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阿马蒂亚森（1991）指出“贫困的真正含义是贫困人口缺乏创造收入的能力或缺乏享受并获取正常生活的能力。”（二）国内的研究 国内对贫困概念的研究远远晚于国外学者，而且他们的研究主要是为了阐述他们的其他相关观点而对其进行的界定。国内学者的界定大都借鉴了国外这方面优秀的研究成果，普遍延续着国外“缺乏论”的研究思路，提出以权利、能力缺失为核心的“社会排斥”说。我国学者肖文涛（1998）提出应当把维持生存所必需消费的商品和劳务的最低费用作为划分我国城市贫困人口的标准。童星和林闽钢（1994）则认为贫困是经济、社会、文化落后的总称。康晓光（1995）更深刻的提出贫困是由于人们不能合法地获得基本的物质生活
2、条件和参与基本的社会活动的机会，以至于不能维持一种个人生理和社会文化可以接受的生活水准的生活状态。关信平（1999）认为：贫困是指在某些特定的社会背景下，部分社会成员由于必要生存资源的缺乏，使得其在获得正常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方面的权利在一定程度上被剥夺，使得他们的生活水平持续性的低于该社会的常规生活标准。另外，李实（2002）通过综合考虑收入标准和消费标准，认为我国的城镇贫困共有三种类型，即持久性贫困、暂时性贫困和选择性贫困。在所调查的贫困人口中，有一大部分是属于选择性贫困，即他们的收入比贫困线高而消费比贫困线低。（三）城市贫困涵义1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 国内外对于贫困概念的认识还体现在对操作意
3、义上的绝对贫困和理解意义上的相对贫困概念的区分。其中代表性的观点，如彼特阿尔柯克（1993）在认识贫困一书中提到：绝对贫困是按照一种较为客观的标准界定的，是建立在维持生存概念的基础上的。而他所谓的维持生存，即延续生命的最低要求。由于人们没有足以延续生命的必需品，因此其生存状态低于维持生存的水平，就会遭受绝对贫困。相对贫困是按照一种较为主观的标准界定的，一个相对贫困的定义是建立在对穷人与其他不贫穷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相比较的基础上的。而这种比较通常要涉及到测度全社会平均生活水平的问题。童星、林闽钢（1994）结合我国农户的生活状况，按贫困的程度，将其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两种。他们认为，绝对贫困泛
4、指那些基本生活没有保证，温饱没有得到解决，以至于不能维持或难以维持简单再生产。相对的，如果温饱能够基本解决、简单再生产也能够维持，但还是其扩大再生产的能力还是缺乏或是很弱，且出于一种低于社会公认的基本生活水平，这种情况则属于相对贫困。可见，绝对贫困是一种客观意义上的，以基本生活无法得到保障为标准的贫困；相对贫困则是一种较为主观的判断，是以保障基本生活为参照物，以权利、可行能力方面的缺乏为特征的，更为普遍意义上的贫困。它具有相对性、动态性、不平等性和主观性等特点。二、我国城市贫困人口迅速增加的原因 我国的城市贫困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新一轮经济结构的调整而产生的一个新的社会现象。导致城市贫困
5、产生的原因主要要： （一）经济结构调整 杨钢、王丽娟（2001）在分析了我国城市贫困的现状之后，将城市贫困的原因归结为两个方面：“从国际上看，城市贫困等社会问题是伴随城市化进程的产生而产生的；从国内来看，深层的原因则是在于体制转轨导致社会分层结构向两极分化发展”，进而从城市化、国企改革、提高劳动者素质、创新扶贫制度等方面提出城市反贫困的相关对策。洪大用（2002）从制度创新出发，对城市扶贫中组织创新的作用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指出可从组织创新的角度实现城市反贫困。王莉丽（2008 年）认为现阶段中国城市贫困群体主要来自国有企业改革和产业调整中失业的群体、资源枯竭型城市具有正常劳动能力的居民、退休较
6、早仅依赖退休金生活的老年人、流入城市的部分农村人口。城镇居民中老、弱、病、孤、寡，等传统贫困群体所占比例缩小，贫困人口主体主要是由于结构变迁催生的下岗、失业等新贫困层。 （二）失业与就业 高凤敏 （2007 年）认为不同于农村贫困，与城市贫困关联最为密切的就是城市居民的下岗失业问题，下岗就意味着失去了工资收人，而这正是城市居民的主要经济来源，股息、红利等收人所占比重很少。余培源（2008年）也认为因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深入，原有的企业经营体制，就业体制，收入分配体制被打破，致使大量隐性失业人员迅速表面化，许多人失去工作和主要收入来源，没有可靠的收入来源必然导致贫困。 与传统失业贫困的理论不同，
