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孔子作春秋即春秋传说初证孔子作春秋即“春秋传”说初证孔子作春秋，孟子和司马迁言之甚详。但孔子作的春秋，并非“春秋经”，而是“春秋传”即今以左氏命名的“左传”蓝本。 其实，对“春秋经”非孔子作这一点，从唐朝刘知几开始，就以“惑经”为名作了初步的证明。这以后，历代学者如郑樵，朱熹，刘克庄，朱彝尊，石韫玉到“五四”以来的顾颉刚，杨伯峻等，都作了多方面的考辩，论定“春秋者，鲁史也。”可是，咱们不能由此推断，孟子和司马迁说的孔子作春秋为虚妄。 一、孟子说的“孔子作春秋”即指“春秋传” 孔子作春秋之说，最先始于孟子。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
2、子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亦其惟春秋乎?”（滕文公下）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其一，孔子是“作”春秋，而非如后代经学家所鼓吹的只对“鲁春秋”进行“笔削”，作“一字之褒贬”。其二，孔子出于时期的历史性剧变的需要，怀着“罪我”之惧，初创私修春秋之举。“春秋，天子事也”，在孔子之前，修春秋是史官才有的权利，而孔子不仅“侵权”私“作”，而且还要以此“贬天子，退诸侯、讨医生”（太史公自序）。故不能不担忧“罪我”。从性质上看，孔子的春秋不同于今之“春秋经”，而同于“春秋传”。其三，从讨伐“乱臣贼子”而言，只有今之“春秋传”才“当得起”。“经”不仅记事简陋，而且褒贬不明。孔子身居的鲁国，有弑君
3、五，逐臣二的史实，在“经”中无一取得反映。专门是对典型的弑君杀臣的“乱臣贼子庆父，“经”中未讨一笔。相反，对被孔子叹为“良医生”的赵盾，却强加上了“弑君”之罪。如此黑白倒置，实在不足称道。唯有“春秋传”，才对这些被“经”所隐所讳的事实真相，一一予以披露，予以深诛严伐。言鲁史官之不能言，记史官之所不敢记，为后代保留了唯一的信史与珍史。在内容上，只有“春秋传”才悬明确针对“邪说暴行”“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的现实而作的。 孟子还说，“晋之乘、楚之祷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这里的春秋，一样是指孔子作的“春秋传”，而非“经”。因为在“春秋经”中，记载最多的是鲁襄公(51次)，
4、鲁隐公(40次)，鲁成公(38次)，而提及齐桓公仅30次，晋文公仅8次(据友人赵生群君统计)。齐桓、晋文占的比例并非多，（绝未占突出地位），当不得“其事则齐桓，晋文”之说。“其文则史”更谈不上。唯独“春秋传”即今之“左传”中，“齐桓晋文之事”记载甚详，其中晋文公尤其突出，从其流亡各国到称霸中原，载之历历。晋史在全书中占了近五分之一，而晋文则是其中写得最详尽最个性鲜明的人物，的确符合“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的评价。由此可见，孟子所说的“春秋”，即指“春秋传”。 有人以为，孟子是出于“道统”“师尊”的观念，才吹嘘“孔子作春秋”之功。则笔者可举并非尊儒的韩非子的记载，证明孔子作“春秋传”。韩非
5、子外储说上引证“春秋”晋文公攻原之事曰：“孔子闻而记之曰：攻原得卫者，信也”此事不见于“经”而唯见于“传”。考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记曰：“冬，晋侯围原，命三日之粮。原不降，命去之。谍出，日，原将降矣。军吏日：请待之。公曰：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这里的记载，晋侯的“信，国之宝”的话与孔子说的，正可彼此印证。说明左传“春秋传”的这段史料，是孔子据“闻”而“记之”。 又，韩非子每每称引“春秋”史料，多指“春秋传”。如奸劫弑君篇：“故春秋记之曰：楚王子围将聘于郑，未出境，闻王病而反。因入问病，以其冠缨绞王而杀之，遂自立也。”此不见于“经”，而见于“春秋传”
