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行政体系演变以及未来探讨中国行政体系演变以及未来探讨（转井底望天）自从秦始皇帝统一中国后，关于采取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就是一个最主要的争论。当时廷尉李斯力排众议，舌战群官，对那些腐儒提议以秦始皇诸子，仿照周制到各地封国为王，从而控制这些边远地区的提议大力反对。李斯认为，周封诸侯并未能防止天下混乱，主张实行郡县制，来维护国家的统一。有趣的是，当看到封侯无望的六国旧贵族，后来就发动了反秦起义，导致郡县制的秦朝，很快短命，比之分封诸侯的周朝的几百年，真是自惭形秽。秦朝的政治制度基本是三级，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中的郡和县。既然不能以诸侯作为地方上的领袖，改为由中央政府派出的官员，就面临着两个大问题：一
2、是如何任人唯贤唯能，提拔适当的人选担任地方郡县的官员；二是如何对这些官员进行监督，尤其是在古代交通不发达，信息传递慢，天高皇帝远的情况下，考察地方官的政绩，扬善惩恶，防止地方势力坐大，都是需要在制度上的考量。秦朝的做法是，中央政府的最高官员是三公，除了处理政务的宰相，和军务的太尉，就是监察官员为主要功能的御史。这时的御史和后来的不同，地位极高，享受副宰相（即今天的副总理）的待遇。在官员的选拔上，则采用选拔的方式，在各类人才中和低级吏员中提拔。汉朝基本在制度上采取了秦朝制度，虽然不得不照顾起来造反的各路王孙，恢复的封国制，就形成了郡国并行的双轨制度。当时的汉朝下属大致个郡，但在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
3、只有个，其余个则是由分封的诸侯王国管辖。在个郡里，实行了郡县制，但就没有在诸侯王国里推行。当时的个由中央政府管辖的区域是大致围绕首都长安的河东郡，河南郡，河内郡，云中郡，广汉郡，南阳郡，汉中郡，南郡，巴郡，蜀郡，陇西郡，北地郡，上郡，上党郡，和内史郡。这些郡大致是今天的陕西，四川，河南，山西一带，但其他地区，如山东，河北，在汉高祖刘邦除去了异姓王后，分封的位刘姓王燕、代、齐、赵、梁、楚、吴、淮南、长沙，则拱卫着京都，其土地大致为前六国的封地，其面积和人口都大大超过了中央政府的规模。当初因为血缘关系，这些诸侯还没有造成干弱枝强的问题。但随之而来的吕后专权，到文帝时地方势力羽翼渐丰，导致了中央政府
4、和地方势力的冲突。汉景帝即位后，则采纳了晁错的削藩策，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方法，将诸侯大国分散，比如将齐王一国，分成了个小国。当然这个做法最后就导致了王之乱，当时领头叛乱的吴王，其属地包括今天的江南富足之地，盛产铜（可以铸币，好似今天的货币发行权），和盐这个基本民生物资（好似今天的石油）经济富足，可以不征民税，得到人民的一致拥护，可以和中央政府叫板。这种地方势力强于中央政府的情形，到了汉武帝时候，才彻底扭转了过来，可以说如果不是强藩被削，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威，使国家变成了干强枝茂，汉朝是无法在军事上和强大的匈奴对抗。而唐朝最后的衰亡，即是源于中央政府权威丧失，地方节度使坐大。虽然没有了王爷
5、的虚名，但那些节度使和汉代的诸王在权力上并没有什么区别。同样的现象在清朝时，就是康熙皇帝削三藩的成功，带来了康雍乾之治。而在同治中兴后，依赖于地方势力如曾国藩集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为一身的救急方案以应付太平天国起义，就摧毁了传统上将这几个权力严格分开的惯例，最终导致了北洋军阀的兴起，和年中国再次恢复中央政府权威之前的军阀混战。1949年后新中国成立，以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为主体，解决了地方割据的局面，但就造成了地方自主性被限制而一抓就死，导致了各地经济发展的停滞。毛泽东在1956年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中，也看到了必须扩大地方的权力，给予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当然中国的中央和地方如何分
