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抗日战争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胜利抗日战争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胜利民革益阳市筹委 杨韶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侵略军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大敌当前，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以人民利益为重，自觉承担起建立并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重任，扭转了历史发展方向。历史证明，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胜利。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走上法西斯主义道路的德、意、日三国企图重新瓜分世界，先后结为反共同盟，成为欧洲和亚洲的战争策源地。经过长期的准备，日
2、本帝国主义于1937年7月公然发动大规模的全面侵华战争。在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只有全民族团结抗战才是中国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出路。中国共产党高举起抗日的大旗，在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就通电全国，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同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愿意“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党的各级组织积极动员人民群众参加抗日战争。为促进国共两党实现团结抗日，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等再上庐山与国民党谈判。周恩来等向蒋介石送交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迅速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主政治
3、和改善人民生活等基本要求，重申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国共合作的四项保证。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和共产党倡议国共合作抗战的情况下，蒋介石7月17日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了准备抗战的决心，但还没有完全放弃对日媾和的企图。日军不断扩大侵略，把战火从华北烧到华东。8月13日，中国军队在上海奋起抗战。国民党当局在其统治受到致命威胁时，急欲调动红军开赴前线，因而在国共谈判中表现出较多的合作愿望。8月，国共两党达成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等协议。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命令（9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
4、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三个师：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第一二0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全军共4.5万多人。接着，在南方八省边界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除琼崖红军游击队外，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下辖四个支队，全军1.03万人。红军改编后迅速开赴抗日前线。国共两党军事上的合作，推动了全国抗战和国共合作的进一步发展。1937年9月，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改称陕甘宁边区，辖23个县，人口约150万，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在中国共产党的多次催促下，国民党中央通讯社9月22日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上承
5、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标志着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全国各族人民、各进步党派、抗日团体包括中国民族革命同盟、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委员会（第三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中国致公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国民党、共产党等以及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海外侨胞热烈欢迎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并以不同形式，参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中国特色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华民族空前的大团结，对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有重大意义。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国特色历史证明，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就没能全国抗战，中国共产党顾全大局，以民族利益为重，倡导和推动了第
6、二次国共合作，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原则下的统一战线。1937年11月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王明从苏联回国抵达延安。他根据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关于中国抗战应该依靠国民党的指示精神，否认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把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活动限制在国民党允许的范围内。王明的右倾错误主张对党的工作造成了危害，干扰了全面抗战路线的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对王明的右倾错误进行了坚决抵制和斗争。1938
