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此基础上，有学者提出将提高贸易增加值率作为促进贸易升级和提升发展质量的方向和目标。然而，现实中贸易增加值率受众多因素的影响，是否适合直接作为衡量发展质量的指标值得研究。本报告通过研究不同省份出口省内增加值率的差异及其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来探讨出口省内增加值率作为衡量发展质量指标的合理性。一、出口省内增加值率与发展水平呈“N 型”关系本报告利用 2012 年内嵌中国省际投入产出表的全球投入产出表，拓展王直等人提出的增加值贸易核算法（WWZ 法），把我国 31 个省、14 个行业的出口额分解为省内增加值、国内其他省份增加值、国外增加值和重复计算部分，以摸清各省出口额中本省所创造的增加值、国内其
2、他省份所创造的增加值、国 外创造的增加值以及重复计算部分的大小。在此基础上计算出口省内增加值率， 公式如下：图 1 给出了各省出口省内增加值率及其人均 GDP的关系。从图 1 显示的数据可以看出，发展水平与出口省内增加值率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直线关系，即并非发展水平越高，出口省内增加值率就越高。比如，江苏人均 GDP 已经达到青海的两倍左右，但其出口省内增加值率却比青海低近 15 个百分点。整体来看，我国各省出口省内增加值率与发展水平呈“倒 U 型”关系，即随着发展水平的提升，出口省内增加值率先上升、再下降。但参考美国等地区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特征，从长期来看，随着发展水平的提升，我国各省出口省内增
3、加值率在先上升、再下降之后很可能会出现一个上扬的趋势，即出口省内增加值率与发展水平长期呈“N 型”关系。根据目前各省的发展水平与出口省内增加值率，可以把全部省份分成四类： 第一类发展水平较低、出口省内增加值率较高，我国约一半省份都属于这类， 尤其是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省份；第二类发展水平较高、出口省内增加值率也 较高，包括山东、福建、辽宁、浙江、江苏和内蒙古 6 省，多数属于东部地区； 第三类发展水平较低、出口省内增加值率也较低，包括安徽、海南、宁夏、重 庆和甘肃 5 省，都属于中西部地区；第四类发展水平较高、出口省内增加值率较低，包括北京、上海、广东和天津 4 省，都属于东部地区。图 1出口省
4、内增加值率与发展水平关系图二、各行业出口省内增加值率与发展水平呈“U 型”关系与各省整体的出口省内增加值率类似，各行业的出口省内增加值率与发展水平也不存在正相关关系。图 2 给出了不同行业各省的出口省内增加值率与该省人均 GDP 的分布图。从图 2 可以看出，多数行业出口省内增加值率与发展水平之间呈明显的“U 型”关系，即随着发展水平的提升，多数行业出口省内增加值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趋势。图 2各行业出口省内增加值率与发展水平的关系图注：横轴表示 Ln（gdpcap），纵轴表示行业出口省内增加值率。这里以金属冶炼及制品业为例予以说明。湖南金属冶炼及制品业的出口省 内增加值率达到 61.6
5、%，江苏只达到 41.5%，比前者低 20 个百分点。而从发展水平来看，江苏的人均 GDP 已经接近湖南的两倍。一般而言，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金属冶炼及制品业不需要太多的加工，也不需要进口太多的中间投入品， 因而出口省内增加值率较高。随着生产的发展，该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将不断提升，承担价值链分工中的环节也越来越细化，更多地生产中间产 品，更多利用中间产品进行再加工，从而其出口省内增加值率不断下降。但是， 随着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升，金属冶炼及制品业将逐渐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环 节升级，生产的产品质量也更高，因而附加价值也更高，出口省内增加值率也 会随之不断提升。三、不同行业之间出口省内增
6、加值率呈“U 型”分布态势（一）农业和服务业比采掘业和制造业的出口省内增加值率高图 3 给出了不同行业的出口省内增加值率的地区最高值、最低值和均值等。图中从左到右依次是农业、采掘业、制造业、电气水、建筑业和服务业。可以看出，不同行业之间的出口省内增加值率呈现出“U 型”的分布态势。具体来看，在 14 个行业中，排在“两侧”的农业和服务业的出口省内增加值率均值较高，其中农业最高，达到 78.0%，生产流通服务业和消费公共服务业的出口省内增加值率略低于农业，分别为 77.7%和 76.4%；而排在“中间”的采掘业、制造业、电气水和建筑业出口省内增加值率均值相对较低，其中制造业、电气水和建筑业大幅低
