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最新开放时代的中外文化交流与国民意识 精品开放时代的中外文化交流与国民意识开放时代的中外文化交流与国民意识口胡逢祥内容摘要随着中外文化交流渠道的日益畅达，其对人们思想和日常行为的影响也日趋扩大在各种思想学说纷至沓来的新形势下，我国的国民意识出现了哪些值得注意的变化？学术界应如何顺势而为，在中外文化的交流和综合创新中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这需要我们不断地加以探索。关键词开放时代中外文化交流国民意识作者胡逢祥，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1941开放时代的中外文化交流新中国成立后，各级人民政府运用政权的力量，有力地扫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吸毒、赌博、卖淫等污泥
2、浊水，并通过大规模的群众性扫育、文化普及和各种思想革命运动，批判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观念，宣传一切为公的共产主义道德观等，在不长的时间内，就把移风易俗、改造旧世界观和社会主义国民意识的培育推广至各个层面，使整个社会精神呈现出一派前所未有的新貌。不过也应看到，在1970年代末之前，由于国际社会两大阵营及其意识形态的尖锐对峙和冷战不断，严重阻遏了中西文化的正常交流，加之国内思想界在相当一段时期内饱受教条主义和左的思潮的干扰，其文化政策也存在着一些明显偏差。特别是文革中，随着思想领域对封资、修批判的全面升级，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全然拒斥西方文化，更一度成为最革命和最时髦的社会潮流。当然，这并非事实的全部
3、，在表象一律的同时，人们其实还可以感受到另一种反向的社会心理现象。如在大破四旧、否定一切传统文化的同时，许多人对极端个人崇拜、权大于法、随意侵犯人权等封建专制主义的遗毒却熟视无睹；而在高调批判洋奴哲学、崇洋媚外和拒斥西方文化的过程中，现实社会对与洋有关的多种事物仍保持着普遍的好感进口洋货被认为是质量最好的，留洋生是最优秀的，具有海外关系的家庭是最富有的，连出口或出口转内销的商品也是最受追捧的。这些吊诡的社会文化现象，反映出因中西文化交流长期隔绝而导致的某些思想混乱，文史论文一定程度上也是当时被扭曲的国民意识的写照。文革结束后，在改革开放大潮的不断推动下，中西文化交流再次打开闸门，进入了一个全新
4、的历史时期，特别是在规模和交流方式上，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全方位拓展态势。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留学规模的急遽扩大。据有关统计，我国在19501965年间，向外派遣的留学生总计不过10000多人，且其中绝大部分为留学苏联及东欧者。文革十年中，留学人员更是降至不足4000人其中大多为外语业。1979年以后，公派出国人员开始逐年大幅递增，至2019年，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已达13915万，足迹遍于世界上100多个国家，赴美、日、英、法、德等发达国家者尤多。这些留学人员中，除30多万学成归国外，即使是居留国外的人员，也有不少通过回国讲学、学术交流、联合研究、引进项目和资金、提供技术咨
5、询服务等多种方式，和国内保持着密切联系，从而为中外文化交流架起了迅捷的桥梁。二是海外书刊进口的激增。1978年以前，我国每年引进书刊资料仅7万余种，1500余万册。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特别是1992年加入世界版权公约后，图书进口逐渐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势头。据中国新闻出版统计资料汇编显示，仅19982019年十年间，进口图书就从357551种次增至771582种次。同时进口图书的品种结构也出现了新的变化，特别是2000年以后，哲学、社会科学类与文化、教育类的增长比重多次超过文学、艺术类。此外，国外期刊与报纸的进口也已达到相当规模，2019年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在该年进口期刊种