6、昭公元年：“冬，楚公子围将聘于郑，伍举为介，未出境，闻王有疾而还问王疾，缢而弑之。”不仅内容吻合，而且字句也大同小异，说明韩非子引自“春秋传”原书。 不仅韩非子，战国时期其它书如战国策 吕氏春秋等等，所称引的“春秋”均指“春秋传”。刘师培考定“今考周季之书所述春秋，均指“左氏”，并进一步推论“是则战国儒生，均以左传即春秋，斯时公、谷未兴，春秋之名，仅该左氏。”（俱引自刘师培左盒集卷二左氏不传春秋) 从战国诸书普遍征引“左传”却无一人提及左氏之名，而唯见称道孔子作“春秋”，这不能不令人怀疑，诸书所称引的“春秋”(“左传”)即孔子作的“春秋传”。司马迁说“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说明孔子曾亲自通
7、过其高足门生传播过“春秋传”。韩非子中曾提及“子夏之说春秋”，可为佐证。正由于孔子学生的普遍传播，所以“春秋传”才得以广为流传，遍为各书家征引。这应是合于情理的解释。 二、司马迁称“孔子作春秋”亦指春秋传 除孟子称述孔子作春秋外，司马迁是后代史家第一人。史记的世家，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序、太史公自序等多处再三称述并推崇孔子作春秋的丰功伟绩。司马迁所称的“春秋”亦指“春秋传”，而非“经”。 第一，看年表序中对此的称述：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
8、讳挹损之文辞不能够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门生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现近势，亦著八篇， 为虞氏春秋，吕不韦者，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拾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 上述引文中值得推敲者有几点： 第一，左氏、“左氏传”与孔子春秋的关系问题。从左丘明“因孔子史记”而“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析，“论”。者，“论纂或“论说”之谓，即左氏对孔子史记作过整理，编纂或评点论说，今“传”中恰有“君子曰
9、”，“仲尼曰”之议论，可为佐证。而“传”的蓝本是孔子写下的。再者，虽然司马迁把左氏春秋与虞氏春秋，吕氏春秋，铎氏微相提并论，皆作为孔子春秋的“衍生品”而从属之，但是也突出显示左氏与孔子春秋之间的特别紧密的关系，与其他高作的不同。整部史记，对左氏春秋亦唯此处一提，可见，“左传”“春秋传”的原作者应是孔子而非左氏。孔子作的“春秋”就是“春秋传”。不然，司马迁决不会如此“详小略大”褒贬失当。因为不论从哪一方面说，“左传”都要远远超越于“经”的价值。 第二，从所谓“兴于鲁而次春秋”而论，今之“春秋经”，不仅记事残阙不全，详小略大，褒贬失当，短处百出，而且还存在许多“有时而无事”的赘笔，完尽是史官例行公
10、事式的原始记录，毫无加工编“次”的痕迹。故这里的“次春秋”必是“春秋传”才符合实际。即孔子以“鲁”春秋为兴，依其体例编次史料。考今之“传”，恰恰正是依“经”而“立”，发其凡，起其例、略其详，补其缺，处处与之紧相呼应。(据人统计，“传”全书中直接解“经”者1030条，不直接相关者仅300条)。很显然，作者纂写“春秋传”时是直接紧扣“鲁春秋”遂字逐条编次的，这完全吻合了“兴于鲁而次春秋)”的说法。 第三，从上引文中“不能尽观春秋”“上采春秋”，“删拾春秋”，“捃摭春秋”的提法看，孔子“春秋”，必体大精深，内容繁富。 太史公自序中也说孔子作“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聚散皆在春秋”，可为佐