7、王丽艳（2008）、张勉（2006）将失业分析和就业质量分析结合起来。王丽艳（2008）从工资、福利、工作的稳定性、职业发展机会、工作一家庭的平衡、劳资关系、公平和员工进谏行为等七个维度分析了目前我国城镇贫困群体就业质量的现状，认为我国城市就业质量不高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张勉（2006）基于对就业质量的理解，利用就业稳定性指数、工作质量指数、劳资关系指数、福利与保障指数、职业发展指数五个指标建立一个指标体系，来说明我国目前城市贫困群体的就业质量比较低下的问题。 （三）个人收入差距拉大，社会分配不公平问题突出 苏应俊（2008年）认为社会经济改革的利益与成本分配不均，导致部分城市居民家庭日益陷
8、入贫困状态。陈宝勤（2008）认为近年来，我国城市居民开始出现两级分化的趋势，收入差距和财富占有差距不断拉大。在巨大的贫富差距下，占有大量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的强势群体已开始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而低收入群体由于缺乏组织依托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有效途径，因此也失去了许多本应平等享有的发展机会，进而导致他们对强势群体的依附。吴忠民（2007年）认为机会平等是社会公正的一项重要原则，社会分配不公平无疑是城市贫困问题的重要的一个原因。 （四）城市杜会主义保障制度的薄弱 城市贫困往往与社会保障制度相联系，因此从这一角度出发形成了大量的研究成果：黄爱芳（2005）通过对国内外社会保障制度的对比研究，提
9、出从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保障立法以及社保制度与就业的互动四个角度提出了反贫困对策建议。刘静姿（2006）从法经济学的角度，对我国现行的社会救助法进行了研究，以此为基础对城市贫困现象进行研究。胡杰成（2007）从“积极福利”的角度对我国现行的城市扶贫政策进行了分析，认为其存在明显的消极性，“即侧重于从外部对贫困者进行生活救助，而相对忽视了挖掘和激发贫困者自身的潜能”，认为应该营建更加积极的城市扶贫政策。李敏（2008）在对现行社会救助制度分析的基础上认为，由于受财政预算约束的影响以及最低生活保障线设置过高产生的“贫困陷阱”和相关的“道德风险”，我国最低生活保障线设置普遍太低。这是造成我国城市
10、贫困的虽主要原因。梁学平（2008）在对转型期我国弱势群体社会保障需求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理性的应以“权利”为立足点对弱势群体进行保护。陈银娥（2008）直接从贫困与社会福利制度的关系出发，对我国提出我国社会福利制度建设提出了若干建议：应采取更加积极的社会福利政策，循序渐进地建立起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体系，逐步实现社会福利供给主体的多元化，加快社会福利的法制化进程，建立以工作为本的社会福利制度等。 （五）家庭及个人的原因 苟桂杰（2006年）认为城市居民贫困问题产生的原因不仅有历史原因、社会经济原因，还有个人及家庭的自身因素。一是家庭成员的就业面、在家庭就业者平均工资性收人和非工资性收人一定的条件
11、下，家庭人均收人完全取决于就业面，即家庭就业人口数量/家庭人口数量。二是家庭结构。从家庭结构来看，家庭中的成员可分两类：一是不具有劳动能力或只有部分劳动能力者。如老年人、未成年人、因病或因残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二是完全具有劳动能力者。前者由于自身条件的影响，不可能就业或就业难度大，从而使家庭就业面低，在其它因素家庭就会陷人贫困。 就业者本身受教育程度。文化程度的高低是衡量个人素质高低的重要因素，也是个人社会生存能力的内在基础。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1998）认为，贫困的真正含义是贫困人口创造收入的能力和机会的贫困，贫困意味着贫困人口缺少获取和享有正常生活的能力。劳动者自身素质低下，或