6、类达4万余种，报纸达1千余种。大量国外书刊的进口和翻译出版，为人们更加完整地了解西方文化的各个侧面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三是文化交流渠道的多样化拓展。国外来华文化展览和演出等交流日益活跃；各类国际学术交流会也在大学和研究机构轮番召开而国内经济发展和政策的开放，使出境游的人数逐年大增。文化交流或出境游虽多属短期项目，但也为中国人近距离感触西方文化提供了诸多机会。此外，互联网的普及尤值得注意，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统计报告，截至2019年6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了42亿，互联网普及率攀升至318。互联网已成为普通人了解世界的最迅捷渠道。除上述直接渠道外，日益扩大的对外经济联系亦形成了中外文化交流
7、的另一重要通道。大量外企落户中国各地，包括西藏等西部偏远区域，其所带来的现代经营理念、管理模式和价值观，也必然会对国人的思想产生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已在逐步改变20世纪前半叶那种由西向东单向输出的格局，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双向交流。此外，这种文化交流的影响已不再像过去那样多局限在沿海城市地带，而是对内地以及乡村也形成了很强的辐射力。这种效果的凸现，除得益于现代交通和信息传播的便捷，以及受到全国各地经济开发的带动外，近30年来国内出现的巨大民工流动潮，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要素。1980年代初以来，中国经济开发出现了从沿海特区和大城市到一般城市及乡镇，从东部向西部广大内陆逐步开放
8、和滚动推进的趋势。在这一过程中，人口迁移与流动异常活跃。先开发地区急需大量劳动力的形势，使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摆脱了土地的束缚，开始入城打工、经商和从事服务业，从而揭开了我国人口流动与乡村城镇化的新阶段。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农民工的流动存在着很大的自发性，其中有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但客观上，在城市工作的经历，不仅改变着这些人的生活方式及其婚姻和生育行为，也使他们的知识结构和价值观受到某种现代性，包括一些外来观念的冲击。而他们的这些感受和在城市获得的经验与技术，必然会通过城乡之间和东西之间频繁的人员流动传递到故乡，对当地的经济或乡村城镇化产生相应的作用。由于这一社会群体人数众多，且分布区域极为广泛
9、，故对整个国民意识的影响力决不可低估。国民意识的现代性动向新时期规模宏伟的中外文化交流，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并直接导致其观念出现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其中最明显的，首先是整个社会对中西文化的认识日趋理性化。20世纪前半叶，中西文化碰撞激起的争论，始终在西化论和本位文化论之间左右冲突，从理论上看，前者对传统文化持基本否定态度，主张中国现代文化的建设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法子；后者则一味强调传统文化的特殊价值，认为中国的未来文化仍当以此为主。结果是西化论总体上压倒了本位文化论，同时也由此形成了社会上比较普遍的崇洋和民族文化自卑心理。1950年代后，虽然我们大张旗鼓地批判过洋奴哲学和民族文化虚无主义
10、倾向，但这类政治大批判其实并未能真正扭转此种社会心理，这一时期反复出现的种种忽左忽右的非理性文化行为，就是佐证。1980年代初，面对中西文化交流渠道多年阻隔之后的骤然复开，学术界在批判封建专制主义遗毒的过程中，虽然也出现过全盘否定传统或盲目鼓吹西化的激烈情绪，但随着改革的推进和人们思想的日趋开放，特别是1990年代中期以后，通过更多地触摸西方社会及其当代文化，展开中外文化比较，此种心理已有所转变一方面，人们不再肓目地一切以洋为奇、以洋为尚，洋货不一定都超过国货、海归的素质同样参差不齐等看法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另一方面，在经济和政治实践层面，过去一直遭到拒斥或不提倡的西方经营管理制度如企业管
