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文化史,第八章 晚期帝国文化,明代政府,明初经济的复苏，人民生活的相对安定，消蚀了士人的忧患意识；而思想文化上的专制主义和特务统治，又平添了创作上的不安全感。精神上贫乏的知识分子在追求仕进和自我平衡的心态中，欣赏一种平稳和谐、雍容典雅的美。生机勃勃的小说、戏曲创作受到了轻视和限制，“台阁体”的诗歌和讴歌富贵、道德、神仙的戏剧泛滥，文学创作导向贵族化、御用化而滑入了低谷。,中国是一个专制君主制度早成而又晚退的国度，自秦汉至明清，专制君主政治一以贯之，长达2000余年，而西欧诸国只在中世纪晚期才确立君主专制，历时不过300年。,一、极端皇权与文化专制,明太祖朱元璋,中国专制帝制的历史功能是双重
2、的：一方面，它曾经发挥过维系国家统一，发展经济和文化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专制君主政治从诞生之日起，便有压抑人民基本权益（包括精神自由）的罪孽，许多帝王都有“暴君”恶名。自秦汉以降，总的趋势是专制主义君主集权政治愈演愈烈，至明清则达到登峰造极程度。明太祖朱元璋废除沿袭千余年的丞相制,在中国文化史上，存在一个突出现象，即专制君主监视和控制知识分子的思想动态，唯恐扰乱了统治秩序。这种情形到明清时期发展到苛酷的程度。,一方面，朝廷将儒学（尤其是宋明理学）规定为士人必须崇奉的官方哲学，并将科举制度进一步完善化，以收罗广大士人；另一方面，又推行迫害政策，屡兴文字狱，对于稍有“越轨”、“悖逆”表现的士人，
3、予以无情打击。明清时期的文网之密、搜求之细、惩办之酷，为前代所未见。,八股文就是指文章的八个部分，文体有固定格式：由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题目一律出自四书五经中的原文。八股文最初是写议论文章的一种推荐格式，本身无好坏之分。但后来由于科举考试规定必须采用这个格式，就遭到了很多知识分子的反对。八股文就成了古代科举制度弊端的替罪羊。,八股文,文字狱,朱元璋由起事时对文人的尊重一变而为对文人的猜疑，以至演变成大开杀戒的文字狱。,清朝的统治，一方面继承和发展了明代的绝对君主专制，另一方面又加入了残酷而病态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清代皇权、文化专制,这二者的综合，构
4、成了清代专制政体的基本特征。由此产生的文化政策，是以扼杀民主和民族思潮，巩固清廷在精神领域的统治地位为目标。具体而言，包括三方面的举措：一是以科举为诱饵，特设博学鸿词科，搜罗人才；二是帝王标榜右文，组织大批学者编纂各种庞大的辞书、类书，将文人引向故纸堆；三是迭兴文字狱，剿灭异端。,清代文字狱不同于明代之处，在于它多因镇压汉族人民的民族意识而发难。这显然是由于身为少数民族的清廷统治者，对数量巨大、文化悠久的汉民族的恐惧。清代帝王认为，汉人的民族意识一日不消灭殆尽，清廷的统治一日不得巩固。而汉人民族意识的传播者，主要是江浙士人，必须加以特别的管制。,清代文字狱,清代前期对汉族士人的政策大致可分为4
5、个阶段：顺治元年至十年（16441653年）是利用，顺治十一年至康熙十年（16541671年）是高压，康熙十一年以后是怀柔，雍正、乾隆年间又转为压制。典型案例有“毛重倬坊刻制艺序案”、“庄廷鑨明史稿案”、“戴名世南山集案”、“查嗣廷试题案”、“吕留良文选案”等等。康、雍、乾三朝文字狱仅见记载的就有108起之多，而且愈演愈烈。,翰林徐骏上书奏事,不小心把“陛下”的“陛”字写成了“狴”雍正见此奏章,认为这是“辱骂皇帝”立即诏令将徐骏革职。之后,在徐骏诗集中查到“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两句诗,雍正牵强附会,认为“清风”影射朝廷,“清风不识字“无疑是诬蔑皇帝不识字。于是又下一道圣旨,将徐骏处以死刑。
6、,文字狱的危害,1、给思想文化、士人风气带来恶劣影响。2、败坏了官场风气。3、狱销毁了无数珍贵的历史文化典籍。那些以“学而优则仕”为正途的儒生也不愿入朝为官。入朝做官者，慑于皇权淫威，苟且因循，无所作为。大量士人不敢发挥己见，陷入僵化呆滞状态。除了钦定的性理大全，士人几乎一书不读，学术界患上贫血症。,明清两代，中国古典文化进入总结阶段。其突出表现，就是朝廷调动大量的人力物力，编纂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类书、丛书，将古代浩如烟海的典籍加以荟萃，规模之宏大，编制之精密，不仅在中国文化史上是空前的，而且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屈指可数的。,二、古典文化的集成,永乐大典,明成祖登基后，指示解缙等