7、年3月，中共中央派任弼时到苏联，如实向共产国际说明中国的抗战情况、国共两党关系所采取的路线和政策。8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回国，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央要以毛泽东为首来解决统一领导。这为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创造了有利条件。1938年9月至11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全会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党在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的基本方针和任务，重申必须独立自主地领导人民进行抗战。会议基本上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全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号召全体党员加强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华民族的历
8、史，研究抗日战争的现状和趋势。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统一全党的思想和步调，推动了各项工作迅速发展。同时，也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具中国特色。（二）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1939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给予坚决回击。1941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9000余人，在向北转移途中遭到国民党军8万余人围攻，除约2000余人突围外，一部被打散，大部壮烈牺牲或被捕，军长叶挺在同国民党军进行战场谈判时被扣押，副军长项英遇害。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竟诬称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其番号。面对国
9、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又一次反共高潮，共产党采取军事上严守自卫、政治上坚决反击的方针。中共中央军委宣布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毛泽东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的阴谋，提出惩办祸首、释放叶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等十二条解决办法。周恩来在重庆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抗议，并亲笔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这两条充满悲愤的题词在新华日报登出，有力地揭露和声讨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行径。全国人民及国际舆论普遍同情共产党，谴责国民党当局消灭异己、破坏抗战。国民党顽固派陷于极端孤立的境地，其反共活动不得不有所收敛。中国共产党深刻地总结
10、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经验，丰富和发展了统一战线的策略。主要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总方针，在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立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这些策略原则使党得以在复杂多变的环境里更加熟练而恰当地处理统一战线中的各种棘手问题，避免犯“左”、“右”倾错误。在此期间，针对国民党大肆鼓吹“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等反共谬论，党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同国民党展开论战，批判和揭露各种假三民主义，着重阐述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说明共产主义的最低纲领和新三民主义基本相同，但两者又有区别，共产党将同一
11、切真诚的三民主义者长期合作。这场论战对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起了推动作用。为了驳斥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宣传，向全党和全国人民阐明共产党对于中国革命及其前途的全部见解，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个关系重大的问题，更好地指导抗战和中国革命，毛泽东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工作。他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的独创性经验，于1939年底1940年初先后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完整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理论，丰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内涵。（三）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目标是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将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抗日根据地是全面贯彻和实现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的坚强阵地。为克服敌后抗战的严重
