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市场以产权清晰界定为前提。这是举世知名的科斯定理。无论是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是城市的利润留成、利润包干、经理人员持股和股票期权，本质上，都是在进行产权界定。以经济学的视角看来，重要的不是名义所有权，而是实际的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实际上是把剩余索取权交还农民，交还天然拥有控制权的农民。企业改革中的利润留成、利润包干、经理持股和股票期权，也无一不是把部分剩余索取权交还天然拥有控制权的企业经理人员。产权一得到清晰界定，市场就卷土重来。这就是我们三十年来的改革实践。可是，仅仅产权被清晰界定市场还不能良好运行。如果经济的交易费用很高，那么即使产权被清
2、晰界定，市场也不会良好运行，甚至不会有市场。经济的交易费用远比我们想象的要高。交易费用占产出的比重稍高一点或者稍低一点，经济绩效就会呈现出天壤之别。疑问，界定产权本身就有降低交易费用的功能。如果草地产权界定不清，那么我就要多放羊，因为增加的羊的收益由我独享，而草坪遭破坏的损失则由大家分摊。实际上，大家也都会这样做。最终，草地就会变得一毛不生，本来有价值的草地变得毫无价值，租值发生了消散。这就是“公地悲剧”的含义。如果草地产权界定清晰，那么这样的结果就不会发生。如果企业产权界定清晰，那么我不干了，可以让我的儿子干；儿子不干，还可以卖了获取声誉溢价。我有激励注重并维护企业的声誉；我有激励不卖假货，
3、也有激励改进服务质量。但是，仅仅产权清晰还不能有效降低交易费用。这在现代社会尤其如是。现代市场经济以非现货交易为主，并且跨空间范围很大，仅靠声誉机制很难确保交易正常进行。现代市场经济通常要借助第三方来协助执行合约和完成交易。这个第三方正是法律和法院。法治约束的是经济人的机会主义。人的自利有促进生产和增加社会福利的一面，但是也有增加交易费用和减少社会福利的一面。这后一方面需要法治加以约束。正是因为法治对于机会主义的约束，人的自私才不是利害参半，更不是害大于利，而是利大于害；人类也因此能够生存下来。法治是通过界定和保护产权、执行合约来减少交易费用和增加社会福利的。不仅如此，交易费用还来源于政府。政
4、府随意地增加或者减免税收、滥发货币、政策朝令夕改、形形色色的不合理管制、滥用权力等等，都会极大地增加经济的交易费用。在现代经济和技术条件下，政府对于经济的影响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政府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或者制约着经济的发展。在现代经济和技术条件下，约束和规范政府的行为显得特别重要。约束和规范政府的行为，根本出路也在于依靠法治的力量。法治约束的是政府的任意干预。政府的权力天然大于个人和企业。给定这一权力，政府随意干预经济的倾向很难自我抑制。如果政府行为不受法律约束，独立企业制度和自由交易就没有根本保障，市场经济就没有基础。法治的核心是依法治国。依法治国，重要一条是老百姓可以通过法律约束政府行为。
5、法治的第一问题当然是立法，但执法和司法更为重要。原则上，一个国家可以简单地照抄它国的法律。但是执法和司法就是另一回事了。执法者须接受法律的约束。这显然不容易。现实世界没有完美的市场经济，一个好的市场经济也不必一定是完美的市场经济。但总的说来，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在较为完善的法治基础上的，而多数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的法治建设尚为落后。我们要建设“好的市场经济”，法治是一个关键的环节。可是，法治不是呼之即来，我们想要法治就可以法治的。法治有前提条件。“公地悲剧”表明，权利必须得到界定，这是人类生存的需要。可以将权利附着在物上面，通过物的所有权来界定权利。资源是我的，那么只有我可以使用并获得相应
6、的收益。别人可不可以使用并获得相应的收益？可以，但要有我的同意，或者要给我支付足够的价格。资源产权也可以模糊界定，但那样就必须要有论资排辈、等级制度等安排来界定权利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大搞论资排辈和取消择业自由不是偶然。这正是产权界定不清情况下避免租值消散的必要的措施。古代的时候，家庭财产不做划分，于是就要对家庭成员的地位做出界定：父亲和长子的地位很高，其他人的地位就要低一些。吃饭的时候，谁先动筷子都有规定。这也是要减低租值消散。今天一家三口过小日子，于是就没有那么多的讲究了。法治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产权界定权利，法治于是可以推行；以人权界定权利，法治就很难推行。产权界定不清，人权就不平等，法制很难推行。古代“刑不上大夫”，刑不是不应该上大夫，而是人权不平等的社会里，不可能真正推行法治，刑是不可能真正上得了大夫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能不亡”，就是人权不平等的写照。人权不平等的社会，不可能真正推行法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