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选编纂体例完整版1、文选编纂背景文笔辨析 （渊源 观念产生，发展）2、分类37 四部丛刊38骆鸿凯39台湾学者3、文论（应用文）4、编辑体例1、傅刚论文上的2、诗赋 骚赋 不收乐府 选赋要求1、文选编纂背景（1）文体辨析的学术渊源（1）刘师培中国古文学史讲义第三课说：“文章各体，至东汉而大备。汉魏之际，文家承其体式，故辨别文体，其说不淆”文体辨析是在汉末以后开始的，其学术渊源，却可以追溯至刘向别录、刘歆七略与班固汉书艺文志。向、歆父子整理图书，奏其别录七略，开中国目录学之先，然其工作的意义却并不仅在目录一门。宋书卷十一律历志序说：“汉兴，接秦坑儒之后，典坟残缺，耆生硕老，常以亡逸为虑，刘歆七
2、略、固之艺文，盖为此也。”汉朝立国，天下图书颇有散亡，故武帝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至成帝时，“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汉书艺文志序)就是说这一工作的本来目的是整理图书，但刘向“条其篇目，撮其指意”的工作方法却对后世的学术工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章学诚校雠通义叙说：“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说明刘向父子所作的是学术史的工作，“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八字是对这一工作的概括。辨章学术是因为秦火之后，典籍残缺，且师传亦断绝，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说：“
3、秦焚经书，杀儒士，设挟书之法，行是古之罪，道术由此遂灭”。新唐书艺文志序说：“自六经焚于秦而复出于汉，其师传之道中绝，而简编脱乱讹缺，学者莫得其本真，于是诸儒章句之学兴焉”，这便是“辨章学术”的背景。刘向、刘歆父子作别录、七略，以艺文为对象，剖析条流，使各有其部，总百家之绪，推本溯源，这便是“考镜源流”。汉书楚元王传中的刘向传、刘歆传 说到：“七略剖判艺文，总百家之绪，有意其推本之也。”颜师古注曰：“言其究极根本，深有意也。”正是这样的学术思想和方法，对汉魏六朝的文学批评以及总集的编纂产生了影响，文体辨析的学术渊源即基于此点。 （2）文体类别的区分，其源始自七略。七略的诗赋略据班固汉书艺文志，
4、分诗赋为五种，其中赋为四家，歌诗为一家。四家赋为：一、屈原赋类；二、陆贾赋类；三、孙卿赋类；四、客主赋类。刘向之时，属于文学体裁的大概也就是辞赋与歌诗，因此诗赋略虽叙为五种，实则是两种。东汉以后，文体发展很快，曹丕典论论文提出了八种文体。“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其实远不止这些。三国志卞后传注引了 曹丕答卞兰教，其中还提了“颂”体。如果从后汉书著录的文体看，已远远超过了这几类。统计的结果，大致有诗、赋、铭、诔、颂、书、论、奏、议、记、碑、箴、七、九、赞、连珠、吊、章表、说、嘲、策、教、哀辞、檄、难、答、辩、祝文、荐、笺等三十多种，可以说是文体大备了。但因为范晔是南朝人，故后汉
5、书的文体著录或许 会带有带有南朝人的观念，再以三国志核查，其所著录文体也有十三种之多。这一事实既说明：1、当时文体的发达 2、也说明当时人对文体辨析 已经区分的非常细致了，但是呢 文体辨析在归类上尚无严格的体例。史书著录的同时，本身就进行了一种辨析了。（2）六朝文体辨析观念的产生与发展文体辨析的学术渊源出自七略汉志，到汉末具备了文体观念产生的历史条件，即是文体增繁的事实。（1）这里要提到一本书东观汉记。东观汉记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巨著，记录了东汉从光武帝至灵帝一百余年的历史。全书由班固、刘珍、蔡邕、杨彪等人编撰，历经自汉明帝至汉献帝几乎一朝时间，也没有最终完成。晚出的记载东汉历史的