6、权问题，本来就是一个几千年都未能解决的大问题，不光牵涉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政治权力，还涉及中央各职能部门在地方上的利益冲突，和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的利益博弈。即使在地方上，不同的省份之间，同一省份的城市和地区，县之间，都有同样的分权和利益分配问题。毛泽东自己也承认当时的领导人们，对如何处理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之间的关系，缺乏经验，和想法不成熟。在建国初期，中央政府采取了大区制度，即以刚开始各野战军占领的地盘，成立军政一体的区域政府。这个制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全国各地百废待兴，各地政府行政人才极度缺乏，中央政府对各地的具体条件了解较少，必须依赖第二级的领导力量，发动主导性和积极性，稳定局势
7、，和发展经济。当时的大区域分为东北区，西北区，华北区，西南区，中南区和华东区，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这些地区，确实存在着区域经济的联系和融合。但如果将其以政府行政体制固定下来，自然就会对中央集权体系增加多一层结构，而导致中央权力的继续衰弱。而且增加的政府的中间机构，自然就会造成中央政府对基层政府情况的不了解，而地方，尤其是基层政府，对中央大员和钦差大臣在视察民情上的忽悠，对地方舆论的捂盖子，以防备民怨上达，最终就会形成一个“上梁正，中梁平，下梁歪，底梁烂”的局面。中国历史上的行政体制，在地方上基本是以州和县，或者郡和县，两级体制。东汉时，汉光武帝刘秀，将用于监督郡县官员的刺史一职实权化，变成了州，
8、郡和县三级制。到了隋朝的隋文帝，又简化成两级，改为州和县，后又改州为郡，但到了唐朝，恢复到州县制。唐朝的州总共有358个，比汉武帝高潮期的郡总数要多两倍多。唐朝的县在唐玄宗时为1573个，比汉朝要多200多个。为加强中央权威，唐朝的地方长官权力要远低于汉朝，因此影响了地区的建设。在安史之乱之前，地方组织比较完善，中央宰相集体领导制度和政事堂议政制度比较开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关系处理得还行，加上以科举制为主的干部遴选制度，都使地方行政尚属良好。但当中央政治开始失效，安史之乱后变成了节度使横行的地方割据局面。和今天的情况比较，中国现在有31个省市（直辖）区（自治），不计台湾，香港和澳门，大概省级
9、市和地区级市的总数，基本上和唐朝相似，但人口却比唐朝的5千万多出了近30倍，显然对政府行政部门的能力要求更高，而当前的人才储备却严重不足，因此在管理上，自然会出现“蜀中无大将，廖化充先锋”的场面，而一些本来因为管理不善而下台的官员，就因为人才缺乏，又在另一个地方回收出任官职。从秦汉以来，中国政府的官员监察制度一直就未能固定。在唐朝时，采取了24个都督府以统天下诸郡县，由中央政府派使巡察地方。后来因为“权重难制”而取消。之后又将全国分为十道派出按察使（曾叫巡察使，及存抚使），根据全国地理特征分为关内道（治西京，即陕西西安），河南道（治汴州，即河南开封），河东道（治蒲州，即山西永济），河北道（治魏
10、州，即河北大名），山南道（治梁州，即陕西汉中），陇右道（治鄯州，即青海乐都），淮南道（治扬州，即江苏扬州），江南道（治洪州，即江西南昌），剑南道（治益州，即四川成都），和岭南道（治广州，即广东广州）。这十道在唐玄宗治下，又从关内分出京畿道，从河南分出都畿道（治河南府，即河南洛阳），将山南分为山南东道，和西道（治襄州，即湖北襄樊），江南分为江南东道（治苏州，即江苏苏州），西道和黔中道（治黔州，即重庆彭水），成为天元十五道，并派出固定的监察官员按察采访处置使。但又是4年后取消，8年后复置， 10年又放弃，17年又重立，总之屡罢屡置，屡立屡废，对官员的监察一直就是一个难解的困局。这个困局在于如何界定
11、对地方官员的权力，和中央的处置权。一方面要发挥地方官的自主性，解决地区发展中的特殊问题，另一方面又要监督官员操守，防止贪污腐败和地方势力坐大。中央权限太大，对地方官员太多制肘，样样以已成之法和祖宗之制对其限制，就会令官员不思进取，不敢负责，只是贪图但求无过，不求有功的懒散行为。而对官员过于放任，也造成胆大妄为之徒，置国法不顾，鱼肉乡民。这个尺度的拿捏本来就难，在加上官场中的党同伐异，集伙营私，也是造成监察之职有时沦落为党争的工具原因，因此不难理解其立而又废的反复。就会这种对官员的监察，历代在官员监察上，大多最终走上了歪路，即利用外戚和宦官力量，来限制官僚的滥权，在明朝时，就发展成了锦衣卫，东厂