7、人开馆于南京文渊阁，博采众书，分门别类，依韵编纂一部大型类书。这项庞大的图书工程始于永乐元年（1403年），成于永乐六年（1408年），初名文献大成，后定名永乐大典，广收各类图书七八千种，辑成22877卷，凡例、目录60卷。,类书是我国一种传统的工具书，它辑录经、史、子、集各类著作，所收内容相当广泛，几乎无所不包。综合性的大型类书，就是古代的百科全书。,编纂始于清康熙年间。全书10000卷，目录40卷，分6编、32典、6109部。详言之，历象编，分乾象、岁功、历法、庶征四典；方舆编，分坤舆、职方、山川、边裔四典；明伦编，分皇极、宫闱、官常、家范、交谊、氏族、人事、闺媛八典；博物编，分艺术、神异
8、、禽虫、草木四典；理学编，分经藉、学行、文学、字学四典；经济编，分选举、铨衡、食货、礼仪、乐律、戎政、祥刑、考工八典。,古今图书集成,每典分若干部。每部先汇考，次总论，有图表、列传、艺文、纪事、杂录、外编等项目。内容繁富，区分详晰，被康有为称之为“清代第一大书”。,乾隆年间的四库全书综录历代典籍，其规模之浩大，更超乎永乐大典和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收书3503种，计79337卷，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全书缮写7部，分藏文渊、文源、文津、文宗、文汇、文溯、文澜7阁。,四库全书,经部有10类，包括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史部有15类，包括正史、编年、纪事本末
9、、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子部有14类，包括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谱录、杂家、类书、小说、释家、道家。集部有5类，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丛书，是指由很多书汇编成集的一套书，按一定的目的，在一个总名之下，将各种著作汇编于一体的一种集群式图书，又称丛刊、丛刻或汇刻等。形式有综合型、专门型两类。,第一，穷搜博征各种著作，汇成庞大的书籍世界，对文化遗产的保存具有重大意义。由于永乐大典后遭破坏，古今图书集成遂成为现存的搜罗最博、规模最大的一部类书。四库全书集中国古代典籍之大成，是空前规模的大型丛书。,文化价值,第
10、二，以较为精密的分类体例部勒群籍，使之有秩序地构成一个知识体系。永乐大典“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的编纂体例，与16世纪以后欧洲流行的按字母顺序编排百科全书的方法颇为相近。,帝王动用政权力量，荟萃典籍，制作巨型类书、丛书，其目的是为巩固君主专制服务。以四库全书为例，它成为清代统治者推行文化专制的重要工具，大肆搜查“违碍”之书，竭力翦除各种“异端”。使无数珍贵的历史文化典籍被焚毁。剿灭蕴藏民族思想的文化典籍，也是统治者编纂四库全书的重要目的。,鲁迅犀利指出：“清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个，尤其是后两个皇帝，对于文艺政策或说得较大一点的文化统制，却真尽了很大的努力的。鲁迅将明清时期的文字狱喻为“脍炙人
11、口的虐政”。,文字狱不过是消极的一方面，积极的一面，则如钦定四库全书，于汉人的著作，无不加以取舍，所取的书，凡有涉及金元之处者，又大抵加以修改，作为定本。清代最高统治者对文化典籍的直接干预，表明中国专制主义已达到空前强化的程度。,上述大型类书、丛书的编纂，具有明显的总结古典文化的意味。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清代学术出现两种倾向：一是宋明理学尤其是程朱理学成为钦定学术，士人的思想被理学教条所束缚，“非朱子之传义不敢言，非朱子之家礼不敢行”；二是出现了为考据而考据的乾嘉学派。乾嘉学派的出现，固然与中国学术史的演变进程相关，它是注重训诂的汉学取代注重义理的宋学的结果，但与清代文化专制主义的病态发展不无关
