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 读书报告 作者：杨魏欣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1025 更新时间：2009/2/18 文章录入：admin 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读书报告 近年来，西方几位“中国学”学者打出“东方中心主义”的旗帜，提出西方率先现代化偶然论，也得到了很多人的推崇，主要代表人物是弗兰克和彭慕兰。彭慕兰在大分流中提出，英国及欧洲的工业化几乎完全是一种“历史的偶然”；18世纪中叶以前的中国与西欧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只是煤的广泛使用和每周新大陆殖民这两项“根本性”的突破，才使西欧胜出，另外，琼斯在欧洲的奇迹中的观点与彭慕兰的观点异曲同工，都脱离了人类社会本身追寻
2、中西社会发展和不发展的原因，琼斯的观点带有地理决定论和欧洲优越感。 作者更倾向于从人类社会内部原因寻求发展与不发展的根据，本书指出，彭慕兰把煤矿认作英国工业革命最重要的条件，问题是中国并不存在这种条件。作者列出了数据和事实证明了彭慕兰此观点是不正确的，中国并不缺乏煤矿，而且有长期采矿的历史。 作者认为中国的落伍，与西方很早就着实存在的差异，即结构性差异有关，它决定了中西以后各自的发展方向。西欧与中国的传统因素不同主要是法律政治层面上的传统因素不同，当近代文明来临时，一个似乎水到渠成；一个则百转千回仍不得要领。中西比较的关键主要是探究前工业社会里的结构性差异。 书中就上述差异进行了具体的分析，阐
3、述了决定西欧社会发展方向的结构性要素是法律保障机制。作者从大量史实中发现，西欧生产者尽管经济发展起点很低，物质生活比较艰苦，但是他们很早就有较强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因此能坚守一种个体权利的底线，比如迫使土地领主不能随意提高地租或增加劳役，地租和劳役量都要在法庭上受到严格的限定；惩罚农奴必须经过法庭由庄园共同体裁决等等。这并不是说农奴不受奴役和压迫，而是说农奴已经根据一种法律体系获得了某种权利，从而获得某种程度的保护，这使得农民，甚至农民，甚至农奴能有较为普通和持续的财富积累。相比之下，中国在主体权利缺位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法律政治制度，成为了压抑个性阻碍个体发展的负作用，成为中国文明的一个致命的
4、薄弱点。直到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既没有现代意义的经济增长，也没有改变传统的社会结构。 综上所述，结合具体内容，可以概括说，本书是从农民个体角度出发，探讨中世纪晚期英国农村社会生活的变化对英国社会现代化的影响，从一个新的角度探讨了英国农村现代化的起源，并与中国同时期的农民社会做了比较研究，另外还特别提出了中国在社会转型时期应该注意的问题。 阅读本书，我们能获得很多的启示和思考。第一：本书作者提出了许多新颖的概念，例如前原始积累、主体权利、经济活动的法律保障机制等，这些概念都具有较强的概括性和创新性，通过作者对一些重要概念和史实的具体分析，启示我们要透过经济因素这一表象，看到深层次的原因，即结构性差
5、异。第二：从一定意义上说，西欧的发展，得益于其相对健全的法律，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化，健全社会法制势在必行，如何在剧烈的社会结构变迁中，在法治社会进程中，更好的继承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去其糟粕，这是我们值得探讨的问题。对于我国现今的发展，我们要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确立和切实保障各阶层尤其是处于弱势群体的农民群体的权益。第三，合理的社会流动可以形成一种新陈代谢的社会机制，从而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行，西欧的现代化得以顺利发展，同样得益于其较强的社会流动性，封建社会的西欧，社会流动性较强，“骑士、乡绅和绅士都不是贵族”，农民可以通过自己的合法经营，勤劳智慧，提升自己的经济