12、，西厂和内行厂的宦官特务组织，导致了政治体制的崩溃。而当时明朝因为宦官和官僚内斗，产生的东林党和阉党之争，不光在李自成起义和努尔哈赤坐大之期间，杀过你死我活，甚至在两派官员都降清后，仍然在顺治皇帝面前大打出手，弄得新皇帝啼笑皆非。中国一个值得幸运的历史经验是，中央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扮演了一个调节社会再分配的角色，每当地方豪强强取豪夺，农民失去耕地的时候，中央权威可以对过度的贫富差距，进行均贫富。而由于中国是一个传统的以农为本的社会，这个功能就体现在平均地权上。在中央权力衰落的时候，这个功能不再有效，其伴随的是地方势力的坐大，和地方经济的瘫痪，然后就是盗贼蜂起，民不聊生，群雄揭竿而起。然后在大混乱
13、中，玉石俱焚，荡污除涤，给一个新兴的领导集团重整河山，再行均田提供良好的机会。当然这中间对社会的破坏，尤其是生灵的涂炭非常严重，造成人口大幅减少。但在某种程度上，又保证了资源分配的宽裕，使社会发展可以休生养息。结果在几十年后，又再次成为世界经济大国。而中华民族历经多次战乱，仍然枝繁叶茂，人口众多。当一个地方势力，可以做到民富太平，其企图也是如何夺取中央政权，而非独立建国，就防止了中国走上欧洲那样越分越细，保持了一个统一国家的面貌。比如明惠帝削藩失败就是一个例子。唐朝没能解决的官员监督问题，经历了几朝几代，到了今天，似乎还是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而以唐朝的十五道监察使为基础，经过金朝的临时“行中书省
14、职权”政策，在元世祖忽必烈治下，变成了一直影响至今的行省制度。忽必烈的省级制度，解决了中央政府和地方州政府的距离过大，减轻了中央政府的管理压力，将单一的监察功能，延伸到了整个政治权力，是中国政府历史上的一个重大变更。当时的元朝因为幅员辽阔，民族众多，采取这个变更是大势所趋。元朝的行省制度沿用至今，因为省既是地方一级行政机构，又是中央派出机构，本来应该做到上下结合，浑然一体，而且在行省的区域划界上，又考虑到互相牵制，通常不以自然屏障的天险为界，以增加独立控制的难度。但同样的由于权力的集中，就为地方势力的崛起造成了基础，加上中国人口的庞大，任何一个大省在人口和经济上，都可以和世界上的一些国家相比。
15、元朝的省份是11个，分征东省（朝鲜），陕西省（陕西，及甘肃和内蒙部分地区），甘肃省（宁夏，甘肃大部，内蒙一部），辽阳省（辽宁，吉林，黑龙江，俄罗斯远东），河南江北省（河南，及湖北，安徽，江苏三省的长江以北地区），四川省（四川大部，陕西和湖南部分地区），云南省（云南，及四川，广西部分地区，泰国北部和缅甸北部地区），湖广省（湖南，贵州，广西大部，及湖北，广东部分地区），江浙省（浙江，福建，及长江以南的安徽和江苏地区，和江西部分地区），江西省（江西，广东两省大部分地区），和岭北省（外蒙古，俄罗斯西伯利亚，和新疆阿尔泰地区）。除此之外，河北，山西，山东和内蒙一部分，称为“腹里”，由中央政府的中书省直接
16、管辖。其他为建省的如吐蕃（藏区）和畏兀儿等地区，则由宣政院和大都护府统领。明朝在行政上的变动并不是太大，只是成立了以11行省为基础的13个布政司，分管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广西，四川，山东，广东，河南，陕西，湖北，山西和云南。在元朝时，由于忽必烈对宋朝官僚的重浮夸，轻实干的腐儒作风不满，因此元朝的官员选拔制度，科举制没有得到真正的恢复，而是以照顾贵族阶级为主的怯薛入官制，和提拔能干的吏员的吏员出职制来解决官员的选拔问题。从能干的吏员中，提拔官员，让这些具有实干经验的老吏们处理日常事务，保证了地区的稳定，但是由于吏员在一个地方任职过长，加上缺乏儒生的道德修养，导致的地方政治的腐败，造成了元朝政
17、治长期难入轨道的恶果。明朝的政治改革，在于有感于宰相的权力过大，造成了元朝皇权的衰落，和因此引发的猛烈内斗，遂取消了宰相制度，以皇帝亲自行宰相之权，主管六部。这个制度在英明皇帝的统领下，如明朝的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清朝的清圣祖康熙等治下，相当成功，但在解决不了无法保证皇帝的治国能力的情况下，这个体系就从客大欺店（强势皇帝，弱势官僚）演变成了店大欺客（弱势皇帝，强势官僚），然后由于无人统领，出现了各部之间互相扯皮，政令难出的问题。与宋朝皇帝盛产大画家和大书法家相比美，明朝皇帝盛产大木匠家，创出了艺术造诣高不可攀的明朝家具文化，但在治理国家方面，基本是交了白卷。清朝同样延续了明朝的制度，只是
