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自1921年起，北平协和医 学院就有了医疗社会服务。刚开始 时只有两位工作人员。当时个案工 作在中国还没有被人使用过。人们 的头脑中还存有一些疑问，这些疑 问包括：一方面中国的家庭是否欢 迎家访，另一方面是否有足够的社 会福利机构以便可能对病人进行社 会治疗。”然而事实证明，当时中国 本土民众对“舶来品”的接纳程度 比想象的要好，“我们调查发现，一 般的病人都非常高兴有人对他感兴 趣，也很乐意有人与他一起为他的 照顾计划出谋划策。”并且还发现本 上可整合的资源, 那就是“社区, “我 们还发现，社区能够为个案工作提 供足够的帮助。尽管中国正式的福 利机构比西方国家社区少得多，但 也有一定的数
2、量可以利用，而且非 正式的或者说自发组织起来的福利 机构比较多。从家庭到远房的亲戚 都在分担着大大小小的责任。家庭 朋友，中年男子，村子或街道中年龄 较大的人，雇主，每个人都具有他 们所意识到的责任，只是有的大一 些，有的小一些而已。”实际上，从两个角度来讲，医 务社会工作较之其他专业社会服务 似乎更容易接受：首先，当时在医 生和患者之间确实需要有这么一个 中间环节，来辅助对病人的医学治 疗。李槐春在医院社会服务之功用 一文中写道：“近代医术可算发达已 极，然在很多情形之下，医院仍感 到医生和护士之不足，因有许多病 人之病因，一方面是属于生理的, 一方面是属于社会环境的，如果医 生和护士只注意
3、病人生理上之疾病, 而忽略其疾病之社会因素，病因之 一部分仍然存在，治疗自然难奏功 效。”因此，医院社会服务对患者的 帮扶当然会受到欢迎。其次，当时本土社会对于来自 外界的新生事物已经由原来的好奇 变成了一种类似于“实用主义”的接 纳。在医学领域，相当多国人对于 西医以及西医附属的医疗制度已经 有了高度认可，作为这一医疗体制 的附属品，社会工作被接纳是顺理 成章的事情，即使受助者根本不明 白其中的道理，但来自更“科学”和“专业”的、经常为社会上层服务的 “外国医生”来为穷病人服务，这有 什么不能接受的呢？医务社会工作的对象、内容和手法即使在西方，社会工作发展初 期也主要集中在社会诊断和个案工
4、作方面，体现在医务社会工作的发 展上，就是带有传统社会工作“济贫. 的特征和色彩。在协和医院的病案 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对“贫困 者”的支持，包括免挂号费、住院费, 甚至提供一些生活用度。工作的手 法主要是针对曾来院就医的贫困病 人进行“家访”，协助医生确定其生 活环境，促成两者有效沟通并提供 力所能及的帮助。这一点，我们可 以通过北平协和医学院医院社会服 务的一份“病案”来呈现。案主赵某某，1929年10月26日 再次住院。家庭状况：案主父亲现在没工作, 他自己也病着不能工作。因此他请求 社会工作者为他父亲找份工作。出院记录：1929年12月6日案主 出院回家, 1930年1月25日回医院
5、换药。医生的声明：张医生说，案主应 该每天回医院换药。案主的声明：案主说他住得离医 院太远，而且也没钱坐人力车。他父 亲没工作，他请求社会服务部帮助他。社会服务部的计划：1. 送他去招 待所；2,给他父亲找一份工作。行动介入：I月25日送案主去招 待所，以便每天换药。2月8日，社 工告诉案主让他父亲来医院，医院有 一个岗位。2月10日, 案主的父亲来了, 可该职位已经有人抢先了，社工告诉 案主的父亲，等再有岗位给他安排备注：3月1日，社工带案主做 检查，再次住院。3月21 0,案主出院， 社会服务部帮助支付人力车费用。8月 13日和8月25日又两次帮助案主支付 人力车费用。案主父亲靠卖茶水谋生
6、, 案主请求社会服务部帮他做打算。推荐案主去向关先生 的办公室求助，并让案主明天来体检。 9月1日，社工查看了案主的病历，发 现他身体非常健康。关先生让案主等等，有空 缺的话会通知他。10月20日，案主来到社会服务部, 说他现在在北平协和医学院工作，但 每天回家太远，请求让他住在招待所。社工告知案 主，他不能住在招待所，但他可以跟 王季（门诊的一个苦力）商量能否合住， 这样可以少付房租，而且也离家近。10月21日，案主过来说他跟王 季商量好合住在离医院不远的东帅府 胡同。这样一份“病案”表明，当时 的社会工作者主要还是以个案辅导 为主，但主要的工作集中在改善案 主的生存处境、协助案主安排就医
