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这是历史上日本第一次要求对等交流，同中国平起平坐。日本对中国“不买账”由此而起，以后日本便同唐朝、元朝对抗，甚至为拒绝臣纳贡不惜同忽必烈对抗。其实忽必烈很有洞察力，从日本与唐朝争夺朝鲜的主导权和不愿回到臣属关系就判断出日本不是省油的灯，迟早会给亚洲大陆带来祸害。与其让其做大，不如先发制人，及早解决之。日本自源氏家族在关东兴起并灭亡平氏家族为标志步入幕府统治时代，开始了长达数百年的封建割据局面。到了明代，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经济、文化、思想、宗教、建筑。戏剧、绘画、茶道等文明成果已具规模，加上长期内战所积累的丰富战争经验，便一反长期臣服和对等交流态度，毫不犹豫地产生要鲸吞中国、朝鲜，做亚洲大陆甚
2、至世界“领导者”想法和行动。近代自“明治维新”以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现代 化转型领先的日本就一直自视其高，并毫无顾忌地以武力向亚洲大陆扩张。二、冷战时期中日关系的回顾二战结束以后，在美国的影响下，日本政府逐渐确立了以日美关系为基轴的外交政策。采取“对美一边倒”外交政策的直接结果就是导致日本政府的基本内政与外交行为都在美国政府的操纵和掌控之下。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日本政府追随美国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并于1952年4月28日同反动的台湾当局签订了所谓的“日台和约”，致使中日政治关系在此后的20年间几乎陷于断绝状态。在政治关系断绝的形势下，民间交往成为中日两国相互沟通的唯一渠道。 中国方面，早在
3、5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就提出了“愿意同日本建立正常关系”的方针。鉴于日本政府对此始终不予响应，中国以“政经不可分”为基本原则，采取“渐进积累方式”，开展了旨在促进中日关系改善的民间外交，使中日民间经济与人员交往有了发展。1954年10月30日，李德全、廖承志率红十字会代表团访日，这是我民间代表团首次访日。1957年6月2日，日本首相岸信介访台，支持蒋介石“收复”大陆。7月25日，周总理会见日本记者驳斥岸信介敌视中国的政策。1958年5月2日，长崎发生日本右翼侮辱我国旗事件，中日贸易因此中断。7月7日，我国提出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日本停止反华言行；停止制造“两个中国”；不再阻挠两国关系正常化
4、。1960年8月27日，周总理会见日本贸易界人士，提出我国“对日贸易三原则”：政府协定；民间合作；个别照顾。通过多方努力，在1962年11月9日，廖承志与日方代表高碕达之助签署了中日民间贸易备忘录，这标志着“民间形式，官方认同”、“半民半官，亦民亦官”关系的出现。在此前提下，中日经济与人员交往克服了重重困难而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也正是由于有了这些渐进积累的基础，在交流渠道及方式等方面，为恢复邦交后两国关系的飞跃发展准备了良好条件。1971年10月2日，我国提出“中日复交三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蒋和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
5、除。1971年，联合国通过决议，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同时美国对日本搞“越顶外交”，1972年2月实现尼克松访华，不但震惊了整个世界，而且对日本政界造成了巨大冲击。于是，在日本国内，要求恢复两国邦交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在各方力量的推动下，1972年7月上台的首相田中角荣排除了种种干扰，于9月2529日成功访华，两国发表了中日联合声明，正式宣告两国邦交正常化。以中日联合声明为转机，日本彻底改变了奉行20余年的敌视中国的政策，转而采取同中国发展“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的政策。中日联合声明发表后，双方经过4年的谈判，于1978年10月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通过法律程序正式确认中日联合声明是“两
6、国间和平友好关系的基础，联合声明所表明的各项原则应予严格遵守”。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成为指导两国关系的纲领性文件，为发展和平友好关系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总的来看，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对华关系在日本外交中的优先顺序得到了数次调整。1972年中日复交以后，对华关系成为日本正常的对外关系之一。由于中日间存在着特殊的历史文化联系与地理上的邻近性，以及中国作为大国所具备的国际政治地位和经济潜力，使对华关系在日本外交中的地位上升。1978年中日签署和平友好条约以后，日本放弃了“等距离”方针，把对华关系在其外交体系中的优先顺序提到对苏关系之前。在80年代，日本进一步提高了对华关系的地位，把它称之
7、为“日本外交的重要支柱”。90年代初，日本开始使用“日中关系与日美关系同等重要”的提法。这虽有些名实不符，但日本从未把这种提法用于其他对外关系上，由此可见对华关系在日本外交中确实占有重要地位。可以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关系得到了全面、迅速的发展。两国领导人经常互访，官方、半官方及民间的协商机制不断完善。以贸易、投资、援助为主要内容的中日经济关系迅速发展，教育与文化交流也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总之，自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一直到90年代初期，中日两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关系都有了巨大发展，可以说是一个“蜜月时期”。三、90年代以来中日关系的发展 1989年中国发生“六四”风波以后，西方国家