18、在雍正年间，成立的军机处，将正常的官僚体系晾到了一边，为皇帝处理急务摆脱了繁文琐节的限制，与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颇有相似之处。清朝的地方行政制度，则是把明朝建立的中央官员临时下地方的总督和巡抚固定化，建立了16个省的巡抚，主管民事，在其基础上又建立的主管军事，涵盖数省的8个总督。后来在台湾，新疆，和东北建省后增加至23个省。1911年辛亥革命后，南京建立的中华民国采取了总统制，由总统直接领导各部。但在孙中山不得不让位于袁世凯，将首都由南京迁往北京后，为了限制总统权力，改行责任内阁制，以国务院总理领政，把总统便成了一个虚衔。这也是袁世凯后来取消国务院，并企图恢复帝制的一大原因。当省级机构形成了与
19、一个独立的势力集团，在中央权威衰落的同时，要求地方独立，或者是实际上独立的联省自治的呼声就变得越来越强烈，连青年毛泽东也一度是这个主张的鼓吹者。好在毛泽东后来成功的重新统一了中国，不然以他的才干，搞联省独立，估计也会搞得有声有色。而在新中国建立的大区域制，则很快在1954年进行了削藩，将各路诸侯东北局的高岗，华东局的饶漱石，西南局的邓小平，西北局的习仲勋，和中南局的邓子恢等5位地方重臣，调入北京，增加中央政府的实力，并取消了大地区制度。但在改革开放，以向地方放权为特征的政策下，由于各地区经济整合的需要，不时会传来重新建立这个六大地区的呼声。当然如何打破省级界限，防止各地画地为牢，进行经济上的同
20、类恶性竞争，导致地区性行业分工的不合理，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但是笔者认为，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还是应该以经济因素为主导，避免继续使用行政主导的方法。为本来就已经繁复的官僚机构，增加一个重要环节，似乎是一个错误的路向。将今天的中国政府在兵法上，做一个比喻，就像一字长蛇阵的长蛇，首位不能相顾。当中央政府这个龙头，不知道民间的具体疾苦，尤其是边远地区的人民的诉求，这个头就难领好了。再加上龙的身子里的地方各级政府，给你个南辕北辙，龙头往左，他往右，其结果就是可想而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笔者的思路是，第一个将龙头和龙尾相连，变成一个圆形，即由中央政府自己走到民间，绕过所有中间阶层的干扰，自己处理基层的
21、问题，以治理现在的底梁烂的局面。在这个行政改革路线之争方面，自然会出现两派之争，一是中央继续放权，让地方尤其是省级政府处理这些地方上的事务。这种主张似乎忽视了现在的基层，尤其是县一级发生的民众针对地方政府的群体事件。例如在贵州瓮安和云南孟连的官民冲突，不光是省级政府毫无知觉，而且是更下层的市级政府难逃玩忽职守的责任。另一种思考的方法，则是笔者支持的加强中央权威的做法，利用中央政府在普通民众中的高度威信，强力介入地方的施政弊端。笔者曾经将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美国的政治体制进行了一个比较，发现中国的中央政府和美国的最高法院在各自国家民众的心里，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一个美国人认为不公平的事情，会一直打到
22、高等法院，讨一个公平的说法。而中国人认为不公平的事情，比如在征地上的利益冲突，不会到地方政府控制的法院里讨个说法，而是会千里迢迢的走到北京，到中央政府那里告御状，而中央政府现在的做法，基本上是守株待兔，等着苦主2万5千里长征后，到中南海大门口，击鼓撞钟，显然是一个太被动的姿态。这种不求进取的姿态，如果上纲上线的话，令人怀疑有种得过其过的消极思想，缺乏主动解决问题的积极精神。中央政府的行为应该是走出去，到民众中去，上山下乡，拿出过去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人民打成一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为他们的实际苦状排困解难。那么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在中国进行的任何政治改革，如果在没有一个替代权威出现，来接收