6、地位从而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处境；反观中国传统社会，重农轻商、等级森严，社会流动受到严重的阻碍，长期处于僵化状态，处于最底层的农民，在僵化的体制下，除了维持低层次的生活保障，很难有其他方式提高自己的经济地位，只能通过有限的渠道（科举考试等）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缺乏对商业的法律政治保障，不可能有商业交往和繁荣，封建主同样难以具有进取心，只能固守旧土，做封建皇权的奴仆。社会流动是社会转型的标志和机制，我们必须用民主和法制，为当今中国社会的社会转型建立一个良好完善的社会流动机制，提升弱势群体尤其是数亿农民群体的权利，促进社会的稳定运行和良性发展。西方的崛起：肯尼斯•彭慕兰的大分流研究论
7、西方的崛起：肯尼斯彭慕兰的大分流研究 加拿大里卡多杜谢斯利王生才 编译 经济史2007年第5期 摘要：为什么在世界文明大国中，只有欧洲在19世纪取得了具有革命意义的转变。肯尼斯彭慕兰的大分流对此做出了解释。他认为，至迟到1800年，中国的生活水准和生产水平与欧洲大致相当。英格兰之所以首先工业化是因为充足的煤炭和新大陆大量土地集约型资源的供应。本文认为彭慕兰的观点缺乏经验可信性。与潜在的和实际的欧洲内部贸易相比，由美洲进口为英格兰带来的“生态暴利”并不明显。而中国尽管在1500年后在中亚和西南亚获得了新的领土，带来了巨大的“生态暴利”，但并没有获得任何工业突破。关键词：彭慕兰大分流西方崛起 一、
8、引言：欧洲与中国的大分流 欧洲何以能于19世纪从世界文明大国中崛起，避免了“马尔萨斯陷阱”?这是一个难以琢磨的基本命题，曾激起了无数学者的兴趣。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获奖无数，是这场争论中的一本力作，赢得了广泛好评，在最近一波寻求解释1800年左右西欧与亚洲经济差异著作中最具挑战性。尽管文献数量以及来源众多，大分流并非没有经验主义缺陷。我们需要对该书论据的结构做出清晰的评价。它主要包括以下五个相关命题。 1至迟到1750至1800年，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与欧洲相当。 2中国的土地、劳动力(可能还有资本)市场，与欧洲同样有效率，抑或更高。 3虽然欧洲人均拥有更多的牲畜，但中国
9、拥有世界上最高的农业收益，在土地节约方面直到19世纪仍位居前列。 418世纪，世界上没有什么地方必然会向工业突破方向发展。 5英格兰之所以脱离短缺与限制，率先于19世纪实现工业化，主要基于两个生态或地理因素，即廉价和充足的煤炭和新大陆未开垦资源的供应。 我认为，如果第3、4条观点正确的话，则对欧洲中心论构成了严峻的挑战。观点1如果被证实，则是对18世纪中国马尔萨斯印象的一种否定。观点2尽管挑战了认为欧洲因为有比较规范的市场而更发达的新古典主义观点，但它仅表示中国和欧洲有相当的商业化水平和经商技巧，不能告诉我们未来经济的增长方式和创新水平。 传统观点认为，在18世纪欧洲已经走上了不同的经济增长道
10、路，如果该书不能反驳这一点的话，观点3、4、5同样不具有说服力。彭慕兰认为英格兰在1800年前和中国相比并没有很大的技术优势，特别是在能源技术方面，欧洲在1800年前面临着严重的限制。在1850年前欧洲农业生产力没有实质性的转变。这是该书论题的关键所在。通过对第3、4观点的文本分析，并在参考二级文献的基础上，我认为这些观点缺乏实质性的经验主义支持。18世纪欧洲并没有面临任何主要的生态限制，或资源紧张和回报降低迫使农民更加辛勤地劳作。相反，在1700至1850年间，西欧大部分地区(始于英格兰)由于土地和劳动生产力的持续改善，正逐步摆脱“马尔萨斯陷阱”。 二、马尔萨斯生也晚 彭慕兰的第4个观点，即
11、欧洲和中国的经济在1800年前面临严重的生态局限，可能与他阐述的第1个观点相矛盾，即18世纪的中国并不是一个经典的马尔萨斯式社会。他在第3个论点中关于欧洲农业的低亩产量和未充分利用资源方面比中国效率更低的论述也存在矛盾。既然欧洲有未充分利用的资源，为什么不用它来降低人口压力。 1法国与德国没有受到土地限制 彭慕兰非常希望(和需要)得出结论认为，欧洲，至少是西欧(而不仅仅是英格兰)与中国一样，经历着农业回报逐渐减少，资源成本逐渐增加的发展路径，西欧和中国在18世纪晚期进一步增长的空间都很小。他知道，西欧作为一个整体并不能满足他论证的要求，因此很快从这个判断后退。在该书的第一部分，他认为法国比中国