11、理、货币融资手段、股份制，税制等、某些民主操作程序和机制如基层竞选、民意测验等却在大胆地被吸收仿效。与此同时，中国自身现代化事业的不断推进，也在有力地消蚀着长期郁积在人们心头的某种自卑感，中国可以说不、货币战争、中国不高兴、中国梦等书的出现，尽管其中存在着某种压抑已久的情绪宣泄，但从根本上说，应是上述国民意识动向的反映而80年代中期以后国内兴起的现代新儒学研究和其后屡屡涌现的国学热，显然也与这种民族自信的逐步恢复有着直接的关联。反映在学术理论的建设上，近年来人们十分关注西方中心论、现代性等问题探讨，目的也在试图为中国当代文化建设营造一种理性的社会共识。讨论中，现代化不等于西化已日益成为思想界的
12、共识。现代性作为现代社会整体结构及其特征的指称，被认为包含着社会制度和文化心理两个层面的内容，其基本特征一般体现为以工业社会为背景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法制，以及科学理性等。从世界范围看，现代性虽然最先出现在西方，却并不意味着西方的现代性是其惟一模式，在不同地区、民族和传统等因素的作用下，它仍可能出现不同的选择。而中国的现代性，正是在体现其一般共性的同时，充分结合现实的圉情民情和自身传统等特点展开的。这样的讨论，显然已不再胶着于过去那种以西方文化还是传统文化为主来构建中国现代文化的争执，而是强调在参与中国现代性的建构中，无论何种文化因素都应以是否符合中国现代性需要为检验标准。西学虽然体现了更多
13、的现代性特征，但它与中国现代性之间并不存在着天然的等号，实际上，只有那些经过实践检验，真正与本土环境相结合的因子才能在当代中国的土壤中扎下根来；而传统文化经过批判性的扬弃，其中许多具有现实生命力的因素，也同样可以融入当代文化的主流之中。应当看到，中国当代文化的构建，本身就是融会古今中外的一个文化创造过程。至于中西文化要素参与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科技诸领域现代化的具体程度，事实上也不应有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的划一标准，而应当视具体情况确定。因为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两种情况都可能出现，而更多的情况下，它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物，不宜人为地再去划定两者的比重。其次是民主和法治观念的加强。中国传统
14、社会注重的是以礼教治国，法律的文本虽不欠缺，实行的却是人治。20世纪以来，现代法治从理论上逐渐得到强调，不过对广大的社会底层，触动一直不大。对于法，人们主要是采取了消极回避的态度。在一般人心目中，法仅是对不良行为的限制和处罚，只要不犯法，就和它关系不大。这种认识，明显带有传统意识的痕迹。改革开放以来，法治建设的逐步健全和普法教育的推广，使越来越多的普通百姓认识到，法不仅是规范人的行为、稳定社会秩序的武器，也是保护公民正当权益的手段，由此开始质疑传统的入治、义务本位和厌诉等观念，并在遭遇家庭或婚姻纠纷、债权债务、名誉受侵、索赔、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公安行政执法等问题时，学习通过法律咨询和诉讼等程
15、序，维护自身的权益。近年不断增加的民告官案件，更是比较典型地反映了新时期普通民众法律维权意识的觉醒。不仅如此，通过20年来基层实施的村民和居民委员会直选实践，一般民众的民主参政意识也有相当提高。有些地方，还出现了农民自荐参选基层县乡人大代表的情况。尽管就全国范围而言，人们在这方面的认识并不平衡，但其发展的趋势已不可逆转。再次是价值观念的更新。价值观念牵涉的范围甚广，从现代性的角度审视，新时期中国社会价值中枢变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由群体本位向个体本位的偏移。中国社会素来注重个人对群体的依存关系，传统社会强调的是个人对家族、宗族或朝廷承担的义务。在晚清民族国家观念的兴起中，提倡的是聚民族之力，以抗
