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07年，中国留日学生刘师培、张继、何震等人受日本无政府党影响，发起组织“社会主义讲习会”，声明其宗旨“不仅以实行社会主义为止，乃以无政府主义为目的者也。”他们出版天义报（1901年6月1日创刊，出至第11号被日本政府禁止），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主张。与此同时，在法国巴黎，李石曾、吴稚晖、褚民宜等接受张静江资助编辑出版新世纪周刊（共出121期，至1910年5月停刊）、新世纪杂刊，又发行新世纪丛刊等小册子，其内容都以介绍巴枯宁、蒲鲁东、克鲁泡特金等人的学说和各国无政府党活动为主。这些对无政府主义倾注了大量心血进行宣传、介绍的旅日与旅法知识分子，多和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有比较紧密的关系，这就使
2、无政府主义对中国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产生了一定影响。1912年5月，刘师复基于其唯无政府主义才能救中国的认知，决意以振兴无政府主义思潮为己任，在广州创立“晦鸣学社”。大家一起学习、一起劳动，互相协助，过着大锅饭式的“共产主义”生活，并积极展开宣传无政府主义活动，翻印法国出版的新世纪丛刊，从新世纪周刊中选择名作辑为无政府粹言、无政府主义名著丛刊，又创办晦鸣学社的机关刊物晦鸣录（该刊印行二期后，被广东封建官僚龙济光封禁，不得不迁往澳门，改名为民声，出版了第三、第四期，又遭袁世凯怂恿葡人干涉而被禁，转迁至上海，到1916年共出二十九期）。同时，刘师复又与彼岸、纪彭发起组织了“心社”，规定十二条社约：
3、不食肉、不饮酒、不吸烟、不用仆役、不坐人力车轿、不婚姻、不称族姓、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不入政党、不做海陆军人、不奉宗教，完全履行者为社员，部分履行者为赞成人。社约中包含着反对封建传统的精神，也有以禁欲主义对抗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企图。师复彻底奉行社约直至去世，据说其“生病很重的时候，医生屡劝先生食肉，先生以死自矣，终不破戒”，这就给世人留下了一个虔诚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形象。 刘师复提出无政府的要义是反对强权，灭除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一个“无地主、无资本家，无首领、夫官吏，无代表、无家长，无军队、无监狱、无警房、无裁判所、无法律，无宗教，无婚姻制度”，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为原则的理
4、想社会。在这个组织的影响下，1914年起，广州的石心组织了“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江苏常熟的蒋爱真组织了“无政府共产主义传播社”、南京的杨志道组织了“无政府主义讨论会”，北京的实社、南京的群社等无政府主义团体也纷纷成立。1911年还出现了一个鼓吹无宗教、无家庭、无政府“三无主义”的中国社会党。新村主义、工读主义等均属于无政府主义的一种。实用主义 1919年4月27日，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夫人爱丽思和女儿露西乘坐熊野丸号驶离了日本熊本港，前往上海。事实上，到日本讲学时，杜威并没把中国列在他的远东之行计划之内，但在日本期间，杜威接到了北京大学胡适教授的邀请信。恰巧当时北京大学的蒋梦麟和南京高等师
5、范学校校长郭秉文等也在日本，他们登门拜访杜威夫妇，并以北大、新学会、尚志学会、中国公学的名义，向杜威发出正式邀请。杜威接受邀请后，4月28日申报就发布消息说:美国哲学家杜威博士自西京来电，定于30日到沪。并称“博士为世界思想领袖，教育先导”，所以“教育部、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江苏省教育会和浙江省教育会均将派代表欢迎”。胡适也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实验主义一文，系统地评介了实用主义哲学流派的形成、渊源以及主要代表人物的观点，同时还对实在论、真理论和方法论等实用主义哲学的核心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解说。关于实用主义的方法，胡适概括为“大胆的假设和小心的求证”，成为流传至今的一句名言。杜威开始了中国的
6、演讲之旅，并为各地教育界、思想界、文化界留下了许多真知灼见，对实用主义在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也是后来流传很广的“五大演讲”，即: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教育哲学思想之派别、现代的三个哲学家和伦理讲演纪略。当时，痛定思痛的孙中山很重视杜威前来中国的机缘，而孙中山的知难行易思想也已经形成，所以希望这位世界著名的思想家能对自己有所帮助，于是他坦诚地向杜威陈述了自己的想法。嗣后，孙中山在他所著孙文学说一书里讲到了和杜威会面一事。他说:“当此书第一版付梓之夕，适杜威博士至沪，予特以此质证之。博士曰:吾欧美之人，只知知之为难耳，未闻行之为难也。”孙中山引此文之意主要是用杜威的话作佐证，来证