6、纪传体史作，如三国吴谢承、晋薛莹、华峤、谢沈、袁山松以及南朝宋范晔、梁萧子显的七家后汉书，晋司马彪的续汉书、张莹的后汉南记，无不取材于东观汉记，所以文心雕龙史传篇有“后汉纪传，发源东观”的说法。在诸家后汉书之中。在诸家东汉史作中，由于范晔的后汉书集诸家之大成，加之屡有人注音释义，遂大行于世，东观汉记于是逐渐式微，后来就不断散佚了。现存的是后人的辑佚本。 说这么多呢，就是说东观汉记在东汉历史的研究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东观汉记著录了文体，已经了具有辩体意识。 后汉书于各人物传记中往往记传主所著文体。东观汉记也记录了当时人善属文的事实，并在史书中将文辞弘丽作为肯定的评语。东观汉记看，对人物文学才能
7、的评论，往往是指书记一类应用文体。与后汉书、三国志等关于能文章，善诗赋的记载稍有差别。（2）汉末文体辨析意识，在蔡邕的独断中也有反映。独断辨析的文体有策书、制书、诏书、章、奏、表、驳议、上书等。每一文体都从其名称之来源、本义分辨谈起，说明该文体的使用对象和范围。这种辨析方法对后来的辨体著作，如刘勰文心雕龙产生了影响。 不过，独断并非专门的辨析文体著作，只是反映出当时的辩体意识。与独断类似，汉末刘熙释名也是考释事物名称的书。刘熙此书较独断又更为系统，在篇十九释书契和篇二十释典艺中所论文体有奏、檄、谒、符、传、券、策书、启、书、告、表、诗、赋、诏书、论、赞、铭、碑、词等，说明这些文体都是当时普遍被
8、使用的。 刘熙之后，建安末桓范作世要论，亦有论文体之章，分别是赞象、铭诔、序作。桓范之论，又与蔡、刘不同，蔡、刘是正面考释文体的名与实，桓范呢 意在批判当日文体淆乱的事实。从独断、释名三书都将文体当作一般事物的观念看，文体在当时并没有受到充分重视，它的地位也只是在众多事物中占有一席而已。又从二书所记诸文体看，主要还是应用性文体。三国时期的文体辨析较东汉时更为明晰而自觉了。就三国志著录的文体看，分类都比较整齐，不象后汉书那样往往将篇章与诸文体混杂记载。同时，三国志所著录的文体，如诗、赋等纯文学体裁基本排列在前面，显得集中、突出。文笔一词，于三国以后，使用的意义渐有了变化，已不再仅指应用性文体了。
9、这一词语是包括了文和笔两方面内容的。文笔的区分，基本是将文学和非文学的区别开来，这是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建安时期系统的文学理论文章，主要是曹丕的典论论文。曹丕之后，晋陆机文赋列叙了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十种文体，分别指出这十种文体的不同风格特点，这也是在辨析文体的基础上对作家写作进行的指导。晋挚虞文章流别集，汇各体文章为总集。他还著有文章流别论严可均全晋文辑有佚文，从这佚文看挚虞详细讨论了各文体的起源、发展，指出各文体的分限。总观魏晋时期的文体辨析，可以见出对基本的应用性文体和基本的纯文学文体，经过辨析，都有了比较清楚的界限。文笔之辨，以刘勰所论最为系统。文心雕龙总术篇专门讨论
10、了文笔问题。他说：“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夫文以足言，理兼诗书；别目两名，自近代耳。”按照刘勰的说法，文笔之分，在齐梁时已经分明，以有韵为文，无韵为笔的观点，已为大家普遍接受。南朝的文学批评已不简单地限于文体的区分，而是在文体区分的基础上更纵深地讨论各文体的风格、作家写作的得失；同时，开始总结文学自秦汉以来发展史中的成绩和不足，探讨文学本身的特点和规律。昭明文选便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了。2、文选的编辑体例 引导阅读文选目录 分为： 赋 诗 骚 （一）：凡例 （1）文选的编辑体例，见于文选序。萧统在序中对体例主要说明了两点，即文选不收什么和收录什么；对所收作品如何编排
