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19年修订后的育会规程更具体规定为现任学校教职员；曾任学校教职2年以上者；现任教育政人员；曾任教育行政员3年以上者；专门以上学校毕业担任教育职务1年以上者。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立后，基于加强控制思想意识需要，教育会的组织程序得更为繁琐和复杂，不过教育会规程、教育会条例、教育会法等规章与律中折射出来的仍是对育会会员应具备的业素质方面要求的续性。教育会自身所定章程，亦彰显着同一趋。以中华教育改进社为例，据其章，社员资格分两：“机关社。机关担任本社每年组费二百元以上者，但中等以下校得出合组费百元以上。个人社员。个人研学术或办理教育有成绩，岁纳社费五元以上。合以上项资格之一者，经本社社员三人以之
2、介绍，经董事会过，得为本社社员。”鉴于该社个人社员数量远大于机关社员量，统计表明“截止1923年12月，中华教育改进社机关社员为118个，而人社员达989人”，且机关社员主体亦为各级各类教机构，有理由相信“研究学术或理教育有成绩者”是社员资格的基本指向。诸如中华职业教育社那的专门性教育学会。章程中关于会员资格的认定，除经济因素及对学术和教育背景作的一般性规定外，还提出了事职业教育经历的要求。1917年该社成立，章程中规定的社员资为：“甲，办理职业教育；乙，有志研究职业教者；丙，热心提倡职业育者。凡符合上述各项资格之一，社员二人以上之介绍，得以其愿为本社普通社员特别社员。”基于业发展的需要，该其
3、后多次修订章程，社员类型及谓上亦有所变化，如消特别社员、增加吸纳团体社员规定，以及推出了“赞助员条款等，但拥有“业教育经历”或对于“业教育有实在之赞助仍是衡量社员资格的主要指。其，从教育学会实际吸纳的人员情鸟瞰其会员资格。一般说来登记为学会会员者，至少应具备学章程规定的资格、并认同学宗旨。因而，从学会实吸纳的人员情况，当能更加清楚观察到会员的资格动向。例如从中华教育改进社公诸于众的“社报告”来看，该社个人社员要来自教育界，其机关社员亦主要来自各级各学校、教育行政机关、学术机构出版机构等。又如中国教育学会据记载，至1948年，该会“个会员：包括教育学者、教育政人员及各级学校教师，数已近二千；团体
4、会员亦逐年加，几已包括全国省市教育厅局及大学师范院，教育院系等”。再如，与工界、实业界联系密切的中华职业教社，尽管吸纳了诸如曹霖、伍廷芳、汤化龙等永久特别社员”或“特别社”，然其“社员的构成是两大类：一是办理和研究职业育者，或称从事职业教者；二是热心提倡职业育者”。中国社会教育社的员，如同该社常务理事总干事俞庆棠所言：社员的大多数人，是实从事社教的人员，但有一部分是学校教育和教育学术专家在内。”成立于1929年的华儿童教育社，至1932年召开第三届年会时已有体会员34个，“其中研究初教育的免费论文下载心30个，研究幼稚教育的2个，研师范教育的2个”；个人社员709个，其“职业，多数是研究初教育
5、和慈幼教育”。显易见，教育学会以吸纳教育人士为主要成分。第三，从教育学会年会的出席人员成情况透视其会员资格。“学术团之使命，在时常聚焦讨，以谋常理之发现事业之进展”已成为近学界的共识，而举办学年会是实现这一使命的要方式。因而，从学术年会与会员的身份当能充分反映学会“业组织”的性质及特征以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第二届、第三届与会人员为例便可发现其主体为服务于各级各教育机构者。又如1934年于南开封召开的中国社会教育第三届年会，到会的147人中，教育行政员31人，服务于社会育机关者74人，大小学教员32人，大学学生其他人员计10人。1932年于南京开的中华儿童教育第三届年会。到会人202人，绝大多数
