党、国家和人民这些年付出的代价，个人的一点坎坷遭遇又算得了什么？”“宁愿付出一生的被委屈，一生的坎坷、一生被误解
10、的代价，即使他带着丑恶的帽子死去，即使他被17岁的可爱的革命小将用皮带和链条抽死，即使他死在自己的同志以党的名义射出的子弹下，他的内心仍然充满了光明，他不懊悔，不感伤，也毫无个人怨恨，更不会看破红尘。而张贤亮灵与肉、土牢情话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无不表现苦尽甘来，终成正果。（三） 对50年代以来农村深重的苦难讲述：周克琴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古华芙蓉镇、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漏斗户主，张贤亮的邢老汉和狗的故事，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这些作品通过普通的农民最基本的生存和情感的需要的被剥夺来揭示极左政治对农村经济农民生活的摧残与破坏及其在农民心灵上留下的深重的创伤。相比于前两类作品，这类作品叙事
11、更倾向于民间的视角，表现出更多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悲欢离合的关注，对苦难民间的体恤。但反思依然没有超出政治的框架，人性的罹难与复归、民间生活秩序的毁坏与修复，都与意识形态秩序的破坏与重建呈现明显的同构关系。政治伦理化和历史道德化的创作理念得到更加艺术化和富有乡土气息的表征，这类作品因此具有更强的可读性。讲述苦难的意义：基于人道主义启蒙的立场，人性关怀成为这一代人对苦难讲述与反思的重要视角：对人性罹难的忧愤与揭露，对扼杀摧残人性的社会之恶的理性的批判，不仅指涉极左政治而且指涉封建固疾。人物性格内涵的多样性、内心世界的丰富性，沉厚的命运感，使人性书写达到了1949年以来文学的最高水平。但也存在明显的
12、局限，首先是对苦难的认知上，苦难成了锤炼人格升华自我的最好的方式，甚至是历史进程的必要环节，因此使个体的承受具有了责无旁贷的意义。这样一来个人与历史迅速达成和解历经磨难终于苦尽甘来，无不欢欣鼓舞，焕发新的生命。既然个人的苦难既然只有在民族国家的集体大叙事中才能获得意义，那么当历史叙事已翻到拨乱反正重建秩序的一页时个人就应当迅速忘却苦难、化悲痛为力量、重振心志，从而忽略了心灵常常无法如意识形态秩序那样容易得到修复、重建。忽略了阿多诺所说的“奥斯威辛之后诗已经不存在了”这样的一种人性真实。正是对苦难认知的局限性，限制了对人性的深入。其次，“反思”这个概念在西方哲学中是包含内省的意味的，但事实上“归
13、来者”被指称为“反思文学”的创作几乎没有内省这一精神向度，面对劫难始终缺乏一种忏悔意识，个体始终没有把自己看成是罪恶与劫难的一部分，很少意识到在这场民族浩劫中，自己作为民族的一分子也有一份责任。二 对变革现实的介入这股文学潮流大致有这样的两类作品，一类是以蒋子龙的创作为代表的直接关注改革事件本身，所谓正面描写改革的作品。另一类作品以高晓声、何士光以及贾平凹这一时期的创作为代表，更注重改革对普通人生活的影响，尤其是对普通人精神生活领域的影响。这类作品亦被认为是侧面描写改革的作品。直接描写改革的作品：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开拓者、赤橙黄绿青蓝紫、燕赵悲歌、锅碗瓢盆交响曲除蒋子龙作品外，侧重直接描写改
14、革事件，在当时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作品还有柯云路的三千万、新星、昼与夜，水运宪的祸起萧墙，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张贤亮的男人的风格等。这些作品全方位地描写发生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改革，晓喻改革的迫切性、必要性，探讨改革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反映改革的艰难曲折，具有强烈的问题小说意识和一定的社会批判的品格。其中有的作品不局限于反映改革事件本身而涉及到人们的文化伦理观念、情感世界等更多的领域，呈现出更广阔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比如沉重的翅膀、花园街五号等。首先，在反映现实的基本精神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将现实简单化、表面化、观念化的倾向，改革与反改革的斗争总是被处理成剑拔弩张，双方的较量被过