12、更远离于新古典主义理想当中的开放市场。 西欧不能通过增加劳动力强度和使用土地开发那些未充分使用的资源么?彭慕兰想让我们相信，欧洲农业的性质使它不可能充分开发这些可能性。那么刚才所引用的格兰瑟姆的话又是什么意思?或者像彭慕兰对德国做出的相似判断，即1800年后，由于旧制度对土地利用限制的结束引起休耕地剧减，出现了一个向新作物和市场导向的农业的明显转变。彭慕兰的回答是，劳动集约型改变不可能为满足19世纪新增长的人口与其他压力而迅速方便地动员起来。我们相信法国和德国的农业实践在1800年后仍没有任何改变么?在这个最要紧的问题上，彭慕兰似乎对格兰瑟姆在其他地方的论述和托马斯(Thomas Nipper
13、dey，1996：217)对德国的认识很满意。这就是彭慕兰想说的，西欧在1800年遭受到了“严重的”生态问题。 1750年前，法国经济的确容易受到全国性生存危机的影响。战争，与气候有关的食物短缺，以及流通困难，很容易转变为死亡危机。随着1720年后生产力迅速增长，危机逐渐减弱，直到一个世纪后消失。图泰(JCToutain)所作的关于农业发展趋势的统计认为从17世纪初到1780年代，农产品总额增长了约60，而人口增长了28，这或许太乐观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彭慕兰用来支持自己悲观论点的拉杜里(Le Roy Ladurie 1975：13；1982：174)认为，18世纪，法国人口第一次打破了1
14、700万到2000万的最高限度，这在1320年到1720年很少达到。一个更为现实的估计是法国农产品的增幅在1710到1789年是3040。他认为这种产量的增长不仅是一种普通的正常提升或恢复，而是一种预示新时代的增长。 如果我们将焦点局限于法国的发达地区如巴黎盆地或者诺曼底临近布雷特维尔的地区，情况似乎更好。比较一下盆地的粮食供应和城市人口，霍夫曼估计18世纪晚期粮食供应以每年0.460.53的速度稳步增长，而城市人口增长速度仅为每年0.39。唐纳德萨瑟兰(Donald Suthedand 2002：1617)观察到，即使在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喧嚣年代，法国一些地区，如莱曼、鲁昂等，农业全要素生
15、产率也有显著增长。格兰瑟姆观察到，法国北部许多地区，包括比较贫困地区，小麦产量在1750年到1850年持续增长，而日均消费量在逐渐减少。 法国农业机械化和合成肥料的使用是1840年之后的事情。那些过去是牧场地、沼泽地、高沼、休耕地的减少，新的谷物混种的引进，使产量从1750年到1840年的增长成为可能。草料种植的大量应用，使牲畜从1815年到1835年增加了50。这怎么可能是一个资源被耗尽，所剩余的内部资源无法动员的社会呢? 19世纪的德国，农业产出的增长速度可能没有超过人口惊人的增长速度，但它的确成功地满足了人口增长的需要。像法国一样，德国在这一时期有足够的增长空间。彭慕兰关于欧洲土地利用模
16、式是它不能充分利用所开发资源的观点没有事实依据。1816年到1852年，通过耕种以前废弃的土地、减少休耕地，以及牺牲草地牧场为代价，普鲁士的耕种土地面积增加了三分之一。1807年至1721年的施泰因和哈登堡改革后，一种全新的农业资本关系系统建立起来。根据理查德梯利(Richard Tilly)的观点，结果是农业生产力的大幅增加。彭慕兰坚持认为这种增加是以加大劳动强度为代价的，在个人平均所得上没有任何明确的增长。他错误地把德夫里斯“勤劳革命”的观点与黄宗智(Philip Huang)清代中国经济产量和交易的扩大是“内卷”的观点等同起来，所谓“内卷”是指它依靠的是不断投入更多不计报酬的家庭劳动，每
17、单位的劳动收益很小(并且不断萎缩)。他显然混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当德夫里斯阐述现代英格兰的“勤劳革命”时，他是指家庭愿意更加努力工作、牺牲休闲时间来增加他们对新消费产品的供给与需求。这与黄宗智阐述的观点完全不同，黄说，由于每单位劳动所能获得商品量在减少，中国的农民不得不更加努力工作。 彭慕兰引用了一些有意思的数据来说明尽管总劳动时间在1500年到1800年增长了，但是欧洲的生活水平只有很小的增长。1850年之前德国工资没有改善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在这个弱工会时代，绝大部分人的收入和消费都被资本家的积累压榨了。由于这一时期生产力的显著增长，我们很难接受人口增长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经济增长，甚至使