23、人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任何以削弱中央政府权威的政治改革，尤其是所谓多党制下的民主选举，只会导致中国社会的大乱和国家的分崩离析。从理论上来看，建立宪法和其他相关的法律体系，来取代中央政府的权威是一个方向，但除非这个理论假定，可以变成社会现实，光是在名词上兜来兜去，在实践中于事无补。如果把中国中央政府和美国联邦法院做一个类似的对比，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制度的一个大缺陷。美国的联邦法院在全美国有12个地区上诉巡回法院，下属74个联邦地区法院，管理全美国的事务。所以说，一个美国平民可以很容易的向联邦法院提出诉讼，而针对联邦政府的法律条款寻求公正，不需要坐灰狗巴士，风尘仆仆的去华盛顿特区。相比而言，一个中国
24、老百姓，就没有这么容易向中央政府诉苦，要求申冤。不要说冤民可能会风声走漏，被当地政府派出的打手一阵暴打，拖回去。即使千辛万苦走进北京，还可能在火车站被本省的公安堵回去而前功尽弃。就是最后找到了国家信访办公室，递个状子进去，那些京城的官老爷可能只是大笔一批，发回原地处理，有时一件简单的问题，就要拖个几年，除非等到胡锦涛和温家宝一个批示，才可以解决。以美国作为例子，和仿效中国历代王朝的经验，在中国各地，尤其是天高皇帝远的边远地区，设立中央政府办事处，把信访工作搬到地方，似乎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相对于中国人口4倍于美国人口的规模，成立50个中央政府办事处地区常驻机构，和300个地方办事点，看来符合中
25、国的国情。那么这个办事处应该办些什么事呢？最主要就是调解地方和地方之间的纠纷，和地方政府同百姓之间的纠纷。本来地方政府的一个主要功能，是解决地方中民众的利益冲突，但是民众和地方政府和官员之间的冲突，却缺乏一个调解机构。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大多的冲突可以归结到官员的问题，但也不排除有些情况是民众理亏。但由于没有一个权威性的仲裁机构，民众对地方政府和官员的说法，表示怀疑，都必须有一个权威的机构来调解这些冲突。当然如果这个机构造成对当地政府部门正常施政的干扰，就会重韬唐朝监察制度的覆辙。对该机构的职能应该严格限制，才可以使其起到职尽其能的作用。笔者认为这个机构应该首先专注于4个大问题：一个是基层政府官
26、员滥用警力，与黑社会勾结，鱼肉乡民；第二是基层政府官员，与不良商人勾结，抢占强卖，侵吞民众的利益和国家资源，造成群体纠纷；第三是地方重大安全隐患，如山西屡屡发生的矿难，和重大环境污染隐忧；第四是地方食品安全问题，如工业甲醇酒，大头奶粉和三鹿事件等。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各地的政府，包括省级政府，在事情发生后的反应上来讲，还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但是问题是为什么同类的事情持续发生，屡禁不止？而这些省长大员们给笔者的感觉是有点疲于奔命和力不从心。在中国民间流行的顺口溜，把省级和以下的各级官员归结为“中央是恩人，省里是亲人，市里是好人，县里是坏人，乡里是恶人，村里是仇人”，形象地表达了人民对中下基层的官员
27、，尤其是那些和民众接近，但私人利益开始困扰其执政能力的干部，极其不满。其实如果设身处地的为这些官员考虑一下的话，出现这种情况，是无法避免的。为什么？因为人口众多，经济不发达，人民和各级官员（包括俺们省长大人）的素质还有待提高。即使是一个一心为公的人，都有太大的难处，更何况大家都是凡人，还有那小鸡肠子里，要按一按计算器呢！试想一下，以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如果一个省的人口太多，自然对省长而言，同样有天高大臣远的困境，加上城市是省里的重头，自然精力需要放在那里。当以现在的实际情况来看，由于各省和全国的人口分布一样，即优秀人才向大城市集中，就形成了从大城市，到中城市，到小城市，到县里，政府执政能力逐渐