11、证。故从规模字数上看，孔子春秋亦当是“春秋传”而非“经”。第四，司马迁在史记中每提及春秋，除极个别情形外，多指“传”而非“经”。唯有两处有异议，一是孔子世家记：“践土之会，实召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考史记晋世家：“孔子读史记至文公日：诸侯无召王，王狩河阳者，春秋讳之也。可见“经”非孔子所修。而“春秋传的记载，也一样隐讳了“实召天子”那个事实。 “传”记曰：“作王宫于践土献楚俘于王王享醴，命晋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兴父，策命普侯为侯伯，曰王谓叔父，敬服王命，以绥四国，纠逖王慝”俨然是天王巡狩的排场，丝毫没有凌越“召王”之迹象。故太史公说孔子作春秋“讳”之。
12、史记(赵世家)还有一段记载一样值得斟酌：“孔子闻赵简子不请晋君而执邯郸午，保晋阳，故书春秋曰：赵鞅以晋阳叛。”查春秋经定公十三年记：“初，晋赵鞅入于晋阳以叛。”二者文字有出入。显然这里并非引“经”原文，而只是讲孔子记载了赵鞅以晋阳叛这件事，而“春秋传”对此载之甚详。故“书春秋”一样能够看做是指“传”。若孤立地看，此处固也可解释为指“经”。但顾炎武日知录在“春秋阙疑之书”条指出：“史之阙文，圣人不敢益也。春秋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传曰“不书日，官失之也”以圣人之明，千岁之日可坐而致，岂难考历布算，以补其阙?而夫子不敢也。”既然“经”中连天文历象之阙失都不敢补正，则人事之是非，自然更是“圣
13、人不敢”了。莫非夫子独独于上引二处破例去“书”去补了么？这是难以解释通的。 史记中的以上两则材料，只能证明，孔子确实书过“春秋”。但此“春秋”非“经”而是“春秋传”。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春秋古经十二篇，左氏传三十卷，经十一卷(自注公羊、谷梁二家)。”笔者以为，这春秋古经极可能即司马迁读的“春秋古文”(“春秋传”)，它与左氏、公、谷三家体、例各不相同，之所以有“十二篇”，因其依鲁十二君而编次。“左传”之文常有割裂之痕，如鲁庄公十八年记：“冬，巴人因之以伐楚”，十九年又记：“十九年春，楚子御之，取胜于津。”笔者疑其在孔子“春秋古文”中，二段当连载于一篇中，“冬，巴人因之以伐楚，楚子御之，取胜于津
14、，”如此方连贯。 司马迁时，孔子写的“春秋古文”尚存于世，司马迁读的是他的本来而非“左氏春秋”，故为之大加褒扬，树碑立传。而到刘向、刘歆时，孔春秋可能已亡佚，唯“左氏春秋”尚存。孔子作春秋遂成疑案。但司马迁是说得明明白白的。 三、从左传证明孔子作“春秋传” 以上所说，还只是从侧面证明孔子作“春秋传”。咱们还可进一步从左传中找到有关的正面证据。 （一）左传中贯穿全书的五十多则“仲尼曰”；“孔子曰”透露了孔子作史之迹。 它们虽为左氏或孔子徒弟所加，但都用以补充或阐发孔子对所载史实内涵及其褒贬挹损之义的评论。这不仅反映了左传创作思想与孔子思想观点的高度一致，而且也从不同角度透露了孔子搜集史料作史的侧
15、影。 左传成公二年记载，卫、齐之战中，新筑人仲叔于奚救了卫医生孙桓子，“既，卫人赏之以邑，辞，请曲悬繁缨以朝，许之。仲尼闻之曰：惜也，不如多与之邑。唯器与名，不能够假人，”此年，孔子尚未诞生。“闻之”，明孔子非从书面而是从传言中搜集到此史料。(这段话是听时所发感慨，可能为其徒弟所记，被左氏补书于此。) 左传成公十七年记： “齐庆克通于声孟子，与妇人蒙衣乘辇而入于闳，鲍牵见之，以告国武子”庆克与声孟子设计陷害，“刖鲍牵而逐高咎仲尼曰：鲍庄子之知不如葵，葵犹能卫其足”。此事亦发生在孔子诞生之前。孔子对左传里的“中媾之事”宫室丑闻的细节如此了如指掌，若非亲自写作，是不可能说出这番话的。与此相类的例子
16、还有，左传宣公九年记载，陈灵公与孔宁仪父共通于夏姬，皆“表其衵服戏于朝”。陈医生泄冶为此劝谏国君，反遭杀戳。“仲尼闻之曰：诗云民之多辟，无自立辟，其泄冶之谓乎?”说明了孔子对其内情的熟悉。那个“闻之”，一样说明孔子是从传说佚闻中搜集到这段“别史”的。 孔子不仅熟悉左传的细节，而且谙熟其中的行人辞令，人物对话。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详载郑国子产面对晋国的“问(人)陈之罪”，侃侃陈辞，使晋人语塞，“不能诘”，终于受礼而舒之，保全了郑国的地位免受大国糟蹋。文中载“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哉！”此年孔子方数岁小童，故这段“