12、系。,清代朴学成为乾嘉时期的主导学术。理学家们转向诠释经典。程朱一派的罗钦顺从中悟出“取证于经书”的道理。王阳明据古本大学立论，指出朱子的今本大学背离了孔学真义。清初学者更倾注全部精力从事经学考证。总之，理学两派的争斗从义理转到考证，合乎逻辑地推出了蔚为大观的清代考据学。,考据学,他明确提出“经学即理学”的口号，以日知录中的经学研究及音学五书等著作，为纯粹化的考据学提供了方法论的范本。应该说，经学考证在顾炎武的努力下，在规模和结构上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发展成为完善的考据学，以故顾氏被称之为朴学的开山大师。,顾炎武,初明时期，是理学的“述朱期”。陈献章主张以“虚”为基本，以“静”为门户，其“识趣
13、近濂溪，而穷理不逮”。陈献章是明代理学家中第一个大胆“通禅”的人物。从学术路线的内在联系看，周敦颐程颢陆九渊陈献章王守仁是一脉相承的。上承陆九渊，下启王守仁的陈献章，是由明初理学的“述朱期”通向明中叶“王学期”的桥梁。,三、理学的嬗变,明代政治经过洪武永乐的鼎盛阶段，自宣德以后，逐渐步入中衰，到明武宗时期，土地兼并严重，国家财政危机日益加剧，宦官干政劣迹昭彰，流民问题有增无已，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地方王侯的叛乱也接踵而来。忧国之士对此陷入苦苦思索之中，一种力图抛弃朱学、另寻新义的要求在学术界酝酿着。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以“正心”挽救衰世为目标的王守仁心学（通称“王学”）应运而生。,王守仁心学,明代
14、心学：王守仁,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知行合一良知良能：“诚意”“致知”“格物”,致良知的方法有动、静两种工夫，“静”即静坐澄心，“动”即“须在事上磨练”，二者相为表里，最后达到“必欲此心纯乎天理，而无一毫人欲之私，此作圣之功也”。可见，王守仁“致良知”的终极目标，仍与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别无二致。就此而言，王学与朱学可以说是大同小异，殊途同归。然而，王学强调愚夫愚妇与圣人同有良知，这就带有某种反传统和人性觉醒的意味，为后来追求平等的市民思想家所利用和发展。,自从王守仁高张“心学”旗帜后，明代学术界发生了朱学让位于王学的大转变，王学风靡天下，王门弟子遍于国中。按明
15、儒学案所作的人文地理分类，王学有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粤闽、泰州七大系统。继朱学之后，王学极一时之盛，成为明代中后期的“显学”。,显学：心学,左派包括以钱德洪、王畿为首的浙中学派和以王艮为首的泰州学派，主张本体即是工夫，近于“顿悟”。右派是指以邹守益、罗洪先、聂豹等为首的江右学派，主张由工夫达到本体，倡导“渐修”。,王学左派和王学右派,泰州学派之所以能够吸引各阶层人士，原因在于该学派将王守仁学说中“人皆可为圣人”这一层意蕴大加发挥，把程朱玄渺的“天理”拉回到人间，提出“百姓日用即道”的命题，肯定人们物质欲望的合理性，反对程朱将人欲说成罪恶的僧侣主义。这一切，都使泰州学派具有与理学教条相
16、抗衡的平民色彩。,泰州学派,李贽,以更加尖锐泼辣的风格，对程朱著述特别是四书集注所阐发的礼教展开空前激烈的批判，甚至提出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因此，李贽被理学家斥为“异端之尤”。,阳明学说以“修治心术”为目标的学说确乎一度焕发了士子的意志，并因与程朱理学教条有若干相违之处，遂被新起的市民阶层所利用，发展成一种异端思潮。同时，由于王守仁晚年抛弃了早年和中年的“事功”思想，日益走向禅学的虚空境界，这种倾向被王畿、王艮等后学加以发展，造成虚无主义和清谈学风的泛滥。鉴于此，自明而清，对于王学可谓毁誉参半。,综而观之，由宋至清的几个世纪，思想界的主潮走了一个“程朱理学阳明心学程朱理学”的圆圈。它生动地表
17、现了中华帝国晚期社会前进步履蹒跚。,1、明清之际社会格局的风起云涌，尤其是明亡的惨剧，使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唐甄等人对君主专制展开猛烈的批判，成为这一时期启蒙思潮的代表人物。,四、启蒙新声,顾炎武明确区分“国家”和“天下”两个概念，认为“国家”是指一家一姓的王朝，“天下”则是万民的天下。王朝的更易兴亡只是君臣们的问题，与民众利益没有多大关系。保天下，才是民众应尽的责任。将民众利益置于君臣私利之上，显示了顾炎武批判君主专制的致思趋向。梁启超将顾炎武的这一观点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颇为符合顾氏本意。,顾炎武,王夫之的思想十分接近顾炎武。进而提出，若君主肆行私欲，危害民众利益，则君主“可