12、困难，中国共产党采取多种有力的政策措施，进一步加强抗日根据地建设。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也是根据地建设的楷模。1941年5月，中共中央批准颁布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全面地体现了党的新民主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根据地建设最根本的是民主政治建设。党在总结各地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根据地的抗日民主政权是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即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汉奸、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在政府工作人员中实行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的“三制”，容纳各方面的人士，团结抗日的各阶级、阶层；政府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施政方针，保障各抗日阶级的人权、财权，厉行廉洁政治。在经济建设方面，党号召大力发展农
13、业生产，动员农民开垦荒地，兴修水利，组织劳动互助，提高耕作技术，推广良种，特别是把减租减息作为抗战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大生产运动的广泛开展，对于克服严惩的物质生活困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根据地还开展文化教育建设，发展先进文化事业，为人民军队和根据地建设培养大批骨干力量，提高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中国共产党还在军队中开展拥政爱民运动，在人民群众中开展拥军优属运动，进一步密切了军民关系、军政关系；在主力部队和政府机关实行精兵简政，减轻人民的负担；统一根据地领导，协调对敌斗争的步伐，等等。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内实行符合广大人民利益的新民主主义政策，使
14、各项建设事业得到发展，奠定了坚持长期抗战、克服严重困难的坚实基础。抗日根据地的新民主主义建设，使中国人民看到了新的希望，同时也为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目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抗日战争中所做的主要工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开创了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府当局被迫暂时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对日本侵略者不抵抗以及寄望于国际社会调停干涉等卖国误国政策，开始走上抗日的道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民族抗战成为全体中国人的最高要求，中国军队才能够一致对外，无数将士的爱国热情得以激发，他们在正面战场上英勇杀敌，给侵略
15、者以沉重打击。淞沪会战、忻口战役、台儿庄战役、武汉大会战、昆仑关战役等重大战役，粉碎了日本侵略者企图通过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妄想。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华民族空前团结起来，一切爱国的力量集结在抗日的旗帜下，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凝聚成反抗外来侵略的滚滚洪流，为坚持抗日战争奠定了最广泛、最深厚的民众基础。他们所做的主要工作是：（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积极支持抗战。各党派赞成国共合作、团结抗战，并同国共两党一起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制定了抗战建国纲领，在一届一次国民参政会上，各党派通过了关于支持国民政府抗战的决议案，拥护抗战建国纲领。各党派积极开展抗日
16、救国的宣传活动并直接参与抗战，动员全国人力、物力、财力支持抗战，组织募捐和慰问前方将士，表现出了极大的爱国热情。它们的活动主要有：1、创办报刊、书店，大力进行抗日宣传。救国会在全国创办了多种抗日报刊，如抗战、全民周刊、救亡日报、大众报等，其中由全民周刊和抗战合并后创办的全民抗战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成为当时全国最有影响的刊物。同时，第三党的前进日报和抗战行动半月刊，国家社会党的再生杂志，青年党的新中国日报和国论杂志，职教社的国讯杂志等，以及邹韬奋等人创办的生活书店，积极宣传抗日和民主思想，对推动人民群众的抗日运动，坚定人民抗日必胜的信心，不同程度地发挥了积极的作用。2、组织各种抗日民众团体支援抗
17、战。抗战爆发后，各党派曾建立了许多抗日民众团体，开展活动，积极支援抗战。救国会和中国共产党合作组织了“中国青年救国团”，第三党组织了“青年抗敌救国团”、“黎明抗敌剧团”等进步团体，救国会、中华职业教育社和乡村建设派还在大后方办了不少学校，培养抗日人才。3、各党派成员直接参加前线和敌后抗战。“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后，第三党领导人黄琪翔被任命为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指挥淞沪抗战，由于他的关系，第三党的很多党员也投身抗战战场，李旭东、季方等人还组织了抗日游击队。救国会、乡建派和致公党的部分党员和青年也纷纷投入到抗战第一线，有的甚至还参加了八路军和新四军。4、发动募捐、慰问将士、救济灾民。抗战爆
18、发后，各党派把发动募捐、慰问将士、救济灾民作为一项重要的经常性工作来进行，组织了多次慰问活动。救国会组织了很多战地服务团随军服务，进行抗日宣传，沈钧儒、邹韬奋等人亲临前线慰问将士，给抗日将士以很大的鼓舞。为了解决慰劳军队和救济灾民的经费，各党派一方面呼吁政府拨出专款，另一方面积极组织募捐，各党派领导人节衣缩食，带头捐款，致公党元老、华侨领袖司徒美堂在八年抗战中组织的捐款就达5400多万美元。这些活动都给予抗战以很大的支持。（二）反对汪精卫集团的亡国论，声讨汪逆叛国罪行。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内就存在着以蒋介石为首的亲英美派和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两派同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营垒中，因此，作为抗战初期领