6、为大中学教员，尤以小学教员居多，约153人。总之，中国近代各级各类育学会搭建了教育专人员联络与汇聚的重要平台，育学会的产生，无疑应了中国近代教育学术专业以及由此而加强教育专人员的联络与汇聚这一势。二、教育学与教育家群体力量的集成较之学会、史学会或自然科学类的数会、物理学会等专业程度较高的近代学，教育学科自身所具的理论与实践兼备的属性定着其“学术共同体”人员构成并非只是该学科的研究员，而是更多地吸纳了各级类学校的教师及行政管理人员不过，中国近代各级各类教育学既本之于教育专业AM对教育门化趋势的共识，更借助于育名流或有志于文教事业的社会贤的振臂高呼，因而主事者往往为教育名流或会贤达，这与哲学会、史
7、学会、学会等的情形并无二致。例如，国近代第一个省级教育学会一苏学务总会的首任会长张是光绪甲午科状，授翰林院修撰，曾出任政府江苏谘议局议长、南京临时府实业总长和北京政农商部总长等职。他以办实业见长，并致力于教育事，其所经营的“南通教育与实业”，“为各地方模范，已成公论”。1914年以来一直担任该会副长的黄炎培，曾留学日本东京高师范学校，民初出江苏都督府民政局总务科长兼教育长、江苏省教育司司长，并度拒任教育总长，他以倡导实用义、职业教育而为称道，是中国近代职教育的创始人，中华职业育社的首倡者。其他教育学会的导层与管理层有着此类似的情况。中国近代各级各类育学会以会员大会为力机构，由其选举产生执行机、
8、评议机构，协同负责学会的日常行。一般来说，省、州县、乡镇教育会在其会员大闭会后，以评议会为决机关，会长、副会综理会务，干事员司其职；民间教育学则选举董事会或理事会为其行机构，并由其聘请主任干事或推选常务理事负责日常务，评议会、监事会佐以相关事宜除晚清政府曾对教会会长、副会长的任职资格过规定外，民国成立以来所颁布有关规章、法律，以中国近代各级各类教育学会身所定章程，均没有就其领导层与理层人员的任职资格出相关规定，但就人员的实际成来看，“声望卓素、热心育、术有专攻”可谓基本要求，上述张謇、黄炎培人。并且，如果说清末时期教育学的组织与发展尚过地倚重有着传统功名的士或绅商，那么，民初以来唱主角的是接受
9、过新式教育、大多有留学经历、甚是专攻教育学科的学者专家。以中华教育改进社为，依据该社章程，事部为其领导机构，成由社员大会公选产生，以抽签式决定各自任期，可连连任。其中的董事部长由董事互选并由董事部聘请主任干事作为社各项事业开展的总负人。显然，中教育改进社的领导层，汇集当时教育界的著名专家，或有相当威望并有志于教育改的社会名流，他们大多有着留学外知名大学的经历，因此，称社拥有研究教育学术的专家群体并为过。事实上，因育学会乃是教育专业人员“学术共同体”，以学术造和声望作为入选领导层与管理层的要因素或决定因素实属顺理章。例如，中国教育学会的事会成员几乎为有着留学欧美或本著名大学经历的教育专家、人，且
10、绝大多数任职于当时国各大高校乃至担当领导职务。时人言，中国教育学会“吸收了国最优秀的教育界人士”专门性教育学会的情也是如此。据中国社会育社社章，理事会年会闭会期间该社最高领机关，设理事15人其中12人由全体员公选产生，另外3人由当选理事就未当选之重要省市或重要社会教育事业之成员推选；设候补理事15人，其中12人由公选得票数多者充任，其余3人由理事会推选，并理事互选出3人担任常务理事负责处理社里的日常事务其中，既有毕于国外知名大学、时任教于国内各大学乃担任领导职务的教专家、学者，如邰爽、刘季洪、张伯苓刘湛恩、李蒸、陈剑俪、庄泽宣、仲衣、孟宪承等；也有直接从事村教育、社会教育实践与研的专家、学者，
11、如俞庆棠、赵冕高阳、甘豫源、陈礼江、董淮、漱溟、孙枋、朱坚白等还有致力于社会教育事的教育行政官员，如永键、马宗荣、张炯、雷沛、彭百川等。尤其像傅葆琛那样毕业于耶鲁大，曾获“乡村教育”博学位，且出任过中华平教育促进总会乡村教育主任的人士加盟，更是彰了中国社会教育社领导层与管理人员的专业化程度。总之，中国近代各各类教育学会的领导层与管理以当时全国各大高校教育专家或相关教育领的学者为主体，其中大多数人有留学海外知名大学的经历接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换一个角来看，可以说中国近各级各类教育学会集国内教育群体的力量来推进教育学术的展，这充分显示出中国近代教育究学术化、专业化的总体趋。三、教育家群体与国近代教