8、先后发动对华制裁，日本也加入其列。但与西方其他国家不同，日本在对华制裁的态度和力度上都有所保留，宇野首相曾就对华制裁问题在参、众议院发表的演说中认为：“应该知道日中关系与美中关系是完全不同的采取制裁措施是对邻国的失礼。”从1990年开始，日本率先采取措施缓和对华制裁，并逐渐恢复两国高层往来和对华ODA项目。1991年8月10日日本首相海部俊树访问中国，这是“六四”风波以后访华的第一位西方国家现任政府首脑，也标志着中日关系恢复正常。199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为进一步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江泽民总书记应日本政府邀请于4月6日至10日访问日本，在日期间江总书记同日本朝野政要多次举行会谈，加深
9、相互理解。为推动中日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起到重要促进作用。应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的邀请，10月23日到28日，日本明仁天皇及皇后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这是日中二千年的交流史上日本天皇第一次访问中国，其意义不言而喻。在这次访华过程中，日本天皇还就历史问题表态说：“在两国关系悠久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段我国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苦难的不幸时期，我对此深感痛心。战争结束以后，我国国民基于不再重演这种战争的深刻反省，下定决心，一定要走和平国家的道路。”并衷心希望日中两国的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成为“不可动摇的关系”。日本天皇的这次访华在中日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获得圆满成功，把中日友好推向一个新的高潮。然而进入
10、20世纪90代中后期，特别是1993年以来，两国关系不断产生波折，影响两国正常政治关系的事件、因素不断出现，其势头大有不可遏止之势，从而直接导致两国关系迅速滑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从全球背景看，“进入90年代，随着以美苏对抗为主要内容的冷战时代的结束，旧的国际秩序已经瓦解，新的国际秩序尚未形成，在这样一个大调整、大转换的时期，中日关系同样面临着重要的转变”。7苏联的解体使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而中国成为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因此美日同盟从共同抑苏逐渐转变为抑制中国，视中国为潜在“威胁”，美、中、日三国关系的重新定位，无疑给中日关系带来负面影响。针对上述各种不利于中日关系发展的因素，两
11、国都先后采取了一些措施，以使两国关系走上正常轨道。到90年代末，中日关系出现了一些可喜的变化。1997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25周年，以此为契机，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于9月4日访问中国 ，并作为战后日本第一位现职首相访问我国东北地区，参观“九一八”纪念馆；同年11月11日，李鹏总理访日，提出发展中日关系的五原则，即“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求同存异，妥善处理分歧；加强对话，增进了解；互利互惠，深化经济合作；面向未来，实现友世代友好。中日关系有所缓和。1998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20周年，4月21日，国家副主席胡锦涛访日，强调发展中日关系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11月25日江泽民主席访日，这是中国国
12、家元首首次访问日本，经过双方的互相谅解和多次协商，发表了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中日联合宣言，成为“面向21世纪、规范中日关系发展框架的第三个重要文件”，确定了21世纪中日关系的发展方向。1999年7月8日，小渊首相正式访华。2000年中日政府高层互访更加频繁，中日关系呈现出回升趋势。4月4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曾庆红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对日本进行友好访问；5月10日唐家璇外长访日；5月20日江泽民主席会见5000多名日本各界组成的日中文化观光交流使节团，就发展民间友好发表重要讲话；5月29日，日本执政三党干事长访华；8月28日日外务大臣河野洋平应邀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10月1
13、2日朱镕基总理成功访问日本。总之在中日两国政府以及民间力量的共同努力下，中日关系终于走出政治摩擦的低谷，出现良好发展的势头。中日两国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应该说是一波三折。 “进入90年代以后，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呈现出新的特点。一方面，两国经贸合作与交流持续发展，已逐渐形成了互补互利、形式多样、日益密切的经贸合作关系。另一方面，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两国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却有所增加，经济上的良好合作与政治上的不断摩擦形成了反差，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平添了变数”。四、21世纪中日关系的发展 21世纪的中日关系将在新的基础上曲折发展。 第一特征，综合国力日趋均衡。 一部漫长的古代史，基本上是“中强