18、禅、可继、可革”，对传统的君主神圣论提出了挑战。,王夫之,黄宗羲认为，天下与君主的关系应该是“天下为主，君为客”的关系。他主张建立平等的君臣关系来限制君主专制。黄宗羲还提出恢复宰相制，扩大相权，以牵制君权。值得注意的是，黄宗羲主张以法制来抑制君权。应该“有治法而后有治人”，通过法治的约束力，将君主制度纳入“天下之法”的轨道。,黄宗羲,2、明清启蒙浪潮还大力提倡实学精神。实用理性是中国文化的特征之一。徐光启是明清之际实学思潮的先导人物。他对王门后学空谈心性极为反感，认为这种空疏学风于世无补。他力倡实学，认为屯田、盐法、河漕、水利、兵事等乃为天下要务。,启蒙新声,清初启蒙思想家们从复兴儒学的立场出
19、发，高扬经世致用的旗帜。黄宗羲认为，儒学本质上是经世致用之学，只是在二程之后，学者空谈心性义理，分割了义与利、知与行的关系，混淆了儒学的本来面目。顾炎武的学术品格具有明显的救世色彩，他的传世之作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等，所涉及的范围极为广泛，诸如天文、地理、经史、河漕、兵工、山岳、风俗、吏治、财赋、制度、文物等，莫不加以深入研究。,十六七世纪之交，即明代末期的万历、天启、崇祯年间，欧洲的一批耶稣会士来到中国，揭开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新篇章。在这批传教士中，利玛窦是最先打开局面的一个。,五、耶稣会士来华及东西方文化交流,当利玛窦等传教士进入中国时，正值明朝末期。这时的中国，商品经济发展迅猛，对西洋
20、文明也有某种程度的需要。,利玛窦等人每到一地，即对当地社会、政治、地理、经济、文化以及官吏的态度进行调查，因而对中国政坛以至于民间习俗均有所了解。耶稣会士深知孔子在中国的影响力，于是他们采取联合儒教、反对道教和佛教的策略。他们常常借用孔孟的修身学说，阐明基督教教义。对于中国人的祖先崇拜、纲常名教，他们也采取尊重、利用或不干预的态度。,在耶稣会士的努力下，18世纪中国文化大规模传入欧洲，中国的绘画、建筑、戏剧、诗歌、陶瓷、丝绸及典章文物，风靡于南欧和西欧，被称之为“洛可可艺术”、“启明时代”、“感情主义时代”。莱布尼兹、沃尔弗、伏尔泰、歌德、法国百科全书派以及以魁奈为首的重农学派，都在不同程度上
21、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他们所接触到的中国文化，主要是1718世纪来华的耶稣会士译介的。,民间流传的“三保太监下西洋”，是发生于明朝初期的航海盛举，堪称中国对外贸易史、海洋交通史上的丰碑，而且蕴藏深刻的文化史内涵。,六、郑和七下西洋与“迁海令”,郑和七下西洋，率领庞大船队，携带大量银两、铜钱、丝绸、瓷器、麝香、铁锅等，抵达30多个国家，历时28年，客观上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及东非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对当时的中国社会生活发挥了重要影响。据明人张燮东西洋考，明代所谓西洋，是指马来半岛及以西诸国而言，包括爪哇和苏门答腊二岛在内。郑和最远到达非洲东岸和红海海口，最后一次远航时年已六十。,郑和远航的目的,郑和
22、历次远航的目的不是为了征服外邦，不是为了打开海外市场，而是出于政治目的的远航。一是为了寻找不知所综的明惠帝，二是为了向海外炫耀明帝国的强大国力。尽管其间有小规模的战斗，但郑和庞大的舰队不以武力征服为目的，每次都以怀柔远夷的大国姿态宽容处之，以结盟好。,意大利人哥伦布于1492年发现美洲新大陆；葡萄牙人达伽马于1498年绕过好望角，开辟到达印度的东方新航线；葡萄牙人麦哲伦绕过南美大陆最南端（后被命名为麦哲伦海峡）进入太平洋，其同伴于1522年回到西班牙，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的首次环球航行。与这些西方航海家相比，郑和的远航不仅早一个世纪，而且远航次数、总里程数、排水量及载重量都远远超过前者，船队配备了
23、最先进的罗盘技术、地图绘制技术和帆船技术等。,世界航海,当永乐帝死后，远洋事业遭到广泛攻击，被指责为劳命伤财之举，不得不戛然中止。于是，郑和下西洋的伟业便如昙花一现，在其后的漫长岁月中不复再现。大一统的专制政体，农业文明带给国人力求稳定、不喜冒险的文化心理结构，使中国人失去了加入1516世纪之交世界地理大发现行列的机会。,1、明中叶后，由于东南沿海地区商品经济迅猛发展，导致私人海外走私贸易占据主导，以福建的漳、泉二府最盛。走私海商甚至组成武装集团，形成与政府相对峙的局面。加之倭寇之患，明政府遂实行海禁。2、明后期开放海禁，沿海贸易复兴，主要港口是福建的月港和广东的澳门。通过月港，美洲的白银大量