19、导力量的国民党，本身内部就不团结。汪精卫集团的主要成员有周佛海、高宗武、梅思平、陶希圣、陈公博等，抗战初期就散布“亡国论”，鼓吹“和平”，叫嚣“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主张妥协投降。对于汪精卫集团这些谬论，各党派的绝大多数成员都坚决反对，特别是救国会和第三党，更是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在1938年召开的一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上，华侨领袖陈嘉庚提出“在日寇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公务员不得言和案”，并得到通过，这是对汪精卫集团的一个沉重打击。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等潜离重庆，公开投敌叛国，当了汉奸。全国人民一致声讨，要求国民参政会和各党派揭露汪精卫集团反蒋反共的阴谋。汪逆叛国后，除汪精卫集团的人追随
20、其后当了汉奸外，青年党和国社党的少数人，如青年党中央委员赵毓松和国社党中央领导成员诸青来等，也在日寇和汪精卫集团的引诱下投敌当了汉奸。1939年1月1日，国民党中央以违反纪律，危害党国的罪名开除了汪精卫的党籍，撤销其国民参政会议长职务。接着，救国会和第三党发出声讨汪精卫叛国投敌罪行通电，其他各抗日党派也纷纷发表声讨汪精卫的通电、谈话和文章，严斥汪逆罪行。1940年3月，汪精卫纠集沦陷区各党派和各地区的汉奸，在其主子日本帝国主义的导演下，成立了南京伪“国民政府”，更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继一届二次国民参政会后，一届三、四、五次国民参政会继续围绕坚持抗战和反对投降的主题，分别通过了拥护政府抗战
21、国策决议案、声讨汪逆兆铭电、声讨汪逆兆铭南京伪组织电等议案，重申抗战到底的方针，历数汪伪集团的叛国罪行。同时，各抗日党派、各人民团体、爱国民主人士和海外华侨，也纷纷举行集会，发表通电，进一步声讨汪逆的卖国罪行。（三）竭力为战时经济文化建设献计献策。抗日战争时期，民主党派不仅为中华民族团结抗战奔走呼号，而且为战时经济建设出谋划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抗战胜利前，在重庆召开的历次国民参政会上，民主党派的经济问题提案就有很多起。如：在一届二次会议上史良等提出“请政府从速发展农村工业以应抗战建国之需要案”；在二届一次国民参政会上，许德珩等人提出“对于平抑物价问题之基本建议案”，胡子昂等在本次参政会上提出
22、“请政府明令奖励民营基本工业并准投资工矿之公司股票得向国家银行折扣押现以资周转案”。总之，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在抗战时期，以国民参政会为主要阵地，纷纷向国民政府的战时经济建设献计献策，他们的诸多提案在不向程度上为政府所吸纳，至少对政府的经济决策产生了影响。他们的许多经济思想，为以后中国的经济建设也产生了长远的影响。呼吁加强国民教育，培养民族意识。民主党派的许多成员是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他们在国民参政会上也提出了多起关于战时文化建设的提案，为战时文化生活的繁荣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如：在1938年10月的一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上，沈均儒等提出“加强战地文化食粮输送工作案”，陶行知等在本次参政会上提
23、出“推行普及教育以增加抗战力量而树立建国基础案”。在一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邹韬奋等又提出“动员全国知识分子扫除文盲普及民族意识以利抗战建国案”。总之，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在抗战期间把加强国民教育，培养民族意识作为动员全国军民坚持抗战的重要手段，他们一再呼吁重视文化教育和人才的培养工作，多次向政府建议发展战时文教事业。他们的各项建议对加强抗日宣传，增强民族意识，动员全民抗战，提高部队战斗力等方面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为以后中国的文化建设也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四）积极争取政治民主，掀起民主宪政运动的高潮。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各党派力量，一向采取争取和团结的政策。毛泽东于1940年3月11日在延安的高
24、级干部会议上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中，针对抗日战争存在进步、中间、顽固这三种政治势力，为了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规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毛泽东在报告中正确分析了中间势力的特点极其重要的政治地位，强调指出争取中间势力是我们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的极严重的任务，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在中共中央正确政策的影响和周恩来、董必武等耐心帮助下，各民主党派在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中，进一步支持共产党团结抗战的主张。1、国民参政会上争民主。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国民党实际上承认了
25、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实现了国内各党派空前的团结，形成了全国抗战的良好局面。但国民党反共和压制中间党派的言论活动与日俱增，在国民参政会内，共产党和各中间党派为争取民主权利、推动民主宪政运动和促进各党派的联合，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1939年9月9日至18日，一届四次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各党派要求实行民主宪政的主张首次被提了出来。围绕着民主宪政问题，各党派和无党派参政员同国民党参政员之间进行了一场异常激烈的斗争。中共参政员向会议提出了请政府明令保障各抗日党派合法地位案，中国青年党左舜生、国家社会党张君劢、第三党章伯钧等参政员联合向大会提出了请结束党治，立施宪政，以安定人心，发扬民主而利抗战案。会