11、。什么样的作品不入选呢?萧统说：“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诸。若贤人之美辞，忠臣之抗直，谋夫之话，辩士之端，冰释泉涌，金相玉振。所谓坐狙丘，议稷下，仲连之却秦军，食其之下齐国，留侯之发八难，曲逆之吐六奇，盖乃事美一时，语流千载，概见坟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据此，文选不收经、子、史三类。这一种自觉以经、子、史与文学作品区分的思想，代表
12、了南朝人对文学特点认识的高度，是值得我们称道的。经、子、史虽不入选，但其中的序、述、赞、论部分，因其具有“综辑辞采，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特点，“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这还是从文辞等文学特征上去考虑的。关于这几句话，是不是文选的选录标准的问题，从阮元以来就展开了争论。其实萧统的意思很明白，这是针对为什么选录经、子、史中的序、述、赞、论而发的，认为这几种文体虽为经、子、史中文章，但由于具有文学特点，故予以收录，这与单独宣布选录标准还是有区别的。因为萧统主要论述的是这几种文体，而其它一些文体，如诗、骚、赋等等，也许就不是这几句话所能包容的。也就是说，这几句话符合文选的选录标准是没有
13、问题的，但决不就是选录标准。（2）从体裁上说：除了经、子、史中的序、述等文体外，文选主要地还是选录赋、诗等文学性体载。从内容上说：文选的选文及分类安排，偏重于应用文。以诗和文为例，在诗二十四个小类中，“公宴”、“祖饯”、“咏史”、“游览”、“哀伤”、“赠答”、“行旅”、“乐府”、“杂诗”、“杂拟”等类，所收作家、作品数量超过其它各类，是文选诗中的大类；而这些类目除“咏史”、“哀伤”外，都是应用性极强的题材。文的情况更是如此，在三十五类文体中，大概除掉“辞”之外，都是应用文。这种情况很清楚地表明了文选所针对的读者对象，也难怪在隋唐以后的科举考试中，文选几被当作教科书的原因了。 （二）：文选的分类
14、37类说：文选是按文体分类的，一共分多少类呢?根据现在的版本，如李善注系统的尤刻本、六家本系统的明州本、明袁褧复宋本、六臣注系统的赣州本、建州本(四部丛刊影宋本)，都是三十七类，所以便有人认为文选分类应该是三十七类。38类说：近世以来，学者往往持三十八类说，骆鸿凯文选学义例第二说：“文选次文之体凡三十有八，曰赋，曰诗，曰骚，曰七，曰诏，曰册，曰令，曰教，曰策文，曰表，曰上书，曰启，曰弹事，曰笺，曰奏记，曰书，曰移，曰檄，曰对问，曰设问，曰辞，曰颂，曰赞，曰符命，曰史论，曰史述赞，曰论，曰连珠，曰箴，曰铭，曰诔，曰哀，曰碑文，曰墓志，曰行状，曰吊文，曰祭文。”从骆氏的统计看出，他较上述各版本多增
15、了“移”一体。据现存各版本，文选卷四十三是“书”体，收录有嵇叔夜与山巨源绝交书、孙子荆为石仲容与孙皓书、赵景真与嵇茂齐书、丘希范与陈伯之书、刘孝标重答刘秣陵沼书、刘子骏移书让太常博士、孔德璋北山移文等共七篇文章。骆氏既标“移”体，说明最后两篇应与前五篇“书”体分开，单列一类。骆氏的根据当来自他的老师黄侃先生，而黄氏又根据清人的成说。清胡克家文选考异卷八在“移书让太常博士”条下说：“陈云题前脱移字一行，是也。各本皆脱，又卷首子目亦然。”陈即陈景云，长洲(今江苏吴县)人，精通文选学，为何焯门人。著有文选举正六卷，已失传，幸得胡克家文选考异和梁章钜文选旁证多所征引而保存其说。陈氏的意思是说在刘歆移书