17、仲尼曰”也是孔子事后深切了解子产的这段辞令内容而发。孔子在左传成书前即对其中人物对话如此谙熟，若非亲自创作，也是很难做到的。 不仅如此，左传的记载中，还有直接反映孔子师徒搜集记录行人辞令的迹象。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宋人享赵文子，叔向为介，司马置折俎礼也。仲尼使举是礼也，以为多文辞。”这“仲尼”句，明显是后人插入的语气。那个“举”字，据十三经注疏引沈中宾语；“举谓记录之也。”又引正义云， “盖于此言也，宾主多有言辞，时人迹而记之。仲尼见其事而善其言，使门生举是宋享赵孟之礼以为后人之法。”说明孔子曾成心识地引导学生记录搜集过行人辞令。论语中孔子向学生说过“一言以伤邦”“一言以兴邦”的话，说明孔
18、子让学生记录历史人物外交辞令，当非偶然。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还记载了叔向的议论：“辞之不能够已也如是夫?子产有辞，诸侯赖之，若之何其释辞也”，这与襄二十五年的“仲尼曰”，与论语中的有关记载，同出一辙，正可相印证。 笔者以为，左传的行人辞令之所以传颂千古，成为史家绝唱，“谅非经营草创，出自一时，琢磨润饰，独成一手。”(史通，申左)它与孔子的卓越尽力是分不开的。 (二) 左传表现的创作思想与孔子思想的高度一致。 左传贯穿全书的主导思想仁政、民本、礼治观念，与孔子几无二致。孔子在论语中的观点，处处能从左传中找到印证。如左传昭公十七年，晋侯总结为政之务： “三算了，一曰择人，二曰因民，三曰从时。”此三点
19、即孔子说的择贤任能，“民可，使由之，民不可，使知之”；“使民以时”。 左传文公十三年记，邾文公卜迁于绎，史日“利于民而无益于君”。邾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也，孤必与焉。”这与论语中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的民本思想完全一致。 孔子以为打仗必先教民。“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能够即戎矣”。“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论语子路）左传叙写战争，也多以教民，养民作为决胜先决条件。作者写晋文公之所以能在城濮一战而霸，是因他“始入而教其民”使民“安其居”，“民怀生矣”又“伐原以示之信”，继而“大菟以示之礼，作秩以正其官”而后用之。作者总结道：
20、“出谷戍，释宋围，一战而霸，文之教也”。论语与左传可谓琴瑟相和。 孔子继承周之礼，把“克己复孔”作为“仁”的标的和治国之本，“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左传全书也处处表现了这种“尚礼主义。”左传僖公十一年，周天子派内史到晋赐命，晋惠公受玉不恭，内史因此预言：“晋侯其无后乎?礼，国之干也，敬，礼之舆也。不敬则礼不行，礼不行则上下昏，何以长世？”左传成公十年，申叔时论楚臣子反背约违礼，断言：“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礼，礼以庇身。信、礼之亡，欲免，得乎?”成公十三年，子反果以违礼而取祸亡身。 若是说，左传在仁政、民本，礼治的主要思想偏向上与孔子的高度一致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因左
21、丘明等也可能受孔子影响而显出一致），则在对待争霸、专门是齐桓公的评价上，左传与孔子的符契相应，而与国语极端对立，则更发人沉思。 论语中孔子曾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至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宪问)对管仲推崇备至。而对霸主齐桓公并非赞扬，对另一霸主晋文公，则说他“谲而不正。”左传在这方面表现出惊人一致。左传在写齐桓公“九合诸侯”的史迹时，落墨的重心在其“一匡天下”“尊王攘夷”之功，描述的正面主角，不是齐桓公，而是管仲。对霸主的称雄好战，作者本质上是批判的。对著名的葵丘之会，作者通过宰孔之口批评道：“齐侯不务德而勤远