7、于其他行业，其出口省内增加值率均值都在 54%左右。整体来看，农业和服务业比采掘业和制造业的出口省内增加值率高。图 3各行业出口省内增加值率的箱形图注：图中行业排序是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目录顺序展开。图中的“U 型”曲线是根据各行业出口省内增加值率的均值拟合而成。（二）劳动密集型比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出口省内增加值率高，资本密集型比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出口省内增加值率高从制造业内部来看，各行业出口省内增加值率也存在很大差异。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口省内增加值率最高，食品制造业和纺织服装业的出口省内增加值率分别为 67.7%和 55.2%；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出口省内增加值率次之，基本都在 50%左右；而技
8、术密集型制造业出口省内增加值率最低，设备制造业和电气电子及仪表制造业的出口省内增加值率分别只有 48.5%和 46.6%（参见下表）。整体而言，劳动密集型比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出口省内增加值率高，资本密集型比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出口省内增加值率高。制造业内部各行业的出口省内增加值率（%）行业出口省内增加值率制造业类型电气、电子、仪表46.6技术密集型设备制造业48.5金属冶炼及制品业48.6资本密集型石化52.3纺织服装55.2劳动密集型建材55.7食品67.7此表中各行业出口省内增加值率是各省该行业出口省内增加值率的均值。四、省际之间出口省内增加值率差异既与各行业出口增加值率省际差异有关，也与各
9、省出口结构差异有关各省整体的出口省内增加值率是其不同行业出口省内增加值率的加权平均的结果。从省际之间对比结果来看，各省之间整体出口省内增加值率的差异可能存在两方面原因。一是省际之间同一行业的出口省内增加值率的差异。前面的分析显示，各行业出口省内增加值率随发展水平的提升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因此，即便出口结构保持不变，发展水平的提升也会带来整体出口省内增加值率的变化。二是省际之间出口结构的差异。前面的分析表明，不同行业之间出口省内增加值率存在明显的差异。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出口的主要产品将由农产品和矿石原料转向工业制成品，进而也会导致整体出口省内增加值率的下降。这里把前一种原因称之为“强度效应”
10、，后一种原因称之为“结构效应”。运用结构分解公式，本报告测算了导致省际之间出口省内增加值率差异的两种效应。测算的结果显示，两种效应都对省际之间出口省内增加值率的差异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对不同的省份而言，差异的主要原因不同。比如，湖北和云南之间的出口省内增加值率差异主要源自于强度效应。湖北的人均 GDP 比云南高，且其出口省内增加值率比云南高 15.5 个百分点。结构分解的结果显示，强度效应贡献率高达 124. O%，而结构效应的贡献率为-24.0%（见图 4）。除食品制造业之外，湖北其他行业的出口省内增加值率都比云南高，尤其是设备制造业，强度效应明显。图 4出口省内增加值率差异的结构分解结果结构
11、分解的是发展水平较高省份与发展水平较低省份之间出口省内增加值率的差异。而江苏与青海之间的出口省内增加值率差异则主要是由结构效应导致。发展水平较高的江苏的出口省内增加值率比青海低 13.7 个百分点。结构分解的结果显示结构效应在差异中起主要作用，其贡献率高达 141.3%，而强度效应的贡献率为-41.3%（见图 4）。青海拥有丰富的能源矿产，初级产品出口占比高，尤其是农业、金属冶炼及制品业、采掘业等，且这些行业的出口省内增加值率都较高。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出口将从主要出口初级产品转向出口工业制成品， 由此会导致整体出口省内增加值率的下降。江苏的工业化程度高，制造业出口占比较大，尤其是电气电子及仪表
12、（占总出口的 44.7%）、设备制造业（占总出口的 11.9%）等，因此，整体出口省内增加值率比青海低。结合前面的分析，不难看出，由于两种效应的作用，出口省内增加值率与发展水平之间往往不存在直接的正相关关系。特别是在工业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结构效应反而会导致出口省内增加值率不断下降。五、结论与政策启示（一）不能简单地把出口省内增加值率作为发展质量的衡量指标前面的分析显示，出口省内增加值率与发展水平之间并不存在完全一致的 变化趋势，而是随着发展水平的提升呈先上升、再下降、再上升的变化趋势。 从省际之间出口省内增加值率的比较中还可以发现，在特定阶段，出口省内增 加值率的下降符合产业升级的基本趋势和