12、说个人能力的不足，不能适应结构调整及技术更新的需要，是其陷入贫困的终极根源。三、解决城市贫困的策略 城市贫困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并及时制定扶贫政策，缓解城市贫困问题。 洪朝辉（2003）在对我国目前城市贫困现象研究的基础上，运用社会权利贫困的理论框架，对社会权利贫困中的“中国现象”进行了多角度的阐释。其中包括现行法律法规没有能够很好的保障公民的平等权利；很多明文规定的权利很难得到强制执行；一大批特定的弱势群体（非正规就业人员、“土地工、长期流动人口等）的社会权利严重不足；弱势群体缺少参与规则制定的权利等。屠国玺（2006）从资源分配权、社会保障权和就业机会三
13、个角度分析指出，城市贫困人群之所以贫困的根源在于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方面的权利缺失。相应的城市反贫困策略的出发点应该是赋予贫困人口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基本权利，而不仅仅是单纯的物质救济。何慧超（2008）从可行能力的角度认为，城市贫困的本质是可行能力的贫困或被剥夺，可以通过提供恰当的公共政策来提高可行能力，实现其参与实际生活的自由。 我国很多学者还从多个角度对城市贫困对策进行了综合性分析，如关信平（2000）、胡鞍钢、常志霄（2000）、王朝明（2000、2003）、李军（2000）、刘玉亭、何深静、顾朝明（2002）、李明锦（2002）、李兰英（2003）、王德文、李强（2005）、涂
14、丽静（2005）、马春辉（2005）、徐金锋（2006）、钱林（2007）、胡立杰 （2008）等。其中李军（2000）从完善城市反贫困的社会保障制度、理顺城镇个人收入分配关系、实施人力资源开发战略、建立与完善城市反贫困的法律体系、借鉴国际城市反贫困经验教训等五个方面对城市反贫困进行了一系列构建，较具有代表性。胡鞍钢、常志霄（2000）认为，我国城镇贫困率不断上升是因为人均收入的增长刚不上人均GDP的增长，同时财政体系和住房市场改革都存在不平等分配。就城市反贫困而言，必须建立一个一揽子的宏观经济政策，必须将就业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区域发展政策包含在内。朝明（2000）在对我国城市贫困现
15、象分析的基础上，对政府系统、企业系统、社会系统、文化教育和科技系统对我国城市扶贫提出自己的解困设想。唐钧 （2003）在对“城市扶贫和“可持续生计概念界定的基础上，提出建立一个以社区为依托，以城市扶贫和发展可持续生计为目的的工作机制和社会政策体系。 城市贫困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引起了很多其他学科的关注，纷纷从各自的学科背景出发，对城市的反贫困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1）从立法角度的分析，如肖文涛（1997）在对我国城市贫困复杂性分析的基础上，提出通过立法的手段，建立和实施符合我国国情的城市反贫困策略。 （2）从社会工作角度的分析，如程胜利（2004）在城市贫困现状分析的基础上，对社会工作在城市反贫
16、困中的作用进行了解析，认为“助人自助”的专业社会工作服务在城市反贫困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3）从城市特权的视角的分析，如屠国玺（2006）认为在城乡二元结构的情况下，解决城市贫困问题的关键就是在打破户籍制度的基础上，实现劳动力真正市场化流动，给予流动人口和城市人口同等的权利待遇。四、结束语 城市贫困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而来，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也是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变的必经阶段。城市贫困问题如果得不到缓解，不仅会影响贫困群体的生存和发展，更会带来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我国城市贫困问题已经引起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而目前学界对城市贫困问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解决贫困问题，关键在于找出致贫原因，对症下药。城市反贫困任重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