18、它难以维持的观点。梯利补充道，工资的压力与收入转向资本投入份额的增加相伴而生，高收入所占份额显著增加，更确切地说，收入高低主要受资本收入的影响，收入的重新分配对投资和增长率有直接的影响。 2农业革命和英格兰旧马尔萨斯制度的终结 彭慕兰认为英格兰早在1750年，未充分使用的资源已很少，或者说有待开发的闲置资源已非常少。他坚持认为，英格兰在18世纪木材始终短缺，钢铁工业处于下降状态，尽管有关税收保护，以煤为基础的生产也开始出现实质性紧张，从瑞典和俄罗斯的进口大幅上升。好像是为了说明燃料更加短缺一样，英国经济在1815年蒸汽机的全盛期之前，人均使用的以煤为基础的能源已经超过了800万大卡。 更令人苦
19、恼的是英国农业，到18世纪晚期，它似乎到达了顶峰，如果没有一个主要的技术突破，产量进一步增长已不可能。从1750年到1850年亩均产量和总产量处于停滞状态。彭慕兰得出结论，如果没有煤和殖民地的双重利益，英国会面对一种没有明显内部解决方案的生态绝境。 彭慕兰想说的是到1750年，英格兰遭遇了严重的生态局限。关于生产力在1750年到1850年没有很大改善的观点，他主要依靠乔治克拉克(Gregory Clark)的文章1250年至1860年英国农业的亩产量：来自劳动力输入方面的证据。1850年后的数据，他主要依靠毛罗安波索里(Mauro Ambrosoli)1997年的著作。在安波索里关于英国农业产
20、出的一般评论中，没有人反对1750到1850年农业革命的观点。他认为，第一次农业革命结束于约1850年，紧跟而来的第二次革命主要基于技术发现。克拉克的估计也不像彭慕兰一样悲观。他认为，在1600年前长期维持中世纪水平后，英格兰的小麦产量从1600到1800年间似乎稳步增长，从1770年(而非1750年)到1860年的产量增加没有前两个世纪多。18世纪产量收益约为30，而1800到1860年仅为15。 这一发现似乎暗示，到1770年，英国面临着亩产量的进一步增加更难取得的境地。但是，我们在绝大部分文献中发现的数据并不支持这一结论。尽管农业革命的时间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议题，并且基于不同计算方法的调
21、查结果所做的估计也各不相同，但是各原始资料所透出的信息却很清晰：在1550到1750或1900年，英国农业生产力经历了实质性的、加速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增长。 罗伯特阿伦(Robert Allen)认为早在1520年开始，在产出和生产力方面就有前所未有的改变，但是，扩张的速度在18世纪下半叶大幅缓慢下来。他认为奥佛顿(Mark Overton)地区总量的研究支持了这一观点。阿伦估计，从1700年到1850年，小麦和燕麦产量分别提高了78.1和66.7。霍德尼斯(BAHolderness)认为，在1750年到1850年间，小麦亩产量增加了56。哈德森(Hudson 1966：66)估计，从180
22、0年到1914年，小麦产量从每英亩20蒲式耳增加到36蒲式耳。为什么彭慕兰仅仅依靠一篇论文的估计，就认为产量在1750年后保持不变呢? 对于1700年到1850年的工人平均劳动产出增长也有不同的看法。布伦特(Liam Brunt)认为，在1705年到1750年，劳动力产出几乎翻番，但是此后劳动力产出长期维持不变。这或许是因为某些土地生产力的增长趋向于劳动力使用而非劳动力节约。到16世纪，可用的新土地数量已非常小。因此，增加产出需要更多的劳动密集型活动。奥佛顿观察到，这种劳动密集型活动主要发生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 尽管某些因素增加了对提高土地生产力的劳动力投入要求，但是，也有一些其他因
23、素抵消了这一趋势并把劳动力从农业中解放出来。首先是耕作牲畜的更广泛应用，以及中世纪以来马逐步取代了牛，理论上马比牛的工作速度要快1.5倍，能够替代劳动力要求的三分之一。其次是原来分散的土地被合并成大块的土地。从17世纪中期开始，普通工人逐渐被农田专家所取代。第三是对现有工具的革新，包括1600年东部英格兰出现的更轻的“荷兰犁”，轻便可翻转的罗瑟勒姆犁，以及高产、抗疾病的种子和播种机的逐渐推广。根据布伦特的观点，这些是1750到1850年推动生产力的基本因素。 彭慕兰认为，英格兰人口的扩张与食品价格的上涨相伴而生，因为农业部门无力维持足够高的产量来满足需求。奥佛顿对此表示了强烈置疑。他认为，英国