16、列强民族帝国主义侵略的急迫性。新文化运动时期，虽然倡行过个性自由解放，但到抗战时期，很快被民族国家至上的时代主曲所湮没。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里，在大力培育公心和集体主义精神的过程中，一切强调个性、个人、个体的观念，无不被打入以私力核心的剥削阶级腐朽思想体系，遭到无情的批判。个性的诉求，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漠视。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此进行了多方面的反思。在如何重新评价和认识个体本位的观念上，学术界虽说一直存在争议，但越来越多的人已认识到，在西方社会，个体本位被认为是一切自由、民主社会的基础和核心原则，也是市场经济发达的一种动力。而中国过去则是过分压抑了个性发展。实际上，脱离群体只讲个体固然不
17、当，但抽掉个人空谈群体也是不现实的。尊重个人生命、个人权益、个人隐私、个人成就和个人的合理追求，不仅是现代文明的标志，也是充分激发个人创造潜能，促进社会发展的一种重要动力。因此，不能简单地将个体本位与自私自利划上等号，或将其与集体主义人为地对立起来。而以人为本口号的提出，其中显然也包含着对个人权益、个人尊严、个人幸福和价值的尊重。在这些观念的引导下，现实生活中的人们不再回避谈论个体本位和个人追求。而我们推出的一些制度，似乎也在激励这一点，如各行各业施行的个人承包制、科研项目申报中突出的个人负责制，以及高等院校学术成果认定中只认第一署名人的规则等。至于年轻一代中，张扬个性、个人奋斗和大胆追求个人
18、价值的实现事实上已成为不少人的重要价值理念构成。新时期价值观念的变化，还比较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如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行，人们在各种场合已不再如以前那样羞言于利。无论是生产企业，还是其他文化、医疗，乃至某些公用事业单位，利润或效益都成为它们衡量得失甚至能否生存的一个基本标准。在不少人的心目中，财富已成为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或社会地位的重要标杆，并深刻地影响到人们的择学、择业和择偶观。又如现代化建设特别是农村城镇化的推进，使大量农民为经济原因或自身的发展，改变了安土重迁的习俗，向城镇流动。在现代化因素向农村社会全方位渗透的同时，传统农村和农民中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族意识则遭到了严重冲击和削弱。而在
19、道德观念上，过去一度遭到严厉批判的传统伦理道德却重新受到了理性对待，国家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一再强调要继承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美德、积极开发优秀民族道德教育资源，一些地方政府提出的公民道德守则中也包含着不少提倡孝道、睦邻、重情义、知慎独、忠厚传家等传统训条。尤其是孝道，迄今仍是普通民众认可度最高的传统美德之一。提高国民素质新起点上的学术使命当然，现代国民意识的建构和成熟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过程，以中西文化交流与中国现代性的相关度而论，目前原则上虽已有了较清晰的认识，但要将其真正化为人们的自觉，仍存在着相当距离。在现实生活中，因对现代性认识偏差而产生的非理性思想与行为依然随处可见。如近些年
20、来，在尊重和恢复民族文化传统的过程中，一些厚葬、迷信、讲排场等旧文化中的陋习也纷纷借机返潮而在学习西方现代企业管理方式、与国际接轨的经济大潮中，将经济利益的作用引为极则，事事只信物质刺激，甚至倒向拜金主义，而不复知有其他社会责任的同样大有人在还有人认为目前社会上出现的某些道德失控现象，与国人缺乏西方人那种宗教情怀有关。这些偏向的出现，社会原因极为复杂，与学术层面的工作不足，亦存在着一定关系。长期以来，学术界有关中西文化交流的讨论，不可谓不多，但关注点多集中在如何确立现代文化建设的基本路向、如何摆正中外文化资源和现代文化的关系等比较宏观的层面，而对如何实现这些基本原则，特别是如何将这些文化资源转
21、化融入现代文化等问题，则缺乏具体深入且可操作的理论探索。比如传统伦理道德中，究竟有哪些只是某种特殊历史形态的反映？哪些确实反映了一般人类社会或中国社会各时期的行为共则？其与现代社会所需的道德是否存在着对应关系？如果有，又如何使之融入现代社会并正确发挥作用？对这些问题，人们的认识迄今仍比较笼统，这也许正是其在取舍中时常出现忽冷忽热、忽左忽右，感到难以把握的重要原因。如法律自卫，本是现代国民意识的一种反映。但有人从表达权利意识的觉醒出发，主张为一分钱或一元钱的利益打官司。这样的观念是否理性，现代人应如何看待运用法律程序和柔性调解之间的关系，其实都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而2019年9月有关南京徐姓老太