12、育学术研究正如有的学者在论及学会功能时所指出的，“将本学科研究聚集一堂进行学术讨论乃近代学会经办之重要事”。教育学会亦不例外，它改变了国古代教育学术研究“单兵作”的格局，联络和汇聚散居全国各的教育专业人员，特别是集教育家体之力，对深化教育学术研究发了主导性的作用。所周知，全国教育会联会曾聚集国各地教育专家开“新学制”问题的研究。1915年全教联于天津召开第一届会时，即有湖南省教育会提议改革学校系统案，陈述了改制必要性和必然性以及改革现制之点，并就拟定的新方案及其理依据、社会疑虑现实困难等作了说明，开了新一轮学制改革的幕。全教联因此案“问重大，其应否改革宜以郑重之手续出之而未开议，只将原免费论文
13、下载心附函征集各省区教育会意见，便汇集呈送教育部解，并“陈请教育部，在未决以前，暂勿变更现”。其后虽一时未见动静，但学改革问题已然引起教育人士的普遍关注。1919年全教联第五年会期间，又有浙江省育会提出改革师范教育案，该年会因之公决下届年会应加入修改制为提案方针之一。年召开的第六届年会于是收了安徽、奉天、云南、福建等的相关提案，年会经过讨认为“此等重大议案，似未可短促之时期，少数之意见，骤议决”，遂拟定了条措施，其中两条最为要的是：提请各省教育会先行组织学制系统究会，以研究结果成议案，分送各省区教育会及七届全教联事务所；第七届全联将首先开议学制系统案1921年在广州开第七届年会期间，有广东、黑
14、龙、甘肃等11个省区教育会提出学问题议案，经大会审查定广东省的提案较为完备，议决以此为依据，参酌其省区的提案，制订并通了学制系统草案。之后，全教事务所一方面将案通函各省区教育会各高等教育机关，请其研究，另方面函寄全国各报馆各教育杂志社，请其披露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由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个讨论学制问题的热潮。时由中华教育改进主持的新教育杂志专刊一期“学制号”，辑录了元培、陶行知、胡适、孟禄等中教育名家关于学制草案问题的言。总之，新学制从酝酿到订草案，乃至最后出台，全教联终充当了组织者与协调者角色。因此，在1922年开的全教联第八届年会上，当教育特派员陈容、胡家凤带此前不久教育部学制会制订的“较
15、全国教育会草案，尚无出入”的学校系统改革案，却“绝提及广州的大会议决案”时，“很起了许多会员的恶感也就理所当然了。时人评论道“此种会议，虽无固定机关，但吾国教育，贡献甚大，尤以学制之革由于该会促进者居多，未忽视。”换言之，1922年“壬戌学制”可谓全教联集地教育专家之力开展教育术研究的生动写照。事实上，在近代中国新式育发展缺失自上而下的制机制的岁月里，教育人以及关注教育事业的社会贤达常常借助教育学会这一平，甚而直接组织、成教育学会，集聚力量，分工合作，展教育学术的研究，为新教育发展导航。例如，及中华教育改进社的缘起时，时任社董事部长的蔡元直言不讳地说：“们为什么要组织这个中教育改进社?教育事业
16、很广，不能靠政府所设的几个机关来持，要全国教育家来共计划共同进行。”他在召全国教育家共同与教育改进的同时，简要分析了当时全教联以及教部组织的教育调查会的局限性，而明确提出：“我们要有一种改教育的机关，是固定的，不是临时合的；是普遍的，不限一地方一局部的；是纯然会的，不受政府牵掣。所以组织这个中华教育进社。”该社成为留美归国人员大本营，聚集了当时国内各教育科的专家，致力于欧教育学术的输入与中国新教育”体系的构建，“于中国教育之改进，绩甚大”。而“东方教育辞典向所载之职业教育”，则在中华职业育社同仁的不遗余力下，“今亦既嚣于口，洋洋于耳矣”及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来，“政府对于职业教育人的培养，已知注