14、日弱”的历史；而近百年的近现代史，则主要是“日强中弱”的历史。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大国化和日本的政治大国化出现了双向交叉发展势头。中日关系经历了“中强日弱”、“日强中弱”两种形态以后，首次出现了中日国力趋向均衡即“中日两强”之势。 就目前而言，中日国力均衡是一种逐步实现的趋势，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心理预期均衡”。但从国际政治和对外影响的角度看，长期以来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确立了独特的政治地位，在经济与技术领域正采取跨越式发展和全面赶超的态势。这一国力变化趋势对中日两国的战略心理、外交态势和相互关系产生着很大影响。 第二特征，相互依存日益深化。 在政治领域，1972年9月29日的中日联合声
15、明和1978年8月12日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就中日间最重要的政治与安全事项作了原则规定。1998年11月26日的中日联合宣言，就冷战后新形势下的中日关系诸原则作了补充规定。在这三个基本文件的指导下，中日政治关系取得了长足进展，两国高层往来和政府间交流与合作日趋密切。 在安全领域，中日间三个基本文件为两国睦邻友好、永不再战奠定了基础。回顾近现代中日关系史就可知晓，最近30年间中日安全关系处于19世纪后期以来的最好状态。近年来，中日间安全对话与交流正在起步，国防高层互访已在进行，军官交流有待启动，舰艇互访等军事交流有望实现。 在经贸领域，1972年中日贸易总额仅为10.38亿美元，2001年则已达8
16、92亿美元（日方统计）。日本已连续近十年成为中国的首位贸易伙伴，中国连续多年成为日本的第二位贸易伙伴。中日贸易在优势互补的基调下正从“垂直分工型”向“水平分工型”转变。日本是中国吸收外资、引进技术的主要对象国之一。截至2000年7月底，中国吸引日资的累计合同金额370.26亿美元，实际使用265.8亿美元，日本仅次于美国而为第二位的对华投资国。1980年以来，日本政府对中国提供了政府开发援助。截至2000年，其对华政府贷款总额达26507.07亿日元，无偿援助1233.25亿日元，技术合作1244.41亿日元。 在民间领域，中日各界人际交流快速扩大，由70年代初期只有几千人相互往来发展到每年数
17、百万人进行互访。2001年，在日本出游人数中访问中国者上升为238万人次而跃居第一位。中日友好城市已逾200对。第三特征，心理因素趋向对等。 在古代，中国人形成了以已为“华”、以他为“夷”的自我中心意识。近代以来，日本人形成了“脱亚入欧”、蔑视东亚的优等意识。中日关系史证明，中日在历史上先后形成的优劣心理以及近现代造成的历史积怨和感情隔阂是根深蒂固的，至今并未得到真正缓解。20世纪末21世纪初，以中日国力均衡化趋势为依托，两国间出现了感情碰撞似乎更加激烈的局面。其实，这正是中日相互心理趋向对等的一个转折契机和必经阶段。 日本曾是对欧美列强的“赶超者”和后起的非欧美“经济巨人”，如今中国则是继日
18、本崛起后的东亚“醒狮”和“腾飞的龙”。当年美欧各国曾以复杂失衡的心态望着日本这个“暴发户”的崛起，在一些心态扭曲者的煽动下“日本威胁论”在欧美风行一时。如今，当中国从百年沉睡中觉醒而终于走上现代化快车道时，日美欧一些势力在阴暗心理的驱动下正使“中国威胁论”在西方媒体上风行起来。 当前中日关系正处在调节相互心理的过渡期。中日两国人士都应能看到，两国间利益上的相互依存正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相互交流已是势不可挡。因此，当前对中日关系不应只看树木不看森林，而宜看到两国关系迅速发展的全局和主流。第四特征，重新审视相互政策。 以国力、利益、心理的变化趋势为背景，中日两国都在重新审视对方。1998年11月，
19、中日两国就建设“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达成了共识。1999年以来，中日关系在高层往来、经贸关系、安全对话、地区合作等方面均有了进一步发展。中日建设“伙伴关系”的进程，是两国不断调整政策、心态及相互关系的过程。目前，这一进程处于初步走上正轨的阶段。应当清醒地看到，中日间形成一种战略互信的新型关系，依然任重而道远。四、中日发展前景 中日走向战略对话，意味着两国关系正处于迈向更高层次的入口处。近年来，中日各界精英纷纷描绘着21世纪中日关系的蓝图。在各式各类的方案中，中日共筑“东亚共同体”的模式是最能体现中日双赢发展的未来前景。 地区一体化是当今世界上与经济全球化并驾齐驱的两大潮流之一。
20、在环太平洋地区存在着亚太、东亚、东南亚和东北亚这三个层次的区域、次区域结构。其中，东亚合作机制的发育明显滞后，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日两国尚未能就推动东亚合作达成战略共识。中日作为两个东亚大国，具有强盛的国力和举足轻重的对外影响。没有中日合作，“东亚共同体”的远景终将成为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中日共同推动“东亚共同体”，意味着中日融入地区合作机制，在其中作为东亚两个主要大国与其他成员国和睦相处和共同发展。 中日共同推动“东亚共同体”的发展将是21世纪的一个长期、耐心的进程，其间需要成功地度过一些重要的中间环节。其中，摒弃“一山不容二虎”的“零和”观念、形成“双赢”的战略心理和现实条件，是尤其关键的环节。 展望21世纪，中日关系面临着诸多历史性机遇与挑战。中日两国应抓住良好机遇迎接严峻挑战，共同推动21世纪的中日关系朝向更好的前景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