16、让太常博士一文之前，脱掉了表明文类的“移”字。卷首的目录也是如此。这个说法为黄侃先生所接受，在他文选平点的目录校记和卷五正文平点中，他都以“移”单独标类，并注明：“题前以意补移字一行。”以“移”列为一体，统计下来便是三十八类。解释38类说的原因：（1）陈景云断移书让太常博士文前脱“移”字，以及黄氏所说“以意补”的“意”，都没有说出具体的根据。细加揣测，估计他们的根据即是文选序所说：“凡次文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就是说，文选编排体例是每一类中文章各以时代先后为顺序排列。可是据现存各版本，如尤刻本(中华书局 1974 年影印)、四部丛刊本(中华书局198
17、7 年影印)，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这篇文章居然排列在刘孝标重答刘秣陵沼书之后。刘歆是西汉人，刘孝标是梁人，他俩时代相差这么远，编者不可能不知道，可见此处确实是脱了一个标明类目的“移”字。这可能就是陈、黄的依据。 （2）这一依据是有道理的，胡克家又据此考证欧阳建的临终诗。欧阳建的临终诗在卷二十三，尤刻本、明州本、四部丛刊本都把它列在了诗类“咏怀”中。“咏怀”共选三位作家作品：阮籍咏怀十七首、谢惠连秋怀一首、欧阳建临终诗一首。显然，按照萧统文选序体例，欧阳建不可能排列在谢惠连之后。因为欧阳建是西晋人，永康元年(300)被杀；谢惠连是刘宋时人，元嘉十年(433)卒，现存版本的排列肯定有误。胡克家文选考
18、异卷四说：“案，此不得在谢惠连下，当是临终自为一类。尤、袁、茶陵各本皆不分，盖传写有误。又案，俗行汲古阁本反不误，乃毛自改之耳，非别有本也。”这里所说的尤即南宋尤袤刻本，袁即明袁褧（jing）复宋本，茶陵即元陈仁子刻本。 依据于文选序，对文选分类作出判断。此说是有版本依据支撑的：一是日本古抄白文二十一卷本，一是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陈八郎刻五臣注本。这两个本子既证实了“临终”是诗中的小类，与“咏怀”相同，也证实了“移”确为独立的文体，与“书”、“檄”相同，证实前人判断不误。这样，文选的分类就不是三十七，而是三十八类。 39类说：（1）但是，问题并没有结束。因为依据同样的理由，文选卷四十四
19、“檄”类中司马长相如难蜀父老一文，无论如何不应排列在钟会的檄蜀文之后。司马相如是西汉人，而钟会却是曹魏时人，这两人都是名人，照理是不应出错的。因此，难蜀父老一文也应单独标类，即“难”与“移”一样，都是文选中单独的文体。这样，文选实际文体类目就应该是三十九类了。 最先提出这一观点的，是台湾的游志诚博士。他的主要依据是陈八郎本文选。该本是国内现存最完整的五臣注本。它不仅在卷四十四中标出了“难”体，也在卷四十三中标出了“移”体，在卷二十三中标出了“临终”子目，后两种一一都与清人推断相合。其实，在现存的版本中，并不是没有这样著录的，比如明末毛晋所刻汲古阁本文选，也都标出了“移”、“难”和“临终”。原来
20、，自清初以来，学者并不注重汲古阁本，认为毛氏臆改处太多，故其本不足为据。比如章学诚文史通义对文选有过批评。简单地说汲古阁本不可相信，未免过于生硬，汲古阁本虽然臆改较多，但并非没有依据。从毛氏藏书来看，他收藏的宋版文选有李善注、五臣注、六臣注等多种版本，他标“移”、“难”二目，应该是有版本依据的。尤其这种标目完全符合文选序所述编辑体例，所以一定要审慎参考的。除了汲古阁本以外，朝鲜正德年间所刻五臣注文选（今藏成均馆及日本东京大学），也与陈八郎本一样标出“移”、“难”二体。此本经校核，与陈八郎本不是同一系统，而与现存杭州猫儿桥锺家刻本两残卷（今藏北京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相同，证明其底本即是杭州本
21、。这样，宋代两种五臣注本都将“移”、“难”作为独立的文体著录，这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文选集注亦为此说提供证据。文选集注是清末董康在日本称名寺发现的写本，一共二十三卷。在文选集注中也把“难”体单独列类。文选集注所集为李善注、五臣注以及文选钞、文选音决和陆善经注，但以李善注为底本。这个事实说明唐代的李善注也是以“难”作为独立的文体的。 （2）有的人根据现存各种宋版李善本、六臣本、六家本，如尤袤刻本、明州本、赣州本、建州本等都列三十七类的事实，来否定“移”、“难”单独立体，那其实是不了解这几种版本的实际面貌所造成的。简单地说，尤袤刻本并不能如实反映李善本原貌，其可靠性还有待于查明它出自何种底本而定；