15、分的传奇化、戏剧化。对现实的简单化的认识必然带来艺术形式上的模式化。（人物设置上通常是改革派（正面人物）为一方，反改革派（反面人物）为一方形成阵线分明的二元对立，有时再加上动摇于二者之间的中间派，这是“17年文学”典型人物组合方式。叙事大都是改革派历尽艰辛，终于取得胜利以正剧鼓舞人心，如乔厂长上任记，或遭致失败以悲剧震撼人心（如祸起萧墙），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文革”前小说方案之争，落后与先进之争，“文革”小说路线之争的叙事模式的翻版。）其次，在对改革进程的认知上创作主体把改革的成功系于个别具有雄强魄力的铁腕人物身上。乔光朴、车蓬宽（开拓者）、武耕新（燕赵悲歌）、傅连山（祸起萧墙）、李向南（新星）
16、无一不是这种铁腕英雄。由此导致个人强权意识以及“清官意识”、“青天意识”和“钦差意识”，在我们这样的官本位文化语境中，也许事实就是如此，但改革的目的恰正是要由建立在“清官意识”、奴化意识基础上传统的人治社会向建立在公民意识基础上的现代法理社会转型，而上述这些作品或多或少地存在宣扬铁腕人物的人治来促进改革的倾向，创作主体没有真正意识到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其目的是为了调动每个主体的积极性、创造性，克服传统的奴化意识，根除专制生成的土壤，我们需要的是民主化而非人格神。 这正是这类“改革叙事”的悖论。再次，铁腕崇拜还带来人物性格单向性与雷同化。改革者们除了改革，没有其他任何的精神向度。性格内涵基本上都是
17、大刀阔斧、披荆斩棘，“虽有弱点绝无原则错误，虽有失败但绝非错误所致。”乔光朴无疑是他们性格的原型。乔光朴的性格母型被作者自己和其他作家不断的复制演绎，在演绎的过程中固然也不断地添加主人公不同的思想方式、改革措施以及色彩缤纷的罗曼史等，但这些加在一起不足以构成改革者作为人的丰富性，不足以产生与乔光朴异质性的性格基质。由于社会对改革的强烈的渴望，这些“理想化”的人物形象大都能引起一阵轰动，但随着现实的日趋复杂，其可信度日益降低，又不具有丰富美感基质给人们的精神生活提供更多的内容，被时间所淡忘几乎是一种必然。关注普通人在改革中的生存遭际（包括精神与物质遭际）的作品：（间接描写改革作品）何士光的乡场上
18、通过偏僻的山村梨花屯乡场一个极富寓言意味的短暂场景的描绘，折射出农民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前后漫长的精神历程，表达经济上翻身带来农民精神上的独立、人的尊严与价值的恢复这样的主题。这里已然包含了一个新的时代开始时知识分子对未来的一厢情愿的美好愿望，这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具有相当的普泛性。与何士光式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单向思维和带有图解痕迹的叙事相比，高晓声的创作更多地呈现了轰轰烈烈的改革背后农民精神世界因袭的迟缓、沉重与复杂。高晓声：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漏斗户主、李顺大造屋、陈奂生上城和长篇小说陈奂生上城出国记、青天在上等。在李顺大造屋、漏斗户主极其简单的故事等这些讲述极左政治给农民带来深重灾难的作
19、品中，他就注意到了农民精神因袭的沉重，并将政治批判与文化批判相结合，揭示李顺大、陈奂生们在对执政党和新社会的热爱中所包含的麻木愚昧和奴性心理及其产生的原因。一方面，造屋、吃饱肚子作为“翻身农民”朴素的奋斗目标正是农民成为社会主义历史主体的象征，但“翻身”几十年来连这样的基本目标都显得高不可攀，谈何成为历史主体。长期社会主义集体化的小生产，极左政治政策对农村的宰制，农民被管得没有任何生产和生活的自主权，再加上乡村干部横行乡里；另一方面，乡村文化中始终存在的沉重的封建文化因袭。历史与现实的纵横交错的压力终于造成陈奂生们根深蒂固的阿Q式的奴性和精神胜利法。如果说李顺大造屋、漏斗户主写出了在李顺大、陈