13、一般规律。与中西部内陆省份相比， 沿海省份正是通过不断扩大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参与程度，推动产业从农业向制 造业、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不断升级。在这一过程中，虽然出口省内增加值率降低了，但出口创造的增加值总额却实 现了快速的增长。因此，不能抛开发展阶段和区域自身的特点，而简单地把出 口省内增加值率作为所有地区发展质量的衡量指标。（二）不同地区需要根据自身发展阶段和结构特征来确定升级的方向和路径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了高质量发展阶段，发展质量的提高不 仅体现在产业结构向中高端升级，也体现在全球价值链中不断地向中高端攀升。对于一个产品而言，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的
14、过程中，可以带来出口省内增加值 率的提升，但对于一个经济体而言，还要考虑到结构因素。我国各省出口产业 结构存在较大差异，在结构效应的主导下，发展水平较低的省份，其出口省内 增加值率有可能较高，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在一定时期内出口省内增加值率 可能出现下降。因此各地区需要结合其发展阶段和出口结构等来确定升级方向 和路径。对于那些发展水平较低、自然资源丰富、初级产品出口占比较高且出口省内增加值率较高的地区，需要更加注重改善投资和贸易环境以及基础设施 条件，从而提升价值链的参与度。而对发展水平较高、价值链参与度较高、出 口省内增加值率较低的地区，则需要更加注重工艺流程和产品的升级甚至是功 能和链条升
15、级，更加注重提升至更加复杂的价值链，升级到全球价值链中价值 更高的部分，培育组织全球价值链的跨国公司，以构建由我主导的全球价值链。注释：贸易创造的增加值占贸易总额的比重。出口省内增加值率是出口额中本省创造的增加值所占比重。该表的编制基于国家统计局间隔五年编制一次的投入产出表，目前国家统计局只更新到 2012 年，因而本报告所运用的 2012 年的内嵌表是现有数据基础上最新年份的表。该方法参见王直、魏尚进、祝坤福，2015：“总贸易核算法：官方贸易统计与全球价值链的度量”，中国社会科学，第 9 期。他们把一国对另一国的出口额分解成四部分（被国外吸收的国内增加值、返回并被本国吸收的国内增加值、国外
16、增加值和纯重复计算部分）、16 项。为了行文简洁，本报告把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统称为省。编制内嵌表时需使中国省际投入产出表与全球投入产出表的行业对应， 因此将两表的行业都合并成了 14 个行业。需要强调的是，本报告中各省人均 GDP 均为 2012 年水平。根据要素投入情况，制造业可以划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三大类型。本报告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包括食品制造业和纺织服装业；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包括石化、建材、金属冶炼及制品业；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包括设备制造业、电气电子及仪表。参考文献：1 徐宁、皮建才、刘志彪，2014：“全球价值链还是国内价值链中国代工企业的链条选择机制研究”，经济理论与
17、经济管理，第 1 期。2 苏庆义，2016：“中国省级出口的增加值分解及其应用”，经济研究，第 1 期。3 李善同、何建武、刘云中，2018：“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国内价值链分工测算研究”，管理评论，第 5 期。4 李善同，2018：2012 年中国地区扩展投入产出表：编制与应用，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5 王直、魏尚进、祝坤福，2015：6 顾阿伦、吕志强，2016：“经济结构变动对中国碳排放影响基于IO-SDA 方法的分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第 3 期。7 刘志彪、张杰，2009：“从融入全球价值链到构建国家价值链：中国产业升级的战略思考”，学术月刊，第 9 期。8 Meng, B., Z. Wang and R. Koopman, 2013, “How are Global Value Chains Fragmented and Extended in Chinas Domestic Production Networks?”, IDE Discussion Papers.9 Wang, Z., S. J. Wei and K. F. Zhu, 2013, “Quantifying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Sharing at the Bilateral and Sector Levels”, NBER Working Pap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