7、明自己所倡导的“知难行易”说的正确性。通过“质证”，孙中山毫无疑问增加了自信心，强化其重视行动的信念。杜威当时听后，也受到了很大的触动。次日，在给女儿的信中，他讲述了当时的情景:前总统孙逸仙是位哲学家，这是昨晚我在与他共进晚餐时发现的。他写了一本著作，书中说，中国人的软弱是因为他们接受了以往一位哲学家的说法:“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也就是“知易行难”。所以他们不愿意行动，害怕在行动中犯错误而无所作为。而日本人的力量正在于，他们即便在无知时也去行动，通过自己的错误进行认知。这本书以此向人们证明，行动要比认知更为容易。从此信的描述可见，杜威博士对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也抱有浓厚的兴趣。杜威来前，五
8、四运动的萌芽已经在中国掀起了一场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科学”和“民主”成了一种广泛的社会思潮。杜威的到来，从上海出发，走遍北京和华北、华东、华中11省市，讲学15个月，先后在教育部礼堂、清华大学等地作了十六次社会与政治哲学讲演，十六次教育哲学讲演，十五次伦理学讲演，八次思维类型讲演，三次关于詹姆士、柏格森和罗素的讲演，系统地介绍了他的实用主义哲学，在中国知识界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和强烈的兴趣。由于杜威的学生胡适和陶行知的帮助，这些讲演发表在晨报新潮等报纸杂志上。后来这五大系列讲演还被汇编成书，由北京晨报社出版，并在杜威离华之前重版了十次，每版的印数都是一万册，在当时产生了轰动效应，使美国的实用主义
9、哲学在中国广为传播。在这些讲演中，杜威总想通过不同的角度不厌其烦地告诉中国人，现代西方文明的精髓在于精神文化，中国人若想从西方得到启示，就得从这一点着眼，来改造自己的民族精神。杜威还毫不客气地指出了传统中国文化的痼疾所在，为中国人表现出来的对国家问题的冷漠而震惊。在上海时他问及一个中国人对日本占领“满洲”的看法，后者神色自若地答道：“哦，那是满洲人的事儿。”杜威到北京后，一天从清华大学回到住处去，他看到一个行人被马车撞翻在街道上，受伤很重，但行人却不予理睬，最后还是一群外国人把伤者送到医院。这件事使杜威觉得，中国人的冷漠是否属于一个民族心理习惯问题。就在杜威来中国讲学一年之后，即1920年，英
10、国哲学家罗素也来到中国讲学。罗素在世界哲学乃至思想界的地位与杜威不相上下。两人游走中国各地，各逞辩才，宣传自己的思想。往往同一张报纸的同一版面上，两人的讲演录常常交错在一起，构成了当时中国文化界的亮丽的风景。基尔特社会主义 20世纪初英国工人运动中出现的一种拘泥于地方的、狭隘的、带有手工业气息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基尔特是拉丁文译音，意即同业联合或行会，故又称“行会社会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有彭蒂、奥尔雷奇、霍布逊和柯尔等。主要代表作有彭蒂的恢复基尔特制度、柯尔的劳工世界和工业自治等。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主要观点是：认为“工资制度”无论从经济上、道德上、心理上、美学上和精神上看，都是一种罪恶和欺骗
11、，压制劳动者的创造本能，使资本家不劳而获，主张根本废除“工资制度”，建立工人监督工业的制度；为了完成社会改革的使命，主张改组工会，扩大工会的范围，把所有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都包括在内，把各个工会合并成较大的团体，以形成统一的力量；设想在未来的社会里，应以基尔特为社会单位，按着职业性质不同分成若干基尔特组织，由高度集权的全国基尔特来统一领导，用基尔特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基尔特社会主义的理论十分庞杂，带有很强的折衷主义的性质。它采用折衷的办法，力图把中世纪行会手工业的狭隘思想同现代资本主义思想、无政府工团主义、费边社会主义思想混合起来。它实质是否定阶级斗争，鼓吹在工会基础上成立专门的生产联合会。来改善资本主义。只承认改善工人出卖劳动的条件，却不消除的根本制度，反对建无产阶级的政党。从而维护资本主义的根本利益。 否认国家的阶级性，诱使工人阶级脱离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1918年至1921年，中国的研究系分子也曾大肆宣传过基尔特社会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