24、流入中国。外国白银的流入，给明清社会经济带来了重要影响。,海关政策发展变化,3、为了对付郑成功的抗清斗争，清廷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颁布迁海令，规定江南、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居民内迁3050里，不准片板入海。一系列的迁海令严重阻碍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其后果是灾难性的。福建省首当其冲，社会经济大幅下滑，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三藩之乱”彻底平息、台湾郑克塽降清方告结束。4、翌年，解除海禁，对外贸易得以恢复。然而，清廷并未放松对外贸易的管制。,乾隆年间，正式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实行所谓“一口通商”，即只允许广州一口垄断对外贸易。从迁海令到“一口通商”，闭关锁国的政策导向不仅妨碍了中外经贸关
25、系的健康发展，而且禁锢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开展。在世界处于由陆地时代向海洋时代转折的关键时期，中华帝国失去了跻身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机会。,闭关锁国,明清中国社会的一大变化就是城镇的空前繁荣。明代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尤其是明中叶后。出现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清代的城市体系大体上与明代相仿，但仍有变易，最大的变化就是苏州取代杭州成为清代前期最发达的工商业中心城市。,七、市井口味与小说丰收,一位在清代前期游历过苏州的法国人，称苏州是“高级趣味的工艺和风靡全国的风尚的策源地。这儿一切东西都是可爱的、可惊叹的、优美的、高雅的、难得的美术品。这个都市是江南茶丝之邦的首府，不仅是美术与风尚之女王，而且是
26、最活跃的工业中心，又是最重要的商业中心，货物的集散地”。,城镇的繁荣必然带来市井文化的昌盛。各色人等混杂其中，士农工商的社会分层变得模糊不清，城乡之别、华夷之分、官民之隔均被打破，拜金主义在这里横溢，人口和商品的自由流动导致思想、习俗及文化的开放。官宦、士绅、客商、游人徜徉于茶馆、酒楼、妓寮、店铺之间，饮食男女，奇装异服，恰是一幅呈现人生百态的浮世绘。,市井文化的繁荣，为明清小说的丰收准备了肥沃土壤。明清小说是继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之后，中国文学创作的又一丰碑。中国图书总目收明清小说713种，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收明清小说670种，合计1300余种，蔚为大观。,明清文学,章回小说,四大奇书
27、：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他们分别是历史小说、侠义小说、神怪小说、世情小说的典型。金瓶梅是明代市民文学长篇小说的代表,三国演义（罗贯中）开创了我国白话长篇小说的长河，同时也是第一部历史演义小说。,“演义”的意思就是根据史实，敷演大义，在叙事中融进作者的生活体验和思想感情，并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政治的和道德的评价。统观全书，作者显然是以儒家的政治道德观念为核心，同时也糅合着千百年来广大民众的心理，表现了对于导致天下大乱的昏君贼臣的痛恨，对于创造清平世界的明君良臣的渴慕。这也就是一部三国志演义的主旨。,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其人则有帝