22、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为此会也。”劝阻晋侯“可无会也”。对齐桓公的“九合诸侯”可谓通盘否定，一笔抹倒。而国语作者在描述葵丘之会时，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态度，极力举高齐桓公的地位，大写其霸主的威风：“赏服大辂，龙旗九旒”“渠门赤旃，诸侯称顺矣。”作者还铺写其东征西伐之功，美化桓公“忧天下诸侯”，乃至吹嘘说“天下诸侯知桓公之非为己动也，是故诸侯归之。”赞颂霸道，美化霸主，表现出与左传截然不同的思想偏向，足证左传决非国语作者左丘明所写。 （三） 左传的哲学宇宙观与孔子的高度一致。 论语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孔子以为“天道远，人道迩”“敬鬼神而远之”
23、。 “不言”“远之”，都是存疑的态度。 左传虽然记载天道鬼神灾祥筮，但每每通过历史人物之口，表现出与孔子相同的思想偏向。昭公十七年，郑裨灶预言宋卫郑陈“将同日火”，再三要求用瓘斝玉瓒祭祀以禳灾，郑子产不同意，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遂不与，亦不复火”。同例还有，昭公二十六年，齐有慧星，齐侯使禳灾，晏子公开反对：“无益也，只取诬焉。天道不谄，不贰其余，若之何禳之?若德之秽，禳之何损?若德回乱，民将流亡，祝史之为，无能补也。”重人事，不信巫，表现出十分客观的态度。而郑子产、晏子，都正是作者充分赞扬的人物。 清人汪中说：“左氏春秋典策之遗，本乎周公，笔削之
24、意，依乎孔子。明周公、孔子之道，莫若左氏春秋”并例举左传中各方面事实十余条，说明它言天道鬼神，灾祥卜筮，梦，“何尝废人事也” (见述学左氏春秋释疑)如随侯以牲拴肥腯，粢盛丰备，谓可信于神，季良以为“民，神之主也。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民和而神降之福”。郑内蛇与外蛇斗，内蛇死，申繻以为“妖由人兴，人无衅焉，妖不自作”。又如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史苏占卜不吉；及惠公被执，曰：“先君若从史苏之言，吾不及此”。韩简以为“先君多败德，史苏是卜，勿从何益？”如此等等。汪中以为，“那时深识远见之君子，类能为之矢德音，蔽群疑，而左氏则已广记而备言之，后人其何疑焉?天网恢恢，吉凶之应，有时而爽，策书旧文，谨而志
25、之，所以明教也。”“祸之有无，史之所不得为者也；书法无隐，史之所得为者也。君子亦为其所得为者算了矣，此史之职也。”(同前)。 汪中之论，足以驳斥那种以为左传“其失也诬”“是非颇谬圣人”的成见。 (四) 左传的写作年代与孔子的关系。 许多论者按照左传中占卜预言之应验，断言左传作者为战国时人，笔者以为值得商议。 左传记卜辞与预言，有验有不验。如秦穆用三杰殉葬，作者预言“秦不复东”并非符合后来的事实。此预言只是出于作者对人祭人殉的残忍行为的憎恶。又如左传鲁僖公三十一年，狄围卫，卫迁于帝丘，卜曰“三百年”，但事实是尔后卫历十九君共四百三十年乃迁于野王。固然，记应验的较多，作者必从那时历史现状动身，选择
26、有可能应验迹象者录之。其卜辞也大多写得较虚活。 至如持“战国说”者引以为证的关于毕万受赐于魏和韩赵魏三分公室的预言。前者之卜曰；“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毕万以后必大”。“必大”、“必复其始”都只是推测语气。春秋末，孔子活着时，晋政萃于三族、魏氏权倾朝野，都已是现实存在的事实，虽未见到三家分晋，但不难预料。左传鲁襄公二十八年，魏献子分封医生，“仲尼曰：“其长有后于晋国乎！”二十九年，季札至鲁观乐，适晋，对赵文子、韩宜子，魏献子说：“晋国其将萃于三族乎！”都是从现状作出推测，没必要等到战国才如此写。 持“战国说”者普遍引证的另一卜辞是左传鲁庄公三十二年陈氏卜妻。传记载：“懿氏卜妻敬仲，卜曰有妫