24、在18世纪经历的农业生产力前所未有的增长导致了一个新历史局面的产生。旧的人口增长和食品价格增长之间的马尔萨斯式联系不可避免被打破了。 3关于生活水平的争论 彭慕兰仍然可以反驳，所有可用的估计都显示出19世纪英国的人均粮食供给是停滞或下降的，直到19世纪，英格兰普通百姓的粮食购买力并没有得到改善。但是，这是他没有对证据权衡就草率做出的另一个结论。有证据表明，19世纪上半叶，人均食品消费并没有很大提高，生活水平的一些方面如城市居住环境(由于拥挤的和不卫生的住宿条件)和工厂工作环境(由于更加艰苦和快速的劳作)在工业革命时期甚至恶化了。但同样有大量证据表明，虽然成年男性工人的平均工资在1790年到18
25、20年基本保持不变，但是之后却稳步上升。彼得林德特(Peter LindeN)和杰弗利威廉姆森(Jeffrey Williamson)甚至认为，在1820到1850年间，实际工资几乎翻了一番，尽管这一改善随后又下跌了62。即使最悲观的克拉克也认为，1820年后，男性农业工人的实际工资保持了适度而是持续的上升趋势。 当然，这一估计主要依赖于成年男性工资指数，忽视了女性工人和传统工匠的真实收入，而这些人处于受损失的地位(Mokyr,1992：128；Hudson，1996：31)。查尔斯菲尔斯汀(Charles Feinstein)使用平均年收入指数(包括男性和女性工人)，发现工资从1778178
26、2年到18531857年实现了低于30的缓慢增长，这不能视为英国是马尔萨斯社会的证据。对这一缓慢增长更合理的解释是经济发展收益的不平等分配的结果。尽管在工业革命头50年收入分配的争论仍未定论，但是彭慕兰努力使我们相信，欧洲比亚洲的收入分配更不均匀。是什么导致了不平等?1750年后由于人口的超高速增长导致廉价劳动力膨胀、食品原材料需求及价格的上涨，从而恶化了生活条件。人口的运动事实上是资本逐步聚集在少数资本家手中这一过程的一个部分。在阿伦关于南部内陆地区农业革命的研究中，他相当肯定地指出，“农业生产力提高所带来的利益由于地租的提高到了地主的手里”。 威廉姆森后来也注意到了他所谓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
27、的“公共领域失败”以及一些令人吃惊的事实，在工业化的第一阶段由于倾向于私有化投资和上层阶级的消费，一些公共事业比如排污、供水、消防和公共卫生等严重供应不足。自1834年的“穷人法律改革法案”以后，用于穷人救济上的花费从占国民收入的2降到了1。这种降低，“事实上使最穷那部分人的收入降低了7到10”。 三、欧洲真的享受了新大陆资源的“生态暴利”么? 彭慕兰认为西欧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对新大陆的开发逃出了原始工业的死胡同，这使它不必动员数量巨大的追加劳动力，这些追加劳动力是以更为集约且在生态上可以维持的方法利用欧洲自己的土地所必需的。我们不能说，彭慕兰对美洲的“土地节约型进口”如何帮助解除西欧的局限没有
28、提供任何解释，但他的考虑只适用于英国。 1蔗糖进口和甜菜糖替代 即使在英国的案例中，我不认为彭慕兰对新大陆的进口是英国克服土地短缺很有必要的观点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说明。他认为英国从美洲进口的最重要的土地节约型产品是糖、棉花和木材。他计算了1830年进口这些产品获得的总“鬼田”，约在2500到3000万英亩，这个数字超过了英国农田和牧场的总和。但问题是假定英国有土地的限制，即使它不能从美洲获得这些产品，它是否需要用自己的土地来生产。彭慕兰忘记了欧洲最终通过进口替代的相似过程最终减弱并打破了对蔗糖的依赖。在18世纪末，德国、匈牙利、法国的化学家和农学家发现了从甜菜中提取糖的可行办法和种植栽培甜菜的方法。此后，欧洲的甜菜糖产量与加勒比海的蔗糖产量在世界糖总产量中的比重发生了颠倒变化。我们很难说有多少甜菜糖被英国人所消费，但我们有充分的证据对彭慕兰的估计提出怀疑，普通英国人饮食中糖在卡路里摄入量中的比例从1800年的4增加到1901年的超过18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