22、至于六臣本和六家本，其实它们出自一种底本，即北宋元祐九年（1094）二月秀州州学本。这是第一个五臣与李善合并注本，其后的六家本（即五臣在前李善在后）如广都裴氏刻本、明州本，即据其重雕；又其后，六臣本（即李善在前五臣在后）如赣州本、建州本，又据六家本重雕，只不过是将五臣与李善的前后次序调换了一下。由此可知，是六家和六臣的底本秀州本在合并时漏掉了“移”、“难”二体，因此其后依其重雕的各刻本也同样漏掉了这两类，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所见各宋本都标三十七类的原因。 （3） 除了上述现存各版本所提供的证据外，我们还可以根据宋人的记载来证实这个问题。其一是南宋晁公武郡斋书志卷二十著录李善注文选六十卷，说：“右梁
23、昭明太子萧统纂。前有序，述其所以作之意。盖选汉迄梁诸家所著赋、诗、骚、七、诏、册、令、教、策秀才文、表、上书、启、弹事、笺、记、书、移、檄、难、对问、议论、序、颂、赞、符命、史论、连珠、铭、箴、诔、哀辞、碑、志、行状、弔、祭文，类之为三十卷。”其二是南宋王应麟玉海卷五四引中兴书目曰：“文选，昭明太子萧统集子夏、屈原、宋玉、李斯及汉迄梁文人才士所著赋、诗、骚、七、诏、册、令、教、表、书、启、笺、记、檄、难、问、议论、序、颂、赞、铭、诔、碑、志、行状等为三十卷。李善注析为六十卷。”其三是宋章如愚群书考索前集卷十九书目门“文选”条说：“梁昭明太子萧统集子夏、屈原、宋玉、李斯及汉迄梁文人才士所著诗、赋
24、、骚、诏、册、令、教、表、书、启、笺、记、檄、难、问、议论、序、颂、赞、铭、箴、策、碑、志、行状等为三十卷。唐李善注析为六十卷。”章氏所记全同中兴书目，当从其抄出。从宋人的记载看，“难”的确是作为独立文体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郡斋读书志著录的是李善注本，它证明了在陈八郎的五臣注之外，当时流传的李善单注本也有“难”体。 （4）并且就汉魏六朝文体发展的历史看，“难”作为一种文体，是有著录的。以后汉书、三国志、晋书、世说新语为例，大概有这样一些记载： 1后汉书贾逵传：“(逵)著经传义诂及论难百余万言，又作诗、颂、诔、书、连珠、酒令凡九篇。” 2三国志吴书薛综传：“(综)凡所著诗赋难论数万言。” 3晋
25、书卢钦传：“(钦)所著诗赋论难数十篇。” 4晋书皇甫谧传：“(谧)所著诗赋诔颂论难甚多。” 5晋书王接传：“(接)撰杂论议诗赋碑颂驳难十余万言。” 6晋书虞预传：“(预)所著诗赋论难数十篇。” 7晋书孙盛传：“(盛)并造诗赋论难复数十篇。” 8世说新语文学注引中兴书说阮裕：“甚精论难。” 以上史书的记载说明“难”从东汉以来就已作为独立文体被著录。其中多互“论”并列而称“论难”，但也有一例称“难论”，一例称“驳难”，这说明“难”并非依靠“论”而存在。 （5）史书之外，在魏晋六朝一些文章总集中，“难”也被当作单独的文体。这主要是李充的翰林论和任昉的文章缘起。李充翰林论佚文有一条关于“难”的评论：“
26、研核名理而论难生焉。”这表明翰林论书录了“难”体文章。任昉的文章缘起共收八十四类文体，其中有“喻难”一体，以司马相如喻巴蜀檄和难蜀父老两文为代表。 从以上所论，可以说明文选著录“难”体是有非常充分的版本依据和文献依据的，因此，文选的文体分类，应该是三十九类。（三）：文选编次文体的顺序。萧统文选序在最后交代文体编排次序时说:远自姬周迄于圣代,都为三十卷,名曰文选云尔。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文选一书,正是本着按大文体汇聚、按题材及小文体分类、按时代先后编排同类作品这样三个原则来编次所收作品。其中诗、赋两大类的次序先后及骚的位置等问题，需要说明下。（