20、焕生们身上物质的贫困与精神贫困互相依存；那么从陈奂生进城开始的包括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陈奂生出国等作品则注重书写改革开放以后物质的富裕并不能带来陈奂生们精神固疾的疗治。陈奂生的形象具有社会群体的文化审视价值。表现了作家对现实改革的文化思考。但从陈奂生进城开始文化批判成了高晓声现实主义基本的表现形态，许多现实中源于体制弊端的丑恶现象也常常被看成是传统的文化基因的现代表现，社会批判渐渐淡出，代之以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阐释与赞颂，一味地追求让主人公陈奂生身上留下现实改革的每一个痕迹而忽视了人物性格的本身逻辑自洽性。高晓声创作的艺术成就在当时也是相当值得称道的。新时期早期现实主义的恢复很长一段时间只停
21、留在观念形态上，真正在现实主义艺术技巧方面取得成功的作品并不多见，高晓声的小说算是其中的一例。在他的小说中，人物事件很少直接呈现，大多通过作者从容简约的概括叙述间接地传达给读者，显然这是受中国传统的讲故事的叙事方式的影响，但又不围绕一个具体的事件结构故事，也不组织充满矛盾冲突的戏剧化的情节，而是将人物几十年的普通生活压缩到一个焦点来反映。注重通过人物富有特征的语言、行动、细节来刻画人物，尤其是典型的细节描写，洗炼而带有农民式幽默和苏南方言特色的语言，使作品具有质朴的乡土气息。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入，改革洪流对现实影响的复杂、多元与深幽日益呈显，同时，时代思想文化资源的挖掘与积淀也与日俱进，于是，1
22、983年前后，出现了一批在对普通人生存际遇的关切中多元化地思考改革的较有深度的作品，如贾平凹的小月前本、腊月正月、鸡窝洼的人家，王润之的鲁班的子孙，路遥的人生，张炜的秋天的思索等。119第三节：新时期之初的诗歌（参阅课本第三十章p138）一 新时期之初诗坛的概况1 诗歌的位置：在新时期之初，诗歌和小说、戏剧一样承担着表达社会情绪的主要职责（与后来在文学中的边缘化不同，随着社会的消费化、靠诗歌获取名利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诗歌必然边缘化）甚至处于引领文学诸样式潮流的位置。（官方、民间的诗歌刊物大量涌现）2 新时期诗歌的资源：五四新诗的另一脉传统（带有现代主义倾向）受到重视，七月、九叶被重新发现。“七
23、月”对现实的批判精神、“九叶”对个体的经验、心理的开拓上为这一时期的诗歌提供了重要启示，外国诗歌的译介（包括港台）3 诗人的构成：“归来者”诗人群体138中年诗人群体：以雷抒雁、叶文福、骆耕野等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诗歌创作 ，从政治题材中直接获取诗意。青年诗人群体朦胧诗二 朦胧诗1 朦胧诗的滥觞。p139文革中的地下诗歌群落：郭路生（食指）的诗歌创作贵州诗歌群：黄翔、哑默等人白洋淀诗群：指文革期间（1969-1976）由北京赴河北水乡插队的知青构成的诗歌创作群体，主要成员有芒、多多、根子、方含、林莽，还包括北岛、严力、江河、郑义、陈凯歌等文学青年（他们属于广义的白洋淀诗人群）。（白洋淀诗群诗歌也有
24、外来资源，并非人们认为的那样完成是文化荒漠中自发的产物）这一时期舒婷、顾城也开始写诗，共同成为1978年后朦胧诗的滥觞。2 朦胧诗的诞生：1978年12月影响一代人的诗歌刊物、扭转当代诗歌历史进程的油印刊物今天诞生（北岛、芒克），同时也标志了这股现代诗潮从地下转向地上，加入文革后文学大潮中。命名以及争论 （教程264）“三个崛起”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徐敬亚崛起的诗群（140）为朦胧诗鸣锣开道， 朦胧诗在各种严厉的警告中渐渐确立起自己在中国当代诗歌转折中的地位3 朦胧诗的美学特征：1394 朦胧诗的主要诗人北岛顾城舒婷1983年左右，朦胧诗转向，杨炼、江河以古代神话为资源的寻根诗（或称文化史诗）与朦胧诗拉开了距离。杨炼写作了大雁塔、诺日朗、半坡、敦煌、西藏、逝者、自在者说、与死亡对称等大型组诗 ,.江河祖国啊，祖国纪念碑与此同时，昌耀、杨牧、周涛为代表的新边塞诗颇受关注。稍后，更年轻的“第三代诗人”出笼p14080年代中期以后，以翟永明、伊蕾等人为代表的“女性诗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