7、和协助案主与医生沟通三个方面。 必须注意的是，这种改善案主生存 处境的过程中，除了必要的资助外, 工作者显然在鼓励和帮助案主自立。 另一方面，在社会服务部后期更为 详尽的个案中，介入流程是非常标 准的，尤其是对案主的评估，涵盖 疾病、个体个性和性格、经济状况 和家庭状况，在工作手法上体现了 相当专业化的特征。在一位李姓案 主的服务中，接案记录就详细记载 了案主职业，家庭成员信息，家庭 经济状况，家族史以及案主的简历、 行为和个性、病情等，并按照面谈 情况作了详细的介入计划并实施。吴桢在回忆文章我在协和医 院社会服务部里写道：“任何一个 医院如果只是设备精良、管理先进、 医疗水平高，而没有社会服
8、务部的 设置，就不能称为第一流医院。协 和医院社会服务部是1921年建立 的，有了它，协和医院的组织结构 算是完备了。这是因为现代医学认 为任何一种疾病，特别是慢性病, 如心脏病、肺病、胃病、精神病等 的发生，显而易见地受心理的、情 感的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就是皮肤 病也与心理状态、社会环境有着密 切的关系。所以对于疾病的治疗不 能头痛医头、脚痛治脚，也不能 见病不见人，而要对疾病进行综 合治理。社会治疗是综合治理的一 个重要方面。”这种认知，实际上已 经把握到了医务社会工作的精髓所 在。遗憾的是，后期可查阅的历史 文献并没有特别多的证据表明这些 医务社会工作的内容和手法在官方 机构和本土医院得
9、到很好的推广对当前医务社会工作的启示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的医院 并没有类似北平协和医院社会服务 部那样的旨在沟通医患之间信息的 中介和帮扶困难病人的组织机构， 我们的健康照顾体系中也没有类似 的设置。尽管20世纪末就有个别社 工进入到医疗和卫生领域，但还谈 不上组织和规模，也谈不上制度性 设置。最近几年，深圳、上海、广 州、北京等地的社会工作机构纷纷 “试水”医务工作，但目前来看，仍 然难以形成职业化发展的趋势。总结民国时期医务社会工作得 以生存和发展的原因，对照当前我 国医务社会工作发展的困局，主要 有三点值得深入思考：第一，当时 医务社会工作的设置从医院的角度 是自发的，不是外部“植入尽管
10、 作为舶来品，医务社会工作是引自 国外，但教会医院开设“社会服务部” 均来自于医院的内部设置。受美国 医疗制度影响，教会医院认为医务 社会工作是医疗卫生服务的固有组 成部分，不可分割，因此开设动力 是自发的。而目前本土的医院制度, 很多年一直都没有这种传统，社工 介入缺乏来自医疗系统的内部呼应。第二，民国时期社会工作服务 是与西方先进的医学技术“捆绑” 进入的，在相当大的范围内迅速为 服务对象所接受，因而能够发挥正 常的社会功能。但现在服务对象对 医务社会工作服务缺乏认知和主动 需求，社工往往以外来者的身份介 入医患之间，遭受来自两方面的冷 淡，难以有效沟通双方。北京协和 医院于2007年重设
11、社会工作部并进 行了有益的初步实践，但效果及反 应并不如预期的好，也是这个原因。第三，当时的医务社会工作瞄 准了服务对象最需要“经济困难”和 “医疗知识不足”的问题，并且主要 由中国人担当服务提供者，因而能 够顺利推展。当前我国的医疗卫生 领域主要的问题在于医疗体制改革 的不彻底以及由此引发的系列医患 关系矛盾，这些往往是社工无能为 力的。因此，仍然需要深化医疗卫 生体制改革，进一步推动医疗服务 的社会化和市场化，为医务社会工 作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同 时也需要本土社工界进一步增能, 能够就医务社工的职业化和专业化 形成系统的发展思路，并且切实提 高自身的服务水平和能力，为整体 介入奠定基础。本文为河北播社科基金项目“民 国时期社会工作的本土化进展研完 （HB13SH040）的成果之一。作者盂亚 男为华北电力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 院讲师；张娜为河北大学大学外语教 研部讲师；吕静为河北大学电子信息 工程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