28、下降。结果就是越边远和偏僻的地方，政府执政能力越弱，而正是这些地方的群体冲突屡屡发生，导致了官民关系的紧张，要解决这个问题，似乎应该从为省级政府大员卸担子，减轻他们的负担，让他们可以暂时放开管理水平尚可的城市，而把精力集中到县城一级。那么看一下中国各省的人口，你就会有个比较清晰的画面：中国50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省份,共9个，分别是河南（9613万），山东(9082万），四川（8673万），广东（7859万），江苏（7381万），河北（6735万），湖南（6629万），安徽（6338万），和湖北（5988万）。从3000万到5000万人口的大省共11个，分别是广西（4822万），浙江（4647
29、万），云南（4333万），江西（4222万），辽宁（4203万），贵州（3837万），黑龙江（3813万），陕西（3674万），福建（3466万），山西（3294万），和重庆（3107万）。从人口在1000万到3000万的中等省份共8个，分别是吉林（2699万） ，甘肃（2593万），内蒙古（2379万），台湾（2227万），新疆（1905万），上海（1625万），北京（1423万），和天津（1007万）。最后小省人口低于1000万的小省共6个，分别是海南（803万），香港（686万），宁夏（572万），青海（529万），西藏（267万）和澳门（44万）。从这个数据，似乎就可以看出一点端倪。首
30、先让我们和其他的一些国家比一比，当然印度在人口上最具有可比度，但以其政府管理水平的低劣，似乎没有必要浪费时间。我们可以先比比一下管理得比较好的国家，比如美国，日本和一些欧洲大国。中国大陆的人口是13亿，划分成31个省级单位，而美国人口是三亿，划分成50个州级单位，在加上首都华盛顿所在的哥伦比亚特区，和其他不计的关岛，美国维京岛，北马里安那岛屿和美国萨莫阿岛，这样一看就大不一样。在美国的50个州中，人口最多，唯一超过3000万的是加利福尼亚州（3655万）。与中国中等省份相比，从1000万到3000万的州有6个，是德克萨斯州（2390万），纽约州（1930万），佛罗里达州（1825万），伊利诺州
31、（1285万），宾夕法尼亚州（1243万），俄亥俄州（1146万），和密歇根州（1007万）。其他的所有州都要低于1000万，最小的怀俄明州，人口是52万。那么再和日本比较一下，日本的人口是1.27亿，分为47个县。最大的单位是首都东京都，1237万人，超过1000万。日本500万到1000万的县有8个，分别是大阪府（883万），神奈川县（868万），爱知县（716万），埼玉县（703万），千叶县（602万），北海道（565万），兵库县（558万），和福冈县（505万）。其他县中，有10个县在200万以上，21个县在100-200万之间，最小的县是鸟取县，61万人。而我们把注意力移到欧洲，除了
32、俄罗斯的1.4亿人口外，超过5000万的国家（相比于中国的省）有5个，分别是德国（8221万），土耳其（7058万），法国（6447万），英国（6058万）和意大利（5933万）。我们3000-5000万的大省欧洲有3个，乌克兰（4639万），西班牙（4520万），和波兰（3811万）。而中等省份从1000-3000万，有7个，罗马尼亚（2232万），荷兰（1640万），希腊（1114万），葡萄牙（1060万），比利时（1044万），捷克（1024万），和匈牙利（1007万）。这么一比，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中国的省长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州长要难当，因为他们所管理的地方，几乎相当于人家的一个国家。也就是欧洲的一个国家总统或总理，放到中国来也不过是省长的才干而已。那么以中国现在的人才储备，要想领导这些特大省份，比如说河南和河北等，我们有没有像德国那样的领导人呢？估计答案是否定的，以中国当前的省级领导的能力，要培养出如此大批的高素质领导人，是一个很大的难题。而无论一个国家的政策多么合理，最后还是要交给人去执行，没有一个适当的人才队伍，任何好的政策都是空谈，而执政水平的低劣就会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大障碍。从美国和日本的经验来看，中国的省级单位显然是太少，一个省长负担的责任似乎太重，难怪给人力不从心的观感，如何将中国的行政区域合理化，似乎是一个