22、以法维权的一则报道，更是令人惊诧。徐老太在路边摔伤，一位好心青年将其扶起，并帮助送往医院诊治，结果反被告上法庭，在种种推论之下，被法院判处赔偿45万元医疗费。此事经报道后，引起了社会极大反响，至今留下不良后遗症。而法律界人士对此案的学理探讨，观点却颇不一致。可见现代化有时像一把双刃剑，需要理性地加以认识，才能做到收其利而避其害。对于这类现象，学术界如不能结合社会实际作出比较清晰的理论解释，那就很难对公众的观念形成正确的引导。又如改革开放使我国社会生活中的两性关系更趋自由，这本是现代社会进步的体现，但也由此滋长了社会上一部分人对两性关系和婚姻的游戏人生态度和不严肃倾向。甚至在出现换妻游戏的丑恶现
23、象时，有学者还奋力为之辩护，认为这是当事人的权利，并不违法。这就不能不使人感到困惑。这里，实际上涉及到一个如何理解道德约束和法律约束的关系问题。一般说，道德固然倡导的是人之自律，但也包含着公律或他律道德舆论制约的意蕴，即所谓千夫所指，无疾而死。何况道德的防线一旦崩溃，很容易滑人法律劁裁的范围。试想，如果对那些严重违反道德的行为，不去严厉谴责和设法阻止，而反以并不触犯刑法为由加以默许，那将会对社会风气产生何种影响？而在如何正确理解现代意识或外来现代观念等方面，理论界更面临着诸多亟需回应的现实问题。如在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由于价值规律的凸显，使不少人的价值观出现了物化的倾向。对此，不少
24、论著在探源社会上金钱至上、唯利是图、个人主义膨胀等不良风气时，往往比较强调西方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影响的一面。这种流行的说法，至少是片面和避重就轻的。其实，此类思想行为在我国传统社会何尝少见，而西方社会对义、利关系的认识也不见得都是负面的。窃以为，探寻此类风气产生的根源，首先还是应从我们自身生活的社会土壤分析人手。应当看到，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利润和效益不仅是企业运作优胜劣败的基点，也有形无形地影响着社会其他事业的评价体系，从而加剧了这类物欲横流的现象。对于这一过程中出现的思想问题，简单的指责显然并不能奏效。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正确把握经济效益和社会综合效益的平衡关系，建立合理的义利观，并
25、努力使之获得社会的认同，实在是摆在学术界面前的重要任务。对于西万社会，不能因其资本主义的性质而将之视为道德沦丧的渊薮，实际上，西方一般社会伦理生活也必然有其健康的一面，否则就无以解释其数百年来的有序运作。如美国社会对于诚信问题的重视及为此设立的相关约束制度，实际上就比我们现行的一套制度更为严厉和有效而其一般社会所持男女婚姻存在期间应保持相互忠诚的观念，也远非国内某些人想象的那样随意。凡此，皆需我们对其社会文化作更为全面深入的了解，才不至陷入认识上的误区。也只有这样，才谈得上更加理性地处理各种外来文化的取舍问题。此外，在学术研究成果如何转化为社会实践的环节上，同样可以发现其中存在着一些衔接不畅的
26、问题。多年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大多只是在学术圈内流转，有许多根本不为一般社会知晓。一方面，这固然是学术界研究问题的角度、思维方式与一般公众存在差异所致，但另一方面，也与目前我国学术研究成果常循的传播渠道有关。人文学术研究成果流向社会的最基本渠道，当然是学术论著的刊发。但因其专业性强，与大众的阅读需求常存在一定差异，故一般发行量都不大，流传也不广。如果要对一般社会公众产生更直接的影响，除了某些政府部门的采纳和推广外，很大程度上还需通过报刊、电视、网络等大众传媒的宣传。由于传媒的兴奋点多集中在通俗易懂和如何吸引大众的眼球上，严肃而学究气重的讨论实在难登其堂。要改变这种现状，首先需要学术界通过自身的努力，使学术成果特别是针对现实问题的研究成果在内容和表现形式上尽量贴近社会公众；其次也离不开大众媒体对学术界的理解和配合，以便把更多的人文社科优秀成果推向社会，为提高整个国民的思想素质营造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