17、意；有些教学院，已奉通令设立职业教系；即不是正式在学校研究教育的，对于职业教，亦发生兴趣”。业教育逐渐成为专门学术入时人的眼目，甚至初具学科形。例如，长期主持该社研部工作的何清儒撰著职业教学、职业指导学两，尽管较之真正学科意义的“职业教育学”、“职指导学”尚嫌简略与糙，但对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学术的展无疑起到了促进作。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至称赞道：“吾国职业教之发达，全系于该社之努力。”就中国近教育学会开展学术研究而言，年会称主要的方式和渠道。比如全教育会联合会，19151925年间共择地举行过十届年会。“凡全国教育上之大经法，以及种种教育之实际问题如新学制、职业教育、义务教育乡村教育、公民教育、童
18、子军育等，与夫处置各国还之庚款问题，靡由该会研究讨论，建议政府及各省教育机关，采择施。其于全国教育，关甚巨。”中华教育进社自1922年至1925年先后举行过四届年会，形成的为数众多的决议案被社主任干事陶行知称为确可以代表现代中国教界的思潮信仰”。显然，年会为教育学人集思广益的重要台。其中，年会期间围绕“心问题”的研究而组织的专委员会，更是集专之力深入教育学术研究的具体行。例如，中国教育学会第届年会上所决议的作为届年会中心议题之的“生产教育问题，即是该会鉴于当时国内生产育思潮“如怒涛澎湃泛滥于整个教育界”，而“其理论其实施，亦如春芽怒茁，争荣并，众说纷陈，异同互见”的局，“欲贯穿其理论，划一实施
19、，而得一系统准则，则此问题之专门研究告，刻不容缓”的反映。经该会事会议决组织生产教育题研究委员会，先后推举陶行知、爽秋、江问渔、陈礼江、钟道赞古棵、庄泽宣、许恪士为委员负责研究之实施，并拨经费，聘请专人担任编辑。送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究报告中国生产教育问，首论生产教育之意义、发历程、涵义、性质及标，次论实施生产教育的各种件、原则以及当时全国各地生教育的实施状况，后依据上述研究的结果提编著者的建议。文末附上各国生产教育施状况的介绍，以及国内关于生产育的研究论文、专著索引。时评论道：在“中国生教育的呼声，已经喧嚷好几年，但是关于生产教育的问，始终却还没有一有系统的著述出现”的时刻，中生产教育问题的发行
20、，自然是学术界的一个喜讯”。如果说，因“中心问题的研究而组织的专门委员只是一时之举，那么，教育学会织机构中的各种专门委会或研究部门无疑是集教育家体之力来开展教育学术研究的有载体。江苏省教育会宣：“本会宗旨以研究教育为最要故附设种种研究会”自1914年设立英教授研究会、小学育研究会、理科教授究会始，该会陆续设了师范教育研究会、稚教育研究会、公民教育员会、道尔顿制讨论会。正是借助各研究会组专家、学者开展的教育学术活动使得江苏省教育会在全国育界引领风骚。如同论者所：“江苏省教育会的研究工作与中教育在近代的发展是同步的”事实上，对于绝大多的教育学会而言，由于集中全体会的年会一年仅有一次且时间短暂，诸多问题得不充分的讨论，因而各专委员会便成为年会会后汇集专门人员深研讨相关问题的重要机构。例中华教育改进社，为了“同研究学术或处理特别问题起见”便在首届年会的“分组会议”础上组织成立各种专门委会，“当时的分组会议，现多改为委员会，聚各处教育界人，而分类讨论教育上各种问题”。职责：关于该学术或该种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