27、以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以后，莫之与京。及陈之初亡也， (鲁昭公八年楚灭陈引杨伯峻注)陈桓子始大于齐，其后亡(鲁哀十七年，楚复灭陈)也，成子得政。”这里的“五世其昌”，指陈桓子，据史记田完世家记：完卒谥为敬仲，仲生樨孟夷，夷生湣孟庄，庄生文子须无，敬仲五世孙陈无宇。齐至陈桓，夺取之势已成。所谓“成子得政”当指陈常，敬仲八世孙。五经正义沈氏引史记田完世家云：“桓公生武子启及僖子乞，乞卒，子常代之，是为田成子，是敬仲为七世。言八世者，据其相代在位为八世也。成子杀简公专齐政，是莫之与京也所传之时，完之子孙已盛，故传备言其终始也。”案左传鲁哀公十四年，陈恒杀其君壬于舒州，那时孔子尚活着
28、，曾“三日斋而请伐齐”。既已看到“成子弑其君”而“得政”，则“八世以后，莫之与京”的预言，亦没必要到战国才作出。故此事不能作为成书于战国之证据。 其实，左传中真正记载战国之史料仅一条，即三家灭智氏、三分公室，这已是书末后人的续笔了，其时距孔子卒也不过数十年。 再从左传记载史料的详略情形看，在鲁君十二公中，以襄、昭，定、哀四公时期史料篇幅最详，占了全书一半，其中襄公时期尤甚。汉儒汇春秋三世之义曰： 所传言世(九十六年)隐，桓，庄、闵，僖 所闻世(八十五年)文，宣，成、襄 所见世(六十五年)昭、定，哀 董仲舒说： “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传言杀其恩，与情俱也。” (春秋繁露)这一段话，如加
29、于左传，却是很适当的。据所见所闻而记，故详近略远，为依违免祸，故隐近而彰远。孔子生在昭、定，哀之世，故对成、襄之事详明，对昭，哀时事则隐微其辞。 。 另外，从思想和语言风格看，左传也符合春秋的时期特色。春秋尚礼重德，辞令婉而多礼，战国尚力尚谋，文字粗豪，铺张扬厉。元朝春秋之学最有成绩的学者是黄泽，其门人赵访在其春秋师说中转述其师之论左传曰：“是春秋时文字，或以为战国时文字者，非也。今考其文，自成一家，真春秋时文体。战国文字粗豪，贾谊、司马迁尚留有余习，而公羊，谷梁则正是战国文字耳。”（卷上论三传得失） 所以，从时期方面说，左传也正符合孔子的创作时期。 (五)左传国、，地域与孔子的关系。 左传记
30、事，以晋、鲁、楚最详，宋、郑，齐次之，其它还有卫，吴，陈，蔡、曹，燕、秦等国。唐啖助说：“予观左氏传，自周、晋、齐、宋、楚、郑等国之事最详，晋则每一出师，具列将佐；宋则每因兴废，备举六卿；故知史册之文，每国各异，左氏得此数国之史以授门人(三传得失议)其中晋、鲁、齐、郑、周、吴，与国语史料相同者甚多，当为得之各国同一史料来源，秦、燕之事附随晋史而生，似无独立国史来源。令人感到奇怪的是，陈、曹、蔡，卫这些在中原无足轻重的小国，一般史官是不易予以注意的，为何也能占有一席之位呢？尤其是有些史事似非得之正史，如陈灵公与孔宁仪父共通于夏姬淫乱之宫庭丑闻，皆“表其衵服戏于朝”的淫秽场面，似得之别史佚闻，说明
31、作者曾到过陈。而文中写陈医生泄冶以劝谏此事而被杀，又恰恰附写了孔子对此事之评论，“仲尼闻之曰：诗云民之多辟，无自立辟，其泄治之谓乎?”正说明了孔子对其内情的熟悉程度。那个“闻”，透露了孔子搜集遗闻的消息。 若是将此情形与孔子生平联系起来看，咱们就会发觉二者之间奇妙的联系，凡左传记载较详细者，也正是孔子生前游历过的国家。太史公说孔子“三十岁，盖见周藏室史老子云”，随即又适齐，与齐太师语乐。鲁定公十四年，从鲁司寇退位后，出游各国达十四年之久，前后适宋、卫、陈、蔡，楚等国，二度过宋，四次过卫，在陈，蔡这些小国各盘桓三年之久。又冲破陈、蔡医生的重围，应楚昭王之聘亲赴楚国。太史公说孔子“厄于陈蔡作春秋”，恰可与之印证。 左传对楚国那个远离中原，与周朝殊少讯问的“南蛮”其史实却记之甚详，笔者以为，它与孔子的赴楚必有直接关系。从左传记楚史时的许多语言称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