26、议经过激烈争论，最后国民党参政员和其他党派参政员各作一点让步，达成了请政府明令定期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案的决议草案，并提交大会获得通过。会后，蒋介石不得不根据大会决议，组成宪政期成会。1939年1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全会，表示接受国民参政会决议，决定于1940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这是中国共产党和各中间党派参政员齐心协力、共同斗争的成果，并获得了无党派参政员的支持，是民主势力对反民主势力的一个重大胜利。此后，各党派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民主宪政运动的高潮。2、掀起民主宪政运动。1939年10月，救国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职教社、乡建派、青年党、国社党和无党派参
27、政员张澜、褚辅成、沈钧儒、莫德宪、张申府、王造时、章伯钧、李璜、左舜生、胡石青、江恒源、张君劢等25人在重庆发起宪政座谈会，到1940年3月，共举行了八次政治集会。宪政座谈会上，很多人认为“推进宪政运动不能单止于座谈”，还应“扩大成宪政运动的中心组织。”在1939年11月19日举行的座谈会上，决定成立“重庆各界宪政促进会”。推沈钧儒、董必武等85人组成筹委合。11月30日，等委会召开会议，推选孔庚、董必武、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张申府等25人为常委。重庆宪政促进会组成后，为推进宪政运动做了大量的宣传组织工作。在民主党派参政员为主体的宪政活动影响下，各界纷纷举行宪政座谈会，重庆27个妇
28、女团体以史良、刘清扬等为发起人，先后举行了七次宪政座谈会，着重讨论宪政问题与妇女解放的关系。与此同时，全国各大城市和解放区也都先后成立了各种推进宪政运动的组织。一时间，民主宪政运动由重庆兴起，遍及全国各地。国民党为了限制正在兴起的民主宪政运动，于1939年12月召开了五届六中全会，一面表示要实行宪政，允诺1940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另一面千方百计地压制民主宪政运动。1940年3月30日，国民参政会期成会制定出五五宪草修正草案。1940年9月又宣布原定召开的国民大会因交通不便不能按期召开，并进一步限制民主宪政运动和迫害各民主党派。这样，以民主党派为主体的历时一年的民主宪政运动被国民党破坏
29、。但它有着深远的意义，使民主党派在运动中受到了锻炼和教育，开始为新的民主宪政运动积极准备。1943年，国民党统治陷入全面的危机，更加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各党派和广大人民再次提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实现政治民主的要求，重又掀起民主宪政运动，各界人士要求实行民主宪政的呼声屡见报端。为应付危机，国民党再次做了实施宪政的许诺。在1943年9月国民党的五届十一中全会上作出了关于实施宪政总报告之决议案，宣布“国民政府应于战争结束后一年内，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而颁布之”。在同月召开的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上，国民党还宣布实行宪政准化设置宪政实施协会。各党派团体纷纷创办刊物，举行座谈会，宣传民主宪政。黄炎
30、培等人创办的宪政月刊于1944年元旦正式创刊，并成为宣传宪政运动的重要舆论阵地。青年党在重庆创办了民宪杂志，第三党创办了中华论坛，加上原有的职教社的国讯、国社党的再生等，这些刊物发表的宪政文章，构成了一个颇大的宪政运动的舆论声势。民主党派还组织了各种形式的宪政座谈会，提出实施宪政必须首先造成实行民主政治的环境，必须保障人权，他们还剖析和批判了五五宪草。这次民主宪政运动的重新兴起，有力地揭露和抨击了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和宪政欺骗，为教育和动员各界民众积极投入争取民主政治，坚持抗战到底起了重要作用。随着中国共产党在1944年9月进一步提出组织民主联合政府的目标以后，民主党派争取民主的宪政运动发展到更高
31、的阶段。3、民主运动的新高潮。为了争取抗战取得最后胜利，同时把人民在民主宪政运动中提出的要求集中起来，使大家有一个更为明确的奋斗目标，1944年9月，在重庆召开的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林伯渠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开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召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的主张。10月10日，周恩来进一步指出立即召开紧急国事会议，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的具体实施步骤。中共的这一号召，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各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热烈响应。从此，正在开展的民主宪政运动发展成为声势浩大的要求成立联合政府的运动，从而使民主
32、党派掀起的抗日民主运动达到了新高潮。9月24日，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在重庆迁川大厦礼堂隆重集会，中共代表董必武和国民党民主派代表人物冯玉祥、邵力子等也参加了这次集会。充分表达了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要求实现民主的强烈要求和愿望。其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九三学社等新的民主党派正在酝酿筹建中。他们也纷纷响应中共的号召，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召开座谈会，发表宣言和演讲，参加集会。国民党的冯玉祥、覃振、邵力子、孔庚等能出席9月24日的讨论会，就是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努力争取的结果。王昆仑、屈武等还被大会推为重庆民主促进会筹备会委员。9月19日，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召开会议，决定将之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10月10日，民盟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全面提出了革新政治与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意见，响应和支持中共联合政府的主张。抗战时期，各民主党派、地方实力派、工商界等中间力量，在中共南方局的推动和支持下，建立健全自己的组织，在坚持抗战、争取民主的政治追求中共同前进，积极投入到抗战民族事业中，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有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中国致公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