28、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且又有同胞手足，捉对夫妻，与叔侄郎舅，以及跟随主仆，争斗冤仇，皆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水浒传的社会理想,以诡异的想象、极度的夸张、突破时空、生死、神、人、物的界限，创造了一个光怪陆离、神异奇幻的神魔世界。天庭、佛界、地府、龙宫以及变幻莫测的山野、丛林、洞穴、魔窟。情节和人物似乎荒诞不经，但许多都有现实生活基础。,世情小说,所谓世情小说，就是不同于历史演义、英雄传奇和神魔小说，而是以“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为主要特点的一类小说。明清两代的世情小说，或着重写情爱婚姻，或主要叙家庭纠纷，或广阔地描绘
29、社会生活，或专注于讥刺儒林、官场、青楼，内容丰富，色彩斑斓。代表作金瓶梅红楼梦等。,世情小说的开山之作这是一种市民自我意识的觉醒，它促进了中国古典小说从英雄小说、神怪小说、讲史小说向描写世俗社会的世情小说的转变。,三言”：冯梦龙编纂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二拍”：凌蒙初编纂的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明中叶以前的文学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戏曲，活跃其中的是帝王将相、英雄豪杰、才子佳人、妖魔鬼怪。随着世情小说的出现，在“三言”、“二拍”中出现了新的主人公市民。以及骗子、妓女、嫖客、媒婆等等，可谓市井中人，应有尽有。,短篇小说,“三言”、“二拍”的主要题材：发迹变泰、商业活动、婚恋观念、官场
30、腐败、忠奸斗争、神奇传说。许多篇章对明中叶后商品经济的描写，诸如市场的扩大导致商品性农业的发展，雇用关系的新变化（工资已作为等价交换物出现、包买商）等，均是文学作品对现实经济生活的真实反映。,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红楼梦,厚地高天，堪叹古今情不尽；痴男怨女，可怜风月债难酬。春恨秋悲皆自惹；花容月貌为谁妍。,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冤冤相报实非轻，分离聚合皆前定。欲知命短问前生，老来富贵也真侥幸。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红楼梦一书
31、与一切喜剧相反，彻头彻尾之悲剧也。”（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一、爱情和婚姻悲剧：宝、黛爱情及宝、钗婚姻悲剧，是红的主线和灵魂。所谓“怀金悼玉的红楼梦”。黛重“情”，钗守“礼”，宝玉“重情不重礼”：“都道是金玉良缘，俺只念木石前盟。”木石前盟“有爱无婚”；金玉良缘“有婚无爱”。黛玉“魂归离恨天”，宝玉“到底意难平”，宝钗“婚后守活寡”。,二、人生悲剧:宝玉“无材可去补苍天”。第3回西江月词称他“潦倒不通庶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还称他“于国于家无望”。庚辰本第21 回脂评宝玉有“三大病”：“恶劝”；“重情不重礼”；“有情极之毒”。“重情不重礼”即以“情抗“礼”，追求叛逆；“
32、恶劝”即厌恶别人对他进行仕途经济、读书明理之类说教；“情极之毒”，即当“情”无法战胜“礼”、理想终归幻灭时，宁可弃绝尘寰，“撒手悬崖”，不愿与世随波逐流。,三、女子的悲剧：“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黛玉葬花：诸艳悲剧序曲。大观园遭抄检：“悲凉之雾，遍披华林”。婢女悲剧：晴雯冤屈而死；袭人青春耗尽；司棋自撞身亡；芳官等十二女伶“斩情归水月”；香菱被拐卖 小姐悲剧：黛玉为情死；宝钗守活寡；四艳（元、迎、探、惜）原应叹息；凤姐“家亡人散各奔腾”；李纨年轻守寡,红学：就是关于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对红楼梦的主题，人物，作者生平，版本以及与其它古典名著的相互影响等等，都可称为红学。,明清小说的文化史意义还包括对中世纪婚恋模式的突破。从诗经以降，中国婚恋模式源远流长，而明清小说则表现了中华帝国晚期市民的婚恋观，既有对美好爱情的真挚歌颂，也有对肉欲横流的病态欣赏，这两者共同构成对理学禁欲主义和宗法等级观念的巨大冲击。,清代小说也有所谓四大流派，即以聊斋志异为代表的拟古派，红楼梦为代表的人情派，儒林外史为代表的讽刺派，三侠五义为代表的侠义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