27、1）诗与赋诗与赋两体,习惯的称谓,都是诗居赋前,合称“诗赋”。最典型的就是班固艺文志诗赋略,而班书“诗赋略”的称谓又承自刘歆七略。所以据现存文献,最早以“诗赋”并称始于刘、班。此后“诗赋”合称成为一个固定词组。王符潜夫论云“诗赋者,本哀乐之情”,曹丕典论论文云“诗赋欲丽”等。诗赋合称时诗居赋前是汉魏人习惯的称谓方式。这样连称的理由,一是因为诗赋俱为纯文学文体,而诗于纯文学中不但发生最早,而且地位更加重要,历代撰作最盛,且地位是高于赋的。但是,在具体的作品编目方面,刘略、班志却又是赋居诗前。文选也是将赋居于诗前。对此，章学诚就提出了批判意见。其实，诸家以赋列诗前，自有其如此编次的理由。观点。按源
28、流来说，赋是出于古诗之流的，当然应该列在诗后。但是，刘、班志、略，诗经已经列人六义之中，赋因为出于古诗之流，直接着诗经，所以它的文体地位是很尊崇的;而汉代的乐府及杂歌诗，一则其发生时间，晚于兴起于战国秦汉之际的辞赋，二是其体制原本就出于民间歌谣与俗乐，与诗经的风、雅、颂没有直接的渊源关系，所以其文体反较文人辞赋为卑俗。所以，刘、班编目汉代歌诗于辞赋之后，是尊重文学史的客观事实的。当然也反映了他们轻视乐府歌谣，认为它们与“古诗”即诗经不可同日而语的观点。 萧统等人继承刘、班的观点，但是有所发展。文选序反映了这方面的观点: 古诗之体，今则全取赋名。荀宋表之于前，贾马继之于末。自兹以降，源流实繁:述
29、邑居则有凭虚亡是之作，戒欧游则有长杨、羽猎之制。若其纪一事，咏一物，风云草木之兴，鱼虫禽兽之流，推而广之，不可胜载矣!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洁，君非从流，臣进逆耳，深思远虑，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伤，壹郁之怀靡诉，临渊有怀沙之志，吟泽有憔悴之容，骚人之文，自兹而作。诗者，盖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关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间、璞上，亡国之音表。故风雅之道，粟然可观。自炎汉中叶，厥途渐异，退傅有在邹之作，降将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区以别矣。又少则三字，多则九言，吝体互兴，分镖并驱。这里叙历代文体演变时，先述古诗之六义，次述赋、骚，然后再述炎汉以下的四、五言诗，正是为文选“次文之体”时赋列诗前
30、作了具体的说明。其理由与刘、班是一样的，都是根据辞赋出于古诗，其发展早于汉人四五言诗，其体制也尊于汉之各类歌诗。（2）骚与赋文选编者虽然继承汉儒关于诗、赋源流先后的系列看法,但是在处理骚与赋的关系上,却分赋、骚为两类,在序文中先论赋而后论骚,在“次文之体”时更是列“骚”于“诗”之后,更加强了其刻意区分骚、赋为两体的观点。他们这样做的依据,是认为赋直接承传古诗,而骚则是赋体在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变体。文选这样处理骚、赋两体的结果,是大大削弱了文选的文学史价值,可以说这是文选在“次文之体”方面的一个败笔。但是,萧统等人未必不知道骚与赋真正的源流关系,也并非不注重屈宋骚赋在文人文学方面的先驱地位。他们之所以这样做,除了刻意别骚于赋,认为骚为赋体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变化这一理由外,更主要是为了崇尚雅颂文学、大一统王朝的文学的观念。萧统以太子的身份领衔编辑文选,虽然选的是历代的作品,但也要体现雅颂的思想。“骚”是屈原含忠履洁、“臣进逆耳,君非从流”的放逐抑郁之作